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的繁体字】在韩国用了2000多年的汉字是如何成为“天书”的？

始逐步退出朝鲜半岛的文字舞台；而韩字则作为民族主体性的象征受到空前的重视，逐渐成为朝鲜半岛唯一的书写系统。

朝鲜半岛最早的报纸的用字变化堪称晴雨表。1883年10月，第一家政府报纸《汉城旬报》出版，该报只用汉字；1886年1月改为《汉城周报》复刊，汉字和韩字混用；第一家私营报纸《独立新闻》创刊于1896年4月，纯用韩字（另有英文版）；第一家日报《每日新闻》于1898年4月创刊，也纯用韩字。由此可见，大抵以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为分界线，报纸用字由汉字向韩字变化。不过，变化尚不彻底，从此时起至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稳定在混用汉字和韩字的中间状态。其时的官方文件和书刊杂志，都采用了这种混合书写系统，颇类似于现代日文的情形。

彻底的变化是在战后（尤其是在1970年后）发生的。虽然不久南北便分断为两个国家，却都采取了相似的文字政策，即只用韩字作为唯一的书写系统，而不用汉韩字混用的书写系统。北方的朝鲜和中国的朝鲜族，从1950年代上半期起，已逐步取消了夹用的汉字；韩国则早在1948年10月，便公布了专用韩字的法令《谚文专用法》。汉字自此正式退出朝鲜半岛的文字舞台。此时距朝鲜世宗率学者创制韩字已有五百年，距汉字传入朝鲜半岛已有近两千年。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仅就韩国的情况而言，虽然随着各个时期文字政策的摇摆，偶或出现允许夹用汉字的情况，但主要只用韩字的政策则是一以贯之的，在朴正熙时代则尤为登峰造极。这与现代日文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战后盛行的民族主义潮流显然有密切关系。率学者创制韩字的朝鲜世宗备受推崇，其肖像被印在一万韩圆面值的钞票上，其雕像被竖立在每所小学的校舍前。他颁布韩字的日子被韩国定为“韩字日”（한글날），每逢此节都要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学生的练习簿上都印着“爱国语，爱国家”（국어사랑,나라사랑）的口号，是否爱用韩字被看成是否爱国的标志。经常会开展“国语净化运动”，检查是否有“语言污染”的情况。在青年人中颇有影响的《韩乔来新闻》（韩乔来，한겨레，意为“同胞”），一个汉字也不用，以此特立独行的实践，表明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光州事件”中创刊的《光州新闻》也是如此。首尔景福宫正门光化门的匾额，“光化门”三个大字，一度是韩字“광화문”，在韩国传统建筑的匾额中为仅见。这是故朴正熙总统之所为，他以文字政策强硬著称，也算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象征（现已恢复使用汉字匾额）。

韩字与汉字的纠葛

不过，由于汉字在朝鲜半岛上已使用了近两千年，汉字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朝鲜语言的“骨髓”里，因而禁用或不用汉字虽然痛快，却也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而长期使用汉字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流行的民族主义意识，也围绕着汉字的使用问题发生冲突，政府和民间对汉字的态度也因此摇摆不定，互相对立。

比如韩国学校的文字政策，几十年来便一直反反复复，时而全用韩字，时而恢复教授汉字，时而限制汉字字数，让学生和家长无所适从。即使是允许初高中教授部分汉字（韩国政府1972年8月16日公布了初高中汉文教育用基础汉字各九百字；而小学则从1970年起不被允许教授汉字），但也只放在括号内作注释之用，所以学生仍然不加重视，到了大学时还读不懂专业书籍，理解不了书中的内容。同时，由于规定的只是“基础汉字”（非强制性的），而非“当用汉字”或“常用汉字”（也就是强制性的必用汉字，如日本政府便先是规定了一千八百五十个“当用汉字”，后来又扩充为一千九百四十五个“常用汉字”），因此汉字的夹用与否和夹用多少，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定和标准，全凭人们自己随心所欲地决定。因此你可以看到一本小说，里面一个汉字也不用；也可以看到一篇学术论文，里面充斥着汉字。有些报纸或多或少地夹用汉字，有的报纸如《韩乔来新闻》则一个汉字也不用。混乱也反映在政府机关的标志上，政府和法院的徽章上用的是韩字，宪法法院和国会的徽章上用的是汉字。有读者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应统一使用韩字。也许是采纳了其意见，国会后来已改用韩字。

韩国的交通标志牌等曾全用韩字，不附加汉字（倒是附加英文），这让来自使用汉字国家的游人深感不便。我就曾不断听到朋友们抱怨，说是来到韩国就变成了“睁眼瞎”，根本没法出门、上街、旅行；不比在日本等国家，即便语言不通，出门、上街、旅行却全无问题，因为交通标志牌等都使用汉字。这个当然也可用“入乡随俗”、“客随主便”来解释，但事实上却不利于吸引邻国游人政策的推行，结果受到损害的还是韩国的旅游业。近年来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首尔的地铁甚至有用汉语报站的。

韩字本质上是一种拼音文字，它原先的一个功用，便是拼写汉字的发音。同一个韩字，往往代表了在韩语中发音相同的许多个甚至几十个汉字。不用汉字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便是大量的同音字词易造成意义的混淆，解释的混乱，在人名、地名和书面用语方面尤其是这样。如果在法律文书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后果之严重是显而易见的。在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时也有同样的问题，由于不用汉字直接表达，而是用韩字译其发音，于是其译音便人言言殊，不能统一，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仅相互之间不同，而且自己也跟自己打架，前面是那样译的，后面便成了这样译的。比如一样是“上海”，译成韩语有两个字的“상해”（韩式发音），也有三个字的“상하이”（中式发音），不明就里的，还以为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这当然会给读者带来困惑，读者对此也很有意见。不断有读者写信给报社，希望能够统一译音方式。但其实这是因不用汉字而造成的，一用汉字问题便不复存在了。

汉字教育的不足和受忽视，还容易引起现代韩国人与古代文化之间的隔膜。在我和韩国朋友一同外出旅行时，便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些令人感叹的场面：面对一些名胜古迹的汉字匾额或碑铭，他们作为本国人却不知其义，反要我这个“外国人”来对他们作解释。比如有一次去名刹通度寺玩，其山门上有汉字匾额曰“靈鷲山通度寺”（“靈鷲”是“灵鹫”的繁体字），韩国朋友说不认得上面写的是什么，我解释说就是此寺的山名大号。他们不禁感叹了一番，说以前也常来此寺，也常看到此匾额，但到底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尤其是“靈鷲”两个字更如“天书”。我也不免感叹了一番，想想韩国近百年的变迁真是太大了。

还有图书馆里那汗牛充栋的古代文献，那大都是用纯正的汉文写成的，与中国的古籍一模一样，但是现在却很少有人能利用它们了。一般的人连汉字都认得不多，遑论要看古汉文的文献了。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学者人数太少，而且由于他们已远离了汉文化传统，因此对于汉字汉文的语感已大不如前，即使是出于著名学者之手的汉文标点，也常会出现一些由语感缺乏而导致的常识性错误，不免令人为之惋惜。

（本文选摘自《青丘汉潮：中华文化的遗存与影响》，邵毅平著，中西书局，2017年1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