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先生的“存在感”则大大地淡化。我虽是因送书而去,看望赵先生却是题中应有,而且是教过我的,开始也确实多与赵先生对话,但不知不觉就变成主要与杨先生接谈了。

后来我发现,若做出主、客场划分的话,这小客厅是杨先生的“主场”,赵先生的主场在外面。以地位论,赵先生是教授,杨先生退休时,只是一个未进入职称体系的“教员”,参加活动,主次分明。杨先生肯定不接受三从四德那一套,但家中男主外女主内,夫唱妇随的大格局还是维持着的。即使在家中,赵先生的重要也一望而知,客厅里最显眼的一张大书桌就是他专用,杨先生并没有伍尔夫所谓“一间自己的房间”,似乎也“安于现状”。只是宾客闲聊起来,自然而然,就容易进入杨先生而非赵先生的节奏。

赵先生往往在公众场合显得兴奋,而且很容易就会进入赋诗的激昂状态,私下里却话不多。杨先生相反,公开场合不喜欢说,要说也不自在,在私下场合,则非常之放松,且很是健谈,直到百岁高龄的现在,兴致高的时候,聊上一两个小时,亦不在话下。这里面固然有历次政治运动挨整被批的阴影,另一方面却更是因为性情如此。

闲聊之为闲聊,即在它的没有方向性,杨先生聊天更是兴之所至,不过怀旧肯定是其中的大关目。旧人旧事,恰恰是我感兴趣的。往高大上里说,我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别希望与研究对象之间,能有不隔的状态,杨先生谈她与巴金、沈从文、穆旦、肖乾、吴宓 等人的亲身接触,即使是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又或旁逸斜出,完全不相干的,我也觉得是一个时代整体氛围的一部分。往小里说,则掌故逸事,或是已经消逝了的时代日常生活的情形,也让我觉得有趣。后者未尝不可从别的渠道获得(比如像陈存仁《银元时代的生活》、齐如山的《北平谈往》、《齐如山回忆录》等书),但面对面的闲聊更其“原生态”,乃至杨先生聊旧时人事的态度、随意的品评,也是我觉得有趣的。

余斌与杨苡先生合影

作者:余 斌

编辑:蒋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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