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云生】调查性报道发掘真相的两条出路。

调查性报道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因为几乎所有的好报道都要调查。但是现在业界和学术界都以特别的报道形式概括了具有共同特征的某篇报道。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报道以“深度调查性报道”的名义更合适。

这些报道是需要挖掘的信息经常被故意隐藏和掩盖的信息，为此，记者必须付出比日常报道多得多的努力，才能揭露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的真相。这种努力不仅表现在勇气、韧性和想象力上，还表现在不断创新的采访手段和思维上。

是否发掘了核心事实是这种报道成功与否的象征。表面、边缘、甚至外围的信息都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报道。记者的努力其实应该反映在对内核不断挖掘的过程中。但是这一领域的竞争也很激烈。垄断性仍然很重要。没有独家内容的深度调查性报道可以说是“第一次用花来形容女人是天才，第二次是龙载，第三次是愚蠢的才能”。

因此，作为该领域的记者，只有竭尽全力才能创造出来。在我的报道过程中，不能说什么创造，但有几个操作理念让我受益匪浅，可以从这里拿出来和大家交流。

1寻找“敌人的敌人”

说到深度调查性报道的线索，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主动型和被动型两种。被动型往往意味着有人揭露，大多数情况下，提供线索的人是掌握或接近核心事实的人，向媒体揭露是为了寻求媒体的救济或揭开盖子，所以他们往往可以在报道中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一些爆料者也掌握了情况，但由于自身安全等因素，不想暴露身份，只是抛出线索让记者跟进，但自己隐藏得很深。

主动线索，大部分模糊的核心和不太明确的边缘，核心采访对象和核心事实都需要记者主动出击。

当然，在深度调查性报道中，可靠的“深喉”是记者们期待的，但“深喉”并不总是存在的。收到选定的主题时，在“双眼漆黑”的情况下，该如何展开调查？

寻找“敌人的敌人”是我常用的手段。因为他们往往是你最重要的采访对象。

湖南省委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们的案件调查，70% ~ 80%都是依靠调查大象的“敌人”查明的。这些“敌人”一直盯着调查对象，手上总是有出色的证据或线索。

他说，纪委事件的处理和你们记者一样，去调查之前也没有任何了解，没有头绪，我们也和你们一样是时间紧迫的任务。这时，我们经常找与调查对象有矛盾的人，他们经常成为突破口。

对我来说，在找不到核心采访对象的时候，知道采访对象与谁发生了矛盾成为了重要的作业。这种操作手法效果最好的一次是采集河北省武安市教育局原局长冯云生的突击调令稿。

2009年9月，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主编吴浩涵在网上看到《最牛教育局长惊现武安，退居二线前一天一夜签署调令150多》帖子后，立即决定篡改这个主题，并请同事们一起去。

这个事件找不到揭发者，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一个周末安静地潜伏在武安市进行外围调查。

网络上的曝光很简单。只不过，武安市教育局局长冯云生得知自己要退居二线，就在免除职务的前一天，招聘了人事科和财务科人员，签了加班，将100多名农村教师调到了城市。这是权战交易，聚集了1人，聚集了数万人。

此前《快报》报道过，但没有进行现场调查，报道主体由网络帖子组成，在当地很少引起反响，进一步绷紧了当地熟人的口碑。

这个事件的核心事实是：第一，冯云生是否已经行使了不属于他的权力。第二，行权过程中是否有权势交易。

成功处理调动命令的老师不太可能说出实情。操作比较保密，周围人士不太可能掌握内政。切断入口只在于寻找“敌人的敌人”。

首先请当地寻找教育界人士了解当地教育系统的奇怪现象，介绍当地教育系统人士之间微妙的关系。

根据这一信息，我们联系了当地教育系统内被认为与冯云生关系不好的几个人，但如果不离核心事实太远，对我们不警惕，就没有什么帮助，甚至有人向教育局通报通风情况。

早期的拦截令人失望，但我意识到，要想找到突破口，必须坚持这种采访思维方式。继续努力，终于听到教育局内部与冯云生发生了矛盾，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了那个人的电话。(以英语发言)他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同意见面深入交谈。

在偏僻的洗车店，这个人的第一句话震惊了我们。“我拿出证据，就能让冯云生进来了！”" "

其实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个人不仅亲自帮助人下达了传令，还在此之前多次贿赂冯云生。他的亲朋好友中也有在他的陪同下贿赂冯云生的。他详细说明了这种情况，介绍了更多的“敌人敌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使核心内政豁然开朗。

2009年9月1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个教育局长的“职务后”突击》，全面揭露了冯云生利用农村教师进城的调解令进行大规模敛财的事实。这篇报道广泛转载于各种媒体，评选了中国青年报2009年年度最佳报道。

p>此后，河北省纪委迅速介入，很快查出此事由冯云生一手操作，其中存在大量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及权钱交易问题。转交河北省邱县人民检察院调查后，冯云生的贪腐渊薮进一步打开，检方发现，冯还有大量未能查明来源的财产，光通过招商银行转移的金额就高达400多万。

在我看来，中国复杂的人际关系生态，尤其是明争暗斗的官场生态，往往蕴含着采访良机，这也是为什么“窝里斗”是中国许多问题得以曝光的重要原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有不当获利方，相应就会有利益受损方，他们构成了矛盾对立的关系。“凡物不平则鸣”，只要在恰当的地方找到的恰当的人，比如“敌人的敌人”，就会如庖丁解牛般让核心事实“然已解，如土委地”。

2追求“附加值”

作为记者而言，既然做非独家报道像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用花来形容女人的人，因此，做独家就成了不可避免的挑战。中国青年报原资深记者殷红也说：“写稿子应该有三独，独家材料，独家视角，独家技法，总有一独你的稿子才可以读，所谓无‘独’不丈夫！”

但在网络时代及媒体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要找到独家的深度调查性题材越来越难。由于现今的报道线索经常来自于网络，而成天盯着网络的媒体人士又不在少数，也许当你看到网帖时，报道已经出来了。

事实上，为了应对网络时代的冲击，媒体也在积极改变新闻呈现形态。从报纸来看，像南方都市报在2006年创办“网眼”版，就提出很多新闻事件都是源自网络，后来变成媒体盛宴，他们要在“源自”和“后来”之间楔入一种报道样态，其操作手法是，一旦网络上有爆料，即让记者对爆料中的事实进行简单的电话等求证，然后以网帖内容为主体部分撰写报道。类似的版面还有新快报的“热辣网事”等。

这类报道的优势在于反应快，能迅速抢占第一落点，形成轰动效应。缺陷在于反应太快，来不及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往往不能最大程度地开掘真相。

与此同时，电视、广播也在做相应调整，像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国之声”，就是采取连线记者或新闻当事人等方式，最大限度地缩短与新闻发生时的时间差，以争取对当天发生的热点事件的报道权和评论权。

在这些节目中，媒体自己的现场采访已经很难实现了，连线其他媒体的记者、新闻当事人再加上嘉宾评论，成为了主要的呈现形式，作为传统广电媒体，它们也事实性地抢占了第一落点，并获得了领先的评论权。

在此情形下，独家深度调查性报道已经越来越难了，对坚持“用脚采访，用笔还原”这一理念的媒体来说，挑战越来越大。因为往往一个线索刚被发现，它的主干事实很快就被报道过一遍了，再经过电视、广播的传播和评论，事件的评论方向、价值判断也基本成型了，想深度开掘的记者变得非常尴尬。

我在做“出国考察门”事件系列报道时，就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2008年11月23日，一个题为《晒晒咱们公务员的福利》的帖子出现在了天涯论坛上，帖子里张贴了几十张图片，揭露江西新余和浙江温州两地公务员打着出国考察的旗号出国旅游的事实。当我在27日看到相关内容时，原始帖已经被删除了，只能看到网友转发的帖子。

鉴于该帖所反映的新闻事件意义重大，我决定操作。11月28日，从北京乘飞机赴江西新余采访，结果还在南昌到新余的大巴上，就收到了编辑的短信，说南方都市报的“网眼版”和信息时报“E网天下”当天都报道了此事。

上述总结的媒体反映机制在此事上也得到了反映，当晚，央视的“新闻1+1”栏目主题正是事件。

一切都让人沮丧。到了新余以后，经过调查和采访，我在11月30日才写完报道，11月31日得以刊发。尽管有许多增值的内容，但由于主干事实已经不是独家了，因此该报道反响平平，我觉得十分遗憾。

中青报副总编辑毛浩对我的报道的评价也只有两个字“晚了”，值班编辑辩解说：“在今天，我们做新闻，怎么快也快不过电话采访”，毛浩提醒说，“做附加值”才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他认为，曝光此事件的网友“魑魅魍魉2009”一直未现身，但公众都关心他的身份、动机和诉求，可以考虑从他着手做报道。

但这样又谈何容易，由于他害怕打击报复，他穿了个马甲在网上发帖，然后迅速隐匿。不过我高度认同毛浩“做附加值”的看法，因此，采取了种种努力，最终功夫没负有心人，成功找到了“魑魅魍魉2009”，从而做出了一系列极具反响的独家报道。比如对他的报道，全国就有数百家媒体转载。

“魑魅魍魉2009”还告诉我，他有一份文件，看了以后没觉得有什么价值，因此就没有发到网上去，我让他发过来，仔细审视，结果发现有这样一行字：“客人性质：张家港市长夫人和市政府领导夫人等”，我因此又做了一篇《张家港“8人北美贵宾团”引发质疑》，同样反响很大。

后来，我又继续掘进，挖掘了这两个出国考察团的中介机构“美洲集团”，并且采写了美国西北理工大学等国内考察团定点培训机构的反响，整个“出国考察门”的利益链条都进行了关注，一个月内，做了近20多篇报道，大部分都是独家报道，“附加值”得以大大延伸。

曝光“出国考察门”事件被视为公民报道的崛起性事件，《晒晒咱们公务员的福利》也成为了南方周末2008年致敬之年度公民报道。在当年度年终盘点时，新闻晨报等许多媒体也将此事件列入了年度事件。

此后，“做附加值”成了我操作此类报道中经常提醒自己的一根弦。那就是，当独家报道已不可能，第二落点也被抢占了以后，需要再重新审视构成此新闻事件的各环节和各元素，看哪些环节已经被放大，被挖掘干净，又有哪些环节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里面却蕴含着巨大的新闻富矿，或者可以枝蔓出另一个关系不大却极具独家意义的选题来。

总之，既然主干事实不能重复，就做附加的，附加的做好了，也许就形成了更受关注的主干。这是因为，做主干是容易的，而附加的往往更具挑战，需要你在不太受关注、不太具可行性的方面有所突破，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如果做成功了，反响往往会更大。

完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记者，此文原载《南方传媒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