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i】中国留学生的海外朋友圈：好像都有“统一”血崩史。

时间不算长，学业压力又很大，每天都要熬到凌晨，应该属于舍social取study和sleep的，所以基本没什么社交。”但她觉得并不存在什么“社交障碍”，因为“能跟学院里的中国学生交流”。

当然，也有不少留学生个体，他的本心是想融入当地社会的，但作出的选择往往与此相违背。比如，哈佛学生黄洁举了一个例子，哈佛提供“勤工俭学”机会，有舒适体面、薪资较低的图书管理工作，也有时薪最高、但不体面的“扫厕所”工作，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或者亚裔学生会选择前者。而她选择扫厕所后发现，作出同样选择的学生几乎都是欧美裔的，且其中不乏企业家的后代，原来他们也算“经济账”。

虽然而今毕业已经好几年，但黄洁依旧觉得，扫厕所时收获的友谊颇为珍贵，“连厕所都一起扫了，还有什么不能一起分享的？！这不失为一种融入的方式。”

杨卓旭也觉得，思维的差异会在选择中体现。很多中国学生在选择留学专业和学期的自选课程时，往往倾向于选择能突出自己优势的单项。“有时候也不是自己的想法，父母、老师会给这类建议。”

也有一些同学，因为出国留学的学制比较短，他们考虑到融入的难度，以及毕业后会回到国内发展，索性不做尝试。教育部发布的《2014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统计资料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就业——2013年，我国留学回国人数达到35.35万人，是同期出国留学人数的85.41%，中国迎来了留学生“最大回国潮”。

此外，facebook、微信等工具的使用，也对中国留学生的社交产生一定影响，因为它让很多人生活在一种“虽然相隔很远，但还在一起的错觉中”。在美国西密歇根大学攻读哲学博士的常明就说，他有时间更愿意在微信上找国内的同学聊天。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副校长怀特(Paul White)曾表示，在大学校园里取缔“同乡会”将成为“社会融合加速器”。但要实现却挺难，因为本国学生聚在一起有不少好处，而且也不止中国学生偏爱这一选择。

郭予谙是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的研究生。大三的时候，她曾经前往韩国仁荷大学参加过暑期交换项目，大四又在日本东北大学交换了近一年。拥有丰富海外求学经历的她，深知中国留学生在外喜欢“抱团”，于是在前往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读硕士前，还特意提醒自己要多跟当地人接触。到了荷兰，学校为了让大家尽快熟稔起来，特地举办了一个素质拓展，郭予谙还有意与中国学生保持距离。

但没有持续多久。荷兰不是东亚国家，文化上的差异和新环境的不适应让郭予谙很快动摇了，她又开始和中国学生接触，很自然地走进了社交“舒适区”。在她看来，只要够开朗，语言过关，和外国人一起讨论作业、吃饭、运动、郊游等浅层次的社交并非难事。“只是当你自认为融进去的时候，突然的一件小事又可以推翻你的想象，让你瞬间清醒：其实你根本就在圈外。”比如他们谈论党派选举、政客投票的时候，郭予谙说自己根本插不上嘴。“要想在文化选择或观念上与他们趋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种不在意、不刻意，是中国学生日益国际化的表现

无论生活中的中国留学生做什么样的尝试，在农历新年的节点，他们通常选择用传统的方式来度过。虽然正是美国大学考试的时候，但积极备考并不妨碍营造春节气氛。

已经从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毕业的研究生陈福说，第一次在国外过春节的印象很深刻。除夕夜，和几个室友一起做饭，另一个同院系的中国学生因为室友外出落单也被邀参加。在陈福家里，大家喝了很多酒。落单的同学非常感激陈福和室友的收留，在饭桌上说了一堆祝酒词。随后大家感叹留学生活的不易，微醺的状态和感性的言语刺激了陈福的神经，他开始大哭，最后所有的人都哭成了一团。

唐末所在的芝加哥大学，中国留学生每年都会春节联欢，唐末也会去凑热闹。或者，叫上好友在家里做饭，顶着时差看中国春晚，和朋友们一起吐槽。“那个时候看春晚，有一种‘特别顺眼’的感觉，甚至频频有泪点。”

学哲学的常明一直把“吃”当作海外过春节时，排解孤独和思乡之情最好的办法。他犹记得在国外的第一个春节，望着空空的盘子，一股强烈的孤独感袭来，但他并不太愿意把这些情绪跟家里说。于是试着从哲学层面分析：“美国人更崇尚个人自由，他们与同学间并不建立强联系，那些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自信或者所谓的‘自我中心’，和他们更擅长克服孤独不无关系。”也有中国留学生，把春晚做成了一次融合。杨卓旭在澳洲私立高中，成功组织了一次全校中国春节晚会。

她先和宿舍管理的老师沟通了想法，巧的是，这个澳洲老师的父母曾经在重庆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妈妈还曾在重庆大学教过历史，于是她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杨又去和厨师长沟通，得到一个爽快的答复：“让我们一起来实现吧。”

往常，同学们吃饭是分食制，那天厨师们在杨卓旭的指导下做了中式糕点，所有的菜肴也是装在大盆子里，放在桌子中间，让大家一起夹着吃。她记得自己还给到场所有的人准备了一杯绿茶。“当天正副校长都来了，我的春节晚会还启发了校方，之后每一个月都有一个主题活动，比如拉丁文化主题，墨西哥主题等。”

因为这个春节晚会，杨卓旭在高三毕业时还得了Wenona School(温烙那中学)的“促进多文化和种族和谐最大贡献奖”。在她之前，已经有四年没有颁发该奖项。

“这几天，在不同的场合，我有意识把这个选题和中外学生一起探讨。土生土长的美国犹太裔同学Gabe表示，中国学生看起来很安静，可一旦跟同样来自中国的学生在一起就超级活跃。美日混血儿同学Joric对此很能理解，人们会本能选择和自己有共同习惯和爱好的人一起玩。在上海和香港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美国同学Win 则说，中国学生相对比较害羞内敛，自认为语言一般而不愿交流，其实中国学生英语都很不错。班上那个黎巴嫩的女生，口音很重，但她交流起来完全不在乎。中国同学似乎在语言上对自己要求太高。”

当然，这几年中国学生在海外也有不少改变。

记者注意到，还有这样一个变化：参与讨论的中国学生觉得，虽然爱和中国同学交流，但自己并不觉得这是问题；还有同学觉得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自己在交流中也并不区分对方是老外还是中国人。

龙应台在《干杯吧，托马斯·曼》中提到过眼神。有一个晚上在奥地利，她用德语朗读自己的作品后，听众中的一位中年德国妇女走向她：“您的眼神那么熟悉，就好像我们欧洲人的眼神；您是不是长期在西方住过？”那时的龙应台，“美国住了近九年，欧洲快十年了”。所以，坐在讲台上的龙应台，能在不自觉中用欧洲人的眼神和台下观众对话。而步出演讲厅，当她和身边台北来的朋友谈话，则用彼此熟悉的，不必向对方解释的辞汇和手势。临别回身挥挥手，“明天见！”没有拥抱，也没有握手。

杨卓旭认为：“那种不在意、不刻意，本身也是中国学生日益国际化的表现。”(尧遥 本报记者 谢飞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