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上游新闻
从强奸杀人犯到无罪、59岁的王化柱等了29年。
2019年3月22日上午,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宣读判决结果时,王华柱既不哭也不笑,表情平静,表情生硬。
与两名律师一起走出法院,三人寒暄、拍照、表示感谢。彼此分手后,王华柱一个人踏上了回家的路。
王化州前往位于西安宇宙城的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递交诉状。回答者公岛
本来想坐车回家去法院西边的井上村汽车站,这时他的眼睛鼻子有点酸,想哭。但是想法被抑制了:一个身高1.8米的大男人哭不是一件光荣的事。街上还有很多人,想了一会儿,他干脆放弃了汽车,漫无目的地向东走去。
他一直深呼吸,努力不去想过去的事,到了新家庙互通区,心情好多了。
王华洲走了差不多4公里。过去29年的经历总是这样使他闷闷不乐,又感到庆幸。
年西安电力电容器厂现改建为西安西电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当年的往事很少有人知道。图片/上游报纸整理记者贾晨
“鬼和神不好”的日子
使时针回到29年前。1990年5月5日,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女工宿舍309楼4楼415室,女工萨摩先生被杀。
1960年出生的王华柱,当年30岁,和妻子住在隔壁413房间。虽然是女工宿舍,但在住房不足的时代,很多结婚、单身或在外地的人被分配到工厂,男女都有。
杀人事件扩散,狭窄的走廊里人们惊讶得议论纷纷,另外胆子大,去现场看了老四,据说很惨。
据上游新闻记者当年的公诉书显示,警察到达后,举高死者的胳膊横在头上,衣服都卷在脸上,血肉模糊。一床棉花覆盖在死者赤裸的身体上,屁股下面有一个绿色刺绣枕头。事后调查结果显示,死者头部被钝器击中,电线在脖颈、地面、墙壁和被子旁边溅有血迹,旁边还有用过的毛巾和杂物。
警方调查开始后,询问者很多,王化柱就是其中之一。
7天后上午,西安电力电容器厂的人叫来王化柱下楼。“当时被提问的人很多,我以为问了就回来了,谁能想到呢。”29年后,王华柱对上游记者说。刚从楼梯口出来的时候,王华柱看到了一辆警车。之后他被拉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再次回忆往事,王华周用“鬼神车”和“天命”描述了那天。
事件发生前,王华洲是西安铁路局机务段的实习司机,当初当天他打算出车。早点把两岁的女儿送到妈妈家,他准备上班。但是列车班次调整,通知晚点再来。闲散的王化柱决定回到西安西郊的电力电容器工厂女工宿舍。“如果我不回去,也许这件事与我无关。”
两天后,王化珠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刑,两个月后被批准逮捕。
据悉,当年检察机关在公诉书中指控,1990年5月5日晚上9时许,被告王化柱冲进同一栋大楼415室,看到青年女公社先生一个人在读书,在闲聊中,王化柱产生了邪念,将房门反锁,将历史推倒在床上,企图强奸。因为萨莫先生极力反抗,国王从室内炉底拿起砖头,萨杜重重地打了一下,使他昏迷,然后搬到床上去了。然后怕死,又用电线拉紧历史的脖子,造成了历史的死亡。王化柱准备奸尸的时候,听到有人用钥匙开门,也就是用棉花盖住了历史的尸体,在门外毫无动静地逃离了现场。
王华柱随后向警察、检察官、法官辩护,回忆说自己很委屈。当天,他回到楼里买烟,到4楼的广播室看了一会儿电视。到家后,妻子告诉他希克斯死了。
"我没有杀人。"几年后,王华柱对上游新闻记者分析说,事件发生后,他在家换了工作服,准备上班。他把这一情况告诉警察后引起了怀疑,事件发生前没有人能确认他的下落。
据当年公诉书称,王化州被列为重大嫌疑人,围绕他的调查工作开始了。
据公诉书称,1991年6月7日调查机关签发的书面资料显示,从现场门把手、水杯上提取的不完整指纹与王化州手印相比,两者不一致。
西安市公安局提出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也显示,SA的身体和周围物品没有检测到人情斑点,采集的毛发都是“O”型人毛,与王化州不一致。而且,王华柱的衣服和鞋子也没有检测到人血。现场证人也没人看见。王华柱进过斯氏的房间。
为了进一步掌握证据,警方将证物送到公安部检查,但仍然没有突破。
对望华洲主要指控的唯一理由是,在1990年5月10日至8月20日期间向警方作出的11份供述中,望华洲分别于5月13日、14日和15日作出了3份有罪供述。
但是此前,王化柱一再表示,他是被当时警察的酷刑逼供的。
改判后的王华州说,他没有正式工作,朋友少,他离正常生活还很远。摄影/上游新闻见习记者 贾晨
电棍塞到我嘴里
多年后不断有人说,如果当初王华州不做有罪供述,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牢狱之灾。
王华州对此只有苦笑:“傻子都知道,认了罪就是死。我当时都30岁了,肯定知道这些,更何况,我还是清白的……但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了……”
在向法院提交的一份《刑讯逼供情况说明》中,王华州这样描述当年的经过:
“1990年5月13日中午,在公司单身宿舍被莲湖公安带到电力电容器厂公安科一间办公室后,下午,有大约五六个人开始对我刑讯逼供。
开始有个最年轻的短头发小伙子,瘦瘦的,穿着便装。他上来什么都没说,突然就朝我胸口上打了一拳。
他打完我后,一群人突然都扑上来,把我的手拧到后背,左手从后面从左下向右上,右手绕过肩膀向左下,双手交叉拷上铐子。到现在,我手上还留着铐子的伤痕。
铐子卸下来后,一群人用绳子把我捆住,放倒在地上。我面朝上躺着,他们用椅子的四个腿卡着我的腹部。
有一个人用脚蹬着我的头,让我的下巴颈部夹着电棍。他们还把电棍塞到我嘴里电,用电棍在浑身上下乱电。
他们卸了我的腰带,用绳子捆着我,用皮带、棍子抽我。浑身上下,除了穿衣服露出来部分,全身都是伤。
他们在问的时候,我一旦清醒了就翻供,他们一群人上来又打我,反复了很多次。最后,因为打我耳光,我耳朵都抽坏了,到现在耳朵还有问题。
在公安科刑讯时,他们还拿出现场照片、示范用砖块打人的动作,比划用电线打结的动作,最终让我按照他们的诱导,让我照他们说的录了口供。打我的过程细节还有很多,无法细说。直到5月15日早上,我被带到看守所,昏迷了好几次,都是看守所张医生抢救的。”
29年后,王华州告诉上游新闻记者,从1990年5月13日到5月15日,他被打了两天两夜,警方打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期间,他没有吃饭、没有睡觉,没有喝水也没有上过厕所,审问的人分多批次,轮番审问。
“我不认,就打死我。” 王华州告诉上游新闻记者,进了看守所,也没做过体检,无人过问。他曾向驻所检察官反映情况,“检察官说,让我到法庭上给法官说吧。”
多年后,当王华州的律师再次寻访当年的检察官,问王华州是否受伤,是否遭受过刑讯逼供时,一切均没有了记录。
“当时为什么不把遭受刑讯逼供告诉律师?”上游新闻记者问。“那个年代,没到法庭阶段,是不能请律师的。”王华州苦笑着说。
预审时,有人问王华州,想跟家里人说点什么?王华州说,想让家人捎点被褥。
“还送啥送,你杀人了,过了法庭,就马上嘣了(枪毙)。”王华州清晰地记得预审员的话。
几乎所有人都在等法院的判决。但没想到,这一等,就是4年。
当年的判决书已经泛黄。王华州说,这个判决毁了他一生。受访者供图
对“救命”判决一点不感激
王华州说,当时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结果:要么死,要么无罪。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安,乃至全国,卡车上装着死刑犯游街的事不在少数,甚至在一些派出所宣传栏内,击毙杀人犯的血腥照片,震慑一时。
但对于王华州来说,4年的时间太过漫长。“我也不知道哪一天,法院就来人了,判我死了……”
除了对死亡的恐惧,王华州也怀有希望,“说不定,其他案子把罪犯牵出来,案子破了,真凶被抓了,我没事了。”
在死与希望间徘徊。1994年6月21日,西安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王华州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开庭当天,他告诉法官自己被刑讯逼供,法官不让他说,“像在走形式。”
妻子为他聘请的律师孟浩当庭申辩称:多份鉴定书显示,案发现场门把手、水杯提取的指纹,均与王华州不符。被害人阴道擦拭物、内裤及床上用品等物证中,也未检测出人精斑。从案发现场提取的毛发,也不是王华州的。证人证言也未说明王华州出入过案发现场。只依靠王华州三次有罪辩护,不能判定王华州去过现场,不能判定有过强奸杀人的行为,也不能判定王华州有罪。
但判决结果,让王华州感到憋屈。
1994年8月17日,法院认为,有现场勘察笔录、法医鉴定等在卷证实,且有证人等证言作证,王华州也有供述在案,足以认定王华州入室强奸妇女,遭被害人反抗时竟杀人灭口,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且杀人手段残忍,罪行特别严重,本应依法严惩。但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可以不立即执行死刑。王华州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死者父亲经济损失3000元。
“本来以为,不是死,就是无罪,现在又来了一个‘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做出疑罪从轻的判决,留了余地,客观上挽救了我一条命。但事实上,我一点也不感激他们。”
王华州不服提出上诉,1994年10月7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后,王华州被移至富平监狱收押。
入狱20年家破人散
从西安到富平的路并不好走,即使放到现在也是如此:路程将近80公里,开车近两小时。
在那个交通尚不发达的年代,当年王华州的父母已经50多岁,看一次儿子倒几次车,一个来回,折腾着老两口。
王华州的母亲对上游新闻记者说,听完儿子的讲述,她相信儿子是冤枉的。她和老伴申诉、写信、上访,甚至多次去过北京,但始终没有结果。
妻子告诉王华州,西郊单身宿舍里的财物被法院抄走了,作为被害人的民事赔偿。
王华州感到没了希望,提出离婚,女儿判给妻子。但妻子始终相信,他是被冤枉的,但为了生活,最终签了字。
王华州说,在狱中他多次提出申诉,但没有用。狱友和管教民警告诉他,如果真是被冤枉的,一定要理性申诉,别跟人家闹。
在监狱的夜里,王华州常想,“有一天,法院的人来了,说案子破了,真凶找到了,我就出来了……” 王华州说,他一直存有这样的幻想。
但当时,他能做的,就是努力劳动,早点出去。“早出去,早去要回我的清白,即使死,也要死在外面。”
监狱生活,单调又有规律,王华州共获得过六次减刑。2010年6月5日,入狱20年零22天后,王华州刑满释放。仔细算来,在监狱,他度过了7322天。
改判后的王华州生活在母亲家,屋内的家当还是他入狱前的样子。摄影/上游新闻见习记者 贾晨
出狱后一切物是人非
踏出监狱大门那一刻,王华州感到,一切早已物是人非。
前妻远嫁宝鸡,有了新家庭和孩子,他的女儿也到了快结婚的年龄。
那天,妹妹来接他。王华州本不想麻烦人,可出监狱大门不久,他已经分不清方向。
入狱前,西安市二环路还没有开建,当年的土路与瓦房,早已换成了宽敞大道和高耸建筑。人们拿着小巧灵便的手机,街道上轿车拥挤。28式自行车满街跑的岁月已成往事。
王华州没想太多,依旧挂念的,是他的清白。
但跑清白,要花钱。入狱前,他每月200多元的收入,高出同龄人不少。可如今,请个保姆都要三四千元。
出狱后,王华州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偶尔干点零工。他跑过摩的,摆地摊卖过水果和蔬菜,还帮人送过货。再加上申请低保,他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幸好,父亲有房,还有退休金,但身体不好。王华州告诉上游新闻记者,他是打着照顾父亲的名号,在家啃老。
出狱将近9年,王华州还是无法适应现在的生活。
他努力不去想过去,但被抓的经历、监狱的生活、申诉的艰辛……又总会冒出来。“我一直做梦,但任何梦都离不开监狱,离不开那里的人,那里的事。这都回来九年了,消除不了。”
上游新闻记者发现,王华州在自己微博“西安冤民王华州”上写有标签,叫“寂寞”。
出狱后,他几乎没有朋友,认识的几个,也多为旧人。
在西安铁路新村家属院,这个不大的生活圈内,王华州或多或少总能碰见以前的同事或同学。但他从不打招呼,低头、疾走,试图避开,一方面碍于自己的身份——刑满释放人员,另一方面他又抱怨,这个社会太现实。
只有少数战友曾去监狱看过他,打过钱,说过鼓励的话,至今他们彼此联系。但战友的微信群里,并没有王华州。他觉得,自己始终被排斥在主流世界之外。
关于他的故事,他听过诸多版本。“那些流传的事,把我说得更卑劣。”
这么多年,只有父母坚信他被冤枉,多次进京申诉、上访。明面上,亲戚们也信王华州真被冤枉,只是他们都不在西安,少有联系。偶尔有人想跟王华州聊几句,但免不了询问一些“在哪儿工作”、“是否退休”等话题。
如实说自己被冤枉了,坐了几十年的牢。“没人信,像在演戏,自己在情感消费。”
在医院照顾父亲的日子里,有病友不止一次询问他:“你是不是退休了?看你常来,真孝顺。”王华州不置可否,能做的,只是打着哈哈,低头做事。
为找回清白,出狱没多久,王华州便将申诉状递往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年12月6日,陕西省高院做出(2010)陕刑监字第79号通知书,驳回了王华州的申诉,理由是:“你申诉中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发时你未到过现场。”
此时,王华州才意识到,20多年过去了,改判并不容易,自己犹如在“推动万吨巨轮”。
他想找当年自己的辩护律师,可一打听,孟浩律师已离世7年。经多方打听、网络搜索,他才找到当年二审帮他打官司的律师许小平。
此时的许小平已经70多岁了,故人相见,寒暄许多。许小平答应为王华州提供法律援助。
许小平律师事务所主任许小平律师(左)和王华州(右),一起来到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递交申诉状。受访者供图
申诉8年终于改判无罪
由于陕西省高院已做出驳回申诉通知书,王华州决定去北京上诉。
王华州说,他单独去过三次,另一名律师陪着他又去过三次,得到的答复几乎一致:“已经立案,准备调卷。”
从没摸过电脑的王华州听说,在网上发帖能帮到自己,于是他学着申请了微博、博客,还有一些论坛账号,取名“西安冤民王华州”,将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
“我这种事(指强奸杀人),很少人愿意去说。我发到网上的动机,就是希望那天,有个领导或者有正义感的人看到,能帮我一把。”王华州说,他还将材料投过部分媒体,但一切犹如石沉大海。
就这样过了6年时间。
如今已经75岁的许小平说,2016年12月2日,他亲自跑到北京去询问此事,答复依旧是:“已经立案,准备调卷。”
得知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在西安挂牌办公,2017年3月15日,许小平带着王华州来到第六巡回法庭。
那天大雨,他们成功立案。
可两个月后,事情又起了变化。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的法官告知,王华州的案卷已在陕西省高院立案,一个案件不能跨两个法院,“如果不服,你们再来。”法官说。
2017年7月3日,陕西省高院的法官第一次询问了王华州的案情。
翻开卷宗,许小平更觉得此案疑点重重——
案卷中有人提到,当时有一位穿西服皮鞋的年轻陌生男子出现过,是谁?不知道。
死者宿舍桌上有两杯倒满的水,玻璃杯上的指纹不是史某,也不是王华州,是谁?不知道。
现场还有一些物件,不属于史某,也不属于同宿舍的人,也不属于王华州,那究竟是谁?不知道。
而王华州三次有罪供述,先后分别出现了“先奸后杀”和“先杀后奸”两种不一致的说法。警方在现场,没有检测出任何精斑。案卷上说,血溅四处,但王华州的衣物、鞋子都没有血迹。
2017年10月24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采纳了律师建议,决定再审。
2018年6月21日,陕西省高院撤销原来一、二审判决(裁定),责成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重审判决书称,本案认定王华州故意杀人的直接证据,仅有其在侦查阶段的3次有罪供述,但该有罪供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在案证据无法将王华州锁定于案发现场;本案无法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
2018年12月7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王华州申诉案,王华州出庭。审讯两个小时,介于案情重大,需上报审判委员会讨论,择日宣判。
事后律师许小平计算,从王华州刑满释放,到2018年12月7日开庭,一共度过3104天,8年时间。
今年3月22日,由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陕01刑初149号判决书称,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华州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在案证据尚未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对王华州所提其并未作案的辩解及其辩护人所提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判决被告人王华州无罪。
改判后的王华州生活在母亲家。29年后,他终于等来了无罪判决,但对个人今后的路,他毫无信心。摄影/上游新闻见习记者 贾晨
另一艘“万吨巨轮”等着他
今年3月22日,法官宣读判决结果时,王华州没有哭,也没有笑,表情平静。
“折腾了这么多年,加起来1万多天,我早就麻木了。”王华州告诉上游新闻记者,但改判下来后他发现,除了出一口气,并没什么好处。
出狱后,王华州坚持锻炼,每日清晨或傍晚出门走走,白天会留在家陪母亲。“不是我喜欢锻炼,是看不起病……如果上帝眷顾我,让我突然就死了吧,没有医保,我实在是看不起病。”
母亲的家,时不时传来即将拆迁的消息,这让他有些着急。他想买房,总不能和母亲住一辈子。但看着高企的房价,他又很无奈。“父母的房子毕竟不可以给我一个人,我们兄弟姐妹有4个。”
“20多年,我没交过医保和社保。我妈老了,我也老了,以后养老、看病都是麻烦事。”王华州无不担忧地说。
王华州被判无罪,入狱20年,按规定可以申请国家赔偿。但律师许小平说,且不说王华州现在没钱,即使今后拿到了国家赔偿,但这些年他没交过医保、社保,如何补上五险一金?未来这条路很困难。毕竟,这涉及到央企、民政、财政、劳动、社保、政法等多部门。如果无人推动,单凭王华州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实现。
“陕西有什么部门能推动这件事呢?”上游新闻记者问。
“总之,很难,很难。”许小平不说,只是摇头。摆在王华州面前的困难,又将是另一艘“万吨巨轮”。
拿着无罪判决书与律师一同走出法院,三人寒暄、合影、道谢。
当年律师为王华州的辩护词。受访者供图
旁人说起往事云淡风轻
回到家,王华州将无罪判决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点点头,说了声“好”,两人便各忙各的。
更为遗憾的是,2018年10月,王华州的父亲去世,没能等来儿子的清白。
再次谈起当年的死缓判决,王华州说,法院一句“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客观上确实挽救了自己一命。“但事实上,我一点也不感激。现在想想,我觉得活着,比当时死了更难受。当时只是短痛,现在活下来,痛苦将伴随我一生。”
如今患有高血压和严重腰椎间盘突出的王华州说,他已不再怨恨当年打他的警察与判案的法官。“现在想想,对他们来说,只不过办了一个案子而已。很多事,也不是谁一个人决定的。但事实是,他们毁了我一辈子。哎,这都是命。”
离婚后,他再没见过前妻,仅在几年前女儿结婚时,一家人吃过一次饭。他不想打扰前妻的生活,毕竟,她有她的家庭和生活。
王华州再也没回过西郊那栋单身宿舍,“那都是过去的事,跟咱没关系了。”
而被害人史某父母,依旧住在二十多年前的老楼内。她的父亲头发花白,已经70多岁了。对于上游新闻记者的登门,老人比较紧张,隔着防盗门不愿多谈及往事,“说了,我们老两口,心脏受不了。”
据了解,去年,警察、法院法官都曾来过史家。二十多年过去了,听闻当年涉嫌杀害女儿的人宣告无罪,老人说,当然不能冤枉了好人,也不能放过坏人,但我们能怎么办,还不得靠政府……
王华州也想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只有这样,他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在他看来,史某和他,都是一场悲剧,一个付出了生命,一个没了人生。
当年的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如今已改制成为西安西电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当年的女工宿舍,早已被新建筑取代。再有人问起当年之事,知者甚少,只有陆续来到的警察与记者增多。安保人员讲起此事,云淡风轻:“不就是当年的杀人案嘛!那个人命好,无罪了。”
极少有人知道,为了“无罪”两字,王华州付出了几乎半生的努力。
上游新闻见习记者 贾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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