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拼音】朱自清在成都祭上哀悼文艺多：要喊，要烧。

朱自清毕竟文笔老辣，“持中”叙述中，对成都作了细腻入微的描述。亲历的苦难总会反刍为一种泪水浸泡的温情。他认为成都是与北京很相似的古城，且气候温润，物产丰富，最宜家居。

在其中一节《成都诗》中，他写到：“据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城太大了，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容易。”我就没能找出这个“据说”的另外出典，这分明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成都为“中国第四城”之说。

现在，我们承认朱自清是“中国第四城成都”的命名者，毫不过誉。

一个城市的特点往往与古迹具有藕断丝连的关系。由于张献忠之乱，成都城内的古迹几乎被荡涤一空。即便不容易找，朱自清还是找到了成都的一大特色，那就是回荡在大街小巷里的“闲味”。这种“闲”，似乎潜移默化地浸入了他内心深处。他体味出成都的“闲”，既为一种银杏落叶飘在地面、被微风带动兀自而舞的“闲”；又为一种“早睡早起身体好”的农耕时代的“闲”。而对于朱自清来说，这种“闲”是一种很难细诉的状态，犹如蜀地无处不在的薄雾，是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说的群体氛围。尽管他已竭力以老道的文笔表达了这种漂浮在空气里的气氛，但还引用了被誉为“现代游记写作第一人”的易君左先生的《成都》一诗，来进一步佐证这种感觉：“细雨成都路，微尘护落花。据门撑古木，绕屋噪栖鸦。入暮旋收市，凌晨即品茶。承平风味足，楚客独兴嗟。”朱自清对市井里这种闲到乏味的生活，是有看法的。他特意对这首诗进行了一番阐释，仍然采用的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法：“易君左‘兴嗟’于成都的‘承平风味’。但诗中写出的‘承平风味’，其实无伤于抗战；我们该嗟叹的恐怕是另有所在的。我倒是在想，这种‘承平风味’战后还能‘承’下去不能呢？在工业化的新中国里，成都这座大城该不能老是这么闲着罢。”

他仍觉得，只有“住过成都的人该能够领略这首诗的妙处。它抓住了成都的闲味。北平也闲得可以的，但成都的闲是成都的闲，像而不像，非细辨不知”。北平的闲，似乎还掺杂有皇城根儿的隐然傲意；成都的闲，是平民们开源节流、想方设法舒适自己的气场。成都人从河边捡回几块大石头，在院子里随意一摆，再种上几棵泡桐树，就可以美其名曰地欣赏“园林梦”了。这在江南人或北平人看来，惊诧莫名。

文章结尾，朱自清的笔再次回到了树：

成都旧宅于门前常栽得有一株泡桐树或黄桷（葛）树，粗而且大，往往叫人只见树，不见屋，更不见门洞儿。说是“撑”，一点儿不冤枉，这些树戆粗偃蹇，老气横秋，北平是见不着的。可是这些树都上了年纪，也只闲闲的“据”着“撑”着而已。

看起来，他固然实现了“消夏”，但如何才能实现“消愁”呢？朱自清并没有找到答案。

朱自清的梦

劳生敢计醒如何？

蒋蓝在朱自清故居塑像之前

朱自清写有大量日记，生前并没有公开发表的打算。翻阅这些日记，更能近距离地了解先生真诚、朴实、单纯的内心世界。1931年到1936年的日记里，有3则都是写他夜里做梦的情况。奇怪的是，这些日记所记的3个梦，竟然指向同一个沮丧的内容：

1931年12月5日：“……梦里，我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了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学识不足……”

1932年1月11日：“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被解聘……”

1936年3月19日：“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

这三则日记分别写于不同年份，前两则是在英国游学时所写，后一则写于清华大学。这期间，他也由中文系代理主任正式担任系主任之职。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境遇，而竟做着同一个内容的梦。足以发现，他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朱自清做事做人本就极其认真严谨，从日记中可看出他永远觉得自己资质一般，不够聪敏，也不够勤奋努力。他不时地自我反省，自我审视。到清华大学后，心理压力就更大了……巨大的压力，清贫的生活，繁重的工作，使得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朱自清孙子朱小涛认为，祖父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压力，应该有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教非所学。朱自清是学哲学的，但教的却是国学。第二，他只是本科生，而清华大学却是名流荟萃、大师云集之地。第三，清华大学严格的用人机制和学术竞争环境。再加上他自己由中学教师升格为教授，由教授又任系主任，他自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而压力越来越大。他担心自己在学术研究上落伍，曾几次提出辞职，想专心治学。他不断地自我要求，自我完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每隔一段时间就制定一个读书计划。他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借来他们的著作阅读学习。自己的日记，他也用中、英、日三种文字甚至汉语拼音书写，以此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当然，朱自清记梦里，并非一律暗无天日的愁绪，他也有怡然之梦。

朱小涛先生。朱小涛的父亲朱闰生，是朱自清的次子。

1941年11月19日，他住在叙永县李铁夫家里，吃得太好，他一夜尽在梦境中度过。第二天起床，朱自清写成《好梦·再叠何字韵》诗：“山阴道上一宵过，菜圃羊蹄乱睡魔。弱岁情怀偕日丽，承平风物殢人多。鱼龙曼衍欢无极，觉梦悬殊带有科。但恨此宵难再得，劳生敢计醒如何？”梦境与现实的判然疏离，反而更让人觉得，不如不做这样的梦。

让人伤感的是，这般“娱目畅怀”，他只有在梦里可以窥见了。而且，好像仅有这么一次。

1947年除夕，清华大学国文系举办了一场师生同乐晚会，当时朱自清的肠胃病已经颇为严重，他是带一脸病容参加。学生们给他化了妆，穿上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他还和同学一起跳舞。余冠英、李广田教授也来了，大家高唱《青春进行曲》：“我们的青春像烈火一样鲜红，燃烧在战斗的原野。我们的青春像海燕一样的勇敢，飞跃在暴风雨的天空……”

1948年夏天，在肠胃病折磨下，朱自清的体重越来越轻，最轻时才38.8公斤，真是身轻如燕了。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在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以区区不足80斤的身躯托举起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但他由于胃病原因，仍然渴望吃东西，甚至暴饮暴食……这进一步加剧了病情。也就是说，朱自清不是被饿死的。

翻开1948年的日记，我们没有看到他为食物短缺而苦的记载，相反，多的倒是下面一些文字：“饮藕粉少许，立即呕吐”；“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

就在他逝世前14天的1948年7月29日，也就是他在拒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名后的第11天，他还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仍贪食，需当心！”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辞世。

朱自清去世后，夫人陈竹隐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他的钱包里，整齐地放着6万元法币，可惜，这点钱连一块小烧饼都买不到……清华大学第一次降半旗致哀；追悼会上，校长梅贻琦致辞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数月之内，社会各界纪念诗文多达160余篇，形成了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