》、邹安《周今文存》中的文字;暂不识的字,附录于后。
1922年,容庚离开任教的东莞中学赴京。途经天津时,罗振玉见到他所携的《金文编》稿,大为好评,再三叮嘱他“务竞其成”,并向北京大学金石学教授马衡推荐。马衡读过《金文编》稿后,经审慎考虑,决定不予考试,破格录取他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这为容庚的一生学业打开了一扇至关重要的大门。
容肇祖说,容庚在北京大学期间半工半读,刻苦求学,“他一面为研究所整理古物,一面增订修改自己的《金文编》。为修正和充实《金文编》, 他努力阅读研究所内和北京图书馆有关的文史参考书籍,每读一书,必作综述和书评。他编写《金文编》十分谨慎,所费的精力是惊人的,付出的劳力是巨大的。”
《金文编》完成后,最早在天津出版。它比之前的《说文古籀补》更加详备,直至今日仍是古文字学者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它出版后,容庚先生又多次对其进行增补。直至年近九旬,还和助手们一起从事第四版的增订工作。据统计,1985年出版的《金文编》修订第4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2420字,附录(暂不能确定)1352字,共计3772字,此外还有大量重文。这占据了今日可见金文的大部分。当然,先秦文字不止金文,但金文在记录商周时期信史方面的能力,的确格外突出。不少青铜器铭文的内容,价值比一篇现存的先秦文献,在一些方面甚至犹有过之。
从篆刻到文字学
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许多研究者都指出,容庚步入文字研究之途是从篆刻开始的。东莞容氏家族是书宦世家,他15岁时便师从四舅邓尔雅治《说文》及刻印。目前已知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1919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雕虫小言》,谈的是篆刻。其中讲到,“未有习篆者,不通《说文》徒攻于石而能以篆刻自矜者也。”可见他当时对于文字在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方面的根本性作用,已经有深入的认知。
举家南归之后,容庚任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主编《岭南学报》。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他一直在中山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他还是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理事。
《金文编》在学术界的影响非常大。被学术界传为佳话的容庚先生大力协助郭沫若完成《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事,也与这本书有不小的关联。1927年郭沫若东渡日本,以新视角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在传世典籍之外,他也更多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上,对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方面的价值给予高度评价。据曾宪通先生的说法,当时他从王国维为商承祚先生作的《殷墟文字类编·序》中得知容庚先生的名字,又在《燕京学报》上了解到容先生的通信地址,便给素不相识的容庚先生写了第一封信,信中说:“曩读王静安先生《殷墟文字编·序》,得知足下之名。近复披览大作《金文编》,用力之勤,究学之审,成果之卓荦,实深钦佩。”信末署名“未知友郭沫若”。信中还就《金文编》中两个学术问题向容先生请教。从此开始了两位学术大师长期的通信交往。仅从1929年至1935年,郭沫若在日本致容庚先生的论学手札就有56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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