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五四运动”前夕,北京大学新思潮是提倡西欧近代思想,同时引入各种社会主义学说。
p>这对于研究东方古哲学的梁漱溟来说,无疑是激烈的冲击。
有一次,少年中国学会组织演讲会,邀请对宗教问题持不同观点的人发表意见。
做为研究佛学、讲佛学的教授,梁漱溟应邀做了一场题为“宗教问题”的演讲,同时解答反对观点。
那场演讲从早晨持续到日暮西山,整整持续了一天。
操场上千听众兴致勃勃,意犹未尽,原定的另一位教授不得不取消演讲。
在演讲时,梁漱溟曾听到有学生对旁边人说:“我倒要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
对于这种质疑,梁漱溟觉得无可厚非,反而认为彼此质疑,互相问难,更有利于学术发展。
在梁漱溟看来,思想或道理,原本就是对于问题的解答。人之所以进步,恰恰是因为他善于发现问题,并寻求解答。
他常常给学生讲:
“问题是根苗,大学问像是一棵大树,从根苗上发展长大起来,而环境见闻、生活实践,则是它的滋养资料,久而久之自然蔚成一大系统。
思想进步的原理,一言总括之,就是如此。”
对于东西方文化到底哪个更适用于中国的问题,梁漱溟写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详细进行阐述。
在书中,他将西方哲学,印度佛学和中国儒学,置于同一坐标下进行考察。
不仅对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哲学等作了详细的分析,同时对印度哲学作了比较研究,并且还对“五四”前后中国一些思想家的观点作了梳理评判。
最后经过抽丝剥茧般的论述,梁漱溟得出结论: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将取代近代西方强势文化,而成为世界的主导,中国文化将进入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被称为“中国新儒学的开山巨著”,也奠定了梁漱溟儒学大师的地位。
在当时,学习“西化”还是保留“国粹”的文化之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
梁漱溟的继承文化传统、开拓传统文化新境界的观点,犹如混沌中照进一缕阳光,点亮了很多人的心。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做为一个无党派人士,梁漱溟始终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变化。
1940年,他和张君劢等人发起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力争团结抗日的局面不破裂。
为了让言论不受国民党控制,民盟决定在香港办报,建立自己的言论机关。
1941年,梁漱溟只身一人来到香港,筹办民盟报纸的工作。
筹备期间,有人利用关系要给报社塞进一个“副经理”,当时人员已齐备,而且报社经费十分紧张,梁漱溟断然拒绝。
那人邀梁漱溟去茶楼谈判,再三要挟,甚至说,如果不答应,就不再把他当作盟友,而是敌人。
梁漱溟身处异地,这样的威胁细思极恐,然而他毫不为之所动。
民盟在香港办报,国民党自然也不高兴,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
当民盟的《光明报》刊发政治言论时,旅港的参政员,以及在港的国民党元老,都被授意劝说梁漱溟回到重庆。
对此,梁漱溟一一“辞谢”。
最后,国民党搬出了青帮头子杜月笙,让他出马,“动员”梁漱溟离开香港。
杜月笙请梁漱溟喝茶、吃饭,各种威逼利诱,终没有达到目的。
直到香港沦陷,《光明报》被迫停刊,梁漱溟才返回内地。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梁漱溟以民盟秘书长的名义悲愤发表言论:
“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
假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收起宪政民主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国人。”
他又说:
“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
在梁漱溟的号召下,民盟强烈要求调查李公朴、闻一多二人的死因。
国民党做贼心虚,自始至终不肯同意调查此案。
直到一个月后,迫于舆论压力,才勉强同意民盟自己派人调查。
在梁漱溟和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赴昆明查访时,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特务在密切监视,百般暗中阻挠。
最后他们还是通过种种途径,通过美国领事馆,搜集到许多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足以说明是国民党特务谋杀了李闻两位先生。
梁漱溟后来将调查经过与所得写成《李闻案调查报告书》,印发各界,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罪恶,要求取消特务机关。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梁漱溟像个“不识实务”的斗士,以命相搏,寻求正义和公理。
梁漱溟说过:“天下人自己都会找对的路。只怕不求,求则得之。”
他认为对的事情,便会意志坚定地做下去,百折不回。
他是中国最敢说真话的硬骨头,无论对谁,都直言不讳。
1953年,他因为跟当时领导人对当下形势的看法不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他也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批叛孔子,否定当时文化革命的人。
后来年过八十的梁漱溟接受批斗,被问有什么想法。
他一字一句地说:
“我一个人,你什么都可以夺掉我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我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文人的风骨,尽显无遗。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他曾说过:
“一个人很容易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明白时很容易明了他的责任,糊涂时便恍惚忘记了。
这只有常常提醒自己,要问出一个很真切的心来。
如果不想干,干脆不如不干;如果真想干,那么应该很深沉的内决于心,虽有时糊涂恍惚,也可觉醒的。”
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人生态度: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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