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寅年是什么年】《学银莱》吴县家庭问题钩针编织

伯父家告别，9月即赴日本。

周恩来到日本是寻求报国救民真理的，他的一首七言绝句表达了自己的豪情壮志。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祖父伉乃如深深了解周恩来解救民众的这份责任感，因此，虽然两人天各一方，但共同的理想、相知的情谊把他们联系得更紧密了。

周恩来在日本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和祖父伉乃如互相通信百余封之多！他们书信往来，互致问候，互通情况，交流思想和感情，信中无话不谈，包括一些隐私。不论是周恩来刚到日本，还是周恩来过生日，他总能收到“乃兄”的来信，“乃兄”的信给了在日本困境中的周恩来极大的精神安慰和鼓励。周恩来也将在日本所得和新思想推荐给祖父伉乃如。

现实录周恩来《旅日日记》部分片段如下：

一月一日（丁巳十一月十九日戊申）星期二

（通信）接……乃如、念远、（李）贤信各一

……我今年已经十九岁了，想起从小儿到今，真是一无所成，光阴白过。既无脸见死去的父母于地下，又对不起现在爱我、教我、照顾我的几位伯父、师长、朋友。若大着说，什么国家、社会，更是没有尽一点力了。佛说报恩为无上，我连恩还未报，又怎么能够成佛呢？俗语说得好：“人要有志气。”我如今按着这句话，立个报恩的志气，做一番事业，以安他们的心，也不枉人生一世。有生以来沾着这个“情”字，至于赤子之心……

一月十三日（丁巳十二月初一日庚申）星期日

（通信）接……乃如、性初片各一。

昨天早晨接到乃如来的明信片，告诉我在天津遇见四伯父的事，并没提起八伯死的信息。难道这个事四伯没告诉乃如么？或者是告诉他，他以为我不知道，不忍得告诉我？也未可知。再不是，就是这个信息传错了。我今天早晨给乃如复去一个明信片，提着此事，但愿果真是假的，那真是如天之福了。……

一月十八日（丁巳十二月初六日乙丑）星期五

（通信）接乃如、禅弟、〔叔梧〕信各一。致乃如、禅弟片各一。

昨天我往车站上送天池的时候，听说仁山已经回来了。我想国内一定有人给我带东西来；今天一早，果然伯安来找我，给我一包东西，说是仁山交给他拿来的。打开看时，却是乃如给我从鼎章洗来的照像，并同着慧弟去年夏天照的像片，我看见喜欢的了不得。……

二月九日（丁巳十二月二十八日丁亥）星期六

（治事）晨起，致乃兄信，劝其读《新青年》。

（通信）致乃兄信一。

我今天给乃兄的信，谈到人生婚姻的事，我说是人生最苦恼的事。这个滋味乃兄已经尝够了，所以我说这话，他一定是赞成。……

三月二十五日（戊午二月十三日辛末）星期一

（提要）满二十载诞生之日

（通信）接乃兄、述、云两弟、柏荣、剑帆等来信。

周恩来在日本学习期间，由于费用短缺，祖父伉乃如也曾尽自己绵薄之力给予帮助。那时作为年轻教员的他，上有老母，下有三个幼子，每月工资仅30元，仍先后给周恩来几十元资助，钱虽不多，真心可鉴！

1918年8月1日，周恩来于暑假期间由日本返回国内，又回到天津。第二天祖父伉乃如即去看望。在津期间他们不断见面，相叙分别一年的各种感受和所见所闻，同时周恩来也与其他同学好友频频会见畅谈，留影纪念。

8月18日下午祖父伉乃如、周恩来及其他同学朋友一行十三人在公园会面后去鼎章照相馆合影留念，并去全聚德饭庄吃饭。

8月19日上午周恩来去看望李福景之父琴翁老伯（李金藻），回来后又同最要好的几位朋友去鼎章照相馆照相留念，并在李福景家吃饭。

在假期结束前，8月23日周恩来专程到伉家与祖父长谈，二人并一起去“大罗天”语谈一夜（注：大罗天位于现在山西路与鞍山道交口处，是一座花园式综合游戏场，1917年为广东籍商人修建，1925年改为古玩市场）至天亮五点！然后下午周恩来即离津去北京。不久后返回日本。

1919年周恩来由日本神户乘船再回国，到大连上岸。先回沈阳探亲后于月底返津。5月4日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天津学生积极响应投身运动。当时周恩来以校友身份“天天到南开去”参加运动。那时南开学校大学部正准备成立。经祖父伉乃如建议，张伯苓校长临时委任周恩来为南开学校校长办公室的“秘书”，一来帮助学校做一些行政事务、校友活动等工作，二来由此得到一部分打工费，以资生活和继续上学。9月南开学校大学部成立，在张伯苓校长的关照下，周恩来成为首届学生。

当时学运高潮不断，为发表见解、宣传观点，学生们主张创办自己的报纸《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共推周恩来为该报主编。周恩来又请好朋友潘世纶为编委，共同工作。作为该报编委之一的潘世纶后来回忆道：“因为没有自置印刷的条件，只有找到承印的地方。当时南开学校老师伉乃如的哥哥在南市荣业大街开设协成印刷局，经过伉乃如从中奔走，协成印刷局愿接受承印的业务，并给予便利，特别是协成印刷局工人听到接受印爱国报纸，无不振奋，表示全力支持，保证要多少印多少，绝不延误。”当时协成印刷局还给编辑部提供了一个房间，周恩来、潘世纶就在工厂内日以继夜编辑报纸。报纸的发行给社会带来极大震撼，社会反映强烈，后因警方打压，报纸被迫停印。伉乃如的哥哥伉聘卿也被迫离职。后经张伯苓校长帮助将其安排到南开学校印刷工厂任管理。

1920年学运再起高潮，学生请愿中周恩来、马千里、时趾周被警方逮捕，周恩来等同学被南开学校开除，马千里、时趾周也被迫辞去学校职务。当时包括祖父伉乃如在内多人多次出入警局疏通、交涉，设法营救。在社会多方压力下，反动当局于1920年7月17日将周恩来等师生释放。

南开老人宁恩承在他的《百年回首》书中回忆道：“1919年周恩来由日本回国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张校长委任周恩来为秘书，隶属伉先生之下，听从伉先生指挥，跑腿学舌，均由伉先生发号施令。周恩来对伉先生极为尊敬。1919年秋周恩来被天津警察厅逮捕，伉先生来往警察厅营救，九死一生，周恩来在监狱住了九个月方出狱。”出狱后一阶段，周恩来生活很困难，曾得到严修、张伯苓、李金藻父子、伉乃如等多人帮助。为了进一步探求救国真理，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推荐和李金藻等人的资助，周恩来和李福景去欧洲寻找新天地。他到祖父伉乃如家告别，并寄存部分私人物品后，于11月赴法国。

留法期间周恩来和祖父伉乃如仍有不少信件往来。1924年夏天周恩来回国。由于当时革命形势严峻，根据工作需要他主要在广州、上海等地活动。这样与祖父伉乃如就少有联系了，直到1928年底周恩来回到久别的天津。因当时形势紧张，共产党处于地下活动，为了保密，周恩来到伉家常是化装，留着大胡子，敲门都有约定，来后就和祖父在室内相谈。

此时祖父家已搬到南开同仁里3号。这是张伯苓校长为学校骨干居住而建的房子。条件比庆余里好多了。那时我父亲已15岁。父亲伉铁隽对我回忆说：“每次周恩来来后，你奶奶（邢钟秀）都嘱咐我们几个孩子不要打扰，不许去爷爷屋，并说周叔叔瘦了、老了，还得给他准备点钱。不许对外人讲他来了。”“听爷爷说他住在日租界的一个地方。”我记得在五、六十年代，有一次电台广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叫徐彬如，我父亲即说“你爷爷认得他，他们联系过”。南开老人宁恩承回忆道：“三十年代周恩来主持共产党革命工作，秘密来天津，常由伉先生掩护隐藏，周恩来免于被捕，得以生存。当时国民政府时代窝藏掩护共产党是要杀头的。伉先生不是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朋友，古道高谊，不能不说伉先生忠义可钦”。

随后几年他们联系很少。同时遵周嘱，祖父也极仔细处理一些信件、文书、照片。直到1937年“西安事变”后不久，祖父接周恩来信，并通过当时为共产党驻北平的工作人员张晓梅、徐冰联系，多次带着营养品去看望因肺病在北京郊区疗养的邓颖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南开学校以爱国著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眼中钉”，因此它们在天津首先把矛头指向南开学校，派飞机轰炸了南开大学、中学，并“通搜”南开人士。南开大学被迫南迁长沙，与清华、北京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张校长在重庆又建重庆南开中学。

躲过一劫的祖父伉乃如奉张伯苓校长之命，只身前往长沙代表南开开展工作。后因水土不服，疾病缠身，一人在外实不方便，故向张校长请辞，未准。旋派其回津主持迁校事宜。直到1940年再次奉张校长之命到重庆，住进重庆南开中学的津南村7号。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作为临时国都，当时国民政府的政要均在此地，各界文化名流人物也多居此地，国内产业、商业巨头也聚集此地，由敌占区流亡的各类人员也到此地。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南方局也在重庆，宣传共产主义主张，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进行不懈努力。

当时的重庆南开中学也是社会各界名流集中居住的地方。而张伯苓校长由于身兼数职且学生众多，在文化教育界以至政界影响颇大。因此南开津南村和张伯苓校长也是国共两党争夺焦点之一。

祖父伉乃如来到重庆后，由于其特殊身份：既是南开学校的元老并作为张伯苓校长20多年的秘书，因此熟悉情况，交友甚广；尤其又和周恩来是挚友，因此祖父所居的津南村7号成了周恩来到南开的落脚地，也成了南开许多重要活动的热点。

祖父到重庆后见到了久违的周恩来十分高兴。他在日记中写到：“在余到渝未久，得遇相别念余年之好友周翔宇、邓颖超”。

二人的友谊在复杂、困难的条件下不断升华。这时期周恩来与祖父伉乃如交往更加密切，既是传统友谊因素使然，又是作为共产党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

蒋介石也常到南开看望张伯苓校长。当时国民政府中也有许多政要均是南开学子，如时任重庆市长的吴国桢等也常来看望张校长。他们还成立了南开校友会，推荐五位总干事：吴国桢、杜建时、周恩来、伉乃如、王文田。在张校长家不同政见的辩论时时发生。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与吴国桢针锋相对，绝不让步，对张校长则做了大量的说服争取工作。有时气氛相当紧张时，祖父就常做些调整，使气氛缓和一些，并请周恩来到家中小座。

情况最为紧张的是“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4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周恩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在报纸上写出举世闻名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句。周恩来做了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党的文件做了妥善处置，他和邓颖超的私人物品则由邓颖超连夜送到津南村祖父家。其中有周恩来由日本带回后送给邓颖超的一个精美小瓷盒，内放勋章及手表，请祖父代为保管。伉家义不容辞。当时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每当拉响防空警报时，我母亲都要抱着这些东西去防空洞。后来局势好转后，邓颖超取走这些东西，并把小瓷盒留给伉家作纪念。此小盒我父母一直精心保存。经历“文化大革命”，抄家被造反派拿走，后父亲据理力争要回，得以保留。直到1998年2月28日天津建立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我父亲献出小瓷盒“完璧归赵”和手表一同展示供世人参观。

周恩来每次到南开都要向祖父了解学校情况。通过祖父伉乃如结识会见了许多知识界人士，如：黄钰生、何廉、柳无忌、张饶谭等等。通过祖父的引荐介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去了延安。除此之外周恩来还积极宣传介绍解放区的民主政治和人民生活情况。我的二叔伉铁健解放后回忆说：“记得一次敬爱的周总理带来了很多解放区的照片，其中有解放区工农业生产的照片，还有解放区肉蛋等副食品丰收和人民自己织布的照片，生动地反映了解放区人民愉快地投入大生产的情景，反映了解放区人民贯彻毛主席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针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还有一次，周总理给我们讲解了毛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并拿出了地图亲自指给我们看，哪些是解放区，哪些是敌占区。从地图上我们清楚地看见了解放区幅员广大，而敌占区最后只剩下了几个点，几个城市的具体图景。”

40年代的重庆，由于国共关系紧张，祖父伉乃如和周恩来的联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经常变化。有时周恩来直接来到津南村7号，有时通过曾家岩50号中共办事处的张晓梅女士或司机老段同志来送信。有时办事处的人先到潘仰山家（注：潘仰山为周恩来的南开中学同学，当时在重庆为豫丰纱厂的经理），再换乘潘的汽车来津南村。有时通过韩文信（注：韩文信大夫是当时著名的牙科医生，住津南村5号。在重庆名望高脾气大。蒋介石也请他看牙。当时国民政府上下特务均怕他三分。他爱人叫刘淑蓉，与邓颖超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同学。周恩来常称之为姐夫。在当时情况下，他帮助周恩来办了许多别人不能办的事。祖父伉乃如也通过周恩来在重庆认识了韩文信并成为好朋友）传信，这样比较方便、安全。

祖父也通过相同渠道传信。有时也叫我父亲送信到市里的一个“书店”或《新华日报》的一个门市部。

祖父在重庆几年中身体一直不好，胃病、脚气病不断发作，住院手术三次，心情也不好。周恩来非常关心，常写信带话给予安慰。当时重庆因战事，药品极度缺少，而周恩来本人患病住院时仍不忘嘱邓颖超给祖父送其自用的一部分药品。祖父也对周恩来的病给予问候。他们互相关心，彼此惦念。1942年7月周恩来父亲去世，祖父第一时间表示深切问候。在1940年11月20日邓颖超母亲杨振德去世，祖父深表悼念并受张伯苓校长委托起草致函邓颖超对其母逝世表示哀悼慰问的信，云：“昨晨阅报，惊悉令堂仙逝，无任痛悼。令堂一生襄助革命工作，对中国人民之自由解放，不遗余力。今不幸谢世，实堪为国家一大损失。惟逝者已矣，女士鬓龄失持，母女相依为命，尚望节哀顺变，善自珍惜，以应时艰。”

祖父对周恩来感情之深由其日记可看出：

1944年3月7日：“旧历二月十三日为余生日，因病未起，亲朋来家祝寿者甚多。翔弟与余生日均为二月十三日，自余入川四年来每逢是日，均与翔弟同在一处，欢聚终日。翔弟去岁七月同邓颖超到延安至今未归。卧病床上，颇感不快，且触动余之思念翔弟不置也。”

1944年1月14日（周五）旧历十二月十九日“颖超今日寿辰，本人远在他方未能一聚，不胜惆怅！”

周恩来去延安的一段时间里，他常嘱办事处人员经常看望祖父，并托人送信来，关心慰问他。祖父日记中记载：1944年1月13日“上午九时余，张晓梅女士来，谈甚畅，十时始去。临行约张女士与徐冰先生于农历除夕来家吃饺子”。

五月二十九日“午后五时张晓梅派车来接，余携钱、佩（注：钱，钱增祺，伉乃如的二女婿。佩，伉铁佩，伉乃如的二女儿）到曾家岩与林伯渠等谈，饭后同到银社观剧《两面人》，韩涛、魏鹤龄、赵蕴如等人演，十一点归。”

“6月由韩大夫转来翔宇颖超一函，当即复一函，烦曾家岩设法转送。”

在重庆，周恩来还抽时间陪同祖父观赏了多部话剧演出，度过了那段二人愉快时光。祖父日记中这样写道：“余居山城三年以来同周翔宇夫妇先后共听话剧约二十三出。《夜上海》、《国家至上》、《面子问题》、《家》、《北京人》、《遥望》、《大地回春》、《雾重庆》、《花溅泪》、《结婚进行曲》、《蜕变》、《闺塾》、《大雷雨》、《日出》、《屈原》、《复活》、《第七号风球》、《重庆二十四小时》、《天长地久》、《棠棣之花》、《清宫外史》、《北京人》。《清宫外史》为最佳。表演较佳之剧人为张瑞芳、舒绣文、白杨、露西、孙坚白、陶金、项堃、魏鹤龄、钱千里、谢添、陈大国、蓝马、金山等。”

在国共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有些人害怕和周恩来接近，疏远他，而祖父一如既往和周恩来频频往来。有的人曾问祖父，你老和周恩来在一起不怕吗？祖父毫不犹豫地说：不怕，怕什么？

周恩来也非常关心伉乃如的下一代。据父亲伉铁隽回忆：“你爷爷刚到重庆时，我和你妈妈正在谈恋爱。一次周总理到家中吃饭，你妈妈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很紧张，在包饺子拌馅时误将醋当成酱油放入。吃饭时才发现，当时你妈妈非常尴尬，大家一笑而过”。而当我父母（伉铁隽、顾钧）结婚时，张伯苓校长为证婚人，周恩来也赶来参加婚礼并在出席来宾旗上签字，还讲了话。除了祝福外还幽默地嘱母亲注意日后饮食佐料。

当周恩来得知我父准备考试出国留学时，曾建议他可去苏联留学。但父亲因不会俄语，最后考上美国国务院基金而去了美国。

1944年11月14日我二姑伉铁佩与钱增祺结婚。周恩来因公事缠身，不能亲自出席婚礼，遂派人送来礼券以示祝贺。

1944年12月21日我出生。由于是伉家的长子长孙，祖父和全家非常高兴。周恩来也到家中看望，还曾抱着我在屋内跳了“华尔兹”。直到15年后的1959年周总理到天津请伉家全家吃饭，饭后去干部俱乐部和我母亲跳舞时还问起我母亲“为什么没把小家伙带来？”

在重庆周恩来常到家中吃饭，有时也到张校长家、张克忠家、韩文信家吃饭，吃饭少不了喝酒，尤其到祖父家。张校长不喝酒，而周恩来和祖父的酒量都很大。周恩来尤其喜欢喝茅台酒。有时邓颖超劝周恩来少喝，怕其犯痔疮，而周不听，发生“口角”。他们喝酒吃饭时也常常开玩笑。一次和韩大夫一起在饭局上闲谈，周恩来和祖父观点尽是相同，韩大夫最后说了一句玩笑话“看来姐夫不如兄弟亲近”。

在重庆，周恩来送给祖父伉乃如许多他和邓颖超的照片。抗战胜利祖父返津时全部带回，成了伉家怀念周恩来的终生珍贵信物！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周恩来陪毛泽东又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开展新一轮谈判，并于1945年9月6日陪同毛泽东到津南村拜访柳亚子（曾住津南村10号后搬到11号）、张伯苓。此时谈判尤为艰难，而那时祖父正忙于南开复校北迁的工作。根据张伯苓校长的安排，祖父于1946年4月上旬返津。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在繁忙公务之余，3月31日来到津南村7号与祖父见面后“旋自离校”。这是与准备回津的祖父道别。万没想到这一面竟是挚友间的永别！

1946年祖父伉乃如回到天津主持南开大学的复校工作，但其胃病始终缠身，加之工作繁忙，使其体重大幅下降。

1947年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周同宇）（注：周恩寿由叶剑英安排到天津以做买卖为名，给党组织运送所需物资）在天津由于国民党实施保甲连坐的残酷政策，被一邻居告发，随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得此消息后病中的祖父和周恩来的同学常策欧到警方出面担保，得以使其几个月后获释。周恩寿出狱后即到南开大学东村的祖父家致谢，但非常遗憾的是祖父于10月28日因胃穿孔去世。周恩寿拜跪在祖父遗像前悲痛不已！祖父就是这样的人，每当朋友有难之时，总是出手相助，不计较得失，不怕担风险。

祖父的去世，当时登了报。而那时周恩来正日夜转战陕北，天各一方，不能亲自吊唁，以致终身遗憾。直到解放后，周恩来、邓颖超写信给我父亲表达了深切的怀念！

铁隽①世兄：

来信、照片及纪念书笺均已收到，因忙未克即复，歉甚！

令尊仙逝，当时曾于报端阅悉，深为痛悼，卒因战火隔绝，未能唁慰。来平后极愿访晤，仍因公务缠身，亦未如愿。铁侠②来信亦因忙未复，望便转致意。子舟③先生来平时，恩来本想约见，当时很难抽空，现恐张先生已公毕回津矣！

令慈④及嫂夫人⑤均常在念中，请代致意，秋后有空，当去津拜访也，专复。

敬请夏安！

邓颖超 周恩来附笔 2/6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邓颖超在繁忙的工作中仍一直关心伉乃如家属及其子女的生活和成长进步。五十年代周总理通过黄敬、阎达开、张克忠、杨石先、韩宗琦等了解伉家情况并带来问候。

1959年5月底周总理到天津视察，住在大理道我家对面的宾馆（现在的和平宾馆）。5月29日我父亲伉铁隽随科委主任去北京国防工办开会。当天晚上周总理单独约见了我的二叔伉铁健。那天已较晚了，总理一边吃晚饭，一边询问二叔家中的情况。饭很简单，只有两盘小菜、稀饭。第二天周总理又约见了全家在津的亲属：继祖母阎淑玉、妈妈顾钧、二叔伉铁健、二婶王芝玉、三叔伉铁侠、三婶顾荫庭、大姑伉铁信、小姑伉铁伊。见面中周总理、邓颖超向大家问好，并回顾了南开教育治学严谨、伉乃如对南开的贡献及他们间的友情，鼓励大家为新中国建设多做工作。见面后总理自费请大家吃饭，饭后去马场道干部俱乐部观看文艺节目《石义砍柴》，并和我母亲、王端训（张克忠夫人）跳了一曲舞。

5月30日我父亲由北京返回，听说总理尚在津，马上写一信叫我送到对面宾馆，希望能见总理一面。6月2日吃过晚饭父亲去桂林路的农工民主党开会，我和妈妈在家，这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邓奶奶和她的秘书。她们由宾馆步行而来。我即去叫父亲。邓奶奶对父亲说：“看到你的信了。周恩来去了邯郸，我代表他来看你，”“看到你们兄妹工作都很好，我和恩来就放心了。”她仔细询问了家里的情况，看了住房，还问了不在天津的弟、妹情况。当她听说我的继奶没有工作，而我的小叔（伉铁保），小姑（伉铁伊）在学时，立刻对我父讲要资助一下。我父亲不同意，说家里自己可以解决，但邓奶奶很坚持地说“此事你不要管，这是我和恩来的心意”。她还鼓励我父母多做工作，叫我努力学习，把身体锻炼好！父亲说我很顽皮，邓奶奶马上说“听俞大夫说，他出生时就不老实、不听话”。（注：负责接生我的大夫是俞霭峰姨，也是给邓奶奶做手术的大夫。我出生时母亲子宫有一瘤，在引产时俞大夫用钳子帮助把我夹出来的）那天谈的很晚，然后我父母送邓奶奶步行回宾馆。

第二天晚上邓奶奶即去南开大学职工宿舍看望我继奶并给了500元钱，并告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她，以后每年给500元，直到小叔、小姑大学毕业。当她听说小叔在北大化学系，小姑也考上北京师大化学系时高兴地说：“伉先生的子女都继承父业了。”同时也说了小姑应当考南开，这样更能照顾妈妈！

1964年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一天晚上大会组织代表到东安市场购物。邓奶奶和其它代表一样前往，见到我父亲时，对他讲“这次时间太紧，恩来不能见你”。直到1975年四届人大时，邓奶奶嘱我父亲代表她和总理去看望潘世纶并问好，并说总理能见你。在大会选举统计票期间总理作为天津代表，接见了全体天津代表并告诉大家他得了癌症。大家非常惊愕悲伤！周总理在见面时对我父亲讲“你做了人民代表要戒骄戒躁，多做工作”、“给你们全家问好！”这是总理对我家最后的问候。我父亲也将此嘱托请方纪同志左手书字挂于家中永作鞭策。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去世，我全家悲痛万分。在当时“四人帮”横行年代，正常渠道不通，父亲叫我赶到北京潘世纶爷爷家，询问情况，设法和总理秘书联系，想参加总理的追悼会，但被告知一律不许进京。全家只能在家中默默寄托哀思。

总理去世后，邓奶奶一直通过秘书赵炜和父亲联系。1980年当邓奶奶得知我父母入党的消息，非常高兴，叫秘书赵炜写信来，嘱继续努力为祖国的四化做贡献！

1984年邓奶奶休假到了天津。6月26日专门抽时间接见了我父母。她回忆了总理和祖父的交往、友谊。还说人上了岁数喜欢和老人谈论往事，但现在时间总是给排得满满的，规定很多，不能“自由”活动，没办法。她还讲自己根据中央的安排尽力发挥老同志的作用，也嘱我父母为了国家昌盛，发挥余热。

6月27日她参加了天津市政协常委见面会。在会上特别说了“周恩来和伉乃如是挚交好友！”散会时还特意会见我三叔伉铁侠，问了身体情况，嘱他多注意身体。

1985年邓奶奶到大连视察工作期间，8月4日抽空接见了在大连工作的我四叔伉铁傑全家。鼓励他和子女们努力工作，并叫我四叔给她录制一盘她喜欢听的歌《十五的月亮》。

现在老人们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品德、他们的教导、他们之间的肝胆相照、他们的友谊深深留在我们心中。写到这，想起了唐代诗人元稹的著名诗句：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是啊！世上有多少友谊能与这样珍贵的友谊相比呢？

让它世代相传。

附：

祖父在世时家中有不成文的规定，大人事，家人、孩子不得参与。尤其嘱周恩来与之往来、谈话，家人不许介入。不许对外随便讲与周、邓的关系及往来情况，不许因私事找周、邓。

自解放后直到“文革”前夕，家中无人因私事麻烦过二老。

1967年“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被批斗，家被抄，每月只给12元生活费。母亲也被押在单位不许回家。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承德。父亲每天白天挨斗、劳动，晚上只一人在家。他对运动不理解，认为这不是共产党的政策。当时在极度困难条件下，父亲给我写信，一方面嘱我多向工农学习，另外“想给你爷爷的朋友去信”，可见思想斗争之激烈，但最终还是没写。

我三叔的二儿子上山下乡到东北通辽，遇到了麻烦。三叔三婶曾到家中和我父商量给总理写信，被父亲劝阻。

但也有例外，我二姑（伉铁佩）2009年去世前在病床告我，在1973年她曾给邓奶奶写过一信。当时二姑夫是冶金部干部，下放到云南五七干校，大儿子、大女儿全上山下乡在外地，小女儿也去了东北兵团。那时二姑只身一人在京，血压高240mmHg，家中无人照顾，实无办法才写的。当月小妹调回北京。此事在我父去世前一直未敢讲。

注：

（1）铁隽：伉乃如长子，时任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

（2）铁侠：伉乃如三子，时任南开中学化学教员。

（3）子舟：张克忠，周恩来南开中学同学，时任南开大学化工系主任。

（4）令慈：阎淑玉，伉乃如继室，伉铁隽继母。

（5）嫂夫人：顾钧，伉乃如长媳，时任南开大学校医。

参考文献：

〔1〕 《天津南开学校第十次第二组毕业同学录》。

〔2〕 《周恩来旅日日记》。

〔3〕 《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4〕 《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5〕 《周恩来邓颖超研究通讯》（总第9期）。

〔6〕 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7〕 宁恩承：《百年回首》，东北大学出版社。

〔8〕 宁恩承：《百年国士》，张伯苓与南开大学。

〔9〕 《天津市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马翠官。

〔10〕 《周恩来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1〕 《天津文史资料》（2000年2期）。

〔12〕 《伉乃如日记》，家存。

〔13〕 《天津南开中学同学录》。

〔14〕 《中国话剧先行者》，人民出版社。

〔15〕 潘世纶：《五四运动中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16〕 王文田：《张伯苓与南开》，台北传记文学之二十六。

（伉大器：天津城建学院教授、伉乃如长孙）

长安街

读书会

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崛起好好学习读书，学习养才，读书报国。现有近千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直机关及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学员、全国青联委员、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大家以书相聚，多读点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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