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侂怎么读】误读的宋朝《故事》也谈到了宋朝的独裁。

司马光。(南宋人图《八相图卷》/图)

独裁要想有效持久，必须理性，不能无法无天。下午克老师认为，不让皇帝及其臣民违反越权的各种制度约束不是“虚军”，而是“中国式分权、制衡”、“立法民主”、“法制意识”和“司法独立”精神。他给了他几个他精心挑选的宋朝故事，发现了他理想中不专制的宋朝。

下午克老师在他最近的文章中一口气讲了四个故事，说明宋朝不是独裁王朝(《宋朝是一个专制王朝吗？》、《同舟共进》 2014.3)。文中的四个故事都是“皇帝不能根据性格做‘开心的事’”。讲完这四个故事，吴老师又用“中国式分权、制衡”讨论了宋朝理学家想要建立的“虚军制度”和“宰相统治”、“执政(宰相)和大谏”、“大帝”不能“上升”的政体结构。吴老师的进一步创见是宋代有着“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立法民主’机制，提出了明显的‘法治意识’和‘司法独立’的观点，确立了‘独立审判’制度。因此吴老师认为，所有关于“加强宋代君主专制”的论断都不能得到认可。

为了不误解吴老师的意思，笔者再三阅读了吴老师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优点有论据。但是不足之处是对论据的误读。误读的根源在于对“前提”一词的误解。

被误读的宋朝“故事”

以下是吴老师说的四个宋朝故事。

第一个故事。宋初、范质等3名宰相同一天辞职，太祖任命佐夫为奖。但是法令没有宰相签名部门，因此没有法律效力。泰佐说他可以代为部门。佐夫认为这是宰相的事，皇帝不应该做。最后，同样的平章一(宰相头衔)、开封部尹兆肯签署部门，太祖签发了任命诏书。

宋朝的规则，按照皇帝的命令，中西(上)执行的都是中西按照皇帝的指示写了赵书。那个程序是宰相从皇帝那里得到指示。按照皇帝的指示起草诏书。宰相在诏书上签署部门。然后提交皇帝的签名生效。吴先生所谓的宋代通常是政府的意见，皇帝按惯例批准的。“诏令没有宰相部门，没有法律效力”的说法只是把上级的工作程序作为决策程序，完全是误读造成的。

第二个故事。新宗因陕西用兵不力，下令斩首一名转运者。宰相蔡实认为宋朝会破坏不杀鲜卑的规则，不会同意杀。门下侍郎长以“书生能杀，不能侮辱”为依据，坚决反对新宗刺伤此人，驱逐他的意思。他还对新宗说：“不用做这么‘开心’的事也行。”

蔡实坚持“祖先的家法”，章丘强调士大夫的尊严。两者都是以宋朝的“文治”理念为依据的。忠臣谏，明君谏，是中国人历来强调的政治传统。很明显，遵守大臣的祖先家法和文治理念，训诫皇帝的任意豪作与宋朝是否独裁无关。我不知道这种故事是以宋朝不是专制王朝为证据，出自什么误读。

第三个故事。陪孝宗下围棋的赵侯要求孝宗官职。孝宗害怕“外政”的干扰，所以让曹自己找外政官推荐。赵敖找“银工”中西“葛逵”请求推荐，但被拒绝，即使皇帝下达了宗旨，也要驳回。

宋朝凤冠，虚拟职称泛滥。官员必须接受皇帝的命令“差遣”，才能真正拥有职权。赵侯因为陪孝宗下围棋，获得了“武功医生”的中级武职和“浙江东路”的地方警卫官虚职。对一个司机来说，待遇已经不低了。依靠技艺获得官职属于“技术官”，根据规则只能获得无职务。太祖太宗时，是以一技之长走在宫中的技术官，附近的水楼先得了月亮，很多时候是从无职转文职的。后来，真宗命令科技馆禁止对京官这样的晋升进行评价，仁宗也命令禁止推荐嘉富府和宗室的行政官。据推测，这两者都与技术官从无职转移到文职有关。

考虑到汉唐的实际情况，宋朝对外戚和宦官的限制非常严格。对这种手法观的限制，意图也是这样。据推测，赵浩也想调到文职工作，以便能收到“发送”。但让小宗找赵e外国廷官方推荐，更像是委婉的说法。记录此事的张丹仪称赞孝宗。“非特处君子有道理，小人也有道理。”葛逵坚持“祖宗家法”，当然是为了官职的本分。但是从他称赵侯为“我的家人”可以很容易看出，他有避嫌的意思。总之，以这样的例子，皇帝“不能私自封官”也是出于误读。

第四个故事。向私心报，每次都敢于提出反驳光宗，提出提拔近臣的私人宗旨。中西签字楼钥匙、光宗对不符合法度的私人宗旨也同样“不回避老周”。

吴老师讲这个故事，要说明宋代皇帝不能任意提拔官员，皇帝必须尊重大臣反驳的权力。吴云国在他的著作《光宗传》中说，韩卓是歌王(后来的英宗)夫人的曾叔祖，因此“短短4年，他在27年内晋升为磨练和政治考察(即考验和政治考察)能够实现的官级，光宗准备超过他4段，另外相当于20段。”品行恶劣的艺律任命他为胜善师。“特别是对事件一再反驳，光宗用语言宣判了他的西行(即同意签名)”，特别是接二连三地这样做。特别是太子光宗的老官僚被逐出首都，因为光宗个人不答应讽刺，他的纪念馆被光宗撕裂了，愤怒不已。特别是后来赤羽病，表光宗，请求原因

仕，光宗也不予理睬。可见，在皇帝能否任意提拔官员，是否尊重臣下封驳之权的问题上，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制约。这两个例子，正好可以用来反驳吴先生的误读。

宋朝专制的制度化水平高于汉唐

我们所说的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其集权的最显著特点，就是皇帝的专制。由秦到清，两千年间，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强化，就是以强化皇权专制为核心的。其特点之一，就是越来越理性化。这个“理性化”，从制度设计来说，就是使集权、制衡与监督机制不断完善；从对皇帝的政治品格的要求来说，就是使他纳谏而不是拒谏，以及近君子而远小人；而对于大大小小的官僚来说，就是从制度约束和教育入手，使他们不忘忠君爱民。

在这个理性化的过程中，以汉唐与宋相比，前者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低，皇权受到的制度约束较少；而后者专制的制度化水平较高，皇权受到的制度约束较多。由汉至唐，因为皇帝所受到的制度约束较少，所以就出现了诸如皇帝与外戚、母后、宦官、膏粱子弟（如西晋司马氏诸王）“共天下”的问题。这些都是由于皇帝可以任意将权力赋予他人，却收不回来而造成的。

宋朝是非常重视皇权专制的理性化的。如上面所讲的第一个故事，其中有过这么一个细节。当时有人建议效法唐朝甘露事变之后，因宰相缺席，而让尚书仆射（尚书省的副长官）“奉行制书”的“故事”。但反对的人说，这种事情发生于“非承平之时，不足为据”，因此提议由“同平章事”的赵匡义来“副署”，以完成正常的工作程序。这样的细节说明，宋朝士大夫非常重视程序和原则；对于决策和行政上的“权宜之计”对制度的破坏性，抱有高度的警惕。这正是专制集权制度愈趋理性化的现实反映。而上面讲的另外三个故事中所强调的“祖宗家法”，也都包含着强烈的按制度办事的理性化特征。

从具体的制度设置而言，宋朝的专制集权有这样几个主要方面：一是把军、政、财权都收归中央；二是将内、外廷行政系统分权制衡与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三是科举选官制度的普遍实行；四是对恩荫的严格限制。对于这样的理性化，宋朝君臣自有种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如宋太祖所谓“宰相须用读书人”；北宋宰相文彦博所说，是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南宋高宗则谓，宋朝“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基于“文治”理念的理性化，一方面针对的是五代“国擅于将，将擅于兵”的局面；另一方面针对的是皇帝与外戚、母后、宦官、膏粱子弟“共天下”的问题。在这一理性化的制度创建过程中，宋朝的行政、军事、财政和监察等中枢权力，都分别集中于皇帝。所谓“权在人主，下无专政之嫌”；“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

君权主导下的分权制衡

强化皇帝的专制集权，这是根本前提。至于理学家的“虚君”共识，即便有，也不过是一厢情愿。富弼反对神宗事事亲批，说哪怕每件事批得都对，也不符合为君之道；何况总也会有批错的，日积月累就是一大堆。他特别提醒神宗，正当变法之时，皇帝应该洞烛小人趁机生事的本性。他这里讲的是“为君之道”，是人君南面之术，而不是什么“虚君”。即凡事让臣下去做，错了当然都是臣下的错，皇帝心里想什么，臣下并猜不透。如果事事亲力而为，皇帝心里想什么，臣下都了如指掌，夤缘作奸的小人就有机可乘。皇帝如果出错多了，不仅会丧失“神圣”的权威，也等于是授人以柄。

而陆九渊所谓“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无非是说君王不要暴露自己的好恶，也不要被小人所蒙蔽，讲的也是人君南面之术。只不过他认为这样反而可以使臣下做起事来不受束缚，尽心尽责。中国的古人，讲人君南面之术，总是讲“垂拱”，讲“无为”，其实都是讲君王不要把自家的心思暴露在臣子面前。讲得更甚的，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说人君装糊涂，放手让臣子们去说去做，才能洞烛臣子内心的想法。诸如此类的问题，张舜徽先生的《周秦道论发微》，早已讲得清清清楚。看到要君王“垂拱”、“无为”这些词儿，就以为是“虚君”，实在是太不切实际了。

关于宋代的相权，吴钩先生引用了《宋史·职官志》“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以及《宋会要·职官》“掌邦国之政令，弼庶务，和万邦，佐天子，执大政”的说法，以说明相权虽然被多个机构分割，但宰相所统率的政府，权力并不亚于汉唐，只不过相权本身是被分散了。我们权且不讨论这样的表述在逻辑上是否有欠通处。问题的关键在于，宋朝仅仅是宰相对皇帝负责，还是宰相、枢密使、三司使（掌盐铁、度支、户部）分别对皇帝负责？

事实上，北宋大部分时期，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互不统属，各自独立对皇帝负责。那时，中书省与枢密院称“二府”，对掌文武；而三司称“计省”，独掌财政。元丰改制之后，三司撤销，财权统归户部，置于宰相的控制之下。但宰相的权限虽然扩大了，同时也加强了副相（参知政事）与宰相的分权。到了南宋，宰相或兼枢密使，又获得了处理部分军政的权力，但也使副相与枢密院副使互兼。这种做法，固然是出于宋金战事的需要，也是为了限制和防范各军事将领势力的膨胀。

所以，表面上是宰相权力的扩大，实际上是新形势下保证皇帝继续专制集权的举措。由此看来，说宋朝宰相“事无不统”、“执大政”之类的话，其实都有些说过了头。只有“佐天子”三个字，是说得准确的。总之，在宋代，皇帝控制政府的方式与汉唐有很大不同，宰相的权力范围与汉唐也不一样。

吴先生还以宋代台谏对皇权和相权的制约为例，来说明宋朝政体的“二权分立”，即君权与相权的分立，以及政府与台谏的分立。这显然也是错误的。关于君权与相权的分立，吴先生的证据，一条是讲“权归人主，政出中书”，一条是讲君臣“各有职业，不可相侵”（朱熹语）。可是这两条材料，无非是说要分清权力的性质，使君相各司其职。尤须指出的是，所谓“政出中书”，其合法性，就来自“权归人主”的制度设计。既然如此，皇权与相权，就不是“分立”的，而是从属关系，主从关系；是行政权从属于而不是独立于决策权的关系。

而吴先生所谓“政府与台谏的分立”，程度也非常有限。关于宋朝宰相有权任免台谏官，史书有清楚记载。惟其如此，宋代台谏官迎合宰相的事情，十分严重。如南宋宰相韩侂胄专权，而“言路皆侂胄党”，于是“台谏迎合侂胄意”，纠举“伪学逆党，得罪者五十有九人”。台谏官迎合韩侂胄，说到底，就因为他是宁宗皇帝的宠臣。虞云国在《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中，论证了宋代台谏制度的设立，虽有监察君主失误的用意，但“台谏监控机制中君权的独尊，与分权制衡的立法精神是根本冲突的”；“君权的失误便为相权染指并进而控制台谏系统开启了方便之门”。

虞先生认为，宋代君主、宰相和台谏的分权制衡系统，仍是以君权的独尊和主宰为前提的。对于这样的事实，吴先生一概不予注意，津津乐道于宋代的“分权制衡”，感叹其“精妙”和“优良”，说是“君主不要专制，是作为宋朝的一项宪则惯例传承下来的”。这样的一厢情愿，是非常让人遗憾的。

“防弊之政”意在专制

为了说明宋朝不是一个专制王朝，吴钩先生又大谈所谓宋朝的“‘立法民主’机制”，说宋朝记录帝王言行的《宝训》、《圣训》，均为“士大夫的集体塑造”。写得兴起，他又结合宋朝立法有向朝野征求“众人”、“诸色人等”意见的程序和方法，有根据“官吏民庶”意见修改已颁布法令的规定，强调宋朝“已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立法民主’机制”。吴先生又讲宋朝有“法治的意识”和“司法独立”。他引述宋朝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的话头，认为这就能证明“宋朝已出现了‘法治的意识’”。

宋人好讲大道理，这样的话自然讲得不少。我们的古人，也从来都是这么讲的。中国历朝历代，皇帝没有不立法的。立法的初衷，也是要人遵守。若说是这样的“法治的意识”，不要说宋人，从来也都是有的。吴钩先生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通过汉朝廷尉张释之轻判惊动御驾的乡下人的故事，以及宋人对这一故事的法治意义的讨论，一方面要读者“深入理解这一传统”；另一方还要读者认识宋人在这一问题上的“非凡见解”。

张释之的这个故事很简单。文帝坐马车经过一座桥的时候，有个乡下人唯恐“犯跸”，就躲到桥下。等了许久，他以为皇帝的马车已经过去了，就从桥下跑出来，却正好惊到了文帝的马，险些伤着了文帝。文帝一怒之下，把这个乡下人交张释之处理。但张释之的判决，是建议罚金。文帝说自己差一点就被摔着了，这样的判罚太轻。张释之说，如果皇帝当时把这个乡下人杀了，自己这个做廷尉的也管不了；但既然交廷尉审判，就只能依法定罪。然后，张释之跟文帝讲了一番法律是“天子所与天下公共”的大道理，文帝听了口服心服。

就这么一个故事，却引得喜欢讲大道理的宋朝人拿张释之开涮，说怎么可以说皇帝把人杀了廷尉也管不了呢。吴先生抓住这个问题，引宋人洪迈的话，说张释之这是“启人主径杀人之端”。他还介绍了陆九渊根据《尚书》所谓偶犯，但不是故意的，犯了大罪也不可杀的施法原则，认为张释之的错误就在于没有跟文帝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他认为，陆九渊在这里阐发的，是“司法独立”的非凡见解；皇帝应当接受这些古老而永恒的法理；所制定的法条也应符合这样的法理，司法才能独立，并避免法家的“任法之弊”。

但是，在我看来，张释之作为为天子执法者，明确告诉汉文帝廷尉的责任就是依法判决，是很有道理的。他哪里想得到，他的一句加强语气的话，竟成了喜欢讲大道理的宋代士大夫吹毛求疵的口实。他当然更想不到，这样的吹毛求疵，到了吴先生这里，就成了“司法独立”的佳话。他为什么不能想一想，陆九渊所讲的《尚书》上的那条“古老永恒的原则”，若真的实行起来，较之法家的“任法之弊”，必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汉的张汤，判案子就总喜欢引经据典，使之符合儒学的教义，却逃不脱“酷吏”的恶名，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

宋朝对内对外，都不是一个进取的王朝，惟于“防弊”上深有心得。此所谓“防弊”，防的就是臣下夤缘为奸，而皇帝不能专制之弊。而吴钩所谓“民主立法”，其实也是宋朝皇帝“防弊”的一种措施，是为皇权专制服务的。所以，不能一看到征求“诸色人等”的意见，就以为是民主立法。征求意见，属于“兼听”，与“民主”风马牛不相及。

这里不妨请教一下吴钩先生，宋太祖篡位之后实行强化专制集权的种种措施，究竟是出于他本人的意思，还是出于宋朝的“士大夫集体塑造”？这个问题，想来吴先生在心里应是问过自己许多遍的。然而吴先生王顾左右而言他，以宋朝政府“权力与汉唐宰相机构并无不同，只不过宰相个人的权力没那么集中”这样的表述，来否认宋初有专制集权措施，以避免与他的宋朝权力运行机制并不专制的论点撞车，不仅文不对题，且失之于掩耳盗铃。邓小南教授在其所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一书中指出：宋代立法原则，就是太祖所谓“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对于这一立法原则，邓小南引太宗皇帝“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之语加以解释，道出了有宋一代专制制度的本质和意义。

宋朝官僚张咏的“故事”

好在吴先生对于宋人已有“司法独立”的见解不过点到为止。他笔锋一转，就泛泛而谈宋朝的“独立审判”制度。从字面上看，这些审判制度的设立，其“防弊”的功夫虽然做得很细致，也很“独立”，无非是防止官员越权和舞弊，为的就是保证皇权专制。而笔者由这种“独立审判”，自然而然想起一个叫张咏的人。此人在太宗和真宗时期做官，政绩和政声都很不错。这里，却不妨举几件他做得不堪的事。

张咏任崇阳县令时，遇一村民居然从市场上买菜吃，而不是自己种菜，就断定人家是“惰农”，对人家动用了鞭刑。张咏总是喜欢凭推论审案。在崇阳，有一次他检查仓库，发现某库吏左鬓头巾下夹着一文钱，而且态度很不老实，还蛮横，遂以“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的判词，亲自将此人斩于阶下。

张咏知杭州时，一个做弟弟的，与姐姐打财产官司。原告的姐夫告诉张咏，岳丈去世时，这个小舅子才三岁。丈人遗命他掌管家产，将来十分之三的家产归这个小舅子，十分之七归他们夫妇。张咏听了，即断言他岳丈深知如果不这样分，这小舅子就会死在他这个做姐夫的人手里，命令他马上将十分之七的财产分给小舅子。

张咏后来到益州做知州。在益州任上，据说张咏有一个小簿子，记的都是谁谁谁有怎样的“阴事”、“细过”。张咏每次办案前，都要翻开这小簿子“默记”。之后，不是杀人，就是动刑，“不皆究实”。这样的判案，想来也是推论的居多。他甚至还因为私愤杀人。如他手下的一名吏员，因为言语冒犯，他就给人家上了枷。那吏员不服，说“有种你就杀了我，否则就让我永远戴着这枷”。张咏一怒之下，就把这吏员给杀了。

还有一则故事，听来更令人发指。说张咏在官衙，见一军卒与小儿在廊下戏耍。不知怎的，那小儿被惹恼了，忽然怒扯其父。张咏大怒，叫来众人，说益州人好犯上作乱，都是习俗使然；幼儿已如此，等长大了怎么会不造反呢？然后，竟把这个小孩儿杀了。

按宋朝的法律，知县有权对人用刑，却无权杀人。张咏在崇阳擅杀库吏，曾上书“自劾”。“自劾”的结果虽不得而知，但料想他不至于认为自己触犯了重法。而他后来到益州去做知州，因为得到“便宜从事”的授权，就敢于凭推论断案，大开杀戒，甚至因私愤而杀人，亦不惜以残杀幼童来震慑大乱（王小波、李顺）之后的蜀地民心，却实实在在地反映了皇帝授权之下的“专制”性质，以及这种“专制”所可能达到的暴烈程度。关于张咏的这些听来让人不堪的“故事”，可都是在吴先生所谓的“独立审判”之下发生的。

专制不是无法无天

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主义，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的。而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这种专制主义逐渐地摆脱自身的非理性化倾向，而趋于深入地转向理性化。可以认为，理性化是历史上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君主专制必然以其自身的理性化为目标。总之，专制要想能够有效、持久，就必须是理性化的，而不是无法无天的。一位法国的历史学家，对于欧洲近代新专制主义的兴起，曾这样写道：“王权是神圣的，它是仁慈的。它是专制的，它是合乎理性的。”这与中国专制主义制度下君王的追求并无二致。

而吴钩先生心目中的专制，即皇帝完全不受约束的“专制”。很难想象，完全不受约束的皇帝专制穷竟是怎样的。我们在中国宋以前的历史上看到，当皇帝所受到的制度约束越来越少，则来自于诸如外戚、母后、宦官或膏粱子弟专权乱政的事情就越多。这些问题的发生，都是由于皇帝将权力赋予私人，却不能收回而造成的。宋朝的太祖、太宗对此看得很透，“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整个国家制度的设置上强调“使臣下无专制之私”，以保证专制之权收放自如，始终不脱皇帝之手。

虞云国指出：“前代治乱的经验教训，渐趋圆熟的统治思想，再加上政治制度的自身演进，促使宋代统治者迈出了分权制衡的重要一步”；但它的前提必须是“以君主为主导”的。然而，因为“与士大夫共天下”，宋朝出现过许多“与奸臣共天下”的局面。其实，这种情况在之前的朝代，又何尝少见。

宋代“分权制衡”的结果，无非是诸害取其轻。所以，关于宋代的“分权制衡”，或许应该更加注重的，是皇权的主导和专制与这种“分权制衡”之间的关系。但是，吴钩先生却相信，凡是不让皇帝及其臣僚越权违制的种种制度约束，不是“虚君”的，就是“中国式的分权与制衡”、“立法民主”、“法制的意识”和“司法独立”精神。就这样，他把他的这种误解，赋予他所精心挑选的那几个宋朝故事，从而发现了一个他理想中的并不专制的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