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一大家子人都会在一起。进了操场工地后,就没有再出来过,23号学校开总结会,还进行了会餐,他也没有出现。

新京报:你们通过哪些方式寻找父亲?

邓铃:我们到处寻找爸爸,马路上贴寻人启事,电视台打寻人广告,我在街上见到每一个人都问:“有没有看到我爸爸?”寻找了好几天,依旧杳无音讯。24日母亲去新晃一中要学校报案,学校谎称他们已经到公安局报了案。当母亲25日早晨再去派出所询问时,根本就没有报案记录,后来母亲是在一个人大代表的陪同下去公安局报的案。

新京报:父亲失踪后的第九天就是除夕了,你们是怎么过的?

邓铃:那年除夕的晚上,我和妈妈弟弟一起去了怀化爷爷奶奶家,饭桌上静静地看着姑姑准备的简单的几个菜,坐在一起说不出话来,窗外万家灯火,都在热闹地过年,可我们没有心情吃,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妈妈对我说:“你去给你爸拿副碗筷来吧。”当我走进厨房,拿出一副碗筷摆在桌上,我们全家人终于忍不住了,哭成了一团。

新京报:父亲消失后,一家人怎么重新开始生活?母亲有什么变化吗?

邓铃:父亲消失后,家里的空气常常都是凝固的,妈妈每天抱着我流泪,痛苦了两年,然后不哭了,陪着弟弟读书。妈妈把所有的情感放在我和弟弟身上。

后来我们一家离开了新晃,在怀化租房生活,妈妈陪着弟弟在怀化读书。后来弟弟到长沙读大学,妈妈就跟着到长沙,我也在长沙工作,妈妈一直跟我和弟弟在一起,我们一直租房住。

妈妈从没想过改嫁,爸爸出事后,她说:“如果不是因为有你和你弟弟,我都不想活了。”

新京报:找不到父亲的日子里,你听过哪些猜测?有什么线索吗?

邓铃:爸爸消失后,新晃一中的校长还散布了很多谣言,说爸爸是离家出走的,或者携款外逃的,还说爸爸以前就失踪过两个月,其实那只是一趟去黑龙江采购的长差。

2003年3月,我们给湖南省公安厅寄了材料,湖南省公安厅把案子转给了怀化市公安局调查。但这次调查最终没有结果。

父亲消失4年后,法律上认定他为自然死亡,其间我们申诉、找人都没有回音。

寻找无果后,亲戚朋友和周围的人都闭口不提父亲的事,怕触及我们的痛楚。但是每个亲戚都默默保存好了我们寻找父亲的材料,甚至拼凑出了完整的事实链条,家里每一个人都写过很多举报信。2014年10月爷爷去世了,死的时候没有闭眼。

邓世平获得的法律专业知识刊授结业证书。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的工作生活当时顺利吗?

邓铃:我是美术专业毕业生,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国企做文员。第二份工作是在私立学校里面当化妆课老师。后来回想起,也许是冥冥中注定,在上初中的时候,爸爸和我在学校里面边走边聊天,他问我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工作,我就说当老师呀,爸爸说挺适合你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拉扯着我的生活轨迹。我几次出来创业,生活就在打工、创业,打工、创业中徘徊。

我后来开公司,但公司运营很艰难。我像蜗牛一样扛着一个沉重的壳,想扔又扔不掉。

梦中的父亲

新京报:2019年是什么样的契机下决定再次寻找父亲?

邓铃:当时扫黑除恶战役抓获了一些嫌疑人,相关嫌疑人供述曾谋害我的父亲。公安局给我打电话,看能不能再给他们提供一些证人证据线索等。

我是在2019年4月接到了公安局重启调查的电话,我放下了公司所有的事,全力配合着公安局寻找爸爸。我从亲戚朋友手中把当年所有的材料都收集起来,整理出一份五千字的材料。我在长沙给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寄出了这封关键的信。

新京报:遗骸挖出当天,你在现场吗?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邓铃:我是2019年6月17日看到朋友发的一个小视频,看到挖掘机进了学校操场,6月18日挖掘机在学校挖了一天,我18日晚上赶到新晃,得知挖了一天什么也没挖到,19日我冲进了现场,站在挖掘机几十米外的安全距离处,当天烈日当空,工作人员看到我说:你进来吧,我们昨天挖了一天什么也没挖到,也许有亲人在,邓老师出来得快一些。

下午快六点钟的时候,现场一名干警问我,如果今天找不到明天你还来吗?我说:我明天肯定还要来。干警说:好,我接你进来。结果这句话还没说完多久,现场的人全部围过去了,大家都紧张地盯着大坑,开挖掘机的小哥满头大汗,挖掘机和石头摩擦发出了电火花,我预感到了什么,后退了十几步,突然全场惊呼,他们找到父亲了。

我当时只觉得两眼发黑,不敢多挪一步,也不敢看。我一想到,整整16年,父亲都被压在石头底下,我就撕心裂肺地哭。

遗体马上要去做DNA检测,我一直都没有见到,也不愿见到父亲只剩骸骨的模样。在法医拼凑尸骨盖上白布的时候,我想了想,还是离开了。

当时家人的血样都采了,我担心奶奶伤心,当时叮嘱了亲人,采血的时候,不要跟奶奶说是什么事,就说是检查身体,唯独忘记叮嘱姑姑,没想到姑姑对奶奶说:哥哥找到了。结果奶奶一个老年痴呆的老人,流了一下午的泪。

2019年6月23日,我拿到遗骸鉴定书时,眼泪止不住地流,心里撕心裂肺地痛,这是最痛的一次,白纸黑字写着,那就是我的爸爸。

新京报:案发的操场你后来去过吗,家里还留着父亲的一些遗物吗?

邓铃:案发的操场我们不敢去,也不愿意去。家里的老房子还在,已经没人住了,我重新设计装修,改变了原来的样子,我和弟弟都不想回去了。父亲的遗物,各种证件、笔记本、照片都还留着,每当看到照片,都感觉爸爸是一个很坚毅刚强的人,他太刚了,刚者易折啊。

新京报:你的父亲有哪些爱好?你们家人还会聊起他吗?

邓铃:爸爸很喜欢穿衬衣,每一件都洗得很旧。

他还喜欢下象棋和看书,他看的书有卡耐基的,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二次握手》等等。

有一次我看到爸爸拿了几本法律的书回家,问他为什么要学法律,爸爸说你长大了也要学,法律是必须要学的,后来爸爸还参加了学习班组织的法律考试,成绩和证书我们都保存着。他属于干一行爱一行,他还自己花钱去参加工程质量管理的培训,家里有他的学习笔记。

新京报:现在你们家人的生活怎么样?

邓铃:我和弟弟都一边打工一边选择创业,由于两个人都太老实了,又不会经营,欠下了债务。父亲80万元的工伤赔偿补助金大多拿去还债了,我们也放弃了民事赔偿。因为家中的老人都对我们说算了,他们都不希望我和弟弟太累了,折腾那么多年,希望我们早点回归平静生活。、

妈妈则多年来一直不愿意提父亲的事,从来不主动聊父亲,全家所有的亲人都不会聊这件事。

新京报:后来梦到过父亲吗?

邓铃:2020年3月24日,我们把父亲安葬在了长沙。因为疫情,没有组织追悼会。他的墓碑上刻着:这个世界值得称赞吗?我们要冷静地思考。这句话是爸爸生前经常说的。

如果父亲没有被掩埋在操场下,今年也该72岁了。这些年我其实很少梦见父亲,有一次梦见他生活在河里,还有一次梦见他在地下当矿工背石头。

去年父亲节时,邓铃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想象中的父亲老年画像。邓铃社交网络截图。

新京报:你曾在社交网络上发了给父亲画的像,用这种方式缅怀父亲?

邓铃:去年父亲节,刚好是找到父亲两周年的日子,我画了三幅画,分别是父亲的青年画像,中年画像和想象中的老年画像。

想象中的老年画像画了两天,想象着画,实在太难了。

画室的朋友问:“你画的这个大伯是谁啊?是你家亲戚吗?这个大伯的眼睛怎么被你画得这么萌啊?”

我始终戴着口罩不回答。

新京报记者朱清华 编辑 胡杰 校对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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