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命不好的表现】少女无故自残，是因为她不幸的家庭带来的伤害

把这个场景写下来，解读方法就会有很多。

首先，姐姐当时在想什么？

母亲在想什么？

父亲在用他那只强壮的胳膊，那只差点就成为运动员胳膊的胳膊，扔出杯子，差一点儿就砸到母亲头上的时候，他又在想什么？

在那一瞬间，或者其他无休止的瞬间，他们还爱自己的孩子吗？难道爱与此事毫无关系吗？

墙上的那个洞在那里留了很久。

那个瞬间是我记忆中一系列典型场景之一。我们这些异类的记忆中都有这样的场景。它完全算不上在那座房子里发生在我身上，或姐姐身上，或母亲和父亲之间最糟糕的事情，但是它已在我内心定格，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曾经是谁、我们又变成了谁”这个问题的一切根源都在于那样的瞬间。

我希望和那个场景毫无关系。

贯穿我整个童年时期的都是恐惧。恐惧之下并不是希望，而是别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一种忍耐的能力，是像一只小动物静静地趴到地面上那样保持安静的能力，或许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也就是等待合适时机采取行动的艺术。当时我在不知不觉中构建着一种行动手段。我现在知道了，当时的我正在飓风风眼中学习行动的艺术，这种艺术是一种理解不同能量的艺术，一种了解生命中的一切——不仅是暴力，还有其他一切——皆是能量的艺术。

在我家里，父亲的愤怒囚禁了母亲、姐姐和我。他的虐待贯穿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语言，以及我们能想象到的一切经历，那种虐待似乎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要考虑一个重要观点：饱受虐待、创伤或贫穷之苦的人在他们成年并离家之后对于应该如何看待外面世界中的痛苦并不能真正明了，当然前提是他们能够顺利长大离家。你想知道原因吗？原因就是熟视无睹。这个回答太过熟悉以至让人意识不到。我举个例子，你刚逃离一个充满虐待的家庭，马上就会陷入外面世界种种不同的虐待环境，因为那些环境看起来和感觉起来像是我们熟悉的某样东西。我们马上就知道应当怎么办。我们被各种熟视无睹的事物吸引，再加上媒体的表现形式和所反映的现实都充斥着过多的暴力、创伤和社会经济层面的挣扎，而且还把这些东西都娱乐化了，那么这也就见怪不怪了，对吧？所以我们都变成了擅长忍耐的高手，可以这么说，我们逆来顺受。我们就像是在战场上拼杀过的荣获“紫心勋章”的老兵，无论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都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但是称呼我们为“幽灵人”可能更准确一些，因为我们的内心总有些挥之不去的阴影，随时都有被绝望、恐惧、失败或与现实的格格不入拖入深渊的危险。

我能想象到我的微观故事的宏观版本有多可怕。想想那些因我们在世界上发动的战争而逃亡的大批难民吧：他们如何既能融入新国家，又能听得懂我们讲给自己听的那些有关认同和团结的故事呢？我既担心那些难民，也担心社会中那些逃离暴力的个体。实际上，鉴于当前政府毫无掩饰的带有种族歧视、同性恋恐惧、性别歧视、仇外情绪的言辞和政策，有个危机迫在眉睫：在美国，我们该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才不会直接伤害到我们中那些最脆弱的人？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我可以肯定，通过阅读这本书，你可以看到我讲的异类故事的另一面，即因暴力、战争、虐待、创伤或贫穷而支离破碎的一面。作为异类的我们还要时刻做好准备，面对拳打脚踢、不轨行为、背信弃义、炸弹袭击，或是那一百种更不起眼的暴力形式的任何一种。即使没有这些我们也要时刻提防。我们神情紧张，目光警觉，随时准备着要么与死神搏斗，要么任死神摆布——同一场游戏的两个方面，这让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似乎突然就变得疑心重重、暴躁古怪，难以共事或共处。我们经常让人觉得难以相处，不论是在学校、单位，还是与人交往的过程中。

然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呢？

我经历的几件事情使我彻底不再相信传统意义上的希望。我并不以此为荣，但情况确实如此。对我来说，在创伤、绝望或恐惧来临的时刻真正重要的是学会换一种方式呼吸。“抱负”（aspiration）这个词在英语中有一种助人呼吸的意思。我渐渐明白，我们必须保持呼吸，按照自己的意愿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还有另外两个世界拯救了我的生命。

游泳和艺术。

为什么泳池是我在世间的救赎之地不难理解。除了周日，我每天有4~6个小时可以离开地狱般的家，和其他人一起泡在水里。我在这里可以找到一种大于本我的归属感，还不涉及父亲或者神灵这样的角色。在水中我能放飞思绪。从我6岁起一直到离家上大学的那一天，只有在美国各地充满漂白剂味道的泳池里我才能感受到身体和生命是属于自己的。

另一个我可以遁入的是艺术的世界。我信仰艺术，就像别人信仰上帝一样。我不想夸大其词，只想实话实说。与选择自我表达而非自我毁灭的这些人生活在同一社群，我又找到了可以自由呼吸的理由。这是重塑希望的另一种方式，不管你仰望的是父亲、神灵，还是比你更聪明、更有名或更英勇的人，你都不用进行优劣等级排序。当然，这确实是寻得抱负的一种办法，但不一定适用于我们所有人。我们的希望萌生于普通人创造的种种做事方法。这是从侧面给希望下的定义，希望从事物边缘处浮现，你只需要在边缘处找到彼此，勇敢站起来并相互扶持。

我在图书、电影、画作和音乐中都能找到自己的故事。当然我也找到了与我同病相怜的受害者、怪胎、受排挤者和异类，但我找到的还有关于生存和美丽的故事。

我第一次见到肖恩·戴维斯时，我俩在俄勒冈州的特劳特代尔一起喝啤酒。那地方离我们上班的社区大学不远。我们认为社区大学就像美国的培养皿。每个教室里都坐满了形形色色的人，若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学习阅读、写作和批判性思维，他们可能不会相邻而坐成为同学。我读过肖恩的大作《蜡弹战争》，所以我早就知道“2001年9月12日，服完兵役一年半后，肖恩·戴维斯溜达进俄勒冈州国民警卫队的征兵办公室，重新入伍”^[3]，我也早知道他当年在服完兵役回家时除了得到“紫心勋章”，还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和他坐在一起喝啤酒，我了解到肖恩是一位父亲、一名教师，还是一位艺术家，而且他致力于帮助他人，这可是个宏大的抱负。这是他给我讲的故事：

很早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被边缘化，因为父母有我的时候太年轻（16岁和18岁）。我来自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是家里那个可怜的小子，最后自然而然地成了个怪胎。做一个异类刚开始时对我来说很难。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因为自己是个异类而感到难过，但在长大成人后我意识到成长为异类对我的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它让我感到自由。别人会用一种怪异的方式暗地里尽情偷窥我。我开始意识到人们试图融入社会有多难，总是戴着面具生活有多不容易，而我不用这么做是何其幸运。最难的是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处。自信对异类而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一旦找到了自信，你就能化异类为力量。现在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历史是由异类创造的。

从我记事起，我就开始对别人负责了。我第一个弟弟在我2岁时出生，第二个弟弟在我4岁时出生。我保护他们不受父母虐待，不受贫穷所累。在亲戚家里，在学校里，在拖车房停车场里，无论在哪儿我都照顾他们，直到他们长大。我还没长大就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养育着他们。之后我在军队里当上了领导。对我来说，责任永远都有，没有其他选择。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认为作为一个异类，不管我们怎么使用这个术语，内心都要有坚定的东西才能一路向前。我本可以轻易地吸毒、犯罪或者做一份毫无前途的工作，不管心里埋藏着多么深的绝望。所以，小时候的我并没有主动选择与众不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成为异类可能就更像一种主动选择了，但我觉得它其实是根深蒂固的，是在人生经历中养成的一种行为，它由更深层次的东西驱使，永远成为我的一部分。我想正确的选择是为自己的本色感到骄傲，而不是因为自己与众不同而感到羞耻。

小时候，我非常努力地试图融入，努力了很长时间。我还记得我在房间里熟读从图书馆借来的关于汽车的图书。我其实对汽车并不感兴趣，只是学校里其他男孩都感兴趣，所以我也尽力让自己对汽车感兴趣。我试着把汽车的品牌、制造年份、车型和发动机情况统统记熟。就这样我背了好几天。最后，上学路上，我充满信心地加入男孩们的对话中。当时一辆旧卡车超过了校车，我就一口气背出了百科全书里关于福特猎鹰（Ford Falcon）、普利茅斯勇士（Plymouth Valiant）和雪佛兰新星（Chevy Nova）的全部参数。结果，我试图融入的那群孩子反而觉得我更奇葩了。我想那是所有异类所处困境的一个缩影。

父亲喝醉酒就很爱打人骂人。清醒的时候，只要不工作他总是书不离手。清醒的父亲和喝醉的父亲简直判若两人。他会把我的牙打掉或者把我的鼻子打出血（这两件事他在我8岁前都做过），第二天早上又会为前一天变身海德先生^[4]而道歉。父亲就是那种人，我说的是非常真诚的道歉，声泪俱下的那种。父亲喝醉的时候可不只是打人，他曾把我和弟弟留在车里，自己去抢了人家酒行，还填过空头支票，偷过别人的房租钱，经常打架，做过各种各样的糟心事。他还去过十多次戒毒所。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的两个弟弟都和我说过，我们绝不会沾一滴酒或吸一口毒，因为我们亲眼见过它们对父亲的影响。我们坚信哪怕是一口酒或者一剂毒品都能把一个正常人变成胡言乱语的疯子。时至今日，我最小的弟弟还是滴酒不沾，他甚至都不让牙医给他开止疼药。他决不服用任何可能改变他意识的东西。

我是到了21岁才在部队开始抽烟喝酒的。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加入步兵营，那是黑人穷小子、墨西哥穷人和贫穷的白人扎堆的地方。当兵很苦，我们就尽情放纵。正规陆军步兵队伍里没有一个不喝酒的，不吸烟的人也是少之又少。

当然，我没有吸毒。我们每一到三个月就会接受尿检，尿检不会事先告知，不过我确实有两三次喝酒喝断了片儿。那是检验男子汉气概的一种方式。确实很愚蠢，但我们都那样做了。我们还去找女人发泄，那也是一种恶行。

作为一个从小被揍的孩子，我在参军前从没有自信过，但在部队里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自信。这种自信的根源在于完全不在乎自己是死是活。我相信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试想一下，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训练的内容是如何杀人和爆破，还有为了证明自己是不怕死的男子汉，一喝酒就往死里喝的放纵。

然后我又经历了离婚、海地革命、伊拉克战争、卡特里娜飓风、父亲去世、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

2005年我制订的新年计划是要么一整年都烂醉如泥，要么就把自己喝死。就这样我撑到了复活节。每天，如果天黑之前我还没有把自己喝倒，我就去贝尔蒙特酒馆，在后面随便找人打上几架，就像当兵训练时喝醉酒的样子。我还去找女人发泄。十恶不赦。

不得不说，就在那个复活节我幡然醒悟了。我醒来时发现身边躺着个不认识的女人，她身上有难看的文身。我当时就想，我和父亲是多么相似啊。也就是从那时起我重新开始画画和写作了。我觉得那是身份的问题，我再也不需要当军人、当那个被打的小孩，也不再当自暴自弃的浑蛋了。

我真的觉得那一刻才是我人生的开始。在那之前，我的人生由别人主宰，由那些我几乎不认识也不想记住的人主宰。

当我第一次读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作品时，我感觉我的面前打开了一扇门，一扇很大的门，一扇通往美好人生的大门，这种美好是我从未想过的。第一次写故事的时候，我感到心脏未曾有过的悸动；第一次画画的时候，我才明白我要比父亲强得多，因为我可以感觉到在我周围有各种表达自己的可能。现在我教别人写作就是希望他们也能够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

我朋友肖恩·戴维斯现在怎么样了？他最后在波特兰艾伯塔街管理着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与海外作战退伍军人第134分支。在那里，除了管理台球设施，他还负责组织各种各样的文学阅读会、特殊性取向群体（LGBTQ）宾果之夜和每周一次的退伍军人讨论。他也指导几名退伍军人进行艺术实践，除了撰写自己的故事和诗歌，他还协助监制演出原创戏剧和话剧。他获得了创意写作领域的艺术硕士学位，还在多家社区大学讲授英语写作和文学课程。夏天他就去当消防员。他还竞选过市长，表现不仅超出意料，还改变了整个选举过程的主旨和论调。

肖恩·戴维斯赢得了一枚“紫心勋章”。

那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或许是最高荣誉，一个真正英雄的成就。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那颗全心全意帮助他人的心，无论身在何处，无论做着什么，他都是一个光荣的异类，无须因身为异类而向人致歉。他之所以优秀，部分原因正是他未能融入主流。他知道如何帮助别人生存并且找到主流文化找不到的自尊与价值，即便他的过去或者他所在的主流文化把他说得一无是处。

那么我们的人生故事呢？这些故事是我们自己编写的，从无到有。

所以，有一种异类是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各种暴力的孩子，我们能够给予的建议是：我们可以忍耐。我们知道如何在危机中换种方式呼吸，保持镇定和风度。即使我们感觉不到镇定和风度，或者它们被剥夺，也知道如何照亮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这基于帮助他人，基于意识到除了周围的暴力，我们还能找到某种归属。

[1] 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部美国青春影片。——译者注

[2] 美国一支职业棒球队。——译者注

[3] 参见www.goodreads.com。

[4] 海德先生是苏格兰作家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所著小说《化身博士》中人物的名字。小说讲述了体面绅士杰基尔博士喝了自己配制的药剂变身邪恶的海德先生的故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