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限】赵道庸：极限|天涯神刊

头，生意自然受影响。一来是泥瓦盆，跟鱼肉不能比。村人上集买肉买鱼，那是过年必备的，家家少不了。村人上集买泥瓦盆，往往是可有可无的，往往是顺手牵羊的。看见，买一只泥瓦盆带回家使一使；看不见，少一只泥瓦盆照样是过年。除非，家里真的缺少泥瓦盆。除非，家里缺少泥瓦盆真的过年不方便。这样的人家能有几户呢？好在顺河集上卖泥瓦盆的就我家独一份，每天都在这里摆摊子，村人赶集都知道。就算不知道，上集找人问一问就清楚。

村人问村人，我家想买一只黄盆，你知道摆在哪地方？

村人叫黄盆，是泥瓦盆上的鳝鱼黄釉色。

村人回答村人，集上顶东头，大河湾村的老曹家。

村人脚下“踏踏踏”一直走到集东头，眼前一空一亮，就看见摆泥瓦盆的摊子。摊子大，泥瓦盆多，却不见几个挑选的村人。

卖肉的摊子上，卖鱼的摊子上，拥挤的村人多，黑压压的，嘈嚷嚷的，看不见挂着的肉，看不见摆着的鱼。肉的腥味，鱼的腥味，照样在空气中荡漾开来，一阵一阵凝重地往集东头挤压。我母亲不为所动，不去卖肉的场所砍肉，不去卖鱼的场所挑鱼。我父亲也不再催促我母亲，心里想天天赶集，哪天都能买，关键看天。候天下一场大雪，再买肉买鱼回家腌年货不迟。

过晌午，太阳西沉，肉摊子收了，鱼摊子收了，村人下集了，我父亲和我母亲的泥瓦盆摊子上依旧剩下不少。摊子铺排得原本就大，卖一半，剩一半，显得就很多。我父亲问，我俩收摊子吧？我母亲说，不收摊子卖给老瞎鬼呀！他们俩就“哐里哐当”地收摊子。大的套中的，中的套小的，一摞拤一摞，重新码在车斗里。卖半车子，剩半车子。剩下的泥瓦盆，因为总重量减轻的缘故，就不像清早走在路上，“吱吱呀呀”的那么嚣张，现在是“哼哼呀呀”的，像牙疼呻吟，低调得很。我父亲问，今天我俩吃什么？我母亲说，老样子。小吃摊子集中在顺河集的中间位置，村人下集不走，集中在这里吃喝。村人赶集就算不买不卖闲溜达，都要填饱肚子再往回走。我父亲喜欢喝羊肉汤，吃鞋底烧饼。我母亲喜欢喝绿豆圆子汤，吃油鳖子。我父亲要一碗羊肉汤，两块鞋底烧饼，坐下身狼吞虎咽地吃。我母亲要一碗绿豆圆子汤，两块油鳖子，坐下身消停慢慢地吃。我父亲吃饭吃得快，半碗羊肉汤下肚，流出两行鼻涕，一头热汗。我母亲吃饭吃得慢，说我父亲，你看你一副沉不住气的样子，跟谁抢食吃呀？我父亲不停嘴，抬一下眼，看一下我母亲，头埋碗里继续喝羊肉汤，继续“呼呼噜噜”一阵子响。我母亲说，我看我不吃好饭，你一个人能下集回家？

早上七点钟出家门，下午四点钟进家门，结束一天的工作任务。

三

其实，顺河集的西头有一片空场地，只不过这么一片空场地不是摆摊子的好场子。空场地走进去是一条巷子，巷子不远处是一家棺材铺。顺河集的这样一种设置，恐怕方圆左右十几家集不见第二家。一家棺材铺面对一条巷子，一条巷子前面空出来一片场地，谁个愿意在这里摆摊子呀？就算有人在这里摆摊子，又有谁愿意来这里买东西呢？方圆左右的村人，都知道顺河集西头有一家棺材铺。赶集的村人从顺河集西头上集，无形地脚步快起来，无形地要往巷子的深处瞟两眼。无形地从巷子深处就会吹过一阵阵阴风，人们不由自主地就会心里发紧，身子发冷，连声“呸呸呸”地吐唾沫，脚下生风走过去。凡事都有两面性，棺材的读音里，有“官”，有“财”。升官发财，一直是世俗人生的最大梦想。顺河集有了这么一种别样的设置，就是比别处的集兴隆，就是比别处的集旺盛。我父亲和我母亲去过别处的集，那里的场地宽敞，泥瓦盆想摆西摆西，想摆东摆东。一集卖下来，却比顺河集卖出的泥瓦盆少不少。

这一天，我父亲拉架子车走上顺河集西头。我母亲从后面跑上前拦住架子车说，今天我们干脆就把黄盆摆在这一片空场地上。我父亲“呸呸呸”地连吐几口唾沫说，你不忌讳，我忌讳。我母亲说，你忌讳一个什么呀？要是有人进棺材铺买棺材，不是顺便买一只黄盆带回去做老盆？老盆是丧葬的必备品，出棺时，长子或长孙，高高地举过头顶，狠劲地摔地上，碎裂的片数越多，子孙越旺兴。我父亲拉架子车疾步走过去，我母亲跟后面一边走一边说，这么大的一片场地空在这里可惜了。

淮河岸边的村庄密集，分布在顺河集四周的村庄少说有上百个。腊月天是奔赴天堂的忙日子，要是一个村庄死一个人，就是上百人，一个人需要一只老盆就是上百只，猛然一下算一算，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相对棺材铺来说，上百人上百口棺材，更是一个庞大数字，就算有一半死者家人跑过来买棺材，都是一笔大买卖。

暂不说棺材铺，再回过头说我母亲。要想深究我母亲为何说忌讳话，恐怕跟不避讳活人准备自己的寿材有关联。一位老人，如若生前准备好寿材，准备好寿衣，有了这么两样子，就算大限将至，行将就木，那也是一种安详的等待与世俗的满足。

同一天下集，我母亲执意要进棺材铺看一看就不难理解了。不是上集摆摊子，我母亲不用上前去拦我父亲的架子车，她只身一人丢开我父亲，径直朝巷子里走去。我父亲停下架子车，“唉唉唉”地喊叫我母亲，大声地问你去哪里？我母亲不答话不停步，脚下生风一般快。我父亲扔下架子车撵过去，伸手扯住我母亲的衣褂襟，问你往这里走干什么？我母亲说，我想进去看一眼。我母亲脸上露出的一副羞涩样子，像她二十多岁跟着我父亲一起进布庄，要我父亲扯一块花布做棉袄面子似的。当刻里我父亲脚生迟疑，不知道是进去还是不进去。那一年，我父亲六十一岁，我母亲六十一岁。一个刚过六十岁的人操心自己的寿材，无论如何显得有点太早了。

我父亲无可奈何地说，你这个女人家真是的，棺材铺有什么好看的？

我母亲央求说，我就进去看一眼。

我父亲脚下一松动，就跟着我母亲朝棺材铺走过去。棺材铺门敞开，不见一个卖棺材的人，不见一个买棺材的人。棺材铺没有灯光，阴沉黑暗，凉风习习，一口一口白茬子棺材，像是从水里漂浮上来，争前恐后地朝我母亲和我父亲的眼里拥挤过来。棺材铺就是棺材铺，除去棺材还是棺材，整个棺材铺堆放得满满当当的，大的小的，高的矮的，一律是杉木打成的。杉木棺材不算好不算孬，比柳树的要好一点，比柏树的要孬一点。我父亲紧紧地扯拉住我母亲站在门口不进去。这是我父亲的底线，不能让我母亲走进棺材铺半步。我母亲伸手指一口眼面前的棺材说，我死后要是能睡上这么一口棺材就心满意足了。我父亲的脸色煞白开来，赶紧地扯拉开我母亲，一边走一边说，你这个女人家胡说八道什么呀！那一刻，我母亲的身体轻飘，像一个纸人。我父亲扯拉我母亲，手上一点重量拭不着。

四

隔天早上，我父亲收拾好架子车，见我母亲睡在床上不起床，再一次察觉出异样。我父亲问，你怎么不起床呀？我母亲说，我头晕起不了床。我父亲问，你不是冬天里不犯头晕病吗？我母亲说，那我今年冬天犯了怎么办呢？我母亲躺在床上说话，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我父亲站在床前干搓两只手，不相信我母亲会突然地犯病不起床。

我父亲试探地问，我俩今天就不能去赶集啦？

我母亲说，要赶集你一个人去。

我父亲说，那我就一个人去赶集。

我母亲说，不许你歇一集？

我父亲迟疑地说，那我就沾光歇一天。

我母亲说过话躺着不动弹，我父亲木落落地看一看，转身去锅屋把两头牛牵出来。家里喂两头牛，冬天拴牛棚里怕牛冷，每天晚上都牵锅屋里。牛牵锅屋里怕贼偷，每天晚上我父亲都睡锅屋里。我父亲早睡早起，天不亮起床收拾架子车。架子车收拾好，大约六点半钟的样子，正好是天似亮非亮的临界处。我母亲起床，洗一洗脸，梳一梳头，就天明大亮了。赶他俩一起出家门，应该是大差不差七点钟。我母亲的头晕病一犯，我父亲一个人赶不了集，去拿一根木棍从车把那里支撑起架子车。泥瓦盆上车费事，卸车同样费事。一根木棍支撑在那里，减少车轱辘的压力，内胎不容易泄气。

我父亲问，过一会我去请王麻子？

王麻子是村里的医生。

我母亲说，王麻子看不了我的头晕病。

我父亲再问，这一回头晕病重不重？

我母亲说，不算重。

我父亲松缓一口气说，不算重你就睡一睡。

我母亲的头晕病，每年都要犯两回。春天里犯一回，秋天里犯一回，冬天里犯病少。我母亲犯头晕病，不吃药，不打针，就是躺在床上少吃少喝，一个劲地睡睡睡。躺一天，躺两天，躺三天。第三天，头晕病开始往好转处走。也就是说，我母亲犯头晕病，少说三天不能去赶集。我父亲猛然间空下两只手不知道干什么，屋里屋外一直转圈子。

我母亲说，你老在这里晃来晃去的，还叫我睡不睡？

我母亲犯头晕病，就算睡不着，也想静心静气地躺床上。

我父亲走出房屋门，无事可干就拢上两只手，斜靠门口晒太阳，两眼不放心地一瞟一瞟地照应着我母亲。

我母亲犯头晕病，要是不躺在床上，想站站不住脚。头脑眩晕，身子晃悠，两只脚像是站在深水里，一漂一漂往上浮，眼前景物都是一颤一抖的。我母亲的头晕病很顽强，毫不吝惜地遗传给了我。我睡觉不能平躺，坐沙发不能后仰，身位稍不注意，头脑就眩晕，半天不舒服。我有头晕的毛病，就能理解我母亲头晕病的难受。我父亲没有头晕病，或许他不能理解。我母亲的头晕病跟季节有关系，我的头晕病跟季节没关系，我父亲不是医生，这一点更是不能理解。我去医院拍CT，做检查，医生说我的头脑血管跟正常人不一样。是遗传？我问医生。是遗传。医生肯定地说。我的头脑血管跟正常人不一样，就是我母亲的头脑血管跟正常人不一样。不一样的结果导致我母亲有头晕的毛病，我有头晕的毛病。我妻子怪怨地说，那你跟我谈恋爱时怎么不说清楚呢？我说我年轻时不头晕，人过中年，头晕的毛病才一步一步地显示出来。我妻子想一想，承认我年轻时确实没有头晕的毛病。我母亲的头晕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知道。

日头一截一截地升高，光亮一点一点地耀眼。西北风转东南风，一暖一暖地吹过来。院子里长一棵柳树，柳枝被暖风吹软，柳芽米粒似的冒出来。这哪里像腊月天，简直一步跨到了小阳春。人异常在先，天异常在后。我父亲心里开始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赶紧地起身去屋里查看我母亲。我母亲头发灰白，两眼紧闭，脸色蜡黄，一动不动，跟一个死人差不多。我父亲战战兢兢地靠近床，小声地喊，大毛娘，你喝水不喝水？大毛是我的小名。我母亲慢慢地睁开眼，脸染怒色地说，你这个男人真烦人，我想睡一觉都睡不安。我父亲不好说出担心的事，见我母亲活着，就露出一张笑脸赔付上。我父亲说，天刮东南风，暖和和的。我母亲说，天变暖跟我躺床上有什么关系呀？我父亲说，天是焐雪，说不定要下一场大雪。俗话说，天暖焐雪，不过三天。就是说，天要下雪就在三天之内。我母亲说，我知道你心里惦记腌年货。我父亲说，你看看你看看，不腌年货怎么过年呢？

我母亲慢慢地起床。我父亲问，你起床干什么，今天这么迟还赶谁家的集？我母亲说，我不赶集，我要去上矿。我们这里人家，往北去说上岗，往南去说上矿。我母亲说上矿，就是上我家。我的小家住在大河湾村南，紧挨一座大煤矿。我父亲问，你怎么想起去大毛家？我母亲说，我做了一个梦，怎么都找不见大毛家。我父亲说，梦是假的，怎么会找不见大毛家。我母亲说，你做梦是假的，我做梦是真的。

我母亲刚刚做过一个梦。

我母亲说，我先是跟随一群人往一个地方去。这些人挑着担子，拉着车子，一副要干大事的样子。我问，你们这是去干什么呀？他们说，上金山银山搬金子银子。我问，金山银山在哪里？他们伸手往前指一指。前面不远处真有好大的两金山银山在那里。金山在左边，银山在右边，山上密密麻麻都是人。这些人穿衣服跟现在的不一样，一律长袍马褂，倒是跟戏台上的人差不多。我扭脸往回走，不跟这些人一块上金山银山。这些人奇怪，问我怎么不去搬金子银子呀？我说我要金子银子干什么？这些人笑话我，说我是一个傻子。

不搬金子银子干什么呢？我扭脸往大毛家走。我坐车先到土坝街下车，前面是一溜慢坡路，你是知道的。走上一溜慢坡路，是瓷器厂大门，你是知道的。到瓷器厂大门，再拐弯往西走一条铁路，你是知道的。沿铁路走上十几丈远，是一溜子墙头，你是知道的。沿墙头走上去，是一座茅厕，你是知道的。再往前是岔路口，我迷路不知道往哪里走了。我问路上行人，你们可知道大毛家住哪里？他们一个个摇头，说不知道。我大儿子家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东找西找急出一头汗。茅厕的臭气一阵子一阵子迎面扑过来。就是这个时候，你叫醒了我。

我父亲说，你从土坝街下车去大毛家，七拐八拐不迷路才怪呢。

土坝街下一站是瓷器厂。从瓷器厂下车，一条路直接通我家。

我母亲说，这些年我习惯了从土坝街下车。

五

那一天，我母亲说要来我家，并没有来我家。我母亲头晕走不动路，下床站一站，坐一坐，重新躺床上。第三天早上，我父亲起早赶紧地喂牛、饮牛。今天早上不管我母亲赶集不赶集，我父亲都要去赶集。东南风转西北风，一寒一冷地刮过来，一凝一沉地刮过来，一场大雪眼见着不远了。天下一场大雪，赶集的一条道路就会泥泞不堪走不动。要想再赶集，恐怕得套上两对牛，使劲地拽，拼命地拉。我父亲不担心天下雪，泥瓦盆摞在家里卖不出去，说来说去还是操心买年货腌年货。天一丝一丝地亮开，我父亲去屋里喊我母亲。

我父亲问，唉，你今天能不能去赶集？

我父亲问，唉，你说我们家今年腌年货要买几条混子鱼、要砍多少斤肋条肉？

我父亲问，唉……

我父亲连续问出三声“唉”，不见我母亲有丝毫动静，就停下“唉”，搭手推一推。推一推，我母亲依旧没有丝毫动静，我父亲害怕起来，头脑一下子就蒙掉了。我父亲颤抖着一双手去摸我母亲的脖子，早一片冰凉了。我母亲半夜什么时辰咽气的，我父亲一点不知道。一个跟自己生活三十多年的女人，悄没声息地连一声招呼都不打就走了。我父亲直愣愣地站在床面前，不知道往下该做什么事，好像什么事都不用做。我父亲现在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静静地站着。我母亲睡在床上，我父亲站在床前，就这么任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去。我父亲意识到，这是他和我母亲单独待在一起的最后半天时间。

天近晌午，我父亲离开我母亲，开始有所行动。先是卸下架子车上的泥瓦盆，过一会架子车要有大用场。上车，一摞一摞泥瓦盆拤在车斗里。下车，一摞一摞泥瓦盆卸在地上。我父亲恍惚茫然，干活精力不能集中。有时候，空两只手呆愣半天，不知道手上干的什么活。有时候，明明一摞泥瓦盆端手上，不知道是上车是下车。最后一摞泥瓦盆端手上，一打滑一闪晃，“哐当”一声摔地上。我父亲顾不上泥瓦盆摔一个怎么样，赶紧往屋里跑，心里想说不定我母亲这一刻已经醒过来。

我父亲做的第二件事是铺草铺。死人头冲堂屋门睡在草铺上，是我们这里人家的习俗。死人装殓入棺，有一项仪式叫烧铺。烧铺就是烧草铺，烧带走的棉衣单衣，烧纸钱元宝。我父亲要亲手为我母亲铺草铺，要亲手把我母亲抱在草铺上。屋后有一堆麦秸草，我父亲扯两抱麦秸草抱进堂屋铺地上。夏天铺在床上的一张灯草席，卷起搁在屋墙角。我父亲拿过来铺在草铺上。这样一来，死人的草铺就算铺好了。我父亲去抱我母亲之前，替我母亲洗了一次脸，洗了一次脚，好让我母亲干干净净地上路。我母亲与我父亲共同生活一辈子，我父亲这是第一次替我母亲洗脸，第一次替我母亲洗脚。我父亲去锅屋烧一盆热水，毛巾蘸上热水，慢慢地替我母亲擦脸，慢慢地替我母亲洗脚。我母亲个头不算矮，却精瘦精瘦的，脸上一层皮蒙着骨头，脚上一层皮蒙着骨头。皮包骨头呈现出不少凝固的皱纹，一波一纹的，一叠一皱的。我父亲细心地一点一点地擦洗，耐心地一遍一遍地擦洗。我母亲是个勤快的女人，皮包骨头的手上、脚上，布满厚厚的茧子。我母亲的脖子上没有茧子，暴露着一条一条的青筋血管。只是血液不再流动，动脉不再跳动。我母亲的身子僵硬，我父亲直直地抱起来，直直地挪到草铺上，头冲门，脸朝上，直直地放在草铺上。死人睡在草铺上，是不盖被子的。我父亲想一想，还是把床上的被子抱过来，轻手轻脚地盖在我母亲身上。像是我母亲依旧知冷知热，我父亲生怕冻着我母亲。

我父亲站在草铺前，稍微喘上两口气，关上院子门，往我四叔家走去。我四叔家离我家两百米那么远。我四叔和我四婶都不在家，一大早赶集办年货没回头。我父亲说，这个老四真糊涂，怎么单捡今天赶集呢？四叔的三个儿子在家。我父亲没头没脑地说出这么一句话，三个侄子没有一个听懂的。我父亲专门去我四叔家报丧，他俩不在家，我父亲不知道该怎么办。“哇啦”一声，我父亲蹲在地上哭起来。我父亲“啊啊啊”一哭，吓坏了三个侄子。

三个侄子轮流地问，我三大爷，你这是怎么啦？

我父亲说，你们三大娘老了。

我们这地方人家，说死不说死，说老。老了就是死了。

三个侄子慌忙地问，你说三大娘老了？

我父亲点点头。

三个侄子问，三大娘是什么时候老的？

我父亲说，昨个晚上。

三个侄子接着问，三大娘昨个晚上老，怎么这咱子才说？

我父亲不说缘由，蹲在地上使上劲地哭。“啊啊啊。”三个侄子站旁边，不知道怎么去劝我父亲。任由我父亲一个劲地哭哭哭。我父亲哭了一大气，心里透开一丝亮，知道一直哭不算事，就抑制住。我父亲抹一把眼泪，站起身开始分派三个侄子去干活。老大叫牛羔，老二叫老虎，老三叫小友。

我父亲支派老三说，小友你去矿上你大哥家，喊你大哥和你大嫂子。

小友说一声“唉”，我现在就去矿上。

我父亲支派老二说，老虎你去蔡洼子你大姐家，喊你大姐和你大姐夫。

老虎说一声“唉”，我现在就去蔡洼子。

我父亲支派老大说，牛羔你去往金华打电话，喊二毛一家子，让他们连夜赶回来。

二弟一家子在金华那一边打工。得要打电话去二弟所在的农民工学校找二弟。

牛羔说一声“唉”，我现在就去杂货店打电话。

我父亲说牛羔，你打过电话，来我家院子里拉架子车去赶集。

拉架子车去赶集干什么？牛羔没有听明白。

我父亲接着说，你再从村里叫上两个人一起去顺河集棺材铺买棺材。

这一回牛羔听明白，是去替我母亲买寿材。

我父亲说，就买棺材铺门口左手边的那一口，上面长一双阎王眼。

那一天，我母亲随手指的那口棺材，原本与其他棺材一样，没有什么特点。不知怎么的，我父亲扫一眼却记住——棺材上有两颗树疔，圆溜溜的，凶狠狠的，像一双阎王的眼睛。

三个侄子先后走出家门，丢下我父亲一个人慢慢地往家回。半路上，冷不防地，一滴冰凉的雨水滴落在脸上。我父亲停下脚，抬起头，知道天空下起雪。一时三刻地，雪越下越疾，雪越下越密。天空无声，大地无语，整个人世间死寂一团。

补记：一眨眼，我母亲死去二十五年了。今年清明节我带闺女一起回老家上坟。我问闺女，你奶奶长一个什么样子，你记不记得了？闺女说，我不记得奶奶活的样子，只记得奶奶死的样子，我奶奶穿一身蓝衣服睡在草铺上。那一年，我闺女四岁。我跪在草铺前面守孝，她跟我一并跪在她奶奶面前一个劲地哭。

我母亲死后穿的一身蓝衣服是寿衣。褂子、裙子、裤子、帽子、鞋子、袜子，都是蓝布的，上下一身蓝。寿衣是我母亲自己缝制的。她什么时候缝制的，没有人知道。我父亲粗心大意不知道，我们姐弟三人不在家更是不知道。还有一件事，我父亲当年没有说，那就是寿衣是我母亲死的那个晚上自己穿上的。我父亲没有说的原因，不想让人们说我母亲是一个知道自己大限的人，不想让人们说我母亲是一个不一般的人。我母亲就是一个凡人，是我父亲的妻子，是我们姐弟三人的母亲，是两个孙女、一个孙子的奶奶。我母亲就像千千万万个女人一样，是我们这个家族生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与我父亲结婚生子，繁衍后代，而后静悄悄地离去。

我母亲，一九三一年生于泥集村，一九九二年葬于大河湾村，享年六十一岁。

曹多勇，作家，现居安徽淮南。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大河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