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辉拉着妻子奔向甲板,妻子摔倒了,磕伤了膝盖。“你不要拉我”,妻子说。“好”,郑兰辉松开手,船沉了,郑兰辉落入海里,眼见着妻子被后来的人压入水中。

沉船的消息还没传回国内的时候,没来由地,小儿子郑军突然想给远在泰国的家人打电话。

他首先拨了姐姐的号码。

郑军是家里的老三,姐姐是家里长女,姐弟俩相差十岁。在父亲郑兰辉看来,这对姐弟更像“母子”——姐姐对弟弟的关心细致周到。

郑军记得自己在金华上寄宿制高中时,学校钥匙落在老家。姐姐当时在杭州上班,知道情况后从杭州开车到金华的村子里取钥匙,送到城郊给他。

姐姐电话没有拨通,其他几位亲人的电话也都无法接通。他觉得不对劲,找哥哥郑锋商量,刚开始,哥哥安慰他,“别担心,说不定是海上没信号”。直到晚上10点左右,“泰国普吉岛沉船事故”的消息被国内媒体披露。

郑兰辉的妻子、女儿和外孙女生前的合照。受访者供图

郑兰辉浮出水面,被附近的皮艇救起。海面上漂浮的两艘皮艇,是游艇翻沉之后打开的,郑兰辉发现,两艘皮艇上都各载了二三十人。

这成为他在事后质疑的焦点:为什么没有事先告知乘客皮艇的存在?如果能提前知道这一点,他想,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都会有意识地往甲板边缘靠近,这样可以有更多人获救。

皮艇上的幸存者被后来路过的渔船救起,安全到岸后,郑兰辉开始在岸上的幸存者中寻找亲人。

一个人都找不到,郑兰辉“疯起来了”。救援人员把他抬到担架上,捆起来,拉到医生那里。

他冷静下来,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碰我,我不会疯掉的,我安静下来,我要找人”。他找到志愿者,被对方告知,因为缺乏技术条件,当天晚上无法实施救援工作,需要到明天早上六点半才能出海。

一年后再回忆,郑兰辉说自己一辈子最可怜的就是那个晚上。全家出游,只有他一个人返回宾馆,他走进女儿房间,平时走进来应该是热热闹闹的,但这天晚上一个人都没有。他知道遇难了,肯定遇难了,“海上的人都救上来了,没救上来的肯定被船困住了,全下去了”。

他回到自己房间,洗了澡,一夜坐到天亮。

7月6日下午3点,郑兰辉接到通知辨认第一批打捞上岸的遗体。他认出妻子来了。

女儿女婿还有外孙女的遗体也被打捞起来了。郑兰辉想给他们穿衣服,他在房间里把亲人的衣服一件件叠好,一边叠一边哭。

维权

从泰国坐飞机返回国内五个小时的行程,郑兰辉没敢闭眼,儿子坐在他旁边,舅舅和妹妹也在飞机上。飞机在萧山机场上方盘旋的时候,他害怕,害怕再出事,自己要怎么交代。

时隔一年,郑兰辉不敢旅游了,海上漂的、天上飞的他也不敢再想了。

去年11月,他们乘坐的“凤凰号”被打捞出海,泰方公布游轮可能存在质量问题。专家发现:在船尾有重约3吨的水泥柱,用于平衡船体,这应该是造成沉船的原因之一;而船上原有的发动机被卡车发动机替代;另外,船上应该有4扇排水门,但实际上只有一扇。

2018年11月17日,泰国普吉岛沉船“凤凰号”被打捞出水。图片来自普吉府民联厅

但普吉岛沉船事件一年后,郑家仍然没有等到官方的事故调查报告。普吉首府尹帕卡蓬在6月28日接受记者提问时称,近期仍无法发布事故完整调查报告,事故一周年时将不再举办发布会。

在国内,郑家的维权过程也进行得缓慢。郑锋认为在该起事故中,姐姐当时购票的平台、旅行社,以及国外的船方都需要担责。

回国后不久,郑锋就通过姐姐的朋友了解到她当日的购票信息。

出发前,姐姐通过飞猪平台上的“象爸爸旅行”帮自己一家和同行的朋友购买了“普吉岛大小皇帝岛凤凰号游艇深潜浮潜高端亲子票”,其中包含10张成人票、4张儿童票。

去年8月,他联系上“象爸爸旅行”负责人,沟通过程中负责人强调,“象爸爸”在这次旅行中仅仅是票务代理方,并非旅行社。对方解释,旅行社为乘客提供的是行程服务,而他们作为票务代理提供的是票务服务。对方还提到,如果要确定其在这次事故中承担相关连带责任,需要走法律途径。

2019年6月19日,郑锋委托代理律师郭乘希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诉讼状。

郭律师介绍称,其此次代理的诉讼主要分旅行社和旅游平台两部分。依据中国旅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由于地接社、履行辅助人的原因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旅游者可以要求地接社、履行辅助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要求组团社承担赔偿责任,组团社承担责任后可以向地接社、履行辅助人追偿。”

郭律师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如果是仅作为‘票务代理’,需要提供具有法律效应的证据”,她认为,在该起事故中“象爸爸旅行”属于组团社。

郭律师在诉状中指出:事发时的7月属于泰国风暴高发期,而平台方和组团社都没有对乘客尽到风险告知义务;此外,组团社有责任确认船的质量是否合格;此次事件中,组团社购买的旅游责任险也过低。

这一年维权成了郑锋工作之外的重心。父亲郑兰辉常常在他面前表露出自责情绪:如果当天出行自己拉肚子,耽误了行程,是不是就可以救回家人一命。

郑锋不知道如何跟父亲解释,他希望能在法律的层面给这场事故进行责任认定,或许这样,父亲才能放下,“要不然他接受不了新的生活,这个事情他永远都会有疑问”。

“平平淡淡”

事情刚过去不久的时候,从泰国返家,郑兰辉一遍遍跟儿子叙述那个场景:他拉着妻子出来,妻子摔倒了,腿摔出血,然后被人群压下去了。

儿子不让他说,怕他越陷越深。

和儿子在家吃饭的时候也是,同样一道菜,郑兰辉主动聊起妻子当初炒制的工序,小儿子应声把话题堵上,“老爸你的手艺也不错”。

失去亲人的生活比郑兰辉想象中更棘手。

家务事首先难住了他。

妻子在的时候他几乎不下厨房;她爱收拾,保姆打扫过的地方妻子要再擦一遍,角落不能藏灰;家里大到电器家具,小到厨房里的瓶瓶罐罐,都有固定摆放的位置。

妻子离开了,洗衣做饭郑兰辉都要从头开始学。带着骨灰从泰国离开的时候,他跟儿子说,家里的活他会一点点学。

郑兰辉还要学着又当爸又当妈又当姐,弥补妻子和姐姐在儿子生活里的缺位。

他变成这样一个人:早上六点起来,骑自行车去市场买菜,煮好饭,泡好衣服。十点钟跟儿子一起吃顿早饭。儿子下班晚,他会在下午6点钟的时候先随便吃点,等到晚上八点半开始做饭,儿子下班回来他也要跟着继续吃点。此外他每月固定时间去看看孙子,养老院的母亲也要常看看。

郑兰辉开始频繁地用到搜索引擎:怎么做人,怎么跟着时代带小孩、怎么跟儿媳妇沟通、怎么炒菜、怎么做饭……

他一度觉得自己变得“一团糟”,“成男保姆了?”

后来,他决定只把这个压力扛在自己身上,“我必须完成,才对得起我每一次到坟前磕头说:姐姐对小弟的疼,我全部承担,姐姐对小弟的照顾我也承担,当妈的任务我全部揽下来。”

这一年,他一直把三件事放在心里:女婿是家里的独子,他不在了,自己必须得给更年长的亲家养老送终;妻子走了,要照顾好89岁的老母亲;照顾没有成家立业的小儿子。

他在灾难后得出结论:“要做平平淡淡的人”。他说,“平平淡淡”是低调,是行事时点到为止。

7月6日,郑兰辉领记者去“欢乐城”,这是过去他们一家人常去的购物商场,出了小区东门就是。

郑兰辉一家过去常去的购物商场。新京报记者魏芙蓉 摄

这条路线他走过无数次,商场一层有生鲜超市,过去他会起个大早,买好蔬果,他买,妻子做;搭乘扶梯到达商场二层,是服装专区,和女儿逛到这里的时候,衣服上身试穿,只要合身,不管价格,第二天女儿一定会买到家里;商场三层有小外孙女最喜欢的儿童区;在四层排队最长的饭店坐下,他说这家饭店他们一家常来。

他点了过去一家人最喜欢的菜,有牛蛙,有鱼羹,有水蒸蛋……这一年他已经能把做菜的任务承担起来,牛蛙已经学会做,用女婿买的陶瓷锅烧,锅底要铺上大蒜、姜仔、尖椒;水蒸蛋他也想学,但学了两个月还是没能学会,“有泡泡,总蒸不起来”。

他越来越有一种感觉:后半辈子,“就是要把菜炒好”。

想象着有一天,大儿子带上孙子,小儿子也带上孩子,表嫂表弟全到齐了。如果有人问:今天下馆子吗?或许孙子会替他喊上一句:“不上,今天吃我爷爷做的菜!”

“多好呀”。郑兰辉说。

(新京报记者李宁远对本文亦有贡献,文中郑兰辉、郑锋、郑军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魏芙蓉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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