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收麦子】北大荒到北京大学，1977年高考对他来说是真正的改革开放。

从北大荒到北大

北大是我的第一志愿——之前我因为政治原因读不了大学，这次我有点想争口气，想证明自己能够考上最好的大学！

1977年，我已经在公社中学担任副校长，但仍是拿工分的民办老师。学校的不少知青老师也报名参加高考。为了不耽误工作，我们约定好白天正常上课，晚上复习。我去买了一大捆蜡烛，按照制定的计划夜夜挑灯复习。

确定恢复高考到正式高考，只有一个月时间。入学后，我才知道，挑灯夜战几乎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高考经历。

在考生们紧张备考的一个月中，我已经进行了“第一轮”的高考。

“文革”十年，北大荒知青云集。据说，1977年黑龙江省有近200万人报名参加大中专考试，但全国高校在黑龙江地区仅招生一万人。

11月底，黑龙江省的“第一轮”高考在各个公社举行，最终筛选出五万人参加正式高考。我是这五万人之一。

12月底，正式参加高考。我的考场在县城里的虎林二中。天不亮我就出发了，路两边茫茫大地上见不到一个村庄。东北的冬天极冷，走进考场时我已冻蒙了，机械地搓着双手，好一会儿才暖和过来。

考完最后一门已是12月25号。走出考场，我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报：“到今天为止，全国高考正式结束！”我的内心洋溢着平静的自信——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师范、牡丹江师范，这五个志愿中录取一个肯定没问题！

高考后不到一个月，我正在老家杭州过年，收到了公社领导的电报：“祝贺你考进北京大学！”全家兴奋极了。谁能想到我们这样家庭背景的孩子可以考上北大，妈妈和祖母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最激动的还是爸爸。看着电报，一向不苟言笑的爸爸突然张开双臂、紧紧抱住我，声音颤抖：“祝贺你！”

人生、命运、鲤鱼跳龙门，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些宏大的词汇。但直到后来的漫长光阴中，我才慢慢体会到考进北大之于我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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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四年彻底改变了我”

我在北大读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事实上，这并非我的主动选择。

我的第一志愿是图书馆学、第二志愿是中文系古典文献学。当时仅从字面理解，以为这两个专业可以看很多书。后来被调到政治经济学专业，我当时仍然满腹疑问：何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又是做什么的？

北大经济学大师云集。系主任陈岱老（我们习惯了如此尊称陈岱孙先生）是1926年的哈佛大学博士，当时他已经78岁高龄。陈岱老博学广识，授课没有一句废话，但语言风趣幽默；厉以宁老师严谨坦率，当时课堂上流行对话形式教学——学生提问，老师回答。有时有学生提出问题，厉以宁老师并不直接回答，坦率地表示不清楚或者要回去思考后再回答。

当时，不少教材仍沿用“文革”时的版本，英语课本中仍然充满着“革命语言”，但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发生，大学前两年我们仍然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三的教材则开始出现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等西方经济学书籍。

校园的高墙之外，意识形态开始松动。1978年春，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在安徽掀起“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并很快燎原到各地。197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

过去的阶级斗争为纲开始转向务实的经济建设，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改革拉开序幕。

▲在北大读书时，海闻（前排左四）和同学在图书馆前合影。

围绕着改革和发展，我们北京大学首届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被翻天覆地的变化刺激着，心境随之剧烈变动。同学们热切讨论着：人民公社要不要改革、家庭联产承包是进步还是倒退？过去我们被教育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到底允不允许搞私人企业？企业是否应该追求利润？

在来北大读书前，我在封闭保守的农村呆了九年。这些思想的解放和碰撞，让我对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北大四年也彻底改变和重塑了“自我”。

经过北大四年的熏陶，我的知识结构和眼界被改变，自信和勇气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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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自费出国第一人

在北大，我不再害怕任何事情，敢于探索和实践。

大学时，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曾来学校做讲座。孙冶方先生认为，中国的很多问题是封建残余而非资本主义的问题，五四运动提倡的民主科学的任务直到70年代仍没有完成。

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看待中国的角度，我的脑子如同闪过一道闪电！当时中美已经建交，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访问北大，也有外国老师开始给我们授课。我为一些遥远的东西莫名激动着，想要去看看外部更大的世界——我想亲身体验和观察，去看看到底什么是发达国家、什么是现代化，美国的经济政策和市场机制是怎样的？

我从大三开始为出国做准备。十年“文革”刚过，北大基本上没有留学资料。北京图书馆的资料陈旧，但好歹可以查询到美国一些大学的地址。我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学校与北图，抄写下资料，一封封信投向美国。

对于我出国的渴望，陈岱老和厉以宁老师都很支持。陈岱老曾在美国求学七年，厉以宁老师研究西方经济学，他们两人都希望我们能够出去学习更多理论、对发达国家有更实际的了解。在我申请出国的过程中，陈岱老给了我很多重要建议，厉以宁老师则找来英文书籍帮我一点一点核查对应的美国课程名称的正确翻译。

大四下半年，我收到了美国加州长滩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为恢复高考后北大自费出国第一人。一两年后，我们班一半以上的人陆续走出国门。我们宿舍七个人，六人在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

▲海闻保存的北京大学毕业证和学位证书。

▲海闻保存的北京大学毕业证和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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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把我们从旧体制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在美国读书期间，我们一直关注着中国的经济改革。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期间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步伐。”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启动全面改革。

我和易纲意识到，中国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了！1994年，易纲和我双双放弃美国大学终身教职先后回国。

在我们回国前后，我们班大部分的同学也都选择了回来，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有着一种梦和责任，希望能够为国家做事。在读完博士学位后，我和易纲就一直等待着回国的机会。

1994年，林毅夫、易纲、我、张维迎等“海龟”在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希望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学研究。二十多年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变成了国家发展研究院，成为了国家级的智库，以自己的研究和实践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

如今，恢复高考距今已经40年了。在给学生讲课，回忆往事时，我还是常会想起高考前后的人生——如果没有高考，我们在做什么，会有怎样的人生？

是1977年的高考把我们这些人从旧体制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1977年高考没有年龄限制，政审也放到了次要位置，这种空前的改革力度把被“文革”耽误了12年的人都解放了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真正的改革开放始于1977年的高考。

从国家意义上看，在“文革”后的人才断层危机中，77级的27万人承担起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成为了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班的同学们各自有了新的发展路径：我、林双林、黄少敏等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任教多年后回国教书；刘伟毕业后留校，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张炜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从事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于华获得鲁汶大学博士，现任摩根士丹利华鑫董事长，金立佐也是牛津大学博士，回国参与了筹建中金公司的工作；易纲、毕井泉、丘小雄、张晓强等进入政府部门，分别担任或担任过央行副行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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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问答

新京报：对你影响最大的书籍有哪些？

海闻：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毛泽东选集》，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东西。

新京报：最深刻的高考记忆是什么？

海闻：我们公社文教助理的两个鸡蛋。文教助理是北京人，参加过抗美援朝，1958年转业后来到东北。文教助理住在公社，距离考场近点，他让我住在他那里。早晨四点，他就起床给我做早饭，煮了两个平时吃不到的鸡蛋。这两个鸡蛋是我最深的高考记忆。

新京报：1977年的高考有什么遗憾？

海闻：我没有任何遗憾。考进了北大，还有什么遗憾。

关键词

高考自主命题

即各个省份可以不使用教育部编写的全国试卷，单独组织本省教师进行考试试卷的编写，自主进行高考试卷的单独命题。继上海（1987年）、北京（2002年）率先实行高考自主命题之后，自2004年起，先后增加天津、辽宁、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山东、安徽、江西、四川、陕西等省市单独组织本省市高考试题的命题工作。

2004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新的高考改革方案，将从2015年起逐步扩大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从1987年起持续了将近20年并不断扩大的高考自主命题，第一次迎来了明确的收缩信号。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