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回忆他的父亲邓少昌：卖了他的财产，为留学攒了300元，一辈子也没见过。

国民临时政府成立后解散了川东北起义军，但这段时间的经历给邓小平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植入了革命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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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保路运动）

虽然当官时挣了不少钱，但邓绍昌是侠肝义胆的好汉，不愿意与那些为祸乡里的“乡匪”同流合污，很快便受到排挤和打击。

当时虽然很多人明面里都在赞成革命，但事实上又有多少人是各怀鬼胎，甚至想要从中混水摸鱼呢？

为了避祸，邓绍昌不得不远走他乡，邓家就此家道中落。邓小平记得，他到了上学的年龄，家里居然连学费都拿不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淡氏甚至不得不亲自养猪，来改善家人的生活条件。可想而知，300块大洋，对于邓绍昌来说，是多么庞大的一笔钱！

邓家的祖上确实曾经辉煌过，但当时的邓绍昌已经家道中落，更不要说当时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时代，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对于处于落魄中的邓绍昌来说，难以拿出这么一笔钱，就毫不意外了。

可以说，如果没有邓绍昌当年的力排众议，就不可能有以后的邓小平。20世纪的中国伟人中，也许就会少了一个灿若星辰的名字。

二 言传身教，父爱不止于三百块大洋

对于邓绍昌力排众议，宁可变卖家产，也要送儿子到国外留学，当时的一众亲友可是为此吹胡子瞪眼的。

对于看不见的前程和读书而言，三百块在那个年代，足够一个普通家庭，安稳半辈子吃穿。

（邓小平广安故居）

这就是邓小平父亲邓绍昌的与众不同之处了。

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在谈到对父亲的感受时，用了一句非常复杂、甚至前后矛盾的话来形容：他是一个思想先进的旧社会人。

邓小平在回忆起父亲的时候，也称他是“进步党人”，这足以说明，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他的思想比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要开明的多。

那时候虽然已经是民国，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特别是内地的中国人来说，观念还是相当的保守，出国这种事想都不敢想。

但对于邓绍昌来说，这似乎就没有什么影响，相反他对此还是抱着欢迎的态度。

因为出生的时候，家里条件还算不错，这让邓绍昌比起很多同龄人来说，多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在成都政法学校上学期间，邓绍昌接受到了新式教育，等机会来了的时候，他确实有送儿子到法国去的意愿。

在邓绍昌眼里，到欧洲去留学，同样是新式教育，当然起点也更高。

其次，就是邓绍昌把对儿子的爱，转化为对邓小平的刻意栽培。

邓绍昌对家中长子邓小平，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刚出生的时候甚至给他起了“邓先圣”这样的名字，后来私塾先生觉得太过“如雷贯耳”，才改成了“邓希贤”。

仅从名字，就足以看出邓绍昌对儿子的器重程度。

邓绍昌在参加革命时，曾把家中长子的邓希贤带到军营，要他一同接受革命熏陶，那时的邓小平只有7岁。

再次，更重要的，是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之下，邓小平所表现出来的潜质，让邓绍昌愿意在他身上付出甚至倾其所有。

邓小平从小表现出来的聪明好学，让他的父母感到特别的欣慰。

《三字经》、《百家姓》这些启蒙读物，年幼的邓小平很快就背得滚瓜烂熟，特别是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更是让人赞叹不已。

邓小平的母亲淡氏是一个生性善良的人，从来见不得别人受苦。曾经有次家里的佃户，想要出去自立门户，于是就闹着退佃。

佃户到外面闯荡一番，经历了社会毒打，没有办法又腆着脸求上门来。淡氏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说，立马就腾出屋子，把他们重新安顿了下来。

（邓小平生母淡氏）

在这样一个家庭，耳濡目染下长大的邓小平，自然也继承了母亲与人为善的秉性。

有次邓绍昌忽然发现，家里少了5块银元——按照当时的物价，足以买500斤的大米，算得上是一笔不小的钱了。

邓绍昌怒不可遏，思前想后他觉得，这一定是“家贼”所为，于是便把全家人召集起来。

然而还没等他发话，邓小平就主动站出来“认罪”，说这钱是他偷偷拿走了，甘愿认打。

邓绍昌正在气头上，当即也不多说，把邓小平狠狠地揍了一顿。气消了以后，邓绍昌回过神来，他猛然想到，儿子从小在吃穿用度上特别的节俭，这次不会是无缘无故吧？

问过儿子以后，邓绍昌才知道，原来邓小平有位同窗的妹妹高烧不退，急需用钱治病。

如果没有钱的话，很有可能这位同窗的小妹妹，命就没了。邓小平想来想去，就私自从父亲那里拿了银元，让同窗拿去给妹妹治病。

虽然如同当时普遍中国人的父辈一样，邓绍昌在家里有着自己说一不二的威权，对子女的教育，从来都是打骂为主。

（邓小平和家人在一起）

但这不等于说，邓绍昌就是个不能通情达理的人。相反，他为人特别的急公好义，经常为穷人仗义执言，这也是他后来受“乡匪”报复的主要原因。

从邓小平那里得知实情后，邓绍昌又气又疼，他忍不住问，刚才打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解几句呢？

让他没想到的是，邓小平的话，直接把他给震住了——他对父亲说，不管怎么样，拿了家里的钱就是不对，自然就该受罚。

百感交集的邓绍昌，从此开始认识到，邓小平身上确实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值得他悉心地栽培。

因此，邓绍昌虽然奔走于重庆和广安两地，终日颠沛流离，但他把浓厚的家国情怀，寄托在了儿子邓小平的身上，对于他的教育，从来都特别的上心。

对于邓小平来说，如果母爱情深似海，那么父爱得深沉，便不止如山了。

就在这时，一个对于邓小平来说，改变命运的机会出现了……

三、送子留学，终生未曾相见

邓小平从县立广安中学毕业那年，只有14岁。接下来该把他送到哪里接受更好的教育，成为邓绍昌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在重庆期间，邓绍昌偶尔得知，大教育家吴玉章先生正在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他觉得这对于儿子来说，或许是一个深造的大好机会。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旧址）

于是他便征求邓小平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去这个学校。

收到父亲的信后，邓小平觉得这是一条很好的出路，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为了将来报效国家，都是如此。

因为父亲在信中表明，在这个学校一年后，毕业后就可以去法国留学。

在当时的年轻人心中，出国留学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几乎是他们所能想到的，走出一滩死水的唯一希望了！

邓绍昌和儿子对接下来的旅法勤工俭学，都抱着很积极的态度，但是邓小平的母亲淡氏在这件事上，却持反对的态度。

她和儿子朝夕相处了15年，眼下要把他送到远涉重洋、听都没听说过的法国，又怎能不让她牵肠挂肚呢？

淡氏隐隐觉得，如果她这次放儿子离开，只怕今生就再难有再见的机会了。

然而邓绍昌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特别坚决的态度，任凭家里人反对，他依然力排众议，决定送儿子去法国。

邓小平特别的争气，顺利地考上了留学预备学校。但这时他才知道，赴法留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虽然父亲平素里不苟言笑，但这次他几乎倾家荡产的支持，让邓小平感受到了，父亲这是在他身上寄托了革命理想：新知识，新世界，新生活。

（《国民公报》关于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报道）

邓小平乘坐“盎特莱蓬”号到了法国以后，很快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成为了有名的“油印博士”。

1922年，邓小平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一年他才18岁。

从此，邓小平开始走上了他那波澜壮阔的革命一生，开始把他的所有精力，与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紧密相连。

回国后，邓小平不是没有寻找家人的机会，然而为家人的安全考虑，邓小平选择了革命大义为先，把对家人的思念之情，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然而这一切，对他寄予厚望的父亲邓绍昌，却永远看不到了。因为在他有生之年，再也没有与儿子相见。

朱自清的《背影》，描绘了一个老父亲那匆匆离去的背影，让人感受到了父爱，是那样的深沉，从来不曾言语，却是让人泪目的伟大！

在邓小平踏上赴法旅程时，他的父亲邓绍昌，站在身后默默的挥手作别，他没有给儿子留下一个值得毕生追忆的背影。

一百多年后，我们很难想得出，当年邓绍昌在送儿子离开时的复杂心情——也许，对于他来说，倾其所有、尽其所能，把儿子送到一个更光明的地方，他便已经足够了。

至于是否终生与儿子不得相见，邓绍昌是否想过呢？

现实之中，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有着一个更为落寞的结局。

儿子远赴法国后，在广安的邓绍昌，只能靠着邓小平寄来的一些进步杂志和信件保持联系。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东西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最终并没有保存下来。

1936年，一身侠肝义胆的邓绍昌，由重庆回广安的路上，在南充被人寻仇杀害。这一年的邓小平，正忙着为中国革命戎马倥偬、无瑕他顾。

此时的他，随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这年5月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后担任政治部主任。

一直到1945年，从千里迢迢找上门来的弟弟口中，邓小平才得知父亲早已去世，从此天人永隔，邓小平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就是那个不太清晰的背影……

四、年少离家，原来近乡情怯

从1904年出生到1919年离开，广安始终是邓小平心中难舍的乡愁——这里不仅有他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而且承载了父母对孩子无尽的爱……

1927年，23岁的邓小平回到国内，首站便在西安播撒革命火种，后来到武汉担任中央秘书，积极参加“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从那个时期开始，邓小平不再用原来的名字“邓希贤”，而改名“邓小平”。

革命战争年代风雨如晦，邓小平戎马倥偬，随时都面临着生存的考验，那时的他，没有回到家乡的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坐政重庆，主政西南长达3年的时间，这时候离广安不过1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近在咫尺，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邓小平并没有回家看过。

非但主政3年没有回过家乡，直到邓小平离开人世，他都没有回过让他魂牵梦萦的故乡广安。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为何邓小平不在老年衣锦还乡？

那是因为邓小平之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爱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特别的接地气，特别的愿意向人民展示他那普通而又平凡的一面。

邓小平对家庭特别的看重，在卓琳的眼里，他是一个不浪漫但真诚实在的好丈夫。

即便在困难时期，邓小平依然会努力维护全家老小的周全。为了伤残的邓朴方，从来不求人的邓小平，罕见地向毛主席写信，请求组织帮助解决儿子的治疗。

下放南昌时期，他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很少谈到对自己的要求，但对于家人的关爱，字里行间毫不掩饰。

已经卸任的邓小平，在南巡期间与人谈话时，出人意料地谈到了家庭问题，多次强调“家庭是个好东西。”

邓小平曾多次憧憬过退休后的生活，他最大的希望，“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

更何况是邓小平这样一个有血有肉、魅力独具的政治家，就更让很多人感到匪夷所思了。

1986年，邓小平与亲戚在成都相见时谈到此事，已经年过八旬的老人动容不已，他怎么不想念自己的家乡呢？但他给出了不回家乡的原因，主要就是“害怕”，害怕故土带给自己的回忆。

这不仅是离家多年游子的“近乡情更怯”，而且是位居高堂的人民情怀，让他不敢惊动地方。

当然，在这位老人心里，可能也会怕睹物思人、空伤悲切吧！

新中国成立后，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先后有9次因工作原因，回到过四川，然而他一次都没有回过家乡广安。

1997年2月19日，在香港即将回归前夕，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没有能够等到，他亲自倡导的“香港回归”。

从1919年离开家乡，到1997年与世长辞，邓小平78年从来没有再踏上过广安的土地。

退休后的邓小平，拒绝了很多外国政要见面的请求，他希望能够在家里，陪伴在家人的身边。对于看过最高山峰的邓小平来说，家庭才是让他宁静的港湾。

也许，终生未能与父亲相见，是邓小平只能深埋在心底、永远无法碰及的遗憾了。

在他逝世多年后，人们依然能够记得他说过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的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