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5年,“上山下乡”来了。我父亲是干部,要带头把家属下放回农村。那年我8岁,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几个回到江苏老家。父亲一个人在上海上班,每个月寄钱回来,一年回来两次。母亲一个人把我们拉扯大,6个儿女一个没少,你说她厉害不?

回到老家的时候,家里的瓦房早被日本兵烧了,只有草房。下雨的时候,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雨太大的话,她没法出去干农活,就坐在屋里,把她的故事从头到尾讲给我们听。每讲一次,她都要号啕大哭,我们听了害怕,也跟着掉眼泪。

听多了,我们就习惯了。有时候也不耐烦,说“你不要讲了,我们都知道了,都记住了”。我们那时候太小了,没有意识到,对于她来说,那些故事是很沉重的。

母亲是个善良的人。见到穷人,她宁愿自己不吃(饭),也要给别人吃。可母亲性子也很刚强。我们刚回江苏的时候,父亲在上海,家里没有劳动力,常常遭欺负。每家每户割了麦子,要上交生产队,再派小孩子去生产队领口粮。人家的小孩去,队长不欺。我和我哥哥去,队长就把麦穗摔在地上,不给我们。那个时候我妈去了,一米五不到的个子,跟人家打架。遇到不公平的事,她不饶人的。

巫吉英。 受访者供图

我们子女六个,个个都佩服母亲。她勇敢,聪明。在南京军官家的时候,那一家人请了老师来教书,她在旁边听,识了不少字。像《三字经》,我们不会背,她能从头背到尾。算起账来,她一分一毫都不会错。

就是现在,她也跟其他农村老太太不同。她关心国家和社会,到六七十岁的时候,她常说,“我真是老了,要是有文化,再年轻一点,我就要站到台上,把我的事讲给大家听。”母亲最终也没能站到台上,但她讲给我们的邻居、记者还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她不哭了,只是脸拉下来,咬着牙齿,神情里带有恨。

记忆写进身体,今生今世忘不掉

父亲五十九岁的时候患心肌梗塞去世了,那时候母亲五十七岁。我们都成了家。她有时候跟我哥哥在一起,帮他带带小孩,多数时候自己一个人过。闲着没事,她就跟村子里的老太太一起打打麻将,一直打到九十二三岁。

她晚年没病没痛,耳聪目明,九十多岁还能穿针。但九十六岁那年,母亲摔了一跤,把腿摔断了。从那以后,生活不能自理。她在床上躺了大半年,后来好些了,可以拄着拐棍走一走,或者坐在轮椅上,我们推着她散散步。

她精神还是好得很。她会唱歌,唱“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还会唱《东方红》。又唱又笑,还拍着手,给自己鼓掌。

我母亲一直是个开朗的人。看到小孩从面前过,她要喊住人家跟她玩,还拿东西给人家吃。她也喜欢热闹,过九十岁生日的时候,一大家子在一起吃吃饭,放放炮仗,买个蛋糕。她穿着新衣服,也不说什么,就是哈哈笑。

2021年,97岁的巫吉英卧床休养。 受访者供图

母亲睡眠好,很少做梦。但一年中总有两三次,她会梦到大屠杀。真的如她所说,那些记忆写进了她的身体。一直到了九十多岁,她还被噩梦缠醒,有时吓得一下子就坐起来,喊我们名字,说“我又回到南京了,鬼子又来杀我了”。

她说“我今生今世都忘不掉”,结果真的忘不掉。哪怕到后来,她记忆力严重衰退了,好多事情都记不起来,刚说的话也马上就忘掉,最近这两年,连家人也不太认识,但她还记得那些事。有时候,放着电视剧,里面在打仗,炮声、枪声一响起来,她坐在那儿,嘴里就开始咕哝:“哦哟,跟我那个时候一样,在南京就是这样。”

我母亲这一生真苦,真难。但她离开的时候不痛苦。早晨起来,喝了水,吃了一点东西。大概隔了有两个小时,她喉咙里突然卡了一口痰,咳不下来,不过半个小时人就不在了。

家里好像一下子空了。我们家里,人是不少的,6年前,她玄孙出生的时候,还会骄傲地跟别人讲,“五世同堂呢”。我们想她,馋她用大锅、大灶摊的小饼,油扑进锅里,再撒上大蒜头。现在没人会摊,都没她做得好吃,这个空白永远没法填补了。

巫吉英在96岁那年摔了一跤后,出行都需要依靠工具。 受访者供图

早几年,她在电视上看到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世,虽然不认识,但好像舍不得一样的,脸上是很遗憾的神情,总说“哎哟,苦哦。现在日子好了,怎么不多享福呢”。

现在,她跟他们一样,老了,走了。她的轮椅和衣服会放到纪念馆里,和她的名字一起,永远留在历史里面。

新京报记者 徐杨 实习生 丛之翔

编辑 彭冲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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