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庄杀妻》、《牧羊圈》”,“《借妻》、《堂断》、《钻甏圈》”,“是戏不是戏,先看《罗帕记》”和“《斩子》、《骂阎》、《渭水河》,《哭头》、《跑坡》、《临潼山》”等。

还有四大征:征东有《薛礼征东》、《穆桂英征东》、《刘莲征东》、《马三保征东》等;征西有《秦英征西》、《木兰女征西》、《樊梨花征西》、《卢明征西》等;征南有《姚刚征南》、《李炳征南》、《高君宝征南》等;征北有《雷振海征北》、《燕王征北》等。汶上梆子中还有《江东》、《战船》、《宇宙锋》,《楚国》、《潼关》、《三烈配》等。

艺人们常说的“老十八本”,是指《春秋配》、《梅降褶》、《千里驹》、《金台将》、《百花咏》(解甲封王)、《富贵图》、《老边庭》、《龙门阵》、《佛手橘》、《双玉镯》(法门寺)”、《玉虎坠》、《全忠孝》(赶秦三)、《江东战船》、《宇宙锋》、《虎邱山》、《天赐禄》、《马龙记》、《阳河堂》。这些剧目,都曾在鲁西南广为流传。而其中有些戏,一本又可分出若干出。如讴歌杨家将的《老边庭》一剧,便包括《闯幽州》《五台山》、《两狼山》、《雁门关》、《李陵碑》、《窜御状》、《拿潘》、《提寇》、《审潘》、《密松林》等十余回,能演七八场。再如《阳河堂》一剧亦可分为《辞兄戒酒》、《打冠》、《阳河摘印》、《法场换子》、《举鼎观画》、《薛刚反唐》、《徐策跑城》等。

另外,山东梆子剧目中,还包括了一部分“笛戏”(用横笛或海笛伴奏,称为“大笛罗罗”)。笛戏也称“乱弹”,与京剧中所唱的“吹腔”接近。在梆子形成初期,这些戏可能经常上演,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便不常演出,以致逐渐失传。笛戏中过去常演的有《酒楼》、《封相》、《借麦子》和《天台山》、《侯七推磨》、《犯相》、《戳姐夫》、《臧文忠取水》、《水淹泗州》、《连升三级》、《报喜》、《十字坡》、《假金牌》、《赶花船》等。而专唱“大笛罗罗”的有《胡小放羊》、《打面缸》、《拐妗子》、《大锯缸》、《打灶王》等。

据老艺人们谈,过去还有一部分从昆曲学来的剧目。如《赐福长春》、《斩姚期》、《九江口》等。虽久已不唱,但从中却可以看出这个剧种的容纳力是很强的。

山东梆子传统剧目所表现的题材,范围十分广阔。既有反映各个朝代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历史故事,也有反映家庭伦理的生活小戏和以神话故事为题材的民间传说等,其中以历史故事戏为最多。这一类剧目除前面提到的“四大征”以外,还有《反徐州》、《反阳河》、《反昭关》等带有反抗斗争意义的戏。也有像《铡赵王》、《铡郭槐》、《铡美案》、《铡西宫》等坚持真理、主持正义、不畏权势、严惩奸邪的戏。此外,像《打金枝》、《打銮驾》等带“打”字的戏,数目也不少。仅“打朝”就有《红打朝》、《黑打朝》、《花打朝》、《马天官打朝》、《李刚打朝》等。这些剧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心愿,也符合山东人民强悍雄健的性格,所以上演率高,并很受欢迎。

由于山东梆子一直活动于民间,艺人和群众的关系密切,所以它的很多剧目都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善良朴实的性格,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其中不少剧目所反映的历史传说,也和其他剧种的演出不尽相同。如《白蛇传》的故事,前面小青三次变脸,后面有白蛇之子许士林长大成人,得中状元游寺认父等场面。和当地其他剧种皆不相同。另如《提寇》、《黄鹤楼》、《李渊跑宫》和《双玉镯》等剧目,在处理手法上,也都具有独特风格。

总之,山东梆子剧目,有的与其他剧种相同,有的则在内容上略有出入,但表演却独具一格。不管相同或不同,其中大多数剧目却都具有比较鲜明的人民性。

当然,也有些剧目内容不可取,甚至纯属糟粕。像《斩莫成》、《大香山》、《双开膛》等,都是宣传封建道德、迷信凶杀及美化权势人物、歪曲历史事实的坏戏,但这一类戏比重是很小的。

应顺便说明的是,尽管山东梆子多演大角戏,但亦有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大花园》、《小花园》、《兰桥会》、《借年》……等,甚至还有独角戏《小二姐做梦》。

我历年抄录、掌握的山东梆子传统剧目以朝代计述为:殷代故事戏25出,周代故事戏40出,秦代故事戏6出,汉代故事戏34出,三国故事戏65出,两晋及南北朝故事戏12出,隋唐故事戏120出,五代故事戏19出,宋代故事戏125出,元代故事戏9出,明代故事戏76出,清代故事戏49出,朝代不明及民间故事戏102出,总计682出。

山东梆子音乐

山东梆子的音乐,在我的印象中是丰富完整的。

首先,仅其唱腔板头,就有51种之多。主要的独立板头是慢板、流水、二八和飞板,其他常用的还有二泛、裁板、一串铃、金钩挂等十几种,特殊剧目还有特殊板头或专用唱腔。如专用板头杀己调(哭剑)、老官腔(千里驹)、鬼念秧(翁先生治病)等20余种。

所有唱腔中多用假嗓(二本腔),适于表现慷慨激昂、苍凉悲壮的情绪,当然亦有缠绵婉转的唱腔。

笛戏的曲调有老工调、小工调、横笛破字、大笛罗罗、大笛娃娃、三十二支全相等。专用的曲调有花鼓曲(千里驹)、锯缸调(大锯缸)、对经(抬双钗)、顶灯(顶灯)等。

笛戏的唱法近似“乱弹”(吹腔)、大笛罗罗则与柳子戏相近。只有(佛手橘》一剧所唱的曲牌为[新水令]、[步步娇]、[顿双足]、[雁儿落]、[收江南]、[中军令]、[石榴花]一套比较连贯的曲子,是用大笛伴奏。其他剧中只用片断的大笛曲牌。

山东梆子的唢呐曲牌也很丰富,而且多是根据不同的人物和剧情,来使用不同的曲牌,要求颇严。如皇帝上场用[出天子],文武大臣朝见用[朝天子],皇帝宴驾用[宴驾令],打仗得胜用[得胜令],兵卒上场列队用[将军令],安营扎寨用[落马令],报子用[报马令],反派人物出外游玩用[王八令],等等。每个曲牌原来都有唱词,有的一人独唱,有的则全台合唱。许多复杂的曲牌,由于长期不用早巳失传。如六十板的“扬州”一曲,因它既长且不易学,已久不使用。据我所知,仅退休在家的李心刚还会此曲。据不完全统计,光唢呐曲牌就有125个之多。

山东梆子的弦乐曲牌同样亦很丰富,初步统计有[大金钱]、[小金钱]、[苦中乐]、[斗鹌鹑]、[掏老鸹]、[百鸟朝风]、[卷珠帘]等57个。唢呐和弦乐中的部分曲牌,也有用横笛、海笛演奏的。

山东梆子早期用的主要伴奏乐器有大弦、二弦、三弦。大弦状如月琴,腹有八楞,无品,全用皮弦。二弦杆短简大,千筋与筒子间的距离甚近,皮弦,用弓拉奏,发音既尖且高。三弦与现行的三弦相同。后来,由于受其他剧种影响,又增添了板胡、二胡,并升充为主要伴奏乐器。

山东梆子的打击乐器与其他剧种(尤其是京剧)大致相同,能叫清名的“锣鼓经”竟有55个。过去,一天三场在农村演出,每场开戏之前都要打三通锣鼓。并讲究三场戏不能打重样,群众则往往以打“通”的精采和熟练程度,来判断班社演出水平的高低。

山东梆子的角色分工和表演

山东梆子的行当(也就是角色),主要是生(包括红脸、老外、小生、娃娃),旦(包括老旦、青衣、花旦、彩旦),脸子(黑脸、白脸、花脸和三花脸,即丑)三大行。过去梆子班社“三小戏”开得少,大角戏开得多,所以多以红脸、黑脸为主。

三大行之首为生行,主要是“红脸”。“红脸”,在其他剧种则称“须生”或“老外”。梆子戏不论勾不勾脸(即画不画脸谱),都归“红脸”行扮演。在红脸中又分大红脸、二红脸。大红脸多扮演主要角色,二红脸则多扮演次要角色。

老外和小生,又分文、武和娃娃,实际都是生行,只是年龄和身份不同罢了。

旦,分为老旦、青衣、闺门旦、花旦、彩旦等。总之是表现不同年龄和身份的妇女。

脸子,在其他剧种中多称“净”,在梆子戏中则统称“脸子”。其中又分黑脸(大黑)、花脸(包括奸相白脸)、三花脸(丑)。如果细分,每个行内又可分出很多。如三花脸即丑,便可分为官丑、文丑、武丑、女丑等。

从前的山东梆子班社,一般只有二三十人,常言“五生、五旦、五花脸”就算不小的阵容了。这样较强的班社,也不过30多人。其中包括:五生(小生二人,老外一人,大红脸、二红脸各一人)、五旦(花旦二人,青衣、老旦、彩旦各一人)、五花脸(黑脸、花脸三人,三花脸二人)。依此计算,光演唱者就有15人。再加场面、箱官十几人(包括:鼓、大弦、二弦、三弦、大锣、二锣、钹、梆子、尖子、大衣箱、二衣箱、三衣箱),及清掌班的(即光领班不唱戏。不过,多数掌班的都是浑掌班的,就是既领班又唱戏)、抱单的(即拿戏单的,实际上是掌班的“腿子”,相当于现在剧团的外交)、伙房里的头把勺、二把勺(多的还有三把勺),加在一起,一个班社也就是二十几到三十几个人。因此要求每个演员都必须能文能武,能演自己应行的角色,还能演其他行当的角色。能演主角,也能演配角,甚至“穿把子”(即“跑龙套”。梆子班社内无专职把子,所有把子都是演员兼)。有的演员还会敲敲梆子,拉拉弦。而那些不是演员的人也能上台,二把勺、二衣箱、敲二锣的或打梆子的,上台穿把子,跟着打下手的不稀罕。

大衣箱除了后台守铺外,主要管蟒和旦角的头脑包子(这是班社物资中最值钱的东西,责任最大,所以由大衣箱负责)。二衣箱管靠、官衣、帔、褶子、马褂、靠腿子,此外兼管穿把子、喊开壶(给后台要开水)。打梆子的算箱官之一,除打梆子外,兼管捡场(即前台搬桌子、拉椅子、收拾摆放小道具),还管一个门帘(以前的戏楼或13块板的戏台上,都有“出将”、“入相”两个门,也就是上下场门,一个门上一个门帘,他只管一个)。遇到开铡的戏,还管放炮,后台还得管纱帽和短把子(即鞭、锏、锤、抓和马条子)。敲钹的除了敲钹外,前台管武堂(刀批子、剑等),带开铡的戏还得管铺铡;后台管金头盔、软巾子。打大锣的敲锣不用说,前台兼管门箱(专放前台用的小道具,既杂又乱);后台管长把子(即大旗、标子、大刀,长枪等),并负责所有化妆事宜,直到卸妆油及卸妆擦脸撕纸花子,还有前后台的火香。所以大锣不叫大锣,通称“大杂”。敲二锣的除了本份的二锣外,场面上支、收鼓架子,收拾所有乐器出入箱,最好还要会敲敲二鼓(即武打时敲战鼓);前台还得管一个门帘(另一个是打梆子的),同时台上的桌围、椅搭,也和打梆子的一人管一边。即使是头把弦,也得兼管吹奏唢呐和武打的战鼓。总之,场面上(包括后台箱官)除了打鼓的一人之外,可以说人人兼职。后台人员如此,前台唱将何尝两样。一般不管是主演,还是学员,都是摘了纱帽换巾子,脱了长袍扎上靠,一句话台上台下无闲人。不然演员少,角色多,演出频繁,一个萝卜一个坑,离了谁都开不成戏,演职员如不能全能,演出便难以应付。还有精心编排的剧目本身,就规定了演员必须全能。如六个角色的《黄牛分家》,却偏要5个演员演:前后两个丑,都由一人换衣、换帽、换髭口(胡子),上下演得活灵活现,没有全能的硬本领行吗!这种要求全能的作风,有不少老演员都已日久成习。记得我在郓城梆子剧团时,任心才已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山东分会的会员、本团的业务团长,名气已不算很小,但在演出时他仍和大伙一样,大角下来,摸支白笔往脸上画个“两眼蜜”,穿上把子包上头跟着打下手。甚至下地练功(那时剧团无练功场地,都是到野地练功),他也和大伙一块真刀真枪,劈刺滚打。所以他蟒靠纱帽,摸枪拿刀,样样派场,就连上马下马,上轿下轿,这些普通动作,都与众不同,一生塑造了数不清的戏曲人物形象。

总之,以前梆子班社里的分工,真是做到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优化组合,所以才使梆子剧种延续几百年,并培养出许多优秀的艺术人材。可惜,这个光荣的老传统,在如今的不少剧团中已不复存在。

山东梆子的表演,过去和柳子戏、大弦子戏等古老剧种十分接近:动作夸张、表演粗犷。黑脸、红脸上场亮相时,讲究“吹胡子瞪眼带活腮”。表演愤怒、急燥时,则晃膀、跺脚、捋胳膊,挽袖子。抬手亮相,推圈走圆场等动作,根据不同行当又各有不同。尤其花脸,其亮相姿式很有地方特色。一般剧种的手式要求,都是四指并拢,拇指张开成“虎口”。架式要求上身自然放松,挺胸,松肩,“丹田”存气,收腹收臀,“山膀”拉开成圆形。而梆子戏的花脸则不同:手要五指分开,弯曲向前似龙爪。虽然也要气存“丹田”,但却要挺胸撅屁股,“山膀”拉开,极似下山猛虎。出手也与众不同:黑脸要从头顶上出手,五指分开,右手推圈,左臂随着摆动。红脸从眼角出手,武生从嘴角出手(红脸、小生的手式是四指并拢,大指伸出),旦角从胸前出手(四指拼紧上跷,大指紧向内曲,不讲究其他剧种的“兰花掌”),推圈时左手活动范围都较花脸小。

表演方面,根据剧情和不同人物性格,又有自己的特点。如年轻的程咬金上场,弯腰缩肩,以扇遮面,先向观众偷看三次,然后放下扇子突然亮相。这样,一出场就显示了他幽默风趣的性格。尉迟敬德和包公,虽然同由黑脸扮演,但又各具特色。包公在梆子表演上要求严肃威风,但在《铡美》、《铡赵王》等表现异常愤怒时,胡须在左耳边一挽,相纱歪戴,右臂赤膀,登上桌子亲自按铡的动作,却又是非常粗犷的。尉迟敬德是武将,但在表演上始终是稳重大方。所以班社中一直流传着“文敬德,武老包”的说法。武打除讲究套路(几股荡)、翻打外,还讲究真刀真枪,当场“挂彩”。这种方法虽较原始,但却逼着演员的功夫必须过硬,不然便真的要当场挂彩了。还有旦角的“寸子”(即绑在脚上的小跷),在六七十年前的梆子班社中,仍有人使用,不沦其效果如何,其功夫却要求相当过硬。其他如“白脸”出场,缩头端肩,斜眼四顾,闭目咧嘴,两袖前甩下垂等,亦为衬托反派人物很具特色的表演方法。

山东梆子的化妆与脸谱

以前,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山东梆子的化妆十分粗糙。五六十年前,一般演“净面生”、“小生”(“包头生”除外),都不搽粉,只用红珠在两颊上抹一下。化妆用品也不外是土粉、铅粉、银珠(红)罢了。勾(画)脸谱就是黑、白、红三枝笔,所用颜料因是承包给敲大锣的,所以总是以“省”字为前提,大都是用锅灰或其他物品(如绿色则用青草或麦苗捣碎挤汁)自己调制,根本见不到油彩、凡士林。

尽管过去条件很差,但前辈艺人对一些固定脸谱的化妆,一向都是一丝不苟的。所以,才能将这些带有剧种特点的脸谱,一直保留下来。如程咬金的脸谱,在《豹子山》和《花打朝》中,因年龄不同就有不同的画法:前者是年轻的,画红豆腐干,额画红桃;后者年老了,画红元宝,额画八卦图。虽然画法不同,但却同样能表现其诙谐、爽朗的性格。包公的脸谱,其他剧种额上的月牙是独立的,而梆子的包公,额上的月牙却和右眉连在一起,直到年老了,月牙才和眉分开,但月牙内又加进了紫色,总是不同于其他剧种。其他如阎王的黑白阴阳脸(戴黑白两挂“满”,黑脸方白胡须,白脸方再把黑“满”翻出来),卢振恩的红黑阴阳脸,马武的“三角眼、五道眉、点麻子”,杨广的“白脸,红额上加黑蜘蛛”,以及《后楚国》中伍大郎与《八件衣》中马洪的窗棂脸等,都是固定而又颇具特色的专用脸谱。

一个角色在一出戏中不断变脸的,除《白蛇传》中小青(开始脸上画青蛇,以后逐渐净扮)外,还有《歧山角》中赵公明和《宇宙锋》之康建业等。赵公明出场时是“白脸、黑柳叶眉、尖眼角、细黑鼻翅”,胡须带在颔下,口中含六个猪牙(通称“漱牙”);到“降虎”一场,眉上加红,眉眼的黑色加粗加深;到最后一场赵公明临死时,则抹黑白混合的灰脸,加红“滴泪”和白线,表现垂死前的凶恶相。这些变化是和剧情发展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观众非但不感到突然,反而更感觉恰到好处。《宇宙锋》中康建业,开始是净扮,到审匡洪寸,他已由巡城御史升为内帘御史,则改为白脸。其他《白逼官》之曹操、《无盐碰碑》之无盐的脸谱,根据剧情的发展,也都有不同的变化。

丑角的脸谱,也有其传统的画法,如大老丑抹白仙鹤眉、白烟荷包脸,公子丑画小豆腐干,官丑画大豆庸干,武丑画蝎虎子脸等,也都是根据不同角色来勾画的。这里想特别再赘一句:梆子戏有个传统的不在脸谱的脸谱,那就是“两眼蜜”。这个脸谱的产生,是和梆子班社的特定环境分不开的。当时多数演员必须兼角,可是改装的时间又紧张,于是便有人创造了这个脸谱:摸起蘸足白粉的笔;闭上两眼,“唰唰唰”,在眼眉处来回抹几遍,睁开眼一看,便出现了想不到的效果。越是年老,脸上的皱纹越多,“两眼蜜”的效果越理想。这个脸谱还受到了京剧同行的赞许,尤其给演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此外,如关公、秦琼、赵匡胤的红脸,张飞的调羹脸,杨二郎的金脸与柳子戏、大弦子戏大致相同,只是比较粗简罢了。由于条件的限制,梆子脸谱中的绿、黄、蓝等其他杂色极少,少有的几个则画得很有特点。如绿花脸薛奎、红花脸程通、蓝花脸杨七郎等,个个独具匠心,很有性格。不过,梆子戏的脸谱毕竟有限,听老艺人讲,不少脸谱都是伙用的。如{战武歧》中的武歧和《青铜山》中的杜天西、霸王和韩东吕等,都可伙用一个脸谱,足见其专用脸谱不够用。至于小生和包头(旦角)门的化妆,则与其他兄弟剧种基本相同。还有戏曲脸谱是我们独具特色的民族艺术遗产,与我们批判的刻划人物脸谱化不能混为一谈,这里就不再赘笔了。

山东梆子的穿箱和其他兄弟剧种大致相同,不管辚靠褶,还是官衣帔,都讲究“宁穿破,不穿错”。但有几个特别人物衣着与化妆,倒是独树一帜。如:

《歧山角》中的赵公明,服装是身绑黑靠,褶八卦衣,扎套子,戴道巾,手拿的鞭子绑绸子。更衣以后戴相纱,相纱的两翅是往正上翻。这出戏中老黄龙的穿戴:头上反戴女七星娥子(额上的缨朝下),腚上绑靠旗,光脚丫,卷裤腿。

《风波亭》中的独脚鬼,其穿戴更是一绝。彩裤的两条腿,他用两脚穿一个腿,两只手穿一个腿和一只靴子,两脚穿靴绑在一块,胸口绑穷生巾子,留出肚子画脸谱(白底,笑脸,眼下弯,嘴上弯,肚脐上画嘴,一吸肚子“嘴”会动),“脸”两边绑紫穗子,表演方法是一律蹦跳。

《风波亭》中还有个高头人子,他的穿戴亦有特别的讲究:一人穿两褶(自己先穿一身,背后道具再穿一身)。其穿戴方法是:自己穿好一身后,背后绑插扁担,扁担上部绑张弓(以作假膀子),真人的两手伸到扁担上弓穿的褶袖里,手再从这两个褶袖里伸出来,一手提灯笼,一手拿鹅翎扇。扁担上头绑小生巾子。帽下加个“加官脸”。

《莲花庵》和《牧羊圈》中都有条龙,龙的绑扎穿戴亦很特别(归打梆子的绑):用红板带绑两个笏板(两个笏板弯向外,自然成“X”形),上笏板下面绑个罗帽,帽疙瘩朝外,疙瘩两侧画两龙眼,下面紧紧夹着一个刀批(刀刃朝下),下戴“红扎”,以示龙须。“龙舌”两边各插一翎子。“龙头”下用红斗篷裹严,以示“龙身”。表演者穿红褶,头裹在斗篷里,双手举起“龙头”进行表演,十分逼真生动。

以上几个特别角色的穿箱和化妆,在其他任何剧种中均未见过,是山东梆子所独有。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以上穿戴所用,均取材于梆子箱中。这就是说,只要有箱就能绑扎,可见老艺人之苦。

山东梆子班社生活

山东梆子班社生活是很艰苦的。首先,从外观上谈,演员地位低下。旧社会进戏班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出于万般无奈。那时演员官称“戏子”,属“下九流”。

具体受歧视的范围有:生不能登大雅之堂,死后不能人林埋葬(只配林边“站岗”)。还不能上堂见官,不能人席陪客,其子女三代以内不能应试。当了“戏子”,便只能几代委厢偷生。因此,当时混戏班不是走投无路,便是被生活所迫。

其次,戏班内部不养闲人。每个班社必须有自己的“戏单”,抱单的只要宣布会主点了什么戏,你在此班应的什么行,就出什么角。

其三,被定为“下九流”的艺人们有这样一句话:“能受戏班里的罪,不能受戏班里的气。”受罪,是指练功、排戏、吊嗓子,热风、冷雨、登台子等,这些罪能受。可是戏班里的气,就非同小可了,官府豪绅,地痞流氓,谁给个砖都够沿的,甚至巴掌接慢了都有蹲班房的可能。听老艺人们说,从下半夜开始,不到天明被查三次“户口”,屡见不鲜。为什么梆子班里的包头行,都是男演员?什么“万人迷、一篓油、一阵风、绿大褂子、红大褂子、花蝴蝶子、花坎肩子、小白鞋、玉蜜蜂、小金牙、大辫、花袜子、白菜心、桂花油、黑翠、银铃铛、雪花膏、老少迷、十三晃、一点红、江米人、面杏……”等,绝大多数都是男演员。单从这些名字的本身,不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卑下地位和被污辱的境况吗?所以直到解放前夕,梆子班里才有了屈指可数的几位女演员,究其原因还不是怕被侮辱吗?但凡解放前的女演员,谁还没有一本血泪账。一旦出了事,谁会给“戏子”做主,只有偷跑。好了掌班的还能把箱托付一下,闹不好住了戏各跑各的,不挨揍就是万幸了。

其四,旧戏班为了能在那种环境下生存发展,必须有—:套严格的制度和管理办法。上了年纪的老艺人都还记得旧戏班的十大班规(实际上就是旧戏班内的十次不允许):1.坐班邀人(即住进班内偷人);2,临场推诿(该出角的不出角);3.错报家门(指错报师父,师兄弟及辈数);4.吃酒行凶;5.夜不归宿;6.见班辞班(即先找班后跳班);7.无事串班(无事游班也是不允许的);8.吃里扒外(即吃着某班的饭却干着损害某班的事);9.私自结党;10.夜晚串铺。卧上十条违犯哪一条,都是犯众恶,轻则挨老台杆子打屁股,重则赶:出班外。此外,还有上面提到的角色分工,锣鼓就是命令。爹死娘亡,不能耽误上场。其他行业再紧,起码婚、丧、嫁、病,应准予请假。班里就不行,只要戏上有你的角,家里发着丧,你该怎么唱就得怎么唱,“救场如救火”,老辈就是这么传下来的,无人敢冒犯。这种情况直到解放后,班社已变成剧团多年,依然照常如故。别管合理不合理,也是老辈定下的规矩。后台叠箱的平台或箱板,只要放上“走台 (台上抱的)的娃娃,这里就变成了“神台”。因为那个“娃娃”(多数都是用木头刻制,以布包裹而成)是有来头的,它就是旧戏班信奉的“正神”,是唐明皇李隆基的化身。其他敬的神还有:柳大爷(蛇)、白二爷(刺猬)、狐三爷(狐狸)、黄五爷(黄鼠狼)、灰八爷(老鼠)等,这就是威慑旧戏班的“五仙坛”,但正神就是“老郎爷”。老江湖们常说:“谁的戏唱的好?老郎爷。一生没错过词(木偶不说话),没凉过腔没掉过板(没张过嘴),也没走错过场(都是别人抱着他走,自己不会动)。”总之,“前台的儿(角色),后台的爷(身份),就是“老郎神”,他就是戏班里的戏疙瘩,人人必须尊敬。年三十过除夕,全班社不问老少,一律向他叩头。班里来了新人,得首先向“老郎爷”叩三头。成班、停班等遇有班内大事,都必须先向“老郎爷”叩头求安。台上演戏,只要符合剧情,对他碰、拿、摔、砸,都合情合理,无可非议。但一下了台,除了唱丑的可以开个玩笑外,一律不敢触及。为什么?老辈留下的规矩。在这众多的陋规中,独有唱丑的还有几丝松动。

要说旧班社中清规戒律最多的就是“窝班”。所谓“窝班”,就是培养戏曲学员的顶备班社,“打窝班”!,顾名思义,等待这些未进艺门之徒弟的,一是“打”,二是“窝”。窝班都是私人办,真是一个班一个窝。再说“打”。念不会戏词,打!学不会唱,打!“凉腔”(指唱跑了调),打!“掉板”(错了节拍,没有板眼),打调皮捣蛋,更打!甚至老师看着不顺眼也打。而且往往不是打一个,常常为了一个打通堂,名之曰“打满堂红”(即一人犯错,为警告大家,把所有学生都叫到“老郎爷”面前,由老师挨个打,或者指定学生相互交换打)。

其五,旧戏班一不养老,二不养小。当时的班社,绝对没有铁饭碗,不但演员没有,掌班的也没有。当时的班社都是按股(后来曾改过“分儿”)分账,分就分干吃净。如清掌班的是两股半账,浑掌班的除两股半外,还另有身价。以下大戏脸等主要演员,多数是股多账,共他能应行就是一股账,再其他也有不到一股,甚至半股的。敲二锣又会敲二鼓就有身份,不会就不有。伙房里有几个看“下处”的,一般四五个人,主要负责看下处、装车、送饭、烧锅、打水等,晚上几个人必留一人值班看“下处”。但不管多少人,这些人就是两肥半账。另外,还有两个茶腿子,一人一个炉子,一个对内(管演员喝、洗等用水);另一个则可对外卖碗茶,收入归其二人,“堂中”(班社伙房)管饭,管柴禾,但不能分账。不但人的报酬清楚,就是有些用具都是事先讲好的。如头把弦的弦于是自己的,而弦却由掌班的供给。吹的大笛是箱上的,而笛哨子却必须自己做。这样具体的分配办法,到季清账,根本不留什么公益金或公积金。所以,年纪大的老演员,不管唱得好坏,只要爬不动不能干活了,便自然没饭吃了。要不老艺人有个伤心的歌:“路死路埋,坑死坑埋,叫化子是儿,狗肚子是棺材。”这就是旧班社老艺人的归宿写照。张学为(大麻子)唱恁响的戏,最后还是死在庙里;田玉仙(绿大褂子)是山东梆子一代女演员,尽管生前响遍鲁西南,最后死了也只能由艺人操心,埋在了济宁城墙边上。

常言说“能领千军,不领一社”。这个“社”,就是指的旧班社,班内最大的问题是分配,因为干的活不一样,分配也就不一样了。好的,吃喝罢剩几十块现大洋或几百斤粮食;差的,吃完算完,混个肚子饱就不错了。常言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场面上练弦、练锣、鼓条子,演员练功、比戏、吊嗓子,都是每天的必修课。具体地说,唱生的(包括红脸),要练靴子、纱帽、栽发、髭口;包头(旦)则离不了水袖、扇子、手帕、背旗、枪刀把子;花脸的靴子、髭口、枪刀锤锏、捞靠背背旗;唱丑的扇子、纱帽、走矮子……等表演程式应有尽有。这些不但得学会,而且得天天练。还有至少二三百出戏(起码是本行的)的戏词,50多种唱腔板头,180多种弦牌唢呐曲,甚至50多种锣鼓经,不但都该懂,而且应该会背会用,不然上台就张不开嘴,抓不住点。此外,还有登台的必修课:台步、跟头(分小翻、踺于、大提、三百六、前簸等),枪刀把子几股荡(即几个人对打的阵法手路),甚至连“穿把子”都有“一条鞭、虎头门、二龙吐须……”等舞台场记和走法,也须记熟背会,不然上台就碰头。尤其专打武戏的受得更很,要不班社里都称他们为“卖贱肉”(指钱少、活重、时有摔死的危险)。就说平时演出,演员们也是各有各的辛苦。当时一律野台子唱戏,纵然偶尔上回戏楼,也和如今的剧院没法比。冬天本来南风北刮就难以张口,可是该脱衣还得照常脱衣。尤其扮演小丫环,穿得薄,动作少,最多手里拿块小手帕,常常干站着硬挨冻。夏天又该抡到外角门了,出汗不出汗,先穿上棉囤子(为衬箱,又怕出汗湿箱,樽袍里面必须穿上用棉花粗布套制的棉坎肩,称为棉囤子,名称水衣子,用以吸水护箱),谁越好出汗,谁就多穿几个。如果再扎上靠、背上背旗、褶上蟒呢?尤其夜赶,当时交通工具又落后,搬箱一般都是太平车,一小时快了十来华里,演员们只有徒步,常常是走到了天也明了。听老艺人讲,某人夜行,因乏得很,不觉掉了队,偏偏又下了雨,人都走散了。第二天开戏了,才知少了个人,赶快派人回头去找,他却依然半个脸躺在水沟里,一面吹着泡,一面睡得正香呢!也有时剧团赶到了,却因为累、热或者冻,演员却病倒了一大片,但戏还得照常开。记得1963年秋,在黄河边的黄那里演出,遇上了连续几天的暴雨,演员只好不分男女老少,都集中到三间庙里,雨布全部搭上后台屋顶,以免毁箱。五六十个男女演员都挤到一个屋里怎么睡?这也自有班社传下来的习惯办法:一个屋里五盏灯(一角一个,中间一个),一律和衣而眠。正当门是团部(班社时是掌班),两边男女挨着排:这边男老演员、男演员、男学员;那边女老演员、女演员、女学员。至于室内那嘈杂的声响和难以领受的气味,便无暇顾及了。总之,班社中的苦是各种各样,难以想象。

有人问,在旧班社里难道从来就不曾有过一点欢快的时光吗?听老艺人们说,在赶巧过年时,班内人齐兴旺,年景又好,除夕给老郎爷叩了头,喝罢会餐酒,高了兴演个“反串戏”,倒是十分开心的快事。所谓“反串戏”,故名思义,就是和平时所任行当反串扮演角色,关起门来自己看。如唱黑脸的扮演《小二姐做梦》的小二姐,唱花旦的唱《背棒》,唱红脸的唱《赵连岱借闺女》的傻大姐等,戏一开场大家乐得前仰后合,两眼流泪,不过,说到底不过苦中作乐罢了。艺人的真正欢乐,只能来自艰苦的艺术创造。当成功地塑造出某个艺术形象,得到广大观众的赞赏,台下爆发了热烈的掌声或满场叫好时,艺人的真正欢欣,就在这一瞬间,尽管时间短暂,倒是极大满足,岂不知这点短暂的欢乐,来之不易,此之渭“要想人前显贵,必须背后受累”,“不经冰冻三尺苦,难得梅花放清香。”

本文初次刊登在1992年出版的内部资料《巨野文史资料》上,由政协巨野县第四届文史委员会成员谢小品先生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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