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时,“好妹妹”乐队成员、歌手陈浩也离开了让自己过敏的故乡重庆出国留学。然后他辗转长春、西安、杭州、北京,摇摇晃晃地想探索生活的“答案”,却发现到处都没有“做题”,只有三个字。请回答我。13年后,他带着奶奶“女士”回到了山城,不知为什么,漂泊了很久的他逐渐靠近了这座城市,了解了这里人们的想法。

他和“女士”走遍了熟悉和不熟悉的街道,用各自的相机记录了偶遇的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他隐约意识到自己不是无家可归者。他最终也能为现在的自己暂时定义家乡和周围的所有关系——“常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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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磁盘”列中的第7号

从镇湖装载

“人与家乡的关系其实反映了人自身的状态。”

说这话的时候,陈浩坐在北京工作室楼下的咖啡馆里,打开土黄色羽绒服,里面有一件扣扣的棕色领衬衫,露出了墨蓝色的半肉色毛衣。

前一天晚上,他从现在常驻的重庆家乡飞到北京,再往前翻了几天,他在深圳、厦门、上海分别就自己的写真集《常客》举行了分享会和展览。从南向北走,陈浩在北京加上衣服暂时停留,看不到任何疲劳。也许这几年,得益于作为歌手在各地奔波表演的经验,对话过程中只有几个头发颤抖的寒气,你会意识到他已经习惯了南方温暖的生活。

注:本文来自《秦豪自述》。

“过敏”的故乡

“比如青春期的时候,我对自己很迷茫,看到重庆这个城市也很迷茫。”陈浩握着握手中的杯子,给自己的话加了注释,这似乎是他的习惯。“当时我想逃跑,逃离这个地方,摆脱当时的自我,所以我珍惜我能做的一切选择。比如大学考试。

街上吃方便面的孩子。

陈浩是高中班上唯一一个考上本科的学生,也是家庭第一个大学生。“我一定要去,所以一定要去。”

陈浩坚定的一部分来自家庭,另一部分来自自己。

不久前,和他约好洗澡的小学同学说:“你小时候不经常和我们玩。”吐了。陈浩仔细想了想,确实当时自己控制得很严,不能经常下楼。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越来越孤立,受到了更多的欺负。

在南滨路见到了很多正在拍照的老同学。我以前很害怕见到老同学,从来不参加同学会。很多年轻时无法忍受的往事很容易被同学证明。

陈浩小时候,父母离婚了,各自过上了新的生活。1997年母亲意外去世,陈浩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爷爷梦想家里有人能考上大学,儿子和女儿不能如他所愿,所以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

陈浩记得自己考试考得好的时候,爷爷高兴地喝了两杯酒,和奶奶在广场散步跳舞。但是如果考试没考好,家长会结束后等他的就打了一拳。有一次搬家的时候,陈浩在收音机后面发现了一捆,大概有六七个断了的“老年人音乐”,现在想想,应该是出冷汗了。“他居然有收集这种习惯的习惯!

在广场跳舞的中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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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小学毕业后,为了防止秦昊将来一事无成地混日子,爷爷果断卖掉了老家南温泉的房子,举家迁到了较为热闹的李家沱。爷爷觉得在这里,秦昊更有希望完成自己未竟的心愿。

△ 顶楼的住户一般都享有天台的使用权,大家都会在屋顶搭凉棚,种花种草种菜。我小学时家里也曾住顶楼,但常年漏水。每次下雨,家里就要用很多的水桶水盆来接住滴下来的水。后来我奶奶发誓再也不住顶楼了。

李家沱这个小镇靠近长江,有几家大型工厂,聚集了很多工人,人口流动复杂。相比群山环抱、河流穿镇而过的南温泉,这里让正值青春期的秦昊感到极其压抑与不适。加上当时他深受“怪病”困扰(多年后才被确诊为螨尘过敏),身体瘦弱,爱流鼻血,嘴巴周围总带着烂了好不了的疮,像极了重庆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的阴雨,秦昊越发想要快点离开这里。

△ 工地上经常会出现的女性劳动者。

整个中学,秦昊都在努力地让自己“消失”,在同学的视野里隐身,尽力避免一切争执,被杠上了就跑。他跑得很快,穿着皮鞋参加运动会短跑都能跑进前两名的那种快。“我要是不跑得快点,不知道要多挨多少揍。”

△ 南滨路上跑步的人。

那时的他,将自己的所有不顺心都归结于这座城市,好像离开了这里,就能消除一切烦恼。填志愿的时候,他选了三千公里外的长春落脚,也说不出太多理由,左右不过,“离家越远越好”。

假“世界公民”

从吉林动画学院卡通漫画造型专业毕业后,秦昊在西安做了一阵广告公司的插画师,接着到了杭州,做网店摄影师。

秦昊记忆里,杭州和重庆的气候很像,“潮潮的”。在杭州的心情也和在重庆很像,“总是不顺心”。刚到那会儿,因为工作忙,没时间洗衣服,又穷,也没钱买衣服。有一次朋友张小厚来看他,分别时还觍着脸要了小厚身上的绿色帽衫,“没有衣服穿了,都晾不干,很臭。”好像陷进了泥潭一样,不知道如何揣测消费者喜好的秦昊一度怀疑自我价值,甚至开始反感拿起相机。干了一年,他再次辞职,到北京,做美术老师。

△ 印象中的重庆总是在下着雨,总要带着伞, 总要穿雨靴,地上永远都有积水,倒映着雾蒙蒙的天。

△ 重庆常年潮湿, 阴雨绵绵, 所以一旦放晴, 大家都会把衣服床单被子拿出来晒一晒, 去去潮。

他这才发现,像自己一样渴望离家的年轻人原来比比皆是,大家都离开了自己熟悉的成长环境,到陌生的城市开始“北漂”“沪漂”“深漂”的生活。有的人是想在这里得到更多机会,施展拳脚,证明自我价值,而有的人只是单纯不想待在家乡。在北京辗转了一些时日,秦昊最后选择专职做歌手,和张小厚一起,以“好妹妹”的身份开始创作音乐。

△ 地铁口的行人。

△ 轻轨。

秦昊不觉得自己属于某个具体的地方,也想过自己可能会永远这样“漂”下去。所以他第一眼看到“世界公民”这个词的时候,觉得特别适合自己。但后来看到解释,发现原来世界公民指的是不仅关心自己民族、国家的事,也关心世界上其他地方事情的公民。“那我不是,我哪儿都不太关心。”他摇了摇头,装熟这事儿他不擅长。

有一次,秦昊强行写了首关于家乡的歌给朋友听。朋友说,你这个歌没什么真情实意,不动人,完全是靠技术完成的。他也不知道怎么反驳,“看来有些东西是装不出来的。装熟到最后都会尴尬的。”

△ 九渡口,位于四川美院黄桷坪校区附近,曾经是重庆重要的码头,客渡车渡齐备。后来随着桥梁建设的兴起, 重庆的各个码头都荒废了。我所在的“好妹妹”曾在此拍摄了《西窗》专辑的部分宣传照。

△ 重庆解放碑又名“抗战胜利纪功碑”“人民解放纪念碑” ,是重庆最重要的地标建筑之一,曾经是该地段最高的建筑,现在是最低的。

这也是他喜欢大都市的原因之一,人与人之间默契地保持着分寸感和疏离感,只要你不想,就可以不用与他人产生深层的沟通与联结。不过,这也让他常常感受到孤独,或是主动将自己置于孤独之中。

△ 街头的海报,被“框”在了栏杆里。

他在《一个人的北京》这首歌中写到: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

他在北京的回忆,建立在一种关于“家”的错觉之上,虽然这里有着和重庆截然相反的很大的太阳、很远的天空、很干燥的空气,但在每个踩着地毯拉开橘色窗帘的早晨,在每个看着猫毛在阳光里飘荡发呆的瞬间,他都会产生一种与家相似,又截然不同的轻松。

带“姚女士”回家

“姚女士”本名姚远芳,是秦昊的奶奶,“姚女士”是秦昊向别人介绍她时的称谓。秦昊外出求学后,爷爷奶奶便搬到了西安居住。几年后,爷爷因车祸去世。秦昊有能力租起两居室时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落单”的姚女士接到身边。

△ 我很怕姚女士变老,会让她染头发,教她新东西。如果没有她,我好像就少了许多在世上的佐证。

奇怪的是,明明曾经一起生活过很多年的人,重新住到一起,却产生了许多矛盾。

姚女士不接受保洁员来打扫卫生,不允许秦昊养猫,在外面吃什么都觉得“不如重庆的好吃”……两个人经常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闹情绪。直到有一天,清晨起床喝水的秦昊撞见了从前不碰烟的她在厨房偷偷抽烟,才意识到,姚女士也和自己一样,过了很多年“无家可归”的日子,而姚女士想要回家的意愿则远比自己强烈。

△ 街头的一老一少。

2017年暮秋,重庆微凉的时候,秦昊带着姚女士,回到这里,打算从她曾经做建筑女工压弯了腰的地方开始,开启一场“说不清动机的、直觉式的”还乡拍摄。

为此,秦昊特意买了张重庆地图、包了辆车,打算挨个回访姚女士年轻时工作过的地方。谁知道,重庆远比他想象中的大,主城九区只占了地图不到十分之一的大小,连街道都显示不全,换句话说,这地图白买了。而且因为年代久远,姚女士也记不清以前带队打钻的具体地点和名字,拍摄还没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 为了这次拍摄, 我专门买了重庆地图挂在租住的房间里。挂上之后发现根本看不懂,派不上用场。

△ 正在拍照的姚女士。

后来,秦昊索性从自己儿时熟悉的角落着手,加上姚女士特别提出的,以及吸引无数游客打卡但自己从未去过的“传说中的”地方,对每天的行程进行划分。

他们一起去了故事的起点——南温泉镇,读小学时住的大院还没拆,小学被推平了,建了别墅度假村。母亲的墓碑还在半山腰,只是被郁郁葱葱的山林遮住,更难找了。从前害怕见到的地方,如今走到跟前,心情倒是很平和。

△ 母亲曾居住过的地方,现在被修成了酒店。

△ 仔细看可以看到山林中零零散散的墓碑, 那是一座野山,我的母亲安葬于此。母亲的墓是我爷爷亲自拿着罗盘算出来的“ 吉位” 。

他们还找到了姚女士念叨过无数遍的“弯弯大楼”,据说这座楼因为拐了个弯、有弧度,在当时算是比较奇特、新潮的建筑。现在成了一个社区活动中心,在其他高楼的掩映下,显得又小又破。

△ 姚女士拍的沙坪区双碑街道文化中心。她的工队曾在此施工,打地基盖楼。她管这栋楼叫“ 弯弯大楼”,这是我们能找到的少有的姚女士参与修建过的工程了。

他们也挤在游客人潮中,见识了网友口中“特别重庆”的下浩老街。但并没有见识到“另一个世界”。反倒觉得,对于住在这里的居民而言,能搬离这个安全系数堪忧的地方,或许可以很大程度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 游客们走在山城步道上会想,哇,这里景色好美,结构好特别,超级宜居,好想住在这里开个小店享受与世隔绝的人生,而真正住在这里的人可能恨不得明天就拿到一大笔赔偿金,搬出去住在上下水都很方便、还有电梯、靠近公路的公寓,快乐地和原来的生活说拜拜。

拍摄之旅逐渐接近尾声,一个飘着小雨的午后,从父亲家吃完饭出来闲逛的秦昊和姚女士不知怎么就走到了位于李家沱的老屋旧址前。当初的“家”早已轰然倒塌在废墟中,成为一个闲置建筑项目的组成部分。

奶奶撑着伞,沉默着,久久望向空中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那个她和丈夫、孙子最后共同生活过的地方,拥有三个人最后回忆的地方。秦昊明白了,奶奶想回的家,其实一直安放在那段时光里,哪怕那已经不是原来的房屋、原来的人,但只要那个地方还在,就已经足够她用来安身。

△ 几个在路边打麻将的老人,墙后面就是我早已被拆掉的中学时的家,这里正在修建新的小区。在奶奶的强烈要求下,我给她买了这里的房子, 盖好之后她就会搬来居住。搬走了的人, 最终又搬回来了。

△ 江边的姚女士,很小。

“答案”叫“常客”

“天上的星星为何 / 像人群一般的拥挤呢?/ 地上的人们为何 / 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第一次听到齐豫的《答案》时,秦昊便被其中拥挤又疏离、热闹又孤单的意蕴所打动。在确定拍摄意向的时候,他就有了以此为框架去探索家乡与漂泊在外的游子关系的模糊想法。

△ 这几张胶片不知为何被拍成了这种颜色。这红色让我想起了重庆每一个炎热如火的夏天。这是重庆长江大桥的桥头,姚女士曾参与长江大桥的建设工程。

拍摄完成后,秦昊花了两年时间,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从混沌中挑选、整理照片。其间,曾打定主意不在年轻时回老家生活的他,搬进了此前本作为投资购置的重庆的新屋。

△ 姚女士仰拍的重庆来福士广场上修建中的楼盘。她在工地旁用周围所有人都可以听到的音量大声问我:“这就是你买的房子啊?是哪一间啊?”尴尬得我赶紧跑开。

他撕下了精装房里事先预设的墙纸,给整整一面墙都刷上了自己喜欢的颜色,用来满足自己“想贴什么就贴什么”的欲望。他开始可以更加随性地建造自己的生活空间,而不像租房时那样处处将就。与此同时,他好像也有了掌控自己精神空间的把握和能力。

与姚女士的相处也逐渐得心应手。他们住在一个城市相隔十几分钟车程的两个地方,保持着每天发微信、打电话的交流频率,一个说重庆话,一个讲普通话,用这种外人看来有些怪异的方式融洽相处。姚女士会在自己微信运动步数超过秦昊的时候故意给他点赞,提醒他去看;姚女士要是超过两天不和秦昊通电话,很有可能就是生病了假装没事,不想让秦昊知道……

△ 姚女士学会了玩手机,从此打开了新的一片天。她每天会用微信和老朋友们聊天,在家族群里发养生的视频,会收发红包,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和节目,以及听我的歌。

△ 新光天地是重庆的新商场, 顶楼的旋转木马成为市民观光打卡的新地标。姚女士第一次乘坐旋转木马,在应我要求数次摆出喜悦的表情之后,终于对此感到厌倦,表情逐渐麻木。

稍稍隔开了点距离,反倒更亲近了。

稍稍离开了些时日,反而更想念了。

秦昊和姚女士的关系也投射在他对家乡的态度上。

△ 中老年人像是被召唤一般,聚集在各种广场。热闹真好啊,让人能安心消磨时光。

“以前是幻想中的讨厌,现在是真实的喜欢加上真实的不喜欢。”以前朋友让他推荐重庆的火锅店时,他总大概地说句“都挺好”,现在,他则能够根据朋友的口味,帮忙列出不一样的餐馆……

秦昊赞同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一句话:“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虽然听起来有点心灵鸡汤,但他不得不承认事实就是这样。“童年是我们无法选择的,但我们可以选择去治愈它,治愈自己。过去的记忆无法改变,但未来还在自己手里。”

△ 照看生意的女人。

△ 修鞋的人去吃午饭了, 修脚的人正在加班。

“当所有未知,在此降落 / 地上的人啊,天上的河 / 最熟悉的,是最遥远的 / 彼此收留,言不由衷 / 有多亲密,就有多脆弱 /小心翼翼,相互索求 / 有人来了,也有人走 / 聚散容易,无从言说 / 你会不会,恋恋不舍 / 我们终究只是路过一段平凡的生活……”在一个桥墩底下,秦昊完成了《常客》这首歌,也回答了自己心里多年以来的疑惑。

“人一生没有一个最终答案,但会有每个阶段的答案。”“常客”这两个字是秦昊当下对自己与家乡、亲人、朋友关系的答案,也是他与过去的一场和解。“虽然我们永远无法真的属于一个地方,但至少可以成为它的常客,和它产生特别的关联。”

特别鸣谢:

中信出版·春潮工作室

本文校对: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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