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外如是什么意思】张国强《资治通鉴》和嘉兴网

1、《资治通鉴》概述

《资治通鉴》是一本超过300万字的大书，如何获得精华？如何从今天的角度体会其中的这种思想智慧？我先定位一下。我来看看《资治通鉴》是什么书，《资治通鉴》在中国的学术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文、史、哲、数、理、华、正、经、法等分类都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我们古人分为经、史、子、家。经典是儒家的经典，主流意识形态。子女是弟子百家。指布景、文集、唐诗宋词等。历史要多得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有相应的历史。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有历史，都有过去的发展形式，所以有很多“历史”。

恩格斯有句话叫“历史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看不清现在和未来。如果我们想了解现在和观察未来，我们唯一拥有的就是历史，历史是我们的全部，所以国学被称为经史学。在经史学中，曾国藩这样说。“读书有两个门道，修炼不读外经，经济不读外读史。”修炼是人，人要读经典。要读经济、经济、经济天下、历史。现实的情况千变万化。你必须有案例。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各种事例。事件发生后才知道如何操作。否则你就是纸上谈兵。(约翰f肯尼迪，教育)经史的学问，“史”比“经”更接近现实。曾国藩说：“偷先哲经典的书，精通司马元公《资治通鉴》。”方济各的书不能超过《资治通鉴》。

毛泽东说，中国有两本大书，一本是《史记》，一本是《资治通鉴》。《史记》是电机体，《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在中国学术上，《资治通鉴》是治国安国具有运营意义的经典。那么，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在人类的文化百花园中，这本书在哪里？今天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在国际政治结构、经济格局、文化格局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让我们看看这东西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不同的知识，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兴趣，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对各种知识有不同的兴趣。中华文明以中国为代表，西方文明以欧洲为代表，西亚、南亚、北非的文明也有不同的特点。

西方文明的根源是古希腊，古希腊代表人物是柏拉图。怀特海说：“西方2000多年的哲学都是柏拉图的脚注。”柏拉图讲课的地方叫阿卡得米，是科学院的意思。门口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如果不懂数学，就不要在这里学习。世界近代第一个科学院是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巴黎建立的。18世纪初，彼得大帝在圣彼得堡设立了俄罗斯科学院。因此，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是西方文明的特征。

南亚、西亚和北非生产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佛教的故乡在印度，基督教的故乡在耶路撒冷、以色列清除印度和以色列，南亚、西亚和北非几乎都是伊斯兰世界，这里的文明是宗教学和神学的文明。

中华文明关注的是什么？最引人注目的是现实人生问题、贾墨怪力乱神、希腊科学传到中国，被称为“阴气奇妙”、“怪力乱神”。“我不知道生活，怎么知道死亡”，中国专门关注现实生活问题。“修身之家治理天下”、“天下兴亡，匹夫之责”、“家务国事天下之事，事事关心。”

看看人类的三大知识体系。人类三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就像有分工一样，中国人最关注的是现实、家国问题，《资治通鉴》就是告诉我们这些。是古典中的古典。我们过去肯定了西方科学技术的成就，肯定了中东南亚的宗教成就，但对中国治国安邦方面的经验研究嗤之以鼻是不公平的。从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2100年间，汉、唐、宋、明、清这五个王朝占了1500多年以上，这几个王朝一动不动地占了两三百年，请想象一下，在交通落后的情况下，他们没有真正的能力。怎么容易做？这是机制、机械原因，是我们需要探索的。《资治通鉴》就是这样的书。

1954年，毛泽东在和吴敏谈话时说：“《资治通鉴》写得很好。”叙事有章法，历代兴锤兰、本末笔句，读这本书，我们就能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教训。两年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顾志刚等著名学者对这本书进行了办学，195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学校本书，书中的“自治通鉴”四个字是郭沫若写的，目前世界上研究《资治通鉴》的人都在使用这个版本。《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曾作为天才的史学家再奖，他花费毕生精力编纂这本书，其目的是参考前代的兴衰和兴衰，考察今天的得失，吸取经验和教训。

这本书先贤怎么读？宋元前夕，著名学者胡三成专门研究了《资治通鉴》，他说：“为人虽君，但不知道《通鉴》，不知道自治的源泉，不知道恶乱，也不知道方兰术。”领导不知道《资治通鉴》的时候说：“大臣，不知道《通鉴》，上面什么事都没有，下面治理不了老百姓。”，一般干部不知道《资治通鉴》。上级不知道如何应对领导，下级不知道如何治理百姓。因为“为人不知道《通鉴》，谋身体就会受到侮辱，工作往后拖还不够”，所以《资治通鉴》是一本适合所有人的书。

事实上，把《资治通鉴》说清楚，读得深刻的是曾国藩和毛泽东。他们是文人，但可以战斗。曾国藩写道：“对一个叫罗的年轻人来说。“偷先哲的书不擅长司马文公的《资治通鉴》。可以窃取事物的道理，执行神圣的权利。”注意这两句话，一本书讲道理固然好，但说到权变更是件大事。和“一国两制”一样，“一国”说的是真话。

，“两制”就是讲权变。一个人只懂道理不懂权变就是纸上谈兵。权变就是讲事态情况变化时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来加以解决。这本书不止有道理，还有权变，它就高级在这儿了。经典是讲道理，做人的道理，做事儿就要懂权变。你如果懂权变，看问题就比较客观了，就不会愤世嫉俗，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干部兴家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败家则往往是管不住自己，或管不住家人。这个书也讲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说家国兴衰，国事、家事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从这本书中我们能够吸取经验。

曾国藩的评价是很切道的，王夫之有本书叫《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中说我们读《通鉴》有三个境界，第一个是提升自己，可以自淑；第二个可以与人分享，诲人；第三个可以知道而乐。我想我们学习，不光学《通鉴》，学别的也应该是：自淑、诲人、知道而乐。

二、《资治通鉴》的精髓

那么《资治通鉴》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精髓是什么呢？《资治通鉴》在总结历代兴亡中，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特别重视领导者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家国兴衰的影响。我们今天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司马光则更强调的是领导者的责任，这本书主要是写给领导者看的。

司马光上书宋神宗：修心之要有三：仁、明、武；治国之要有三：用人、信赏、必罚。司马光说这就是《通鉴》的精髓，怎么理解呢？我们先讲修心之要。

修心之要，仁。《通鉴》是这么解释这句话的，修心之要是仁，“仁”是修政治、兴教育、育万物、养百姓。修政治，我们经常讲政治，古人也讲政治。胡耀邦抗战期间曾经问过毛泽东什么是政治，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政治就是把你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胡耀邦不明白怎么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就是政治。毛泽东严肃起来说，你得告诉你的部下，为什么跟着你干，跟着你走，不跟别人走？你得给我一个理由，这就是政治。

举个例子，《通鉴》记载，刘备在诸葛亮之前，无处藏身，得了诸葛亮之后开疆拓土，建立自己的基业，诸葛亮有本事，他为什么跟着刘备干呢？三顾茅庐很重要，说明刘备有诚意，但是见了面以后你要干什么？刘备讲了一句话，“如今汉室将倾，奸臣窃国”，他的理由是光复汉室，那个时候天下姓刘，皇帝是汉献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被称为曹贼。所以刘备到荆州来，光复汉室就是他的政治方向、目标、愿景，他用这个理想鼓舞士气。“替天行道”就是宋江的政治，我们这帮强盗去抢钱，这不行，得有一个方向、目标、愿景，政治就是这个意思。人都是灵和肉的混合体，你必须满足他灵的这一面。还要有“养育”，养育是什么？育好，养好，得有实实在在的好处。不仅要养百姓，还要让百姓吃饱肚子，就是既要有脑袋还得有口袋，既要有意义还要有利益，这两个都有，人们才愿意跟你走。这里面一定要把政治、意义放在前面。假如在工作当中，只把物质放在前面，有奶就是娘，战争年代说不定就哗变了。在充分考虑员工物质利益的情况下，要把意义、价值、精神等放在前面，这是领导的艺术。如果什么都把利益放在前面就完了。如果不讲利益也不行。这两者谁在前谁在后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古人所讲的仁。明就是判断力，武就是决断力，我们下边结合例子再展开讲。

治国之要有三，用人、信赏、必罚。用人，指的是干部的任用；信赏、必罚，指的是激励约束机制。唐太宗说过，国家的大事就是赏和罚，赏当其劳，无功者知罪。制度要严明，没有制度治国治不成。最关键的还是用人，信赏、必罚是外在的治理手段，这些手段的交集点就是用人。如何用人、识人、治理国家，构成了司马光管理体系框架，这就是中国人的学问，治国当领导的学问。

三、《资治通鉴》讲析

《资治通鉴》记录了22个王朝的兴衰。涉及了《二十四史》里面的17部正史，涉及了三分之二的《二十四史》。我举个汉代和唐代的例子。

1.楚汉之争

第一个是楚汉之争，我先讲讲平民天子刘邦的成功之路。毛泽东曾说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最厉害的一个皇帝，48岁闹革命，两年秦朝灭了，再过五年当上了皇帝，总共就七年，过去只是个村干部，亭长，所以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十六国时候有个人叫石勒，曾经建立了后赵政权，这个人不识字，但他是个英雄，有人给他读史，问他欣赏历史上哪个皇帝，他说要是遇见刘邦甘愿称臣，遇见刘秀就要跟他争一争，曹操则根本看不上，他佩服刘邦。汤因比是英国的历史学家，他说世界上有两个伟人，一个是刘邦，一个是凯撒大帝。

我们看看刘邦过人之处在什么地方？公元前226年刘邦在洛阳，他问大家我怎么赢了？大家七嘴八舌讲了很多，刘邦笑了，说我不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三者皆人杰，我能用他，所以我能取天下。项羽有个范增他不知道用，所以他败在我手里。

我们先看看刘邦的领导意识，第一他说我不行(三不如)，有自知之明，领导首先要知道自己不行，然后再看谁行我用谁。这是领导艺术的一个基本点、起点，只有你谦卑，别人才敢谏言，才能集思广益，从而作出全面的判断。再看看项羽的见解，他说我自起兵到现在八年了，经历70多场战争未曾输过，最终困顿在这儿，是天要亡我，不是我打仗不行。项羽至死都不知道差别在哪儿，刘邦觉得项羽有个范增都不知道用，项羽当然不行了。领导的第一门功课就是要知道我不行，如果一个领导觉得自己了不起，那么这个领导离完蛋就不远了，平常他可能是刚愎自用，战争年代他很可能众叛亲离。因为领导他不是一个自然人，他是岗位，是角色，在这个岗位的人不是给自己做决策，而是给方方面面做决策。在这个岗位上，你权力越大，盲点就越多，所以必须集思广益。

第二还要有知人之智，知道谁在哪方面行。你看萧何治国、韩信打仗、张良战略筹划，这三个人都是人杰，刘邦能够很好地协调他们，这就是知人之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知识背景看问题的侧重面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只能跟少数人商量，所以必须知道谁在哪方面行，你让他帮助你判断就可以了，这就是刘邦厉害的地方。三杰的任用让我最佩服的，是刘邦用韩信。韩信当初在项羽麾下，项羽不用他，韩信就跑了，到刘邦这儿，刘邦也不用他，在用不用韩信的问题上刘邦和项羽是一个水平的，因为他们都是楚国人，韩信从小受胯下之辱，名声不好，都不用他。萧何知道韩信是个人才，就给刘邦推荐了，领导听萧何的就提拔了，但够不上韩信的预期，所以韩信就跑了，这是什么时候？这时韩信24岁，刘邦50岁。萧何来不及报告就去追韩信，两天以后才把他拽回来，其间还有人对刘邦说丞相跑了。最后萧何回来对刘邦讲了三句话，萧何对刘邦一直很恭敬，这三句话说得却不客气，他说：“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刘邦于是马上任用韩信为将军，萧何说将军不行，必须是上将军。刘邦说，那就任命为上将军。萧何说，不行，你必须设坛拜将，人家才能留下来干。刘邦采纳，拜从未立功的24岁年轻人为上将军，这需要多大的判断力，但刘邦信任萧何的判断力，后来所有的胜仗都是韩信打的。刘邦和项羽打仗，从来没有赢过，所有的胜仗都是韩信打赢的，最后垓下之战的统帅都是韩信。韩信赢了刘邦就赢了，所以我们讲一个领导的本事不在他有多大的本事，而在于他手下的人有没有本事。领导的本事不体现在自己的本事上，而是你手下人有没有本事，愿不愿意死心塌地的为你做事，这才是你的本事。我们读《资治通鉴》，就知道一个领导，像刘邦这样的才是高人，像项羽这样的不是高人，力拔山兮气盖世，喑恶叱咤，千人皆废，这不是本事，这是匹夫之勇。

大家看《资治通鉴》的卷一，谈的就是这个道理。子思是孟子的老师，孔子的孙子，他说，“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事是而臧之，犹却众谋，况和非以长恶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赞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君暗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如果领导自以为是，大家就不会给你献计献策了。即使领导决策是对的，也应该集思广益，百密总有一疏，更何况决策错误，却一味拍马屁奉承使得错误更加严重呢。作为领导人，不明辨是非，一味地喜欢歌功颂德，没有比这更昏庸的了。而作为臣属，不坚持真理说真话，一味阿谀自保，没有比这更奸佞的了。领导愚蠢，臣属奸佞，能得到百姓的支持么，这国家能长治久安么？这是《通鉴》一卷题的话。

《资治通鉴》提醒领导要坚持三个原则。就是仁、明、武。所谓“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以方向、目标、愿景让大家在精神、物质两方面愿意跟你干。第二是明，“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是说要磊落，知道义，有安危意识，有分别贤愚的判断力。第三是武，“武者，非彊亢暴戾之谓也。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是指要有决断力，决策之后勇往直前，奸佞不能迷惑你，不能改变你的主意。《资治通鉴》记载，曹操跟袁绍打官渡之战之前，许攸跟郭嘉从十个方面分析双方的优缺点。其中有一点就是袁绍好谋少决，曹操呢，得策致行，得到一个好计策，马上就实施。这就是领导的素质。

当然，领导也是有不同层次的：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基层干部你得有能耐，你没有能耐，别人不听你的。所以基层干部要勤勉，要有执行力，基层干部要尽己之能，你的能耐就是你的领导力。中层干部要尽人力，需要把人的能力调动起来，要有沟通协调能力。协和医院外科主任未必是第一把刀，但他一定能充分调动第一把刀的积极性，他能够与院长沟通。如果第一把刀情商足够，他也可以当外科主任。如果第一把刀觉得自己业务高超，看不起别人，他就当不了中层干部。高层领导是一把手，要尽人之智。这一点唐太宗有经验，他知道不靠大家不能成功。《资治通鉴》记载诸葛亮处罚20鞭子以上就要亲自审批，最后他50岁就累死了。当领导的，一把手不能太忙，越忙越糟糕，应该让手底下人去做，越俎代庖，累得贼死，事情还做不好，因为你的领导能力是有限的。古人这点经验跟现代管理学是相通的。那么应该管什么呢，应该管重大的人事布局和重大方向决策，领导应该举重若轻，再大的事他都会把大家派放在各个位置上，然后他管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讲，不同的领导层干部有不同的领导力，有不同的要求。

2.唐太宗：用人如器

下面我讲第二例子，唐太宗谈用人。贞观元年，唐太宗的大臣好久都没推荐贤能之人，皇上就问为什么不推荐，这位大臣回答说：“我不是不尽心哪，而是至今我也没有看见什么奇才异士，都是普通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人才。”唐太宗就说了一句话：“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代治理天下的难道都是从别的朝代借人吗？就是怕你自己不知道，你怎么能说世上没人呢？”唐太宗这句话讲得非常有道理，上世纪80年代讲用人之时，经常用他这一段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用人就像用工具那样，用到长处，尊重人才，用他所长。而且，“用人之长，就容人之短”，“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用人之长，容纳他的不足，没有毛病的人没有，都有不足，有缺点。我们不要选择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合体，我们要制度约束，让他天使的一面张扬，魔鬼的一面遏制，不要把人分三六九等，你也不是道德裁判所。这段话我们用唐太宗“用人”的话给它解读一下：

唐太宗临终之前，给他儿子写了个遗嘱。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谈“用人”的，他这么说：明主用人，就像巧匠处理木材一样，直的做车辕，弯的做车轮，长的做栋梁，短的做栱角。“智者取其谋略，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胆怯)取其慎。无论智、愚、勇、怯者，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把人分为智、愚、勇、怯，并不是分为三六九等，智者、愚者、勇者、怯者都是人才，关键是你怎么用他。智者，房玄龄是人才吧？毛病多着呢，尉迟恭、程咬金都看不惯他，都知道他怕老婆，但是他足智多谋。勇者尉迟恭去打仗，威风凛凛。胆怯的呢，胆怯的人打仗当然不行，但是谨慎，去管财务他不会乱来。愚的取其力干吗，智的取其力多好，都想找智者。那你就错了，智者有时候力气用不上。唐太宗“玄武门之变”之前最难受，魏征天天对他大哥李建成说：“你不把你老二干掉，你太子不保。”所以李世民要动手，他先找的是李靖、徐茂公，这两人文武双全，请他们参加“玄武门之变”，他们怎么说呢：“秦王殿下，恕不从命。”智者想得很多，他有价值观，杀兄逼父，赢了不好听，输了命都搭上。这时候就派程咬金去了，“玄武门之变”就搞成了。这叫“愚者取其力”。不过我们现在不叫“愚者取其力”，我们叫“执行力强”。

“知人者，兼而用之”，我们当领导的，不能用一个观点看人。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一定跟他的岗位，跟他的任务联系在一起。你让个研究生去当文员，他干得没劲，就不好好干，最后他委屈，你还不满意：“一个研究生这个事都做不好。”就是这个道理。怎么用人哪？一定要“用人如器”，锤子很有本事，那是对于钉子来说，那么对于布，就不如剪刀了。所以“用人如器”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应想着用人一定要放对位置，单位培养人才也是这样。

“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什么意思呢？“割政分机”的意思就是要注意人才的组合。人才在这种组合下，它不能发挥作用，在另外一种组合下，就能施展才华，互相配合得很好，这是领导应该考虑的。不是找个事让他做就叫用人，用人是要动脑子的。

我们刚才谈刘邦成功之道，唐太宗也谈他的成功之道。他说：“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五件事全是谈用人的问题，我用现代汉语给大家表达一下：

第一，取才胜己者(选比自己强的人)，要恢弘气度，不按照自己的模式选人。如果部下不能超过你，那这个单位就出问题了。

第二，用人之长，弃其所短，这需要能识得真才，看人看基本点。

第三，贤不肖都要用，各得其所，什么人可用，什么人可信，心里要有数。

第四，容忍耿直顶撞者，要有大修养，这也是对基本点的一个判断。

第五，一把手不搞小集团，一把手搞小集团就没出息了，大家都是你的部下，不管亲仇疏远，一旦用之，爱之如一。

唐太宗讲的这五点，都是他的用人之术。

在这里面我还提出一个观点就是“驾驭特殊人才”，什么叫“特殊人才”？《资治通鉴》卷二十一，记了汉武帝一段话：“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特殊人才就是有能耐，也有缺点，有优点也有毛病，不是一般的人才。汉武帝讲得很清楚，不要追究他有没有缺点，关键在于他的本事，重点是领导能不能驾驭他。曹操不是这样讲，曹操提出“唯才是举”，只讲才，不讲德。司马光提出另外的看法，司马光说：“有才有德是圣人，无才无德是愚人，德胜才是君子，才胜德是小人。”所以司马光讲“德”不讲“才”。

这些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今天到底用什么样的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是我们用人的原则。但是什么是德我们考虑过没有？我们最怕的是，把德做成一个大帽子。凡是能干事，有本事，做成事业的都有些毛病，做事就有缺点，有不足，如果把这些人都套个帽子压下去了，留下的都是无能的，这个单位就坏了。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一个王朝，建立的时候人才济济，因为不拘一格用人。到王朝灭亡的时候，就没有人才了，因为道德的“筛子”把人给“筛”掉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问题上，其实要思考一下，就是“德”和“才”，这个“德”是什么东西？我把这个想了一下，因为法律层面不能缺德，违法不行啊，违法你再有本事那也不行。第二个，其实我们应该从制度和文化的层面约束，让一个人的天使的一面得到张扬，魔鬼的一面得到遏制，所以我们应该退到文化上来讲这个问题，不能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个有德，那个没德，那都是形式主义。谁都有有德的一面，谁都有无德的一面，因为作为一个人，他是自然的生命体，古人讲的“食色,性也”，饮食、男女都是人的本性。没有饮食生命不能保全，没有男女不能繁衍，所有的生命都是这样的。

但人是生活在群体当中的，有“群”。没有“群”，你别说洪水猛兽，藏獒、狼狗你都对付不了。没有“群”，你的生活质量也不能提升，纺纱、织布、染彩都是不可能。所以人都是在“群”里面的，所以“群体关系”是人类永恒的命题，怎么处理好这种关系，这是人类永恒的命题。处理好关系了，社会就和谐了，处理不好，社会就乱了。作为一个领导者，你更得考虑“群”，克制自己。但是领导也是人，所以关键要在制度、文化上把他天使的一面张扬，魔鬼的一面遏制。一个人不敢为非，是领导厉害，一个人不去为非，说明制度厉害，一个人不想为非呢，是文化厉害。我们要从这方面来讲，不能把人分为谁有德谁没德。这次总书记提出“反腐，让权力得到约束”就是讲制度和文化层面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们古人是有深刻探讨的。

其实唐太宗谈“用人”的时候，还特别提出了对隋文帝的评价。他说隋文帝“太多疑”，“刚愎自用”，什么事情都自己决定，不信任别人。群臣都知道他刚愎自用，也就不敢劝谏了，所以，二世就灭亡了。唐太宗说我就不这样，我择天下贤才，让他们去做这些事，然后汇报到我这里，有功就赏，有过就罚，用天下之才。

接下来我讲讲“修心克己”。《资治通鉴》把领导分为五个等级：“创业之君”、“守成之君”、“陵夷之君”、“中兴之君”、“乱亡之君”。“创业之君”的特点是“智勇冠群”；“守成之君”的特点是中等才能，能够约束自己；“陵夷之君”是中等才能，但不能自修；“中兴之君”是才能过人，自强；“乱亡之君”是“下愚不可改移者”。这些评价都是从两个方面说的，一个方面是指才能，一个方面是指能不能管住自己——修心克己。所以看一个人呢，不光看本事，还得看能不能管住自己。

《资治通鉴》卷一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有名的故事，魏文侯的儿子叫子击。魏子侯出行的时候在路上碰到田子方，田子方是孔子的学生，再传弟子。魏文侯说：乖儿子，赶紧下车，给田子方作揖。田子方不为礼，扬长而去。子击就生气了，他对田子方讲：“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什么意思？就是“富贵的人值得骄傲呢，还是贫贱的人值得骄傲呢？”田子方回他说：“那当然是贫贱的人值得骄傲了，富贵的人怎么值得骄傲呢？国君骄傲了，失其国，大夫骄傲了，失其家，我没有听过失其国的人还有个国在等着他，也没有见到失其家的人，还有个家在等着他，不会的。贫贱之人，言不用，行不合，我穿着鞋，拔腿就走，哪里不是贫贱呢？”子击回去告诉魏文侯，这是金玉良言哪。这句话让我想起凯撒大帝在罗马的一次著名演讲，凯撒是这么说的：“位高权重者，如果是发脾气，百姓说这是狂妄，普通人发脾气，只是觉得这个人的脾气怎么这么大呢？位高权重者内敛低调，大家赞扬是美德，一无所有的低调，大家说这是活该的，你一无所有，你不低调干吗？”所以说我们当干部的，当领导的，你所有行为都会被放大，如果我们低调，就会成为美德，你稍稍比别人骄傲，就是狂妄。所以一个领导谦谨，是双倍的收获，如果高傲狂妄，你的负面就放大了。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一个抛头露面的人，处于领导岗位上的，要比其他人更加低调。

瓦特·米伽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他做了很多实验，有一个实验是在幼儿园做的。幼儿园大班的孩子，老师跟他们说：“孩子们，我要出去20分钟，现在每人发一块儿糖，如果我回来你们谁没有吃这个糖，我会再给你一块儿。”说完老师就走了，孩子见了糖惊讶，赶快把它剥了吃了。但有几个孩子忍着，想等老师回来再给一块儿，漫长的20分钟过去了，就有七八个孩子忍住了。跟踪调查，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这几个忍住了的孩子全是成功人士，要么是政府高官，要么是企业高管，其他的孩子生活平平。所以推出著名理论：高官、高管人士最成功的素质是什么呢？是情绪管理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你要体会自己情绪及掌控自己情绪，同时，体会别人的情绪继而处理别人情绪。我们做领导的，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要克己，要体会他人，营造一个让自己发展、成长的环境，这就是“情绪治理”。

《通鉴》卷一记载，子思对卫国国君讲：君以后国事将日益糟糕。卫国的国君就问：为什么国家的事会越来越糟糕呢？有原因的，君出言自以为是，你的干部听到不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也自以为是，而士庶人也不敢矫其非。“君臣自贤，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这就是说做领导的，要有反省能力，要谦卑。

唐太宗的一段话让我感慨万千，也是《资治通鉴》里面记载的。唐太宗一辈子是靠打仗得天下的，古人打仗最厉害的武器是弓箭，但是有一件事让唐太宗很吃惊，有人给他送来一批做弓箭的材料，他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请工匠给他造一个好弓。大家看：

“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唐太宗说我从小喜欢玩弓箭，拥有很多良弓，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材料，可拿给工匠看却说都不是好材料，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虽然弓很刚劲，你发出箭以后，因为脉理不匀，箭会偏，射不直，射不到靶子心，所以不是做弓箭的材料。我立刻顿悟了，我过去看的完全错了，我以弓箭定四方，用的弓多着呢，却还没完全知道这里面的奥妙，那么天下的事我哪能都知道呢？我还不知做了多少错事，我失误多着呢。于是他设置皇帝接待日，五品以上的官员轮流上朝进谏。唐太宗自我反省，很谦卑，只有谦卑才有这种自我反省的念头。这就是讲克己。如果唐太宗没有谦卑心呢，他怎么知道看弓箭看走眼了，他怎么就反思到自己在治国方面也不一定行了呢？这是一个领导的素质。领导的素质就是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领导是管别人的，也要能管得住自己，管住自己的嘴，管住自己说话，管住自己的手，管住自己的情绪。

克己当中还有一条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资治通鉴》卷221在谈到唐明皇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犹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不慎哉!”明皇之始，他想治好天下，非常刻厉节俭，把皇家精品服装厂都给关了，有个卫兵吃饭浪费粮食，他气得把这个卫兵杀了。他刚开始都很好，但不能善始善终。对这一点，《资治通鉴》通过唐明皇的变化，做了一个系统的讨论。我给《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讲唐明皇之路。这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人刚上台当领导的时候，他想建功立业，但能不能做到善始善终，这考验我们领导的素质、领导的能力，这也包括谦卑克己。唐明皇是最明显的，他在大乱当中走向领导岗位，继位时才28岁，励精图治，用姚崇宋璟。到50岁以后，他的爱妃武惠妃去世了，这时候杨玉环走进他的生活当中。50岁的人呢，他考虑的问题与年轻时不一样，唐明皇哥哥死后，他感觉生命无常，最大的变化就是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这时候考虑养生比考虑治国要多，怎么样寿命长一点，怎么样生活乐一点，这时就容易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在这个时候，恰恰更应该约束自己，管好自己，这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种考验。我们讲，帝王有五种，领导有五种，都是谈的这个。创业之君、乱亡之君咱们不说，守成、陵夷之君差别就在能否管住自己。所以领导在这个更高的位置上，不是他专业不行，不是他领导能力不行，领导艺术不行，而是他能不能管住自己，克己约束自己。而且这是个试金石，所以不光是我们上升阶段要克己，到了高位以后要更加克己，才算善始善终。家国兴衰，兴在哪，衰在哪？克己就兴，不克己就衰。往往都是这样子的。

四、小结

最后我做一个小结，雅斯贝尔斯是德国的一个思想家，他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轴心时代就是我们讲的孔孟老庄、释迦牟尼、犹太的先知、古希腊圣贤所在的古典文明时代。文艺复兴点燃了西方发展的火焰，启蒙运动跟资本主义结合，形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维护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秩序。法国孟德斯鸠和英国洛克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我们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总结我们的传统，我们要海纳百川来弥补不足，要摒弃糟粕。我记得，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开完以后，全国政协搞了一个论坛，我也参加了，当时就是讲我们能不能走出自己的路。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传统要认同，我们之所以走跟西方不一样的路，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有我们祖先的经验，这就是探索我们自己模式的最大理由，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讲这个理由。我们就是要不断地走自己的道路，传承我们自己传统经验中的瑰宝。具体的领导方法，怎样为人处世，我们的传统里面有很丰富的经验。同时我们也要肯定西方的科学成就。

我在清华经管学院、汇丰商学院、新加坡莱弗士商学院讲《资治通鉴》的时候都是讲一年，每次讲两天到三天，这样能系统地探讨历史。我们从刘邦讲到汉朝，然后讲汉武帝、唐玄宗，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探讨的学问里面，主要是治国的学问和做人做事的学问。在西方，讲信仰，他们是通过神，中国人则讲教化。

最后，汤因比还有一句话，他说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黏合剂，如果中国文明不能取代西方文明成为人类的主宰，那么人类的前途将是可悲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中国人讲“忠恕”，西方人讲“法制”，“忠恕”，“法制”都很重要，这是基础。如果没有“忠恕”，任何“法制”都是“有孔可钻”的。华尔街的经营活动都是在法律上进行的，造成了美国金融危机，1997年索罗斯发动金融风暴也是在法律上进行的。美国对伊拉克的干涉也都是在法律上进行的。中国的“忠恕”那就不一样了，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不能只是西方的，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也有。我想，汤因比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我们不想取代西方文明，我们也不想成为人类主宰，但是我们炎黄子孙不能忘祖。所以我们讲，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安排这么一个国学的讲座，非常有意义。我今天演讲就到这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