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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8日,上海某小学。 (视觉中国/图)

“五四”还是“六三”?

鲜为人知的是,“六三”学制(小学和初中)已经在中国实行了99年。

长期研究教育史的周洪宇指出,百年之前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了当时一批中国教育家,包括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郭秉文等这些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来的人。

在这些教育家的推动下,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开始讨论修改学制系统,后又将学制改革的意见汇编成册,印发各省区教育会研究讨论,要求各省区教育会组织有关人士酝酿制定具体的改革方案。

1922年10月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在济南会议召开,由于广东省所提交的议案比较完备,胡适、姚书城等人在此基础上,根据“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扬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等7项标准,参考其他各省提案,经过反复修改定稿。最后报送北洋政府,以大总统令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由于采用了美国当时的“六三三”分段法,故称“六三三学制”(因该年为旧历壬戌年,又称“壬戌学制”)。

此后99年间,尤其1949年之后,学制改革进行了很多探索,但没有太大变化。

“毛泽东同志对教育问题很重视,认为现有学制过于机械单调化,可能会影响学生的成长。”周洪宇说。这段历史有迹可循。1949年后的数年间,小学曾推行五年一贯制,后又改为“四二制”。到1958年,全国展开大规模缩短学制的实验。

小学五年制与六年制并存是在此基础上,于1980年提出的。1981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在城市试行六年制小学问题的通知》,要求基础教育全面推行“六三三”学制。从此,“六三三”学制延续至今。

40年间,学制改革讨论的最大争议当属“五四”学制与“六三”学制之争。开始最早、坚持最久的上海市,在2004年新学期开始,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实行“五四”学制。2005年,北京市义务教育“五四”学制开始试点。2010年前后,安徽合肥、河南濮阳、浙江宁波和温州等地积极试点“五四”学制。

学界普遍认为,学生心智发展相对成熟的可以考虑小学读五年,初中读四年则有利于分担初中的学业负担。实际上,一些地方在两种学制之间的切换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以哈尔滨为例,义务教育阶段6个主城区实施“五四”学制,其他12个区(县、市)继续实施“六三”学制。同一个地区学制不统一,影响教育均衡,容易造成教育不公,带来教育管理、教育研究、教师培训、教学改革等不和谐问题。

还有的地方,如天津滨海新区,学制从“六三”改到“五四”又改回“六三”。如此往复,造成了学制不稳定,教育质量难把控等“后遗症”。

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实行了多年“五四”学制,校长骆玲芳也表示:“教育不能跟风。我们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办教育。要想改变学制,一定要做好师资、经费、设备等方面办学条件的准备工作。”

前述教育部人士认为,如果盲目缩短学制、频繁变换学制,容易造成不连续性和不稳定性,不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健康成长。“至少在一个地区内,学制应该相对统一、稳定,来回切换可能造成教育资源浪费,根本上还影响教育质量。”

上海的调研

在实行“五四”学制多年的上海,市教委近年曾专门委托专家调研考察,评估“五四”学制与“六三”学制的优劣性。徐冬青是参与专家之一。

他分析,两种学制最根本的不同,主要是六年级作为小学的毕业年级,还是作为初中预备年级的区分。

“六年级在小学,实际上目的明确——毕业准备测试,它是向后看,它不是向前看,相当于做回顾和总结。如果放在初预,感觉是为了更好进入初中的学习准备。”徐冬青解释,“这显然是两个功能和价值,尤其现在小升初取消了升学考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认为‘五四’更好一些。”

上海选择“五四”学制,一开始并不是考虑其优于“六三”,考虑更多的是现实条件。1980年代末,上海市为了缓解市区小学入学高峰压力,尝试把小学六年级挪到初中,设立初中预备班。

但“五四”学制也对初中学校办学提出更高的要求,包括资源、设备等各个方面投入都要相应有所提高。从这一点上看,徐冬青认为,“五四”学制更适合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良好资源支撑的地区。

参与评估结果分析的一位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场评估历时一年多,比较了上海和其他地方的部分学校,从身体发育、心理成熟、学习能力测评等角度对学生们进行考察。结果显示,在六年级、七年级和八年级时,“五四”学制的教育质量优于“六三”学制。到九年级,两种学制下学生的学习能力水平相当。

徐冬青分析,原因主要在于两种学制面临的学习环境不一样,六年级如果是毕业班,复习的要求相对简单,如果提早步入初中,学生心态不一样,更有紧迫感。

周洪宇认为,无论是“五四”学制还是“六三”学制,本质上都符合九年义务教育的规定,没有压缩学生的学习时间,符合教育教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不是单纯缩短时间

在教育部统编教材后,上海学界一度传出要改回“六三”学制的声音,杨小微、徐冬青都听说过。后来上海还是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对部编版教材的语文、历史、政治三科,将六年级的内容放到初预教学。

但有的地方探索缩短学制,教材就无法那么轻易改动。杨小微提醒,就算某一科内容可以大大缩短学习时间,也切忌导致课程整体失调。

“比如数学,三年可以学完小学五年制,两年半可以学完六年制教材的全部内容,这一点问题没有,但语文等科目可能需要慢慢积累。”杨小微研究发现,“同时,更重要的是小学生的人格、心智有个成熟期,需要给予耐心,不然进了初中就会比较麻烦。”

近年来,杨小微给一些学制改革实验学校做过论证工作。他坦言:“随着年限缩短,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写、教学方式的变革,这些都要跟进,它不是单纯缩短时间的问题。也不简单是把高等的教育内容下放的问题。”

学制可以怎么改,各界抱有不同期待。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周洪宇,这两年也时有建言,希望无论改不改学制,事先都要进行调查研究,教育行政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组成不同研究方向的团队,回顾总结以往学制改革的经验教训,深入实际开展调研。在不同方案中综合而成一至两个比较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的方案,作为决策参考。

徐冬青则认为,“五四”学制相比“六三”学制在面对学习环境适应性、课程教学衔接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在当前的“双减”背景下,一些地区在小学六年级进行了“衔接”实践探索,都表明这个问题的突出,未来“五四”学制应该是一种趋势,而“九年一贯制”也在不少地区推行。

在周洪宇看来,如果今后学制要改,需要遵循几个原则:首先是科学性原则,不管哪一种学制,都要符合教育教学发展的内外规律。从外部看,学制要适应经济社会和科技文化发展的变化;从内部看,要适应当代儿童身心发展的变化。其次学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统筹考虑,作出系统规划与设计。还要遵循渐进性原则,将创新与继承有机结合。教育需要长时间的验证,核心还是要服务于人的更好的成长与发展。此外,任何重大教育改革都要于法有据,依法实施。需要及时修改《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使学制改革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

前述教育部人士说,此前有人向教育部提意见希望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这次又有人提出缩短学制年限,本质上都是希望学制能“动一动”。但学制改革仍有待更充分的论证和研究。“相比行政手段干预,教育应当更遵循它自己的发展规律。”

(应受访者要求,刘方宇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贺佳雯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辰元 吴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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