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雒邑】上游的形势、山川形胜、气候土壤等如何决定逆潮的程度格局？

还有一些都城，建于平原广阔之地，其附近只有一道高山可以作为屏障，都城就建于近山之处。北京城就是这样的。北京城外的太行山和军都山，还有燕山，蜿蜒曲折，互相联系，宛如一脉相贯，其东南却是广大平原，毫无遮掩。十六国时期及北朝的魏齐两代皆曾以邺为都城，它的故址就在今河北临漳县。这里固然也是一片平原，其西的太行山却巍峨耸峙，相映成趣。邺城西北就是战国时赵国的邯郸城，相距临迩，格局也相仿佛。其他如齐国的临淄和韩国的阳翟，也都可以列到这一类中。

当然还可以再列出一些类别。譬如，南宋都城杭州，城外灵隐、南屏诸山，玲珑奇特，正可作为游赏的胜地，和上面所说的一些山有明显的差别。杭州东北的皋亭山和余杭县独松岭，在军事上有一定的意义，不过都不是什么大山，因而所起的作用也不是很大。

都城附近的河流也有一些不同的格局。河流最多的应该数到开封。开封作为都城时，和黄河尚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当时开封的河流都是人工开凿的运河。这里有汴河和蔡河、五丈河。这就显示着开封成为这几条河流交汇的中枢，这几条河流是从开封辐射出去的水上交通要道。杭州附近的河流也不少。它濒着钱塘江的北岸，而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在这里隔着钱塘江能够互相呼应联系，因而杭州也成为水道交通的枢纽。位于关中的长安，它的格局却又和开封、杭州不同。长安濒于渭水，渭水在长安之东又汇合了泾水。长安南倚秦岭，由秦岭流下的灞、浐、潏、涝诸水和丰水分别由长安城旁流过。这几条河水和泾、渭两水以及久已湮没的滈水，共称为长安八水。这八水皆能灌溉，渭水更能通行航运。洛阳的河流不如长安的繁多，却也有伊、洛、瀍、涧四水。洛水也和渭水一样能行舟楫。就是北京附近也有永定河、潮白河和温榆河，还有更小的高梁河。北京于隋唐时为涿郡和幽州。永定河其时称为桑乾水。当时所修凿的永济渠就是沟通了桑乾水，再达到涿郡或幽州城下的。北京于元时为大都，潮白河其时为潞水。当时所修凿的运河，由直沽（今天津市）向北，即溯潞水而上，再由通州西折而达于大都城下。太行山东的邺仅濒于漳水。就是这条漳水，由于能够灌溉，改造了当地的舄卤地，使之转成沃壤，农业也因之而有起色。更由于白沟和利漕渠的开凿，漳水就可与这些渠道相沟通，太行山东各处的船只，能够驶抵邺城之下，邺也就可以得到繁荣和发展。

上面所论述的河流，大都具有灌溉农田和水上交通的作用。如果说到军事的意义，则应当提到南京城外的长江。南京作为都城，自孙吴至于梁、陈，都是借长江为天险，以防御来自北方的攻击，这一点下文还要论及。当然，长江除这样的军事作用外，交通运输的便利更为其他一些河流所不及。南京城旁的秦 淮河不仅有漕运之利，还更使南京城内的风光愈发显得绮丽。就是解决都会里一般用水水源问题，也是离不开河流的。齐国自西周始封起就以临淄为都，其地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城以临淄为名，自然是靠近淄水。经过考古发掘，临淄城东正濒于淄水，其西侧又濒于系水（泥河）。而鲁国都城曲阜也正位于洙、泗二水之间。燕国下都在今河北省易县。下都有东、西二城。二城紧相连接，皆在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其东城的南垣更濒近中易水。春秋时，晋国的都城再经过迁徙，其间曾都于新田。新田在今山西侯马市，位于汾、浍二水行将汇合处，然更近于汾水。由于近于汾水，其西北隅已为汾水冲蚀残缺。战国时，韩、赵、魏三国的新郑、邯郸和安邑三处都城也是如此。韩国都城新郑，也就是春秋时郑国的旧都，新郑不仅濒于黄水河，而且洎河还由城的西南隅穿过。邯郸城在今河北邯郸县西南。今所谓赵王城为当时赵国的宫城遗迹所在地。其东北有一大城圈，亦为赵国都城的一部分。今清河由西北斜流，穿过赵王城，而沁河也由西向东，贯穿于东北大城圈之中。魏国的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其遗址也有青龙河流过。这些河流即令迄今有所变迁，相距当皆非过远。战国时楚国的郢都，在今湖北江陵县北。当地近云梦泽，本为水乡泽国，其城南垣西段不仅有古河道，古河道上尚有水门，可见与河流关系的密切。

一般说来，都城的壮丽繁荣，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山川的助力，就是那些割据一方的政权，在它所能控制的范围内，选择它自己的都城，也都着眼于山川形胜的地方。这样的自然环境是不会为人所忽略的。

在以从事农业经营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里，都城所在地的土壤，也受到相当的重视。这自然是因为肥沃的土壤更适于农耕。商人曾经频繁地迁都，迁都的原因尚待逐一细加探求，但盘庚的迁殷显然是由于新都对于发展农业更为有利。盘庚的时候还不可能过细地区别土壤，但旧都的土壤由于使用较久，肥力渐减，转为瘠薄，就使它不能再事留恋。盘庚这次迁都就记载在《尚书·盘庚篇》中。古史简朴，自难备加称述，不过字里行间还是能略露出一些端倪。汉初定都关中，这是出于娄敬的策略。娄敬从关中的险阻立论，可是他却着重指出，关中有膏腴的土地，并且还称道它是天府。娄敬指出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关中于《尚书·禹贡篇》中为雍州，雍州的土壤为黄壤，于当时全国中最居上等。这就有利于关中农业的发展。向上推求，在早周之时，周人选择居地，也曾着眼于这一点。正是由于周原的，才使周人能久居于岐山之下。周初封国最多，而齐地有膏壤千里，故临淄也是海岱之间的一个名都。春秋时，晋国选择新都，摒去郇瑕氏的故地，而迁居于新田，也是由于这样的道理。郇瑕氏的故地固然也相当肥沃，可是土薄水浅，不如新田的土厚水深，所以晋国宁以新田为都，不再重视郇瑕氏的故地。

与雍州土壤相对的为扬州。扬州的土壤于《尚书·禹贡篇》列为下下。这是说扬州的土壤于当时的全国是最差的了。其实，那时扬州的土地使用率不大，土壤的肥沃性还未能为世所重视。魏晋以后，北方的人口陆续大量南迁，提高了土地使用率，改变了对于土壤的看法。于是长江下游太湖周围各处，由于大部分川泽沃衍，都成为肥美的土壤。南京正在它的附近，因此获得很大的优越条件。杭州更是有名的产粮之地，因而都曾经被选建为都城。

可是有些都城附近就不是如此。春秋战国时列国诸侯的都城有些就是未能符合这样的条件的。宋国和赵、中山等国都以土地瘠薄著名，可是睢阳和邯郸皆为有名于世的都城，其所恃以为基础的自然不是当地的土壤。但由于土薄民贫，就不能毫无影响。据说邯郸的“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这样相习成风，为他国所少有，也不是偶然的。

气候这一因素和山川、土壤等相较，对于都城的选择说来，似乎关系较为淡薄。一些有名的都城大致是位于燕山之南和陇坻之东，也就是说主要是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其稍南稍北的地区。这些地区南北之间气候差别不太显著，所以一般论者也就不多道及。可是还有些都城却在这个地区之外，这就不 能说完全没有差别了。拓跋魏所建的都城本是在盛乐，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北。后来迁徙到平城，则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和林格尔县和大同市分据明代长城的内外，东西相距仅二三百里。在这样临迩的距离中，气候是不会显出若何差异的，也不会使创建北魏王朝的鲜卑族人感到不适。可是后来孝文帝迁都到洛阳，就有人提出反对，不仅形诸言辞，而且见诸行动。这些反对者并以孝文帝的太子拓跋恂为代表，显示声势的壮大。最重要的一条反对理由就是因为洛阳暑热，不如平城的凉爽。固然拓跋恂体貌肥大，不耐高温，他的行动却得到相当多的鲜卑族人的支持，这就不是简单的问题了。

一般说来，各地都有当地所出的物产，都城附近也是一样 的。都城附近各有其山川，又有较为肥沃的土壤，气候都显得温和，故物产亦较为丰富。远在春秋战国之时，楚国的郢都就有云梦之饶，而齐国的临淄由于带山披海，膏壤千里，除桑麻 之外，更多文彩、布帛、鱼、盐。关中也是九州膏腴地，号称陆海，不仅有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等异类之物，又有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洛阳在这一方面，就不若关中富庶。两汉魏晋多以赋名家的文人学士，如班固和张衡就皆撰有《两都赋》。由于东汉都于洛阳，故于东都称道备至，赋中所说的物产就不如西京繁多。不仅不如关中，甚至还不如后来的邺都。左思所撰的《魏都赋》，就不厌其详地举出邺的附近产梨、栗、酎酒和笋、枣、粱、稻，还有锦绣、罗绮、绵纩、缣总。这里面除农产品外，主要是丝织品，显然可见，邺也和临淄一样，都是丝织业的中心。开封于战国时为梁国国都。司马迁论述梁国，说是无山川之饶，这也就是说，当地没有丰富的物产。后来由于丝织业的发展，和战国时已有不同。唐时的汴州所产的绢，于全国中列为第二等，与郑、曹、怀诸州相当。郑州今为河南郑州市，曹州在今山东菏泽县，怀州今为河南沁阳县，皆在开封的周围。当时一等绢的产地为宋、亳两州，分别为今河南商丘县和安徽亳县，皆距开封不远。直到北宋时，此风犹未稍息。而汴州的织锦最负盛名，开封的官绫院就有绫机四百张，仅此一项，就可略见一斑。北京于战国时为燕国的蓟。燕国虽亦养蚕，却不是有名的丝织品的产地。燕国主要的物产乃是鱼、盐、枣、栗。后来到明清时期，北京又成为都城，这些物产还为世所重。北京近渤海，自富于鱼盐。而栗的盛名迄今犹未稍泯。前引左思的《魏都赋》，曾提到那里的栗，其实那里的栗产于固安。固安在今易县东南，距北京更近，故亦当为北京的特产。唐时幽州即以栗为贡品，而幽州之栗就产于故安，辽及元时亦皆特置栗园，可见其重视的程度。

至于长江以南，则和黄河流域又异其趣。左思于撰《魏都赋》之外，复撰有《蜀都赋》和《吴都赋》，即所谓《三都赋》。赋中备举蜀、吴两都的物产，种类繁多，虽如草木虫鱼纤细之物，亦皆罗列不遗。较之魏国的邺都，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所列的过于纤细，于都城的发展演变并非皆有关系。沈约撰《宋书》，于《孔季恭等传》后曾论述江南为国的盛况，文中指出：“荆域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再加上膏腴土地的农业，显得地沃物阜。当时的都城就在建康，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这正说明南京物产的富饶。沈约在这里还特别提到荆州。荆州的江陵本是楚国的郢都，五代时南平也在当地建都，沈约的话正好也对江陵做了说明。刘宋时扬部的东南可以包括钱塘，也就是后来的杭州。沈约所说的物产，自然也有杭州的部分。杭州后来到五代时为吴越的都城，宋室南渡也以此为都。吴自牧的《梦粱录》曾有专篇论述杭州的物产，举凡谷、丝、枲、货、菜、果、竹、木、花、药、禽、兽、虫、鱼之属，皆按品罗列。品种虽多，而谷与丝最为重要。南宋亡后，马可·波罗曾到过杭州，于杭州的丝绸最为称道，并说：“全境产丝甚饶。”马可·波罗还指出杭州的课税，以盐、糖两项为最多。盐、糖皆不见于吴自牧所列举的诸种物产之中，可能以非杭州附近所产而不加凿及。

综上所述，自然环境作为形成都城的一个因素，是有其重 要的意义的。每一个王朝或政权在选择都城的所在地时，是不能不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的。自然环境所包含的项目不止一种，本文所列的就有地势、山川、土壤、气候、物产几种。一些王朝或政权在选择都城时考虑到自然环境，但不一定就能把自然环境这一因素中包含的各个项目都考虑周到。不论其考虑与否，这个因素所包含的各项，在都城的演变过程中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和相应的影响。宋朝南迁时，戎马倥偬，追兵在后，当时只要求得稍为安全之地，于愿已足。杭州远在长江之南，距金兵稍远，正符合当时要求。南宋的年祀虽因此而获得延长，后来元兵南渡长江，杭州竟无险可守。北魏由平城迁都洛阳，可谓深谋远虑，可是因为洛阳较平城暑热，竟肇致拓跋恂和一部分鲜卑人的叛逃。这虽不会影响到北魏迁都的大计，但由这样的小小插曲，已经可以显出自然环境这样的因素的重要作用。

——摘自《中国古都和文化》，重庆出版社出版

作者：史念海

编辑：蒋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