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又玄打成语】三观墓、农民学、哲学事迹可与农业学、大采媲美。

王建松

关于登三观庙村“他们学哲学全国闻名！”自豪地说。30年前，歌曲山东康纳的三观庙村农民学哲学曾两次轰动全国，不亚于农业学大菜。30年后，笔者再次访问了三观庙村，解开了谜团。

哲学来自大学堂，理论博大精深，非同寻常。农民们老是讲哲学，教后人短长。哲学——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研究自然界、社会、思维的普遍规律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世界观的理论。可以看到哲学的奥秘，理论的深度。但是早在50年代，哲学就被传到了河南省唐庄乡三观庙村，好像是“从前王思堂全渊、范翔百姓的家”。这里俗气的农民们“用一块石头砸碎了哲学神秘的大门”，把这所大学课程的深厚专业知识搬到了田地里，用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提高思想境界等。这件事听起来很难相信，但当时去过三观庙村的人都说这是真的。

三观墓人学哲学断断续续，两次两落，20年后，两次轰动全国，震惊了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在全国各工厂、学校、部队、机关团体及广大农村等领域树立了学习榜样。时隔30年已经成为历史，但毕竟是那个时代人们尊敬和憧憬的事实。今天，人们在谈论登封三观墓时，都不约而同地自豪地说。“三观墓学哲学，学全国闻名的英里！”" "

三观墓学哲学的缘分从哪里学到了什么程度？如何引起轰动？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了如实记录三观墓学哲学的这段历史，笔者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采访了当时学习哲学的发起人和证人甄炳浩、范云、范海亮、正来和王文秀等。他们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有趣的故事。

三观庙学习文化

三观庙村位于松山东麓尖山脚下，这里四面环山，交通堵塞，贫困落后。解放前三观墓人缺少吃穿，过着流浪的穷困生活，加上兵荒马乱和剥削阶级的残酷压迫，这里的贫民雪上加霜。这里的山民没有文化。他们把渴望幸福生活的愿望寄托在神灵身上，在村子里制作了三个大神像，被称为天官、地官、水官，祈祷祝福四季平安、福星的高照。“三观墓”就是以此命名的。

新中国成立后，艰苦的百姓从水深火热中获救，穷人翻身做主人，在政治和经济上彻底颠覆，但文化和技术仍然非常落后。当时三观庙村流传着一句话：“书不能读，报纸不能看，纸条不能打开，账簿不能算，事情不能脱离命令去做。”

1956年，在党中央的呼吁下，全国开展了扫盲、全民学文化运动。当年元月县文教局派文化干部甄炳浩到三观庙蹲在乡下开展扫盲工作。当时三观庙是中心乡，隶属于老唐区。全乡共有5个生产队，有6000多人。甄炳浩被分配到三观庙乡的沟生产队。

甄炳浩1931年出生在登峰京店村。小学毕业后进入武陟中学，家庭生活拮据，买不起统一校服，只能中途辍学两个月。他于1948年参加工作，在本村小学担任教师，同时也是该校负责人，1951年开始担任五四小学校长，1956年元月被县文教局任命为三观庙扫盲教师。

人穷，天生爱学习的甄炳浩从小就为自己树立了“挖掘总是可以做到的”的人生信条。在任教师期间，他像蚂蚁啃骨头一样，硬是啃初中、高中课程，相关专业知识也很努力地学习和研究。他刚到沟里的时候，看到善良的乡下人都不识字，他并不抱怨他们的无知，而是想把他学到的东西完全拿出村里的人，成为文化人。

刚到的甄炳浩在沟里开了夜校，祖祖辈辈文盲的山里人听说会读书。文化人、男女老少都争先恐后地涌向简陋的教室，听甄老师为他们教授文化。

沟人学文化引发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这里不妨写两个：40多岁的凌林秀，从小家里穷，学不到的标准式文盲。当他进入“扫盲班”时，他对学习文化着了迷。有一次，我牵着驴子在地里拉屎，回家的路上把驴子骑反了。在驴背上，他开始思考如何写“驴”字，用手指比划驴屁股。当他终于想到怎么写的时候，用手指在驴屁股上狠狠写了“驴”字。力气太大，驴子像主人在打它一样瘫坐着逃跑了。(林林秀没有提高警惕，突然把他摔下驴背，掉进了不太深的沟里。

李凤英是当时学习积极的姑娘。去夜校的路上天黑了，不小心掉进了灌溉地的沟里，浑身都是泥。她因羞耻和仇恨而生气，流下了眼泪。和她一起来到夜校的一些女性说。“今天黑啊，你不要去学校，我们给你请假吧。”到教室后，他们对甄老师说。“冯英掉进沟里了，今天黑儿不能来学校了。

…”话音没落，就听门外有人在说：“谁说我不来了!”人们扭头看时，李丰英却带着泥身子站在了门口。原来她是怕耽误学习，强壮着骨气来上学的。

有关三官庙磨沟农民刻苦学文化的故事很多，比如晚上起床撒尿在煤火台上写出三个字的有之，半夜睡觉醒后在老婆肚子上写字的有之，这都充分说明了当时不识字的农民渴求知识的愿望。上述几个故事被甄秉浩写成通讯报道，发表在开封地区创办的《文教半月刊》上。

会计网长范大库

三官庙乡磨沟村的农民在甄秉浩的辅导下学文化尝到了甜头，学上了瘾。在较短的时间内不识字的农民都基本能写书信、短文、算些小帐等，成为开封地区第一个无文盲村。继而三官庙乡普及磨沟的经验，全乡纷纷办起了高小班、初中班。1957年被评为河南省扫文盲先进乡。

说起范大库，三官庙的人都知道，他的事迹曾上过《中国青年报》，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人物。范大库是磨沟人，从小家庭出身贫寒，上不起学。30多岁的人了，还是斗大的字不识一升。村里开办扫盲班，他积极参加学习。聪明好学的范大库，不仅认得了很多字，能写短文，而且在甄秉浩老师等人的帮助下，学得了一手好算盘，能打会算，全乡闻名。由于当时村里缺会计人才，结算什么帐目还仍然离不开地主、富农当会计。他们是否搞鬼，群众心里没数。范大库是贫下中农，他学会算帐后，便把会计的权夺了过来。后来成了三官庙乡有名的会计网长(即总会计)。新华社记者陈建曾多次慕名到三官庙乡采访，范大库的事迹打动了他的新闻灵感，便以《大伙儿都放心了》为题写了一篇通讯。文章主要写了三次来三官庙的经过。

他第一次来时范大库上文盲班刚毕业，第二次来时范大库就当上了乡里的会计网长，第三次来主要是决定要采访范大库。文章结尾紧扣主题，写道：“群众们听着范大库熟练地‘劈劈啪啪’拨算盘珠的声音，大伙儿都放心了”。陈建还曾以《中国的米丘林–范玉坤》为题写了三官庙乡农业技术员范玉坤靠学文化增长了农业科技知识，如何研制玉米去雄杂交、棉花整枝打杈，如何研制春化小麦、春化谷子等先进事迹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这篇文章当时曾引起很大反响，上级和外省市的人们前来三官庙参观时都要求见见范玉坤和范大库。

有人曾为范玉坤搞农业科研写下这样一首诗：“进了磨沟喜盈盈，会计室里四季青；自古麦熟五六月，如今成熟在寒冬”。

学哲学缘起甄秉浩

三官庙学哲学，甄秉浩是发起人之一。他先后断断续续在三官庙蹲点20多年，应该说他是“半个”三官庙人，他对学哲学这场“运动”从起到落起着一定的作用。

那是1957年的一天，他到县城开会，当时的县委书记蔡振忠在会上讲话，讲出一连串唯心、辨证、形而上学等词语。甄秉浩不知道这些词是什么意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便把这些词句记在了笔记本上。散会后，他问文化深的人，有人告诉他这是哲学里面的东西。哲学是什么?甄秉浩暗下决心，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一定要搞懂它。于是，他就当天到新华书店查找有没有哲学方面的书，找来找去最后终于找到了唯一的一套《哲学基础知识》。甄秉浩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回三官庙后就自学起来，他越学越来劲，越学越上瘾。有一天中午为读哲学竟忘了吃午饭。当时的卢唐区委书记、三官庙工作组组长高长海问甄秉浩：“你看的啥书呀?咋连饭都忘吃了”。甄秉浩便为高长海讲起了渐变到突变，量变到质变等哲学知识。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高长海，听着这样高深的理论，竟也入了迷，并想起了毛主席提出的“我们要把辨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辨证法这个科学方法”。高长海很受启发，并对甄秉浩说：“你能不能给三官庙的乡干部讲一讲哲学。”甄秉浩怀着信心和希望欣然接受了。

一块石头打开哲学神秘的大门

全乡干部听了甄秉浩第一次讲的哲学课，他们笼统地懂得了哲学是马列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学哲学能帮助改造人的思想，提高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水平和综合分析能力，可以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因此都积极要求学习。但真正学起来却遇到了不少困难。学习中甄秉浩曾采取过三种不同的方法。开始以“哲学常识”为课本，照本念经，以词解词。用这种方法讲“序言”一课，连讲了4遍，干部们对这些虚无飘渺的词，很难听懂。一时大家纷纷起哄：“哲学是大学的课程，是大学生学的，咱哪有资格学这，听着简直像天书”。“谁知道说的啥”？“学这个，学不成，还是换一样吧。”

如何能使大家听懂，引起学习兴趣，把哲学学习坚持下去，是当时的一个议论中心。后来甄秉浩与高长海反复多次分析研究。决定要大胆地打破书本的束缚，改变教法，运用哲学原理，结合当地实际，编写了自己的哲学讲义。以现场的真人实事实例，讲身边最熟悉的故事，联系当时的革命斗争、生产实践和学员思想进行分析讲解，最后归纳上升为理论。在讲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时，甄秉浩把一块石头搬上课堂，作为教材。他问：“这是什么?”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咱世世代代在石堆上，还不认识石头”。“我们这里要是没有石头，你能认识它吗?”“听别人说，也会知道有石头这东西嘛。”“世界上如果根本没有石头，你们能不能知道石头，认识石头?”“那还用问!世界上根本没有的东西，我们怎么能认识呢?”

甄秉浩接着讲：“大家说得对!世界上有了石头，我们才认识它，这就是主观反映客观。石头不管你认识也好，不认识也好，它总是存在的。在哲学上，石头就叫作‘物质’或‘存在’，人对石头的认识就是‘思想’或‘精神’。我们认识了石头的性质，用它盖房、修桥、修水库，这就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就是改造世界，这种先后关系就是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我们做工作，就要先调查客观情况，取得正确的认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才能办好事情，这些道理，就是哲学的唯物主义。”

这一课讲得和以前完全不同，下课以后，人人带着笑脸，议论开了：“这就是哲学，早这样讲不就好懂了嘛!”

没过几天，乡党委副书记范运来在领导勘测修水库库址时，大谈起主观、客观、认识与运用客观规律等哲学问题。每勘测一个库址，总要联系多种自然条件，充分估计各种有利因素，力求避免主观主义。当天他规划勘测的9个水库的库址，得到了全乡干部群众的公认和赞同。

新华社长采访三官庙

1958年6月28日，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率领着河南分社记者陈建等来到登封采访。县委副书记许书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郝兰柱陪同吴冷西来到了三官庙乡。在许书平、郝兰柱的介绍下，吴冷西一行采访参观了三官庙人学文化、修水库、学哲学、用哲学的真实情况，并听了一堂甄秉浩讲的哲学课。吴冷西很受感动和启发，给陈建等人说：“三官庙农民学哲学，这是一个好新闻，稿子一定要写好。”并对陈建说：“你对这里熟悉，稿子由你写出初稿，要发表在建党节当天的《人民日报》上。”于是，1958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第三版中心位置果真发表了一篇关于三官庙乡的报道。这篇报道的眉题是：“主观主义少了，调查研究多了，群众观点加强了，”主题为：“三官庙乡干部大谈哲学”。主要报道了三官庙人讲用哲学的事实经过，并被全国许多家报纸、电台转载和转播。这是《人民日报》发表三官庙人学哲学事迹的第一篇报道。

到处都是学哲学的课堂

三官庙乡干部学哲学，得出了哲学能深能浅的结论。不仅刚刚脱离文盲的干部能学，而且识了字的农民也能学。1958年，党中央号召干部又红又专，遵照上级的指示，三官庙乡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干部红专大学，3863名农民跨入大学。这所红专大学除教文学、数学、植物，良种试验以外，另外开设了一门更重要的马列主义的政治理论课–哲学。甄秉浩和高长海任红专大学哲学教授，37名乡干部就是哲学讲师，他们除正式讲课外，平常在地头、工地上人集中的地方，有空就讲哲学。还以“十月文化社”作为试点，利用群众大会形式，结合当前工作和党的政策，以讲政事，谈思想的方式，每一次讲一个到两个哲学问题。于是三官庙乡干部群众学哲学就达到了最高潮，到处都成了讲哲学，用哲学的课堂。

在修水库工地上讲认识论时，甄秉浩讲：“这是自然，客观存在。过去涝了咱们怕水，旱了爱水，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控制它，利用它。党领导我们修水库，水来时蓄它，用时放它。当人民主观认识了客观规律时，就能使自然为人类造福。”

在布置夏种和秋田管理时，高长海讲解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他说：“所有庄稼要达到丰收都必须经过深耕细作、改良品种、施足肥料、适时浇水、加强管理五道关，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不同的庄稼还有不同的要求，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

在讲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时，他们用本乡的历史故事说：“穷人过去受地主阶级压迫，我们说不合理，穷人要反抗。例如明末咱们乡雇农李际遇起义反登封，这是地主阶级压迫人们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地主阶级却要掩盖阶级斗争的本质，说什么人的命，天造定，反抗压迫就是违反天意。他们用唯心主义坑害了贫农百姓。”

三官庙乡干部群众不仅大谈哲学，而且都能把学到的哲学原理运用起来。例如《十月文化社》范麦有领导的生产队，总是落后，学习哲学后，他知道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主要矛盾，把主要矛盾解决了，事物就会向前发展。他根据这个道理找出了他的生产队的主要矛盾是劳力不足，不足的原因是妇女劳动力大多被小孩绊住了，没有解放出来。于是他发动群众办托儿所、幼儿园，让妇女参加生产，结果“双夏”中这个生产队一跃成为全社的先进队。

总之，哲学对三官庙的农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神秘的高不可攀的学问了。他们是这样描述学哲学心得体会的：“学习哲学并不难，主观客观要记全；唯物唯心是对头，物质精神双方面；遇事必须辨证看，矛盾统一就发展；正确思想哪里来?三大革命中实践。”

康生来到三官庙

1958年深秋季节的一天下午，甄秉浩正在红专大学的大院里，给三官庙乡哲学辅导员们讲授哲学课。大约5点钟左右，突然，县委第二书记尹福珍、县委宣传部长郝兰柱带领着一大群人；来到讲课的大院内。其中有一个看上去有50多岁，细高挑个头，长脸，带着眼镜，身披黑呢子大衣的人很引人注目。众人拿凳子让客人坐下后，尹福珍来到甄秉浩身边说：“继续讲吧。”在这期间甄秉浩经常遇到上级领导来听他讲课，所以他想这又是哪级领导来了，他没加思索地就继续讲了起来：“所有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甄秉浩手扶身边的一棵小梨树说：“比如这棵梨树，梨树长大了能结梨子，从开花到结小果，再慢慢长成大梨子，这就是……”

甄秉浩讲了足有20多分钟，那个戴眼镜的人便站起来带头鼓掌说：“讲得好，很辨证吗。”并用双手与甄秉浩握手。当这个人被众人簇拥着离开大门口时，甄秉浩问郝兰柱部长：“这是谁?”郝兰柱悄悄地告诉他：“这是中央的领导，康生来了。”

康生在省、地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到登封县视察工作。他首先到三官庙，参观了红专大学，看了农民们自编的哲学讲稿，听了甄秉浩讲的哲学课。晚上回到县城，听了尹福珍关于登封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汇报和郝兰柱关于登封全民学哲学的汇报。康生说：“你们这里炼铁条件很好，煤矿、铁矿都有，要发动群众创造多种形式去大搞创造发明，不要光靠阳城式炉子，要放大卫星就必须大搞群众运动。机关要建炉，又工作又炼铁，学校要建炉，又学习又炼铁，小孩也要建炉，要遍地建成大炉群，人人大搞炼铁，向技术作斗争。”

他还说：“工农业要同时并举，全面大跃进，政治文化工作要迎头赶上去，红专大学上厂矿，诗歌快板到炉前，哲学要为大炼钢铁服务，也就是理论结合实际。要打破对哲学的神秘化。”他说，“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明白学，就如深翻土地是为了农作物生长，为了使坡地翻平，要想叫地平，必须翻了又翻才能平，如果翻了不耙，既不肥，又不平。这就是哲学，社会上的一切事物和生活都是哲学。学了哲学，一切都明明白白了。”

艾思奇在登封

1958年8月，世界著名哲学家、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艾思奇受党中央派遣，来到登封，并任登封县委第二书记、兼郑州市委第二书记。与他一起来登封的还有中央党校教务长罗扬实、哲学教研室成员韩树英、艾思奇秘书吴秉元、党校出版社编辑苗青。罗扬实兼任登封县委第三书记，韩树英兼任唐卢公社第二书记，吴秉元任唐卢公社宣传部副部长，苗青任《登封报》社编辑。

经常住在三官庙辅导农民们学哲学的是韩树英和吴秉元。他两个配合高长海、甄秉浩为红专大学的哲学讲师们讲有关哲学知识，并与群众和干部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艾思奇因在县委不仅要指导三官庙群众学哲学，而且还肩负着县委的其它工作，他除对多数哲学教材认真审阅，进行全面修改，规范哲学有关知识用语外，也定期不定期地到三官庙深入田间地头为哲学讲师和农民们讲授哲学课，帮助总结学习经验，解决理论上的概念问题，把三官庙农民学哲学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崭新阶段。艾思奇曾讲：哲学可说是一门人类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学懂哲学，对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能有个清楚的认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哲学的规律。比如：小儿童吃花生，他们虽不懂哲学，但在吃时却总要把皮剥掉才肯吃，这就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哲学道理，也是主席的“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

艾思奇在登封工作一年零3个月时间，他那渊博的知识和高深的哲学见解给登封人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艾思奇、罗扬实、韩树英、吴秉元、苗青五位哲学专家于1959年11月离开登封，回中央党校。艾思奇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农民诗人范海亮

在磨沟村见到范海亮，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者了，岁月无情地给他的脸上刻满褶皱。然而就是这位普普通通在40年前三官庙农民学哲学运动中，却是一个受到国家文化部高度评价的著名的农民诗人。

范海亮出身贫寒，从小就给富户人家扛长工，到山上割草、砍柴、放牛放羊，不曾读过一天书，是个不折不扣的“瞪眼瞎”。但他却天资聪明，经常爱编些打情骂趣的顺口溜，成为村里的“笑料”专家。有人说，范海亮这人脑子管用。有人说，他这人是个“溜光蛋”。

1957年，甄秉浩来到三官庙乡磨沟村扫文盲，办起了夜校，已30多岁的范海亮第一个到学校报名，在夜校班上他学了很多文化知识，并成为“尖子生”。有一次在学《半夜鸡叫》这一课时，甄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必须要写篇读后感，并且说让范海亮带个头。第二天，他干了一天活，到晚上吃饭时，忽然想起今晚夜校要交“读后感”的文章，一时心急便放下碗，随手写了一首顺口溜：“拿起筷子端起碗，想起我的读后感。放下筷子搁下碗，掏出铅笔写一篇。见铅笔，心里喜，忽然想起毛主席。领导我们学文化，治好我三十多年‘瞪眼瞎’!”

当时他还不会写筷子的“筷”字和搁碗的“搁”字，就划个记号代替。这首顺口溜写得比较结合实际，生活味很浓，节奏感很强，在学习班上读后，大家都鼓掌叫好。后来这首顺口溜经甄秉浩修改后在省级文学刊物发表。这是范海亮发表的第一首民歌式的诗。

范海亮的第一首诗发表后，受到很大鼓舞，便一发而不可收。他有时一天写几首，有时一天能写出十几首。那时凡属印刷品，稿件往外寄不用贴邮票，于是他的诗稿便如雪片般地往外寄。范海亮很幸运，他写的诗大多被全国各级报刊采用，他也得到了虽不多而值得骄傲的稿酬。

1958年10月10日，中央文化部全国文化会议在登封召开，13日在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刘芝明的带领下来到三官庙参观，同时来的还有田汉、夏衍等全国著名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在三官庙参观和察看了农民学文化以及农民学哲学的情况，非常赞赏，并在登封县城召开文化座谈会，土专家张广义、农民诗人范海亮、农业发明家范玉坤等参加了座谈会。范海亮在会上谈了他写民歌的经验和体会，当钱俊瑞听说农民范海亮作诗能出口成章时，就提出让范海亮当场即兴作诗。范海亮略加思索，便出口吟道：“首长农民坐一团，有说有笑谈经验。全国经验汇一处，共产主义早实现。”在场的人无不拍手叫好。

当天的座谈会结束后，受范海亮的感染，钱俊瑞副部长当晚也来了灵感，便写了一首《赠农民诗人范海亮》的诗。诗写道：“农民诗人范海亮，三年之前是文盲。刻苦钻研学文化，如今出口便成章。写来生动又泼辣，鼓得人们气儿壮；半夜锄地露一首，骂死地主活阎王；懒汉怕见范海亮，口诛笔伐不饶让，诗人笔下无私情，不饶对河懒婆娘，知错改错便没错，好人好事受表扬；……领导全靠共产党，莫忘东方红太阳。”钱俊瑞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朗诵，把整个座谈会推向了高潮。文化部群众文化局副局长谢冰岩也即兴作诗一首：“登封文化真新鲜，科学文化样样全。浅显事实谈哲学，打破前人玄又玄。工农翻身学文化，新鲜事儿万万千。”

全国文化会议在登封召开6天，给登封留下了众多诗词和书画作品。10月16日会议结束，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登封。

哲学热被打入“冷宫”

三官庙农民学哲学在五十年代末(即1958年和1959年)达到最高峰，全国各大报刊电台的记者们纷沓而至，从多个角度报道农民学哲学的事实。1958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中写道：“在河南登封县三官庙，群众有这样的评论：‘乡干部学习哲学后，出现了三大新气象：调查研究多了；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少了；依靠群众的观点加强了’。这就说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著作将逐步成为启发一般劳动群众的智慧的钥匙。”这篇文章的发表，使三官庙在全国的知名度达到了大红大紫的地步，引起很大轰动。

1959年底，“反五风”运动开始。在此之前，中央有关领导派“合二而一”哲学观点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来到登封三官庙，说：“三官庙农民学哲学，学得枝枝节节，打乱了哲学的系统性、逻辑性、鲜明性和纯洁性，给今后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唯物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反面教材。并要求解散三官庙乡的红专大学。1960年甄秉浩等被开除回家10个月。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登封人没有逃过这场劫难，派性斗争异常激烈。1969年春在中岳庙召开为时83天的所谓“批判”大会，一些老干部、知识分子等蒙屈受冤，惨遭打击。1960年至1970年近10年间，三官庙农民学哲学的事情被打入“冷宫”，无人问津。

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照亮了山村

1970年春，合二而一哲学观点被“批判”，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被确立，三官庙农民学哲学又一次得到上级的承认。这时因卢店、唐庄公社分开，三官庙由乡改为大队，由丁来和任大队革委会主任。为使三官庙大队学哲学的雄风重振，已调开封地区工作的高长海和在“焦枝”铁路劳动的甄秉浩分别调回三官庙，重新整理哲学教材，使三官庙大队再度掀起农民学哲学的热潮。同时中央党校派吴秉元等人也来到了三官庙，协助组织三官庙大队10多年学哲学方面的材料和辅导农民学哲学。

1970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全面报道了三官庙大队农民学哲学的情况，文章的题目为《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照亮了山村》–河南省登封县三官庙大队农民学哲学的调查。

这篇文章共5800字，文章开篇写道：“农民，特别是在偏僻的山村，原来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农民，怎样学好哲学，用好哲学?河南省登封县三官庙大队提供了一个好的榜样。”文章主要描述了三官庙大队干部群众10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学习毛主席关于“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以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四篇哲学著作和“老三篇”作为哲学的基本教材，把哲学运用到生产、学习、生活中去，使穷山村的农民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把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结合起来，敢于向困难作斗争。文章采用了朴实的写法，读上去朗朗上口，生动感人。文章署名是：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调查组、河南省登封县革命委员会、中央党校调查组。

这篇文章分别被国内各大报刊在头版的位置全文转载，中央广播电台及全国各电台全文播发。3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三版整版又刊登了三官庙大队革委会主任丁来和及生产队长范大库等5人的学哲学体会文章，各报刊、电台又分别转载和转播。开封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高明山，3月13日早上8点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照亮了山村》一文后，于当天下午4点钟驱车赶到三官庙大队，了解和察看农民学哲学的情况，并布置安排了下段工作。

三官庙农民成了大学哲学讲师

《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照亮了山村》的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又一次掀起全民学哲学的高潮，三官庙大队成为全国的学习典范。全国各地工厂、学校、部队、农村及各级机关单位，纷纷给三官庙大队写信，用最真诚的语言，表达他们对三官庙人的敬佩，并索要有关学习经验材料。这样的信件，三官庙大队平均每天就能收到40多封。同时全国各地前来三官庙参观学习的各种团体络绎不绝。三官庙大队设立了接待站，供应茶水，安排学习听课时间和食宿，每天接待的团体多达60多个，人数最多时达1000多人。当时，三官庙这个地处偏僻的小山村，可谓大出风头，被“炒”得沸沸扬扬。

为给来访者有一个满意的答复，三官庙大队革委会专门成立了哲学讲师团，给参观团分组讲授学哲学的经验和心得体会，给他们上哲学课，主要讲师有：高长海、甄秉浩、王文秀、王振西、丁来和、杨苟、宋怀有、范光仁、王怀仁等。三官庙人编写的：“学习哲学并不难，主观客观要记全；唯物唯心是对头，物质精神两方面；遇事必须辨证看，矛盾统一就发展；正确思想那里来，三大革命中实践。”的学哲学顺口溜很受参观学习者的喜爱，因为他们一听就懂，一学就会。

与此同时，还有众多学校、部队、工厂等单位来三官庙恳切聘请哲学讲师到他们那里讲授哲学课。于是三官庙的讲师们还不得不分成小组，分别分批到外省、市去讲课。据不完全统计，到外省、市讲课的就不下100个单位。甄秉浩和高长海两人先后去过河南大学、郑州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河北大学、河北农大、济南军区等40多个单位。

甄秉浩去河北讲哲学课时，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在河北农大，他为这里的大学生们讲了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哲学规律时，当学生们提出，否定之否定规律比较难懂时，甄秉浩讲了两个例子，他说：“比如我们走路，先抬起左脚，这是肯定，再抬起右脚，就否定了左脚；然后再抬左脚就又否定了右脚，你的脚一直向前走，这就是否定之否定。再比如：小麦很好吃，但麦籽埋在土里，麦籽就被否定了，麦籽长出麦苗就否定了麦籽，麦苗长起来结成麦穗，新麦籽否定了麦杆，通过否定之否定，由一个麦子逐渐扩大起来，否定之否定规律可说是螺旋式的上上规律……。”

甄秉浩这个仅有小学文化的“半文盲”，给这些大学生们讲的这一哲学课通俗易懂，绘声绘色，同学们听得豁然开朗。下课后，这些大学生们纷纷说：“过去我们学习否定之否定规律总是朦朦胧胧，听甄老师这样很通俗的一讲，我们对这个规律便一目了然了。”

丁来和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在七十年代三官庙农民学哲学运动中，丁来和算是一个最活跃、最头面的人物，他不但担任这个大队的革委会主任，而且是登封县委常委、省特等劳模。1974年被推选为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

丁来和，1935年出生于三官庙村，因家庭贫困，使他从小就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还是在三官庙办“扫盲班”时，上了几个月的夜校，22岁当上200多口人的生产队队长。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他带领着全队群众向困难作斗争，粮食亩产达到了250公斤，1961年底这个生产队就有8000元的存款，集体经济不断壮大。1969年任三官庙大队革委会主任。1975年至1980年任登封县委常委。

1974年春季，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丁来和以他特殊的身份被推选为人大代表，参加了此届大会。因会场座次按姓氏笔划排列，丁来和的丁字只有二划，于是丁来和坐在了第一排的位置上，亲眼目睹了中央领导的风采，聆听了他们的讲话。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见到“大人物”，也是一生最光荣、最难忘的时刻。

丁来和在参加大会期间，住在北京西苑旅社，许世友、吴桂贤等中央领导在百忙中接见了他。他向中央领导汇报了三官庙农民学哲学的情况，许世友说：“学好哲学，能够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能够让外因变成内因，在精神上起很大作用，你们农民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这很好，希望你们能坚持下去。”

丁来和在这次人大会上，最遗憾的是没有见到毛主席，他记得当时有很多代表提议要求见毛主席。因毛主席身体不好，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丁来和如今谈起他那次参加全国人大会的情景，还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丁来和从1969年任大队革委会主任(支书)，一直到1982年，整整担任了13年三官庙大队支部书记。

革命烈士王顺兴

1970年，随着全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正在被广大工农兵群众所掌握，三官庙大队饲养员、共产党员王顺兴，就是一个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武装起来的先锋战士。

1928年，王顺兴生在寺沟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父亲被地主的阎王债逼得投水自杀，姐姐被饿死，他和母亲被卖到三官庙李庄村。在他10岁时，被迫下煤窑做苦工，受尽了磨难。

1958年，三官庙农民掀起了学习哲学的高潮。王顺兴很虚心地向别人请教，队里的辅导员、学校的小学生、识字的成年人、他的大孩子都是他的老师，他逢人就问，有空就学。越学，对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理解得越深刻。在一次他组织的家庭学习班上，他根据三官庙农民“一块石头打开了哲学神秘大门”的故事，围绕着石头讲起了辨证法。他拿着大小不同的两块石头，放在家人面前说：“这一个大一个小的石头各有各的用处，大的能垒堰、盖房，小的能填缝。光有大的石头垒墙，没有小石头填缝，垒的墙就不牢靠，没有大石头垒墙，小石头也就没缝可填。这就是大石头和小石头的辨证法。咱们家也一样，大人就是大石头，小孩就是小石头，大人小孩都在队里有活干，各有各的作用，都干了队里的面貌就会改变。”

他全家共7口人，除怀里抱着的孩子外，都能按时出工抢着干重活，都被评上了“五好社员”。学哲学使王顺兴增强了集体观念。他在队里当饲养员，喂着五头驴和一匹骡子。天冷时，他怕牲口冻着，便将自己盖的棉被给牲口披上，他自己却忍着冻；在草料不足的情况下，他自己的饭舍不得吃，却倒给牲口吃。他说：“自己饿点没有啥，饿着了牲口，耽误生产，饿着的是大家。”他喂的牲口一天天在长膘，而他却一天天地瘦弱下来。

1970年7月24日，王顺兴被推选为出席省首届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他一切准备妥当，只等第二天去省里开会了。就在这天晚上，天空乌云密布。一声炸雷响后，瓢泼大雨下了起来。位于嵩山、马头崖和尖山三山汇流处的三官庙大队，顿时洪水四起，卷走山石、泥土、树木等，顺着村南的小河，如咆哮的野马，直泻而下，向村东边的纸坊水库里涌去。

第二天早晨，正要动身去参加积代会的王顺兴，听说大雨造成了灾害，架在勺河桥上的木栏也被冲了下来。他知道那座桥是一座战备桥，冲坏了会影响战备工作的落实。于是，他就急忙向纸坊水库跑去。

这时的水库，水位已经涨得很高，混浊的水面上漂着一层厚厚的淤渣，掩盖着被冲下来的东西，王顺兴来到岸边，当他发现40米远的水面上飘着一条大木料时，他便把衣服一脱欲下水打捞，岸边有人对他说：“水太大了，你要小心点。”他听都没听，“扑通”一声跳了下去。

已带病劳动了7天的王顺兴，本来身体已经很弱，又经凉水一激，浑身直打寒战。再加上半尺多厚的淤渣阻挡，水平草羁绊，游着非常吃力。他一米、二米、三米……，奋力向前游去。10分钟过去了，王顺兴终于冲到了那条木料跟前，他喘了口气，用力向木料扑去，可是，因没抓牢，木料一撬又向里漂去。这时，王顺兴已力气不支，加上水浪大，口里呛了水，便沉入水中。在岸上焦急等待的人们惊恐地呼喊着：“顺兴，顺兴……”王顺兴再也没有答应。

当人们把他打捞上来时，他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他去了，他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未参加省里召开的积代会的遗憾，他怀着对毛主席哲学思想的无限热爱和执著追求，永远告别了人间。

1970年8月25日，经开封地区革委会研究批准，追认王顺兴为革命烈士。

学哲学给三官庙人带来了什么

星转斗移，光阴荏苒。三官庙农民学哲学从开始到现在已近40个年头了，中间经过了两次高潮，两次轰动全国，两次惊动了中央有关领导，它的知名度在当时不亚于“农业学大寨”，可以说是三官庙人永远的骄傲。那么，学哲学究竟给三官庙人带来了什么呢?

三官庙人这样说，农民学哲学是从磨沟开的花，在三官庙村结的果，三官庙和磨沟人在精神生活上得到了充实，人们通过学哲学聪明了起来，提高了思想觉悟，明白了人生，明白了社会，学会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时至今日，他们还能讲出有关哲学方面的道理，用通俗的哲学概念，教育下一代人。

1970年上级投资为三官庙村架了电，使这个村在登封较早地告别了用煤油灯照明的时代；1976年又投资3万元在三官庙村南头建了座桥，解除了村民们常年越沟趟水的痛苦。1971年开封师范学校在这里投资建水泥厂，上级又投资为这里建电灌站，但这两个项目因种种原因，只建了个“半拉子”工程，终没搞成。

面对三官庙村经济发展与经济发达的村相比相对落后的局面，三官庙人又发出了一连串的问号：为什么三官庙村那时没有抓住机遇，去发展经济?为什么这里的工厂没有建成?为什么学哲学这个热潮没有再热起来?为什么知名度没有三官庙高的村就富裕了起来?为什么……?三官庙人感到困惑。

大江东去浪淘尽，是非成败后人知。三官庙农民学哲学，也许只是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也许在党中央提出的“以德治国”和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农民学哲学的热潮还会再次兴起，也许会永远消声匿迹。诚然，三官庙村毕竟有过一段不平凡的历史留于后世。但愿三官庙农民能用学哲学的热情大力发展经济，让三官庙村早日奔向小康。（此稿写于1998年4-10月）

作者简介：王建淞（曾用名王剑松、王坚耸、王暕淞、笔名雪松）。1987年参加工作，先后任多家报社、杂志社副总编、记者站站长、编辑部主任和记者部主任等。现是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省诗歌学会理事，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嵩山文化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编审，嵩山诗社副社长。迄今在全国各地报刊杂志发表小说20多篇，诗歌300余首，发表报告文学、通讯报道及论文3000余篇，先后获奖60余次。著有散文集《走近嵩山》和《铁路魂》、诗集《活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