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要求)下来搞家庭农场。场领导对我挺重视,给我三个选择:上柳河干校或者八一农大学习,回来当农场干部;去水利大队当队长;尊重本人意愿,下去办家庭农场。

我说,官场这个台阶是爬不完的,爬起来也累,我就下去搞家庭农场吧。

有一年过中秋节知青聚会,大伙儿喝了点儿酒就说了点儿掏心窝子的话,有人说想当官,有人想当老师,有人说想当兵。我说,我就想能有块自己的土地,自己耕,自己种,自己收,过上过去员外的生活就不错了。当时大家都说这不可能,社会主义嘛,哪能允许个人英雄主义和承包主义,那是不可能的,说我是在做梦、说梦话。当时老赵说要走仕途,大家就叫他“赵举人”;我要当财主,他们就叫我“葛员外”。

我就想,自己要是有块地,肯定能经营好,能做到要啥有啥。

林莉:葛柏林一直做这个梦,希望有块地好好种一下,像绣花似的,建个像样的地方,跟美国的家庭农场一样,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意思。

贷款5万元,我购进60推土机、铁牛55拖拉机各两台,大犁、重耙、轻耙、播种机、镇压器各一台,油罐一个。我还在三十七连承包2000亩次生林,在周围打了防火道。

我们借住的是三十七连的房子,那房子八面透风,冬天零下20多度,把水缸里的水冻成冰坨。晚上,我和5名农工挤在2米来宽的土坑上,大家开玩笑说,必须喊着号子一起转身。为解决资金,我领着他们打零工,给二道河农场拉沙子。

林莉:农工就是各连队愿意跟我们干的职工,我们雇的,工资比农场职工高一倍。

葛柏林他们用火烧荒,拖拉机翻地,耙三四次才播种。大犁放在那里被人拆走了零件,不能用了,只得从别处弄回了一台。他们先开垦几百亩荒地,后来扩成一两千亩地。没有食堂,他们就交伙食费,在三十七连搭伙。那要连队的职工先吃,剩多少他们再吃,像受气包子似的,吃得特别不好。我想,这样时间长了身体就造完了,身体垮了什么都完了,与其那样还不如两人破釜沉舟一块干。再说,家庭农场亏损了,就我那点工资也不顶用。于是,我也就打了报告,辞去小学校长,下来给他们烧水做饭,送水送饭。

葛柏林与林莉结婚照

3

林莉:什么时候谈的恋爱?1972年,北京缺少师资,来农场召老师那年。知青刚来时不让谈恋爱,谈恋爱就是资产阶级思想,马上斗你,开会整你。有一次领导在会上批评大家,一个知青站起来质问,你闺女多大?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大家一算,敢情18岁就结婚了。知青火了:“你怎么18岁结婚了?我他妈都二十五六了,还不让谈对象!”打那以后就允许了。

葛柏林是八连的知青,1971年调到了十连,这样我俩就在一个连了。他是统计,我是农工,我们是老职工介绍在一块的。

第一印象?我当时觉得他特别土,穿一条带补丁的裤子,补了两个膝盖,平常不爱吱声。不过,我发现他对一些社会现象看得比较透彻,有头脑。

葛柏林:我跟林莉谈对象前私下里没有接触,只知道她是北京知青,外号叫“林大浪”。

开始也有点误解,后来一接触这人不错。她体育挺好,在学校100米、200米(短跑),铅球、跳远都是第一名。她又泼辣能干,能和男的剽着干。能干就招人嫉妒,尤其她的领导觉得她威胁太大。知青里也钩心斗角,不把你踩下去人家上不去。她性子比较直,有些事情看不过眼儿,就跟领导对着干,领导还不收拾她?那帮女的就贬她,叫她“林大浪”。其实,她是挺正统的一个人。

1975年,她回北京探亲,说哪号从北京回来,坐火车到齐齐哈尔,拐到拉哈,让我到拉哈车站接她,去查哈阳看我父母。拉哈车站到查哈阳约60里地,那60里地没有直达车,有时候坐毛驴车,有时候坐“小蹦蹦”,有时候坐马车,截啥车是啥车,没车走路。我头一次赶到拉哈没接到她,我就有气了,不来拉倒,就回来了。我妈说,可能晚点了,你怎么这么心急就回了?我说,第二天再去接吧。第二天又没接到她,就等,等半天,等到晚上也没等到她,我又回来了。回来后,她就打来电话了,说西安的老舅来了,晚回了几天。第三次去接,我才接到她。

三请诸葛亮,接了三次才接到她。老爷子老太太见林莉圆脸儿,高挑身材,倒是挺高兴。晚上,她就住在大炕上。她住了十多天,回农场我们就领证了。准备了两桌饭菜,老职工和知青们送个茶缸、毛巾、玻璃杯啥的。结婚时,我已二十七八岁了。

我父母给了一床被子、一床褥子。我家那时真挺困难,欠公家900多块钱。我父亲以前老出差,回浙江回杭州,战友又多,他挺爱装的,吃饭就掏钱,住旅馆也掏钱,该报销还不报销,革命嘛!那时候,吃一个烧鸡大概才18块钱,徒工一个月工资也就18元,他拉下900多块钱的饥荒,多大一笔数字?一直压着我们家,我妈说做人要有志气,吃咸菜也不能欠账。

4

葛柏林:家庭农场第一年就赢利了,毛收入11万元,当时一个人工作一辈子才挣4万元多点儿。

有些人就红眼了,说葛柏林的家庭农场沾了连队多少多少光,于是农场就派计财科科长等人来查账。查来查去,农场一分钱没找回去,还给我们找回1万多块钱,当年毛收入变成了12万。连队给我们一亩地摊了20公斤的豆种,谁家撒豆芽呀,一亩地播那么多种子,再说播那么多它也不长,不结豆儿啊。本来我和连队有约定,我们给队里干零活,凡是1000元以下的就不算账了,算义务劳动。连队的森林着火,我们去车去人扑打,拉个大犁,打了一道防火道,都没跟他们要钱。

他们说政策变了,把我承包的2000亩次生林收回去了。我来气了,那块地就不要了,给连队了!你不老怀疑我们占便宜吗?我们躲你远远的,找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大荒草甸子重新开荒,重新种地!

1986年,我们搬到别拉洪河边的荒草甸子。别拉洪河是满语,有大水漫岗,河水一圈圈之意,又叫圈河。

四周好的地,水大淹不着、涝不着的,让连队开垦了,我们开垦的是人家不稀开垦的低洼地。没地方住,我就买块帆布,往拖车一搭就是棚子,五六个职工住在拖车上,住不下就搭上下铺。我和林莉也找块破帆布搭个小棚子,猫腰住进去。外头下大雨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下小雨。没地方做饭就外头搭个锅台,林莉光着脚丫子在外面做饭。没有自来水,就把泡子(通常不和外界的其他河流或湖泊连接,是死水,而且一般不会很大,水也不深)里的水烧开了喝,那会儿没有那么多污染。

后来,盖一间25平方米的小砖房,林莉有了厨房,不用光着脚站在泥水里做饭了。

1987年,我们新开垦的地里种上大豆,豆苗长势好啊。

为赚外快,我们去二道河农场修路,挣了10万块钱,挺高兴的。回来一看傻眼了,家里2000亩地都涝死了,当年颗粒无收,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接下来几年,家庭农场被贬得够呛,有人认为家庭农场挖了社会主义墙角,雇人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家庭农场的粮食不许随便卖了,必须卖给农场;化肥、农药不给指标了,自己想办法。我为了发工资,偷偷去寒葱沟粮库卖豆子,路上被抓住,分辩了几句,对方拔出了手枪。承受不了政治和经济压力,家庭农场十有八九垮掉了。跟着我们干的技术水平高的职工都走了,又招了一批,没过多久又走了。工资不高,条件艰苦,寂寞难耐,经济上没出路,政治上没前途,谁跟你干哪。

1990年,农场只剩我和林莉了。我们吃野菜蘸大酱,喝泡子里的水坚守着。我得了角膜炎,红肿着眼睛行走在齐腰荒草;又挨了雨浇,发起低烧,躺了3个多月不退烧。

农场给我做工作,说赶紧洗脚上岸吧,别陷得太深,别赔得啥也不是,赶紧把地卖了,让我回去当个副场长。

林莉:本来可以不遭这个罪。我有三次返城机会,放弃了。

第一次是1972年。北京中小学教师紧缺,招一批高中知青返城当老师。那机会难得啊,知青大返城前很多人都想走,有的干部子弟门子硬,当兵走了。没关系的豁出去了,工作不要了,户口不要了,赖在城里不回来了。他们宁可扫大街,扫大街的活儿也找不着,你是逃兵,没有户口,什么都没有,人家不给你安排工作,只好当无业游民,父母认养了。

负责招考的是我家亲戚,基本定了招我。那机会多难得,可是我和葛柏林谈对象了,没有走。家人埋怨不?反正不高兴是真的。

1977年恢复高考,我本可以复习复习参加高考,离开农场,也放弃了。要考能考上不?我觉得应该能考上,我那会儿当老师,(知识)扔得不多,不像他们干农活不接触课本。我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都当过,中心校校长也当了好几年。

第三次是1979年,我爸退休,让我回去接班,工资关系都办了,我没走。有孩子了,我走了,他和孩子就扔这儿了。或者各回各地儿,他回佳木斯,我回北京,可是长期分居也不是个事儿。我还比较注重感情的,所以就选择留在这儿。接班的名额给了我妹妹,她顺当回去了。

葛柏林说,你看知青上山下乡大帮来的,如果随着大帮回去,住房没法解决,工作没法解决,二十多岁三十几岁,回家吃爹的吃妈的,也不是个事儿。再一个,上山下乡将近10年,年轻的时候在这里学的是农业,回去了用不上。我回去了或是当老师,或是干别的;他回去进工厂给师傅递扳子,递钳子,伺候师傅,10年的农业底子就白费了。

当时考虑挺多,就没有回去。不过,心里也不好受,一个车皮呼噜呼噜来了,人家都回去了,就剩下我们,总觉得有点儿没着没落的。

葛柏林:我也有几次返城机会,佳木斯物资供应站调我,我没去;检察院调我,我也没去;八一农大也没去。

高考一起考?我俩读过高中,考上的概率肯定会高一些。不想考,都30岁了,念书期间没有工资,没有住房,已有了儿子,你说我们怎么办?

2015年,葛柏林与林莉在圈河农场的家中。

5

葛柏林:在家庭农场最困难的时候,北大荒作家刘加祥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广东的一本杂志上,引起较大反响,几位青年读者来投奔我,一位西安读者来信说:“农工都走了,你这么困难,我想过来跟着你干一番事业。”还有几位广西柳州的女青年也要来,我说有老婆,你们来不乱套了吗?我说谢谢,哈哈哈。

有的家庭农场主把地卖了,洗脚上岸了。有人说,别人都不干了,你怎么还在地里干呢?那时,我还在开荒,规划农田,让它更适合机械化作业,700米以上不出角子。我还在投资种树,挖沟修路。我们那块地是低洼地,要用推土机隔一二百米挖一趟排水沟,涝时好把水排出去。

我高息贷款100多万,雇人像燕子垒窝似的一点一点将四周垒成坝,个别洼地围堰,用编织袋装土围起来,下大雨水流进沟里,抽出去了庄稼就没事了。有坝围着四周的水就进不来。有一年发大水,四周的水比里头高一米五,要是不围坝的话,庄稼就全军覆没了。

坝有多高?一米六七、一米七八。

有人说我这不是傻吗?我这么干,有两个原因,第一,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我认为不可能变,农民再吃大锅饭,只能饿死;第二,农村的个体承包全都取缔的话,国家怎么安排这么多人的生计和工作?我认为家庭农场这个大方向是不会变的。

除农田基本建设之外,我还种树,1990年至1991年栽红松300亩,1994年植树造林2000亩。

种树不赚钱烧钱,那为什么还要种?我从小在浙江,成天在林子里转。我是从林子里出来的,一进林子就像到家似的,感觉非常亲切,非常舒服。

我们开垦的那片荒地原来叫北大林子,地势高的地方是林子,低处是湿地。知青在的时候,林子被砍光了。那些年,一到冬天知青就去林子里砍树,盖房,取暖,做饭,用的烧的都是木头。这片林子砍完了,砍那片林子,挨片儿砍,见林子就砍,争先恐后地砍,等知青走时几乎所有林子都被砍光了。

我们开荒时,那地方一棵树也没有,想找一根搭帐篷的棍子都找不着。生态平衡破坏了,树没了,野生动物都跑了,光剩耗子了。耗子特别多,开荒种地打了点儿粮,堆在仓库里,一百个麻袋有八十个让耗子给嗑个稀巴烂,粮食流一地。

我在那儿建新点后就种树,先建了3亩的苗圃。当年知青砍树把北大荒祸害得够呛,(我)等于还债了,既为自己还,也为那些砍树的战友还。当年砍树是命令,军事化砍伐,你不砍行吗?可是,树苗存活率很低,有的被杂草吃掉了,有的被耗子嗑一圈儿嗑死了,有的被虫儿咬死了,成活一棵树,得补苗儿好几次。

1997年,我买入进口大马力M160,耙地由日80亩提高到日400亩,中国农民终于可穿白衬衣下地作业。那年秋天遇特大水灾,买了5台水泵日夜排涝,总算免遭灭顶之灾。

对了,1996年还干了一件傻事,用200亩熟地换回湿地中的小开荒。

我们那个开荒点在高岗上,高岗下面是一片湿地,三面环河,我们把湿地的口堵上,确保5000亩湿地常年积水,这样一来,里面的泥鳅、鲫瓜子就特别多。给我们盖房子的施工队用抬网抬了一个来回,抬到两大肥料袋的鱼。冬天,十连的一个小子去打鱼,打了几万斤。冬天水一排,只要接一个网兜儿就能抓到鱼,可是我们不抓。为什么不抓?你把鱼抓走了,鸟儿吃啥?几万斤鱼都是小鱼小泥鳅,你祸害多少生灵?不抓。

年头旱湿地就干了,湿地里也有高岗,一条一条的,有人跑进去开荒,结果种一年赔一年,为什么?年头涝四周都是水,只能颗粒无收。我跟农场领导请示说要建一个湿地,领导挺开明,说行吧,你自建自管。我们就用一块200亩的高岗地把湿地里面的开荒地全部换回来,将整个湿地连成一片。

建湿地没有什么效益,围起来得花钱,年年管理得花钱。为什么保护?我们开垦荒地以后,鸟没处下蛋,在草稞子里下蛋,结果一犁地,把鸟蛋都犁碎了,有了湿地,鸟繁衍生息就有了地儿。大雁南迁的时候,可以在湿地落落脚,像驿站一样,喝点水,吃点东西,完了继续南飞。湿地又是地球之肾,补充地下水。

从长远看,把北大荒原始面貌保留下来,子孙后代能看到亘古荒原是什么样,他的前辈是怎么把这么低洼的塔头、草甸、芦苇荡开垦成稻田。湿地开发之后再恢复是不可能的了,破坏容易,恢复很难,保留下来的湿地从价值来讲不可估量。

这是中国农民第一个自费建的1000亩湿地保护区。

林莉:每年种树,十年林子就长成了气候。30年种了100多万株吧,也没细数过。现在都挺粗的了,直径得有30公分了。现在看那片林子可漂亮了,落叶松、樟子松、红松,树荫下一片松针,特漂亮,还有核桃楸、山核桃。林子里长着灰菜、蕨菜,8月下了雨,就可以进去采蘑菇了。

小动物都来了,狍子、黄鼠狼、狐狸、花狸棒子、小松鼠、猫头鹰、还有一种像小雕那样的,哧溜哧溜,飞得特别快。

黄鼠狼挺好的,它光咬耗子,不祸害农场养的鸡鸭鹅,掀开帆布底下一堆一堆的耗子,那是黄鼠狼抓完了冻成一堆,贮备起来过冬吃的。我们打的粮挺多,有时候卖不了,快开春才能卖,一百个麻袋被耗子嗑不了几个,生态平衡了嘛。

冬天就扔点吃的,天冷,雪大,那狐狸,黄鼠狼找不到吃的,我们不祸害野生动物。看到狐狸的时候少,它躲着人,有人看到一个大狐狸带着一只小狐狸,在田头翻地鼠。有人上湿地打林蛙,我们买了都放了。有一年地里长了很多地老虎,老嗑豆子根儿,也没打农药,飞来很多乌鸦,把地老虎吃了。

葛柏林:我在全垦区20多万个家庭农场中,从规模、现代化程度、粮食产量、销售收入来看是拔尖的。2003年,我被评为“全国十大种粮标兵”。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生产模式之一。我们家庭农场现有林地4000亩,湿地1000亩,耕地6000亩,最高的年头打了1500吨大豆,要是50吨一个车皮子,整整30节车皮。还有小麦,2000吨左右的产量。看到那么多粮食,是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年年种,年年卖,有时候也愁卖。

我们是中国最美的家庭农场。有大湿地、大农田、大农机、大森林、大产区,符合习总书记提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在全中国找不出来第二个。

现在到我们家庭农场,门一推开,就像当初我想的那样:库里满满的,想吃啥就吃啥,池塘里有鱼,圈里有鸡鸭,鸡蛋、鸭蛋、鹅蛋一缸一缸的,基本实现了当初的理想。

我们这三十多年,走过了美国好几百年的历程,人家的家庭农场有二三百年、三四百年,祖祖辈辈经营,咱们三十年完成了,所以付出的辛苦肯定比人家多,是不是?

林莉:现在有十多个职工,六七个干活的,四五个看点的,冬天有鱼池,扫扫雪什么的。我们俩岁数大了,都七十了,地就承包给别人了,我们就管管林子,收拾收拾鱼池。林子本身没有收入,有时候农场上我们那儿挖树苗,也没跟他们要钱,都是白挖。

空气好着呢,氧吧似的。你要是在城市待惯了,上这儿住一个月放松放松,挺舒服的。那帮知青来了就说,知道农场像现在这样,还不如不走。

儿子是北京户口,从小在哈尔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大概十六七岁的时候回来跟着我们干。他不愿意待在北京,嫌北京太闹腾。我妹妹的孩子早上6点多就出门,一个多小时在路上,来不及吃饭,就买小包子、灌饼什么的,在公共汽车上吃。这儿的生活节奏比较慢,到点下班,到点吃饭,到点睡觉,挺美的。

我孙女在北京读高中,也是北京户口,想考北京公安大学,成绩还行。

葛柏林:有知青回来,我就说,你们有本事的走了,这才把我们“冒”出来,要不然我们还“冒”不出来。

儿子儿媳妇都在家庭农场干活,给他们发工资,比别人略高一点,也高不了多少。按照我的家庭农场的模式来说,农场主只有我们两口子,儿子、儿媳妇都不是。

人家美国讲金融世家、农业世家,咱们也不能断档啊,既然是从农业发展过来的,那儿孙辈的接着干这个,农民世家,一代代地接下去。

9月28日,央视直播八五九农场13台机车同时进行水稻收获作业。 中国八五九网 资料图

【采访手记】

2008年,我到八五九采访的第一位知青就是葛柏林。那时,葛柏林已成为农场的一张名片,采访他不是件容易的事。农场宣传部的朋友给他拨电话,说浙江有位作家想见他。他很给面子,开20来公里车从他的圈河(圈河即别拉洪河,系乌苏里江下游左岸一条支流,位于黑龙江省三江平原的东部。别拉洪河系满语,意为“大水漫地之河”)农场赶了过来。

葛柏林见面就说,他是诸暨人,听说浙江老家来位作家就跑来了。看来我借了浙江的光,否则他也许不会放下手头的事情从那么远赶过来。他在靠窗的椅子坐下,脸像老农民似的呈古铜色,两鬓没有白发,不过已谢顶,穿着不大讲究,一件白圆领T恤,外套黄、蓝、白横杠衬衫,衬衫兜别一支签字笔,米黄色休闲裤有点儿皱皱巴巴。他的十指交叉放在腹部。让我感到有点儿奇怪,这种坐姿通常属于大腹便便之人,他的肚子却一点都没突起。

“写作要看角度,有新思想年轻人才能接受。要具有中国的特色和国情,就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谈起。”葛柏林说。

我当了19年记者,又写了10多年报告文学,第一次碰到关心写作角度,以及年轻读者阅读特点的采访对象。我们在宣传部聊了一个多小时,作家刘加祥过来后,葛柏林开着他的森林人拉我们去他的圈河农场。加祥是老朋友,什么时候认识的已记不得了。他是八五九的,采写过葛柏林,关系很融洽。

我们一进入圈河农场,葛柏林像变一个人似的,兴奋像篝火似的燃起来,如数家珍地讲解着他的农场、规划和憧憬。农场还没建完,湖边的房子还没竣工,乌苏里江边的堤坝刚筑起,上边还堆着泥土,水麦草理直气壮蓬蓬勃勃地生长着,堤下江水滔滔流淌,犹如熙熙攘攘、无穷无尽的人流。农场旷阔,树林茂密,葛柏林说,这里许多树都是原始的,有些品种是珍贵的。

9年后,葛柏林的森林人再次把我拉到圈河农场,陪同我的还是加祥。葛柏林变化不大,穿着一件像迷彩服似的两兜衬衫,下身好像上次穿的米黄色休闲裤,农场却有了巨大的变化,路铺好了,堤已筑好,一幢幢别墅隐于绿荫之中,处处郁郁葱葱,鸟语花香。在一幢装修高档的别墅里,我见到葛柏林的夫人林莉,对他们夫妇进行采访。

光阴犹如从山上滚下的线团,越滚越快,眨眼就是几年。2018年成书前,我们又对葛柏林和林莉做了补充采访,他们夫妇热情配合,聊得很开心。葛柏林已71岁了,林莉也69岁了,按过去的说法已是古稀之年,说起圈河农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他们还那么富有激情。我们不由想到曹孟德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下乡五十年,葛柏林和林莉在亘古荒原上建起了“中国最美家庭农场”、AA级景区,先后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大户”“全国十大种粮标兵”称号,当年毛泽东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他身上得以体现。

(文章选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将于2018年11月推出的《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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