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和高学历的李亮(化名)长期担任企业高管,但试图用毒品延长工作时间,承受工作压力,结果变得偏执烦躁,最终不仅受工作影响,还在考虑每天避免尿检的方法。

经过两年的强戒,他回到了家庭和社会,与家人、同事重新建立了信任。有时,他仍然梦见吸毒,醒来后感到深深的后悔和恐惧。

在国际金德即将到来之际,新京报记者与李亮进行了对话。他谈到吸毒、吸毒成瘾和返回的经历,说为了女儿的成长,不再缺乏父爱,不能再碰毒品了。

吸食毒品,努力提高工作效率

新京报:你是怎么染上毒品的?

李亮:大约六年前,我进入了一个新的行业,从事管理工作。工作压力很大。因为我不熟悉新产业,除了高强度的工作外,还要花很多时间学习,家里的长辈都很优秀,所以我想在他们面前证明自己。过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身体受不了了,想帮我找个能熬夜的。所以在网上找渠道买了甲基安非他明(甲基安非他明),吸入,支撑了自己持续的工作。

新京报:为什么想到吸入冰毒?

李亮:十多年前,我喝醉后,在场的一个朋友说我很能解酒,我抽烟,后来才知道那是冰。抽完烟后,我激动得两个晚上没睡。但是那时我不喜欢这东西,所以我不再抽烟了。后来,当我压力很大,要熬夜的时候,又想起了冰毒。

新京报:吸毒提高了效率吗?

李亮:刚开始,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做了更多的工作,同时控制吸烟频率,每隔一周做一次,周末补觉。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女人)但是吸烟时间越来越长,我越来越依赖毒品,从每周一次到每周两次,最后几乎每天都抽烟。当时也感觉身体状况变差,但我以为是熬夜造成的疲劳。

吸毒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候,我的工作效率明显下降,大脑运行速度减慢,说话也似乎不流畅。现在想想,当时大脑已经受到毒品的影响。

此外,吸毒使我不知不觉地变得狭隘,情绪控制变得困难,很容易与家人、同事相处。

毒瘾,偏执易怒,每天接受尿检

新京报:你当时的状态是什么?

李亮: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信心了。想控制,但不能再做了。有意识,但客观上无法实现。

后来我发现自己太投入工作了,精神上陷入了一种真空,明明有父母、妻子、女儿、朋友,我却全然不顾,误入歧途。如果我像现在这样担心家人和朋友,我就不会吸毒。

毒瘾变得很强,我变得自私,只在乎我的感受,放弃了该承担的责任。还有侥幸心理,怎么会在意不被抓住呢。

新京报:你后来戒毒了,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

李亮:被动。因为吸毒,我接连被拘留了三次。第一次是大约一年多后,一个周末,我在家,民警问我有没有吸毒,要不要验尿,我承认。被拘留了15天。

然后我停了六个月。一个周末,我开车去外省工作,凌晨5点出发,前一天晚上要工作到很晚。想到不到两个小时就又要出去,我受不了“精神精神精神”。其实是给自己找吸毒的理由。工作结束后回来,在高速检查站接受尿检,又被拘留了15天。

在此期间,虽然6个月没有碰毒品,但体力和精力没有提高。当时也受到毒品的影响,内心没有清醒,每天想的更多的是避免尿检。

后来,我来到天堂河江溪站,被强制隔离戒毒,当时我觉得自己完了。

如果感到内疚,就会努力挽回造成的伤害

新京报:强制戒毒期间,你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发生了什么变化?

李亮:强戒的过程很痛苦。因为会失去人身自由,所以受到的限制也很多,所以经常受到压迫和恐惧的困扰。好处是,在每天的工作、固定和环境中不能接触毒品。康溪所的民警也告诉我戒毒的知识和调整心理的方法,特别是与良好的节操相关的理念和方法,有助于长期戒毒。

感情上,我强制戒毒后,周围的人说我“更安心”。以前和别人意见不同,想吵架,现在意见不同,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也能理解你的坚持。主要原因是,在康溪所,民警通过对话、教育、各种课程对我进行了很大的改变,学会了调整自己。

新京报:如何评价过去6年多的经历?

李亮:经过这样的过程,我对自己有了更好的了解,对毒品造成的伤害有了更深的思考。

失去两年的自由、肉体和精神的损伤代价太高。我意识到个人的能力是有界限的。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方法提高能力是不可能的。用什么方法都用不完。就是你。

我有一种负罪感,能陪伴我一辈子,会让我自律、自律。吸毒不仅影响到自己,还影响到亲人、家人和工作团队,其中很多影响是无法弥补的。

新京报:你如何应对一辈子的内疚?

李亮:我的性格还算积极。不管是什么情况,我认为应该得到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对不起大家,所以我会更好地管理自己,以免再次发生错误。同时,要努力挽回对大家造成的伤害。

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犯错就改,遇到困难就解决,最终目的是实现个人价值。

还梦见吸毒,深感恐惧。

新京报:据说心中毒最难克服,你怎么看?

李亮:我有时梦想药物滥用的过程。内容通常是急于找到毒品,或第一次使用毒品时的部分片段。从梦中醒来,感到后悔和恐惧。因为吸毒会对大脑造成伤害,前额叶、海马等会留下疤痕等东西。

沈中毒一辈子都要和它斗争。我能想到的是让我内心强大。家人,

朋友、工作团队,我有深深的愧疚,我要尽到责任,补偿他们。

新京报:家庭对你意味着什么?

李良:家人给了我最大的支持、信任,这特别重要。比如,我回来后说要出门一下,家人没说要跟着我,或让我随时报定位。

我女儿不到10岁,她的成长中,有两年我是缺席的。而在进强戒所之前,我忙于工作,很少陪伴家人。我跟爱人、孩子都很疏远。

从强戒所出来的前半年,我每天送孩子去学校、接她回来、在家洗碗,可以说是完全回归家庭,跟孩子建立起很好的关系。其间,我也获得了家人更多的支持。就算是为了女儿的成长中不再缺失父爱,我也不能再去碰毒品了。

远离毒品,给戒毒者切实帮助

新京报:离开强戒所后,重返家庭、社会的过程顺利吗?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李良:刚回归家庭时,我感觉跟这个世界有点脱节,比如不知道怎么用最新的APP。而且,跟家里人沟通很不自在。大约半年后,我才逐渐重返职场。

最大的困扰是有吸食毒品记录后,出行会受到限制,乘火车、住酒店,会有警察上门做尿检。我一个人没问题,但是和不知情的朋友一起就比较困扰。

在强戒所期间,我了解到,很多吸毒者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歧视,被家人放弃、工作找不到,想离开毒友圈却无法离开。

我也在想,万一吸毒的事被孩子知道了,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新京报:有毒的朋友圈是戒毒的一大障碍,你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李良:我很幸运,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好多人面临这个问题。从强戒所出来之后,所有的经济来源、社交都依赖原来的圈子,想离开这个圈子,却没有勇气。社区康复民警会提供后续的跟踪和督导,但自己的决心和努力是最根本的。

新京报:为什么多数吸毒者会面临家庭、就业、交际等多重困境?

李良:吸毒对人的伤害特别大,生理上、精神上都有。人在吸毒中越陷越深,精神越来越空虚,也因此容易陷入困境。所以,一定不要尝试毒品。万一不幸碰上了,就要尽早悬崖勒马,要尽早去自愿戒毒机构,否则生理伤害、精神依赖就会加剧,到无法控制自己时就什么都晚了。

新京报:你觉得,社会对毒瘾戒除人员最理想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

李良:吸毒是错误的选择,被毒品伤害的身体和精神是一种病态。我希望社会对他们给予同情和帮助,而不是一味歧视、排斥。

加大宣传力度让人们远离毒品是必要的,但对于已经染毒的人,应该给予更实际的帮助,比如办低保、让他们学习工作技能、帮助介绍工作等。

新京报记者 沙雪良

编辑 白爽 校对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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