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服的。这一点上,民间能工巧匠在面对宗教建筑时尤不敢怠慢。钟山石窟纵轴式的布局,主要建筑全部安排在一条中轴线上,依次为广场、牌楼、三官楼、山门、敬香坛、万佛岩主窟、万佛塔等,由低到高就势而建。从布局的讲究来看,浑然天成的技艺表现出智慧的高超。

当同行们还在观看纪录片时,我已经迫不及待,沿山门直端上到半山,来到一大片垂直石壁下的万佛岩。耳边隐约听见纪录片中字正腔圆的解说,万佛岩是因为石窟内有石雕佛像近万尊而得名。

岩壁底端,是略呈弧形排开的6个石窟。中间的最大,我先去把两旁石窟不大的看过。陪同的一位年轻导游看出了我的行迹,是想把最多的时间和最好的感受,放在最后;她也就没有详细背诵早已熟悉的解说词,只是简单提示几句,任我独自揣摩观望。

一号窟被当地人称为观音菩萨殿。观音菩萨像一眼看去就知道是新塑造的,因为色彩的鲜艳,与周围石壁上大多风化的佛像,是完全不同时空中的作品。倒是洞口外一个玻璃柜中,可见披着袈裟、留有胡须的西域和尚,颇像是电视剧里的达摩祖师。有居士牵强附会地说这是达摩现身,还刻意用了玻璃框范保护,遂成有趣的花絮。

二号窟经发掘整理,尚有一些保存完好的石雕,除众多小佛外,还保留有护法天王及太子出家等,雕刻手法细腻,形象逼真。东壁一组佛像,人物面部清晰,表情丰富,四个人像中最大的道人打扮,其余三人有僧有道。

四号窟石洞较深,阴气袭人,无人敢进,民间相传此洞连通到十八里外红石岇沟,现用砖石封闭起来。既出于安全考虑,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五号窟内四壁保存了40多尊浅浮雕佛像,多数风化剥蚀比较严重,惟前壁有两尊护法天王尚存。

六号窟位置在五号窟斜上方,是一个天然的石窟,当地人叫石埯,窟内残存造像10余尊,靠内壁的石佛像已风化,窟口周围的小石造像却保存完整,证实了石崖的干湿度决定风化程度。同时还证实了当初建窟就是在六号窟这样的天然石洞或石埯里开始的,因为有这种石埯,可以节省材料和人工,而且地质情况明了,便于施工掌握。

以地理位置而言,如同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一样,子长的避远使得钟山石窟得以留存至今;并且,干旱的环境亦成为天然的保护,使得石佛历经风沙荡涤仍神采奕奕。

这几窟,是陪衬,是呼应,要烘托主窟的宏大,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朝拜空间。

释迦牟尼佛在三个时空中的表情,清心如一

作者拍摄的释迦牟尼像

不费猜测,最精彩处当属三号窟了。

三号窟即万佛岩主窟,是寺院里的大雄宝殿。窟内万尊佛像色泽依稀,千姿百态,排列错落有致,造像以简练概括与丰富细腻的手法相结合,是宋代石窟最高境界的一种体现,具有精妙的造像艺术价值。它以永久的造型,展示了中国人内在的精神和理想的审美,形成有主有从、有衬托有照应、有节奏起伏、有微妙变化的统一的艺术世界。

这里,仿佛只属于佛的世界,目力所及之处,全部是各种各样、千姿百态的佛像;

这里,雕塑形象优美,内容丰富多彩,艺术特色鲜明,规模宏大且气势磅礴。

我屏息静气,又有点目瞪口呆——完全被眼前的场景所惊叹、感动、震撼!

窟内呈矩形,大约200多平米。坛基前后有八根一米见方的方形石栏接地连顶,排成两行,系造窟时预留的支撑顶板的石柱。石柱四面又成了造像的平台。四壁及挺立的八柱之上,万佛森列。大型的佛像采用“石坯泥塑”,即先打好石坯,做出大致的轮廓,然后缠上苧麻,裹上一层渗有麻、干谷草等韧性物质的泥,使得雕塑对象变得柔软可塑,便于准确表现人物形象。石柱上的小千佛,则是直接在石头上塑像,少了许多工序。

尤为精彩的是,佛坛中心是三组大型佛雕像。佛像都是释迦牟尼,分为释迦牟尼的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呈现出一心修炼的不同境界。西侧大佛脚踏莲花端正其上,相貌端庄严肃,似在关注众生疾苦,表现出邪不可侵的威严。中间大佛法相庄严,头上螺髻排列规范,面庞略显清瘦,眉如弯月,双眉间有吉祥痣,鼻梁挺直,双目微微下视,双耳下轮垂肩,神态沉稳庄重,似笑非笑,高深莫测。大佛袒胸露腹,胯子上有三道项饰,身着通肩式大衣,腰下着禅裙,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台之上,左手抚膝,右臂上屈,拇指与无名指作环状,食指与中指斜指向天,施说法印。东侧大佛双目下视,端坐于花瓣绽开的莲座之上,面部凝神静思。

仔细分辨,三尊佛像,均有3米多高,与佛坛天然相连。弟子像和胁侍菩萨与圆雕造像下莲台基底有切凿痕迹,显然是从别处搬移而来,造像时代与主雕像相同,艺术水平和艺术风格完全融合。

胁侍菩萨高约2米。右胁侍菩萨戴低花冠,微低头,稍侧身,似含羞带笑;身材曲线优美,连内在的文静也透露出来。左胁侍菩萨是顶戴花冠精美袭人,面相圆润俊俏;身上飘带缠腰,衬托起柔美的身段,动感和体态之美油然而生。

佛坛之上还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5尊佛像,可谓诸佛都在上了。

时间凝滞了。嘈杂安静了。心胸空灵了。眼睛清澈了。

毕竟场面开阔了许多,以至于,我们一行七八十人几乎拥挤在里面,恰好合适。大家轻声交谈与询问,导游肯定也受到某种情绪的感染,放低了嗓音,放慢了语速。

你看——石窟四壁众佛组构成的世界,堪比人世间的繁华:

前壁门洞两边的罗汉,有持法物的,有结手印的,有合目诵经的,有抚弄念珠的;有的恍然沉思,有的老气横秋,有的血气方刚,有的面慈心善,有的凶神恶煞。尤其那尊手抱幼狮的罗汉,狮子咬住他的耳环,疼得他嘴歪眼斜,但他仍让狮子尽情撒娇。

前壁顶端有三尊不同形态的自在观音,做游戏状,清闲自在,其肌肉圆润,衣带如风拂起,菩萨姿态安详,又具有一种活泼浪漫的气质。

右壁两龛中,佛座上药师佛面相慈善,仪态庄严,面部表情丰富,乌发肉髻,双耳垂肩,身着佛衣,佶跏趺坐,左臂支在大腿上,左手拿药钵,右手放置胸前,手心向下,做说法印。莲座下迦叶和阿难二位弟子双手缚拳侍立两旁,不知为何不是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

右壁还有佛陀涅槃图。释迦牟尼佛圆寂,头顶升起一朵祥云,云中又现佛影,寓意佛永生不灭。床头一比丘手扶佛头低首哀悼,床脚一比丘斜躺倒在地,悲伤之极;十大弟子神态各异,或哀泣号啕,或投身卧地,或寂然禅思,造像生动,惟妙惟肖。

总括而言,雕刻工匠们把石窟形制和造像有机结合一起,佛雕像塑造得使人望而起敬又不觉得冷若冰霜,既有佛的庄严神秘,又有现实人物的生动可亲,透露出介于人神之间的强大魅力。

一条独特的石窟走廊,讲述着佛教的传播史

作者眼中的男神女神

在钟山石窟采访的时候,我的思绪也顺着黄土地上的风徐徐滑动。在这样一个佛家圣地,谁不为之凝神静气、思绪万千?

2500多年前,悉达多·乔达摩王子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奠定了佛教最初的理论根基。在佛教传播的道路上,它们一路生根、发芽、壮硕。表现在真实的景观中,则是一处处石窟,从敦煌、麦积到钟山,再从云冈、龙门到大足,把这些石窟连成一串,就几乎是一部佛教的传播史,印度佛教经南北、陆海两路不断传播、扩散、经历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从西域到达河西走廊,再由河西走廊传入中原的佛教传播被称为佛教的东传。这条与古代丝绸之路相融合的佛教传播之路,浸染了民族文化的色彩,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那天在钟山石窟,王海清指给我看,那些人物像不像陕北人?他这一问,倒使我眼前的人物活跃起来。面对无言的雕塑,我尽可想象当初工匠们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塑造出人物的千姿百态,倘若一时想不出更妙的形象,干脆就把看到的牧羊人、耕田种地的同乡雕刻在石壁上,于是,这些农民就因为他们的辛勤劳作感动上苍而立地成佛。一座屹立千年的石窟,更是构筑了佛教传播的路标。

这种规模的石窟寺建筑群的概念源自印度,但是此时,早期佛教艺术的那种宗教神秘色彩越来越淡,已自然而然地与中华民族传统艺术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变化。

正因为佛教切中了人们内心的精神需求,佛教之风吹向亚洲各地。继承石窟艺术传统的只有阿富汗和中国的佛教石窟;佛教逐渐适应本土的文化背景,成为中国最强大有力的信仰之一系,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化史的奇观。

在佛教传播的艺术创造中,石刻是一种不容忽视的艺术形式。如今最为知名的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和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是巨大型佛教综合建筑遗址,可谓见证了唐代佛教的登峰造极。

龙门石窟的建造始于北魏迁都洛阳之时,持续开窟400多年。从历史上的佛陀、释迦牟尼到未来佛弥勒,再转移到阿弥陀佛和菩萨,佛教教义的改变反映在新的图像组合中,到7世纪,在云冈占优势的单身像和群像被典型的五身组像代替,佛陀两侧胁侍菩萨各罗汉(弟子),象征着大乘教义或者包括小乘在内的解脱状态。佛教教义直接影响了艺术的发展,由此可见。

云冈石窟就以壮观的石刻闻名天下。“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样的赞誉,对云冈石窟恰如其分。云冈石窟的石刻之所以有名,在于它精湛的雕刻技艺和丰富多彩的内容,这里的5万多尊塑像,大至十几米,小至几厘米,形态之逼真、神采之动人都是前无古人之作。

如果与大型相比,钟山石窟则可称浓缩的是精华。

钟山石窟造像,受到宋代禅宗和理学思想的影响。佛像造像端庄肃穆、含蓄内敛、超凡脱俗的优美情调,更加注重对内心情感的把握,形成了完全受中国文化和审美特点支配的造像艺术。而对罗汉、天王、世俗供养人等形象的刻画则更接近现实生活。佛、菩萨的社会化和罗汉、世俗人物的写实性,是宋代佛教造像的两大趋势和特点,钟山石窟正是这种时代特征的完美表现。

在简单对佛教石窟追根溯源的梳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佛教东传的脉络。由此我也要肯定地说,钟山石窟也是中华文明难得的一块瑰宝。

七载著书,一个“门外汉”成为“最懂钟山石窟”的人

养在深山人未识的钟山石窟已渐成气象 何万敏摄

早在1988年,钟山石窟的宗教、艺术、文物价值,就被得到认可。这一年,它成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只不过,旅行者们越来越匆忙的脚步,随着经济的快速提升,更多地向着秀水名山趋之若鹜。藏在漫漫黄土高原的钟山石窟,一再与人失之交臂,并未获得更广泛的青睐。

我大学的专业是绘画,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生怕已是遗忘,重去《中国美术通史》教科书查阅,不见“子长”或“钟山石窟”字眼;写这篇文章时索性扩大阅读范围,把眼光放至古代美术史及中国艺术领域的海内外范畴,遗憾还是遍寻不着。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积淀太过漫长,文化的天穹太多星光灿烂?抑或是时光的沙尘过早遮蔽了历史遗存,黯然了瑰宝的光泽?

幸好,还有林建军偏爱钟山石窟。

就要离开子长县的头一天晚上,采风的记者们集体采访他,并共享他的专著《钟山石窟解读:走进中国宋代最大的石窟大殿》。

眼前的杜建军,典型的陕北汉子,身板魁梧,嗓音洪亮,精力旺盛。他虽为子长县人,从小却在西安、宜川等地长大,直至1980年23岁时才从部队转业回子长县。2002年作为县委常委主管宣传工作时,钟山石窟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并对外开放已经十多年,却连一套可用以解说词的资料都没有。

“守着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却啥都不懂。”杜建军回忆初心,不无惋惜。自嘲是个“门外汉”“不懂佛学,不懂艺术”的他,开始满腔热情地组织起一批人,对钟山石窟的文化内涵进行挖掘整理,但由于文化层次和认识水平的限制,结果并不如意。

杜建军自己着手整理资料是从2006年开始的。一次去延安开会,杜建军顺便看望了自己的大学老师樊高林。交谈中说起钟山石窟的事,老师对他说:“钟山石窟是国宝,是先人留下来的遗产,不能由着一些人信口胡谄,搞得神秘诡异的。应该把资料好好搜集整理一下,今后肯定大有用处。”老师的话戳到了他的兴奋点,杜建军是个实在人,钟山石窟的事情从此怀揣在心,更加让他痴迷。

一开始就知道不容易,但实际的难度比想象的还要大。因为钟山石窟一直没有成文的资料,所有杜建军的一切工作都是从零开始。

吃苦不怕,最难的是史料考证和佛学研究。面对石窟,还有那些佛像雕塑,作为“门外汉”的杜建军很苦闷,资料搜集涉及到历史、考古、佛学等多个专业领域,很多未解之谜,需要专家去研究然后下结论,自己不敢妄言。

这期间,陕西师大教授吕建福、西北大学教授李利安和北大教授、季羡林的弟子张保胜来延安,对陕北文物进行摸底调查,钟山石窟也包括在内。杜建军紧紧抓住这些机会,跟随他们对钟山石窟进行考察,并把自己的疑问提交出来。后来,张保胜撰写的调查报告里关于钟山石窟的文字,成为杜建军搜集史料的重要依据。

一方面请教高人,另一方面杜建军也努力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工作之余,他购置了大量的考古和佛学书籍每天翻阅学习,甚至还自费参加专业培训班。

“不学不行啊,专家说的专业概念和名词,自己不入门根本就听不懂。”杜建军笑着说。一开始整理钟山石窟的资料,杜建军根本没想过自己要出书。“我只是想把第一手资料弄出来,希望有感兴趣的研究者以此为基础对钟山石窟进行研究。”杜建军曾把自己整理出来的资料拿给许多专家,都被婉言拒绝了。

不能让整理出的资料束之高阁,必须让它发挥作用。在朋友的鼓励下,杜建军决定把资料汇编成书。2013年10月,《钟山石窟解读》终于出版发行。

在他的筹划里,这本《钟山石窟解读》应该是这样的:第一,它是关于钟山石窟的历史资料汇编,要把与钟山石窟相关的史料都收集进来,以免今后流散遗失或者遭到人为破坏;第二,它还是钟山石窟的解说词,可以通过这些资料把钟山石窟详细地介绍给人们,让大家了解它的价值,欣赏国宝,珍爱国宝;第三,它应该还是通俗的,形象生动,图文并茂,让读者因此对钟山石窟充满兴趣。

可以说,因为有了杜建军和许多像他一样的文化工作者的努力,钟山石窟的许多空白被填补起来。我在石窟中倾听过杜建军耐心讲解,再拜读其大作并参阅相关专著,才发现瑰宝的光彩夺目。细致仰望,心动不已。我相信,这样的国家宝藏,将充实后人对“中国艺术”乃至“中华文明”的认识。

子长的红色,有了厚重文化的铺垫,更加鲜艳夺目。

(2016年7月27日于四川凉山)

作者何万敏(左一)与丁振海会长、王敏老师在安定古城

作者何万敏(左一)与《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刘玉琴在瓦窑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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