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库宝典下载2017】郑珍卓的红楼奇缘

日记全编》，记载有1921年，亟待改革的商务印书馆多次邀请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任职商务。胡适无意辞去北大教职，但盛情之下有了上海之行，7月18日，抵达商务印书馆的胡适见到了李石岑、郑振铎、沈雁冰和叶圣陶。其时郑振铎尚未成为《小说月报》的主编。此次见面，虽无从考证是否是郑第一次见到胡，但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勉励郑振铎去做一个改良编辑所的意见书，言辞之中颇显师者风范。1923年10月10日，郑振铎与高君箴在上海一品香举行婚礼，胡适亦被邀为观礼嘉宾。但是可能由于建国后政治因素，郑振铎自己相关记载资料不多。

郑振铎和《红楼梦》版本人的故事

王圣贻撰文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郑公公（郑振铎）与外公徐森玉天天出入上海各大藏书之家购得而又无法运走的宝典秘籍。父亲回忆，当时郑公公“更担心代国家收购之书，万一被敌伪发觉，势必前功尽弃，岂不可痛，乃与森丈四处设法分置数地。我家寓楼顶楼也曾作为庋藏所之一，木箱凡数十只，直到抗战胜利后，森丈和西谛全部运出，妥交北京图书馆收藏。据赵万里先生讲，在这一期间，他们两人经手所收善本计达八千余卷册。解放后，全部归于人民。在我也算追随森丈、西谛之后略尽绵薄报国的一点心意。”

张贻文撰文说，抗战初，父亲为了协助郑先生在沦陷区抢救古籍善本的工作，将他自己的一批珍本宋元行本261种1611册，明清历代历书200多部都转售于中央图书馆。并从中协调，动员其大伯（藏书家张芹伯）将上千本“芹圃善本藏书”转售给了中央图书馆。1947年，郑先生把父亲收藏的70幅唐宋以来的名画影印成册，并为其作序，这就是著名的《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前面提到，赵万里是庚辰本《红楼梦》收购经手人）。1949年11月，文化部在北京成立，下设文物局，郑振铎出任局长。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约见张葱玉，邀张葱玉赴北京任职于国家文物局。张葱玉1950年5月19日写信说：……今天早晨七时余抵京。郑先生和赵先生（即赵万里先生）都亲自来接的。下车后即到赵家，即住在他那里，地名是“北官场胡同八号”。不过麻烦他家很不好意思。中午郑先生请在中央公园里今雨轩吃饭，中央公园的柏树长得真好。

1946年，赵万里撰成《〈程氏墨苑〉杂考》，刊于《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据了解，传世的彩印本《程氏墨苑》极为罕见，赵万里考订所用底本为王氏（王孝慈）藏本，当时已入藏北京图书馆；而陶氏（陶湘）藏本则在郑振铎处。郑先生曾感慨称：“此‘国宝’也！人间恐无第二本。余慕之有年，未敢作购藏想。不意于劫中竟归余有，诚奇缘也！”

这个陶湘生于1871，1940去世。他一生省吃俭用，倾其全部积蓄，藏书30万卷，并以一己之力校勘、刻印古籍约250种，被誉为清末民初时期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所收以明本及清初精刊本为主，藏书处名“涉园”。尤嗜毛氏汲古阁刊本，闵氏、凌氏套印本，武英殿刻本及开花纸本。

有关专家考证，民国十五年（1926年），陶湘应国立故宫博物院之聘，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成为专门鉴定殿版书的专家。同时应聘的还有陈垣、张允亮、朱希祖、卢弼、余嘉锡、洪有丰、赵万里、刘国钧、朱师辙等9位著名学者。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63岁，陶湘谢职家居，致力纂述工作。陶湘于1889年19岁时始购殿版书，常与有共同爱好的兄弟共同展卷摩挲，享受其中之乐趣。

又所刻木板，亦费五、六万，……仿古木板私家保存不易，应归公家保存，适逢世变而中缀。……倘事平之后，如尚能继续进行，则有两万元以上之收入，办不成则宜公藏世守。”全国解放以后，按照陶湘“公藏世守”之遗愿，由其长子牵头，众弟兄签名、盖章同意，通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介绍与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联系，将存于天津交通银行的藏书和40箱书版捐献国家。

据记载，郑先生是怎样得到《程氏墨苑》的呢？今天看来是一段奇缘。民国时期天津著名藏书家、刻书家陶湘（1870-1939年，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藏书多达30万卷。并以刻书最精著名于世。他民国初年赴京，民国十一年（1922年）迁居天津。晚年由天津移居上海。1929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专门鉴定殿本书。1932年退职家居后，致力于纂述工作。1934年担当故宫图书馆编订之任，编纂殿版书库存目。其时郑振铎因收集版图，乃广搜墨苑、墨谱诸作。当他从友人徐森玉那里得知陶湘藏有彩印《程氏墨苑》一书后，便亲自赴津造访陶公。《程氏墨苑》果真是“彩色者近五十幅，多半为四色、五色印者。此书各彩图，皆以颜色涂渍于刻板上，然后印出；虽一版而具数色”（《西谛书话》）。于是，他竟日披阅，录目而归。并不敢作购藏之想，惟一的愿望就是能够借印。日本侵华后，陶不受利诱，拒绝为日伪做事。但由于生活窘迫开始出售藏书。郑先生得知后曾对陶说，别的书都可以出售，唯独彩色《程氏墨苑》等艺术珍籍不应该出售，因为这类书籍无论在木刻史上还是在美术史上都是颇有影响的。不料，陶从天津迁居上海后继续售书解窘，藏书几乎散尽。郑先生惟恐《程氏墨苑》被售，便托朋友到陶处询问该书的下落，《程氏墨苑》居然还在。于是凑足仅有的钱，将《墨苑》等书购得。劫难之中得到彩印本《墨苑》，真可谓难得之奇遇！郑先生感慨道：“此‘国宝’也！人间恐无第二本。余慕之有年，未敢作购藏想。不意于劫中竟归余有，诚奇缘也！”此话发之肺腑，难怪购书当日，郑振铎先生邀集好友数人，将彩本《程氏墨苑》展卷摩挲直至深夜。他说：“十载相思，一旦如愿以酬，喜慰之至，至于数夕不能安寝。”郑先生爱宝之心、护宝之举昭然若揭。其后，又拿彩本与其他版本相比勘，深感先声夺人，非它莫属。一段奇缘呈一段佳话也。

解放后，郑振铎先生将其藏书悉数捐献国家，《程氏墨苑》现落户国家图书馆。

郑伟章《陶氏涉园藏书、刻书纪略》（载《文献》1990年第1期）一文最后也谈到了陶湘售书一事，“陶湘晚年奇窘，为生活所迫，‘故不得不斥售所藏书。急景凋年，不祭书而去书，其心境之恶，亦可知矣。’（郑振铎《劫中得书续记·佳日楼集跋》）

陈林撰文说，“（胡适）后来因为我宣传了脂砚甲戌本如何重要，爱收小说杂书的董康、王克敏、陶湘诸位先生方才注意到向来没人注意的《脂砚斋重评本石头记》一类的抄本。大约在民国二十年，叔鲁就向我谈及他的一位亲戚家里有一部脂砚斋评本《红楼梦》。直到民国二十二年我才见到那八册书。

如前所论，陶洙就是亲笔伪造「甲戌本」、「庚辰本」和「己卯本」等各种「脂砚斋评本」的造假者。陶湘是陶洙的亲哥，董康跟陶洙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三人数十年在一起刻书和共事，陶湘和董康没有任何可能不知道陶洙长期造假售假的事实”。

“陶湘晚年家境窘迫，珍藏逐渐散去。三十年代中期，由于正在北京留学的仓石武四郎（1897-1975）的活动，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仅以时价三万元，从陶湘处购得汉籍善本五百七十四种，凡二万七千九百三十九册。原“涉园”所藏“丛书”，几乎尽被囊括，其中有宋刊本《百川学海》、明钞本《儒学警悟》，此两部书，可谓中国丛书的鼻祖。”（第307页。）

仓石买了一部“程乙本”《红楼梦》，学界称为“仓石本”，现亦归藏“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仓石何时购入这部“程乙本”，暂不可知，但他一定是从陶湘、陶洙或董康手中购入，因为“程乙本”正是陶氏兄弟伙同董康伪造的刊本假古籍（理据后文详述）。

郑振铎和商务印书馆

后来，郑振铎1921年5月，进入商务印书馆，而成了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的乘龙快婿。妻子高君箴从小在上海长大，曾入上海神州女校读书，因接受新式教育，思想进步开朗，也喜好文学。两人于1923年10月10日在上海举行婚礼，婚后夫妻感情甚笃，在事业上也有共同的语言，两人还合译《天鹅》一书，全书收入世界各国童话34篇，其中9篇即是高君箴的译稿。而郑振铎一生的活动，也都得到了高君箴的理解和支持。他们育有一子一女，女儿郑小箴，生于1927年，儿子郑尔康则生于1937年，他们缔造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五四期间，郑振铎被选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干事，是学生集会宣传鼓动的活跃分子。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学生王世瑛，福州人。也是学生运动的的积极分子，在福建学生集会上，郑振铎和王世瑛先后登台演说。他们相识了。郑振铎常到学校找王世瑛，不久向她直白爱慕之情，并望订终身之约。王的父母不予认可，迫使二人分手。炽热的初恋，冰冷的结局。他写下了《枫叶》等诗篇，抒发内心的痛楚。他回忆说“我那时心绪很恶劣，每每借酒浇愁，酒杯到手便干”。他没有为失去爱情而失去理智。愁云散去，满目阳光，蓝天无际。到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第二年，他在神州女中兼课。一位文静的女学生，闯进他的心扉。长乐人，高君箴，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的幼女。郑振铎托族祖郑贞文(心南)去提亲。高梦旦本就赏识他，来人做媒，父女欣然。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了婚礼。他们厮守一生。

1919年，北洋政府倡议印行《四库全书》，由内务府主管朱启钤督办，并委派叶恭绰主领其事。叶恭绰安排朱启钤与陶湘、张元济展开磋商，商议印书事宜。按叶恭绰制定的印书计划，主张原样影印，印行100部，并拨款30万。由于北洋政府难以筹措足够费用，此次筹印的努力终付东流。

1953年，商务印书馆工作人员问及先印什么，郑振铎答曰戏曲。编委会成员还有赵万里、傅惜华、吴晓铃等（舒序本《红楼梦》拥有人）。初集1954年2月出版，12大函120册；二集1955年7月出版，12大函120册；三集1957年2月出版，12大函120册；四集1957年10月编好，因政治原因生前未见出版。1958年10月16日为四集写的序言成为其绝笔之作。

郑振铎收书

有资料记载：郑振铎深感势单力薄，于是他找到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上海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那一阵，五位爱国文化志士几乎每天都要聚在一起，商讨抢救之策。他们觉得事关保护抢救国家文化留存，除了启动民间力量，政府也应该担责。为此他们多次联名给重庆政府发去电报，痛陈文献遭劫的危急状况，以及文献散失后将带来的严重后果，强烈要求当局立即拨款抢救。

1940年1月13日，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秘密抵沪，与郑振铎等人取得联系，商定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这是一个地下组织，专事上海一带的古籍文献收购，其经费取自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国立中央图书馆之费用，书归国立中央图书馆所有。郑振铎还起草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由张寿镛、何炳松保管经费，张元济鉴定宋元善本，郑振铎负责对外联络等事宜。张元济由于年事已高，则不方便参与具体工作。

从1940年春到1941年冬，上海全部沦陷之前，文献保存同志会先后收购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江宁邓氏“群碧楼”、嘉兴沈氏“海日楼”、庐江刘氏“远碧楼”、顺德李氏“泰华楼”、顺德邓氏“风雨楼”、吴兴刘氏“嘉业堂”和张氏“适园”等著名私家藏书楼的大量善本古籍，数量多达3800余种，其中宋元刊本300余种。依蒋复璁言，中央馆善本库中的藏品，几乎都是文献保存同志会从上海抢救出来的。

后来，郑振铎在一篇文章《求书日录》中写道:“假如有人问我：你这许多年躲避在上海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我可以不含糊地回答他说：为了抢救并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献工作……在头四年里，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会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那时，伪满的人在购书，敌人在购书，陈群、梁鸿志在购书，但我所要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我所拣剩下来的，他们才可以有机会拣选。”

用公家拨给的百万元经费，收购大量珍贵典籍。其中“善本”有四千种，是当时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几十年入藏善本书的总数。现今台湾的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几乎都是当年郑振铎他们收购来的。

郑振铎和列宁格勒、列藏本《红楼梦》

郑振铎拥有郑藏本《红楼梦》，1957年访问过列宁格勒，和列藏本《红楼梦》1957年近距离接触过，可能是中国第一人吧。列藏本《红楼梦》衬纸有“吴正裕号”图章印文。郑振铎所藏《琵琶行》有陈万里跋文用纸也是“吴正裕号”。郑藏本《红楼梦》，和列藏本《红楼梦》最为相似，回目双行并列，完全一样，“红檀”一词错误，完全一样。

列藏本，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原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据说此本为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由随旧俄宗教使团来华的大学生库尔梁采夫所带到俄罗斯去的。1962年春（李福清自己说1963年），前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发现了这部《红楼梦》抄本。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中国派遣留学生铺平了道路。据有关材料保守统计，1951-1965年，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人员逾16000人——同一时期来中国留学的苏联学生只有210人。

郑尔康（1937-2012），郑振铎先生的儿子，出生于上海。曾参加中国空军某部留苏预备班，在苏联列宁格勒空军学校学习战机驾驶，后因伤退伍，时任少校军衔。他后来转到文化部门工作。

根据海军资料记载，1951年～1953年选派苏联留学回国后，6月11日，学员们乘火车离开了北京，经过两天三夜，于14日早上7时到达满洲里车站，办理了出境手续后，火车进入了苏联国境内奥特堡车站。此后的7天行程，途经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到达莫斯科，稍事停留后，于22日抵达列宁格勒苏联海军高级专科学校。由于目前缺乏相关资料，不知道郑振铎先生之子郑尔康在列宁格勒具体情况，有待考证。

1957,郑振铎出国讲学三个月，包括保加利亚，苏联等国家，到过列藏本《红楼梦》列宁格勒东方所。并送书给有关单位。巴金在《怀念振铎》一文中说：日子久了，了解较深，他搜集古籍，“抢救”古书，完全出于爱国心，甚至是强烈的爱国心。他后来的确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认我不会做他那种事情，但是我（1958年）把他花费苦心收集起来、翻印出来的一套一套的线装书送给欧洲国家文化机构时，我又带着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铎。

还有个题外话，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曾1951-1956年留学苏联，他回忆，曾留学苏联的北京政法学院原科研处长洪增仁, 就曾经娶了个苏联的媳妇儿。 后来回国，中苏关系交恶，这段婚姻后来也 成了一段悲剧。列藏本《红楼梦》有“洪”字，是不是中国留学生或者他们的朋友留下的？看来还有待继续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