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福】煤江湖没有硝烟

从徐峥省到诉讼地煤矿，25公里，狭窄的山区沥青路，在运煤的大卡车的碾压下，已经凹凸不平，下小雨后更是泥泞不堪。偶尔呼啸而过的奔驰、宝马、保时捷也被黑泥覆盖。11月18日早晨，郑春云带领的30多辆汽车在倒塌的村庄中浩浩荡荡地驶过的情景，至今仍给村民们留下了记忆。他要去找诉讼地的煤炭总经理王建福。

从丽水县城到诉讼地煤矿，25公里，狭窄的山区沥青路，在运煤的大卡车的碾压下，已经凹凸不平，下小雨后更是泥泞不堪。偶尔呼啸而过的奔驰、宝马、保时捷也被黑泥覆盖。11月18日早晨，郑春云带领的30多辆汽车在倒塌的村庄中浩浩荡荡地驶过的情景，至今仍给村民们留下了记忆。他要去找诉讼地的煤炭总经理王建福。

煤老板们之间发生纠纷，在这个矿产丰富的东小县并不稀罕。这种阵地不是第一次了。以前大部分时间都不能这样。但是那天早上炸弹爆炸了，传统的谈判方式失败了，煤炭江湖浮出了水面。代价是9社48奖。

那天，血案

17岁的陈涛(化名)对本报记者说，那天早上到达呼城酒店是早上7点多，餐厅里已经坐了很多人，说：“4桌，大约30-40人。”11月18日是星期四。该上班的那天，他在下一个村子做焊工，但工厂今年经济不景气，老板一回到家乡，工人们就四散了。前一天晚上，他接到中学同学的电话，第二天早上去湖南省酒店吃早饭，说：“然后一起上山玩。”觉得回家再出来有点不舒服，他干脆在县城的网吧玩了一晚上。

陈涛是第一个可以去湖南省酒店吃早餐的人。这家酒店位于县城主干道阿鲁街，是站立第一家三星级酒店，现在也是一流的。酒店由客房、餐厅、娱乐城等四座建筑物组成，庭院里有一个大花园。设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湖南省酒店有响当当的总经理——郑春云。看看周围来吃早饭的人。十几岁到30多岁都有，但除了那个中学同学外，陈涛一个都不知道。他心里咕哝了几遍，问周围的同学上山干什么，得到的答案还是那句话——“就这么玩吧”。

王后告诉本报记者，这是他早上接到的电话，打电话给马俊伟，说：“来吃早饭，去矿山做点事吧。”虽然没有说清楚，但王浩大致知道“做点事”是什么意思。他25岁，已经做了三四年的煤炭生意，经常在郑春云矿买煤。37岁的马俊伟是郑春云最能干的干部，两人因同乡从小一起生活，后来拜亲家。“云南习俗，也就是郑春云的女儿成为干爹。”当然，在玛戈的邀请下，王浩无法拒绝，他开着自己的宝马很快就到了。

7点多，刘朴生也来到了湖南省酒店。但是他没有被邀请吃早餐。湖南省酒店街一楼有洗车场。他那天没事，早点来洗车。洗衣快结束的时候，正好碰到了从酒店出来的郑春云，郑对他说。“和我一起去矿山吧。”刘朴生也想做煤炭生意，从郑春云刚下的辽津煤矿进货，自然欣然答应。

一切看起来波澜壮阔。郑春云没有坐自己的奔驰越野车，而是登上了刘博生的三菱吉普车。他有糖尿病，上车前没有忘记吃药。一上路，郑春云就开始打电话，第一个给王建福打电话，关掉电源。又给王元华打了电话，刘朴生听到本报记者郑春云在电话里说：“爸爸，今天到期了，我要去找王建福。”挂了电话后，郑春云的语气淡然地对刘博生说：“王建福决定偷我的煤，给我处理20天。”刘朴生发现原来不是郑春云自己的矿山，而是用旁边的松脂发光。

另外，王元华接到郑春云电话时，正在县城的一个路口等红灯，那天他带妻子去看医生。68岁的王元华是徐石煤界元老级人物，有人说：“老百姓不知道现场是谁，但王元华不知道。”诉讼地煤矿现在也以他的名义，王建福只是承包了其中一个否定。在这场纠纷中，王元华当然是最合适的调节者。

车从县城出来了，刘朴生说在后视镜里看到的。随后，汽车纷纷跟来。马俊伟开着郑春云的奔驰，王浩的宝马紧随其后。队伍后面有十多辆小型货车，陈涛正和初次见面的七八个人挤在其中一辆上。刘朴生暗自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但看到旁边郑春云泰然自若的样子，就不会多想了。

来自县城只有25公里，但路况不好，9点到达。“当时没有任何动静，只有几个工作人员看不到王建福的影子。”位于旧城杨可达巴村的诉讼地煤矿在半山腰。只能爬3 ~ 4米宽的灰渣路，旁边有10多米深的陡坡，下面是零星的粮仓。早上八点的换班已经过去了，上早班的工人下井，加班的工人刚躺下。

刘朴生说，他把车停在离油井四五十米的平地上，郑春云下了车，后面的车也到了，陆续下来的人围了过来。刘博生犹豫不决，没有马上下车。他解释说：“我只是个买煤的人，不想插手矿山。”现在和我们回忆，他当然庆幸自己没有马上下车。通过车窗玻璃，他看到郑春云走在最前面，把人先带到松脂的新井。但是半小时后又走到了老井。

刘朴生说，他从车上下来，刚刚点燃了香烟。“砰！”“一声巨响，脚下的地面颤抖着，抬头一看，眼前已经是烧焦、呻吟、喊叫声，

此起彼伏。紧接着，“啪啪啪，先是密集的枪声，紧接着像是点射，上去拖人的人也很快倒下了”。后面还没靠过来的人马，一下子乱了套，有人急着从地上抓起木棍、钢管，从混乱中跑出来的郑春云，赶紧喊住大家。他第一个电话还是打给了王元华：“大爹，出大事了……”刚刚陪妻子打上点滴的王元华，说他一下子愣住了。

刘朴生告诉本刊记者，当时郑春云捂着受伤的腰，还是上了他的车。车子掉了个头，往前开出没多远，他就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一辆装载机停在路中间。“肯定是中埋伏了。”管不了三七二十一，他猛打方向盘，从旁边的煤渣路挤了过去。

他们先去了泸西县人民医院。伤员陆续来了几十个，平日里还算闲散的医院一下子忙乱起来。郑春云简单安排了一下，就要刘朴生拉他离开，他不敢回家，想了想，“带我去昆明吧”。

从泸西到昆明，走高速也要两个小时。刘朴生回忆，一路上，郑春云都没怎么说话，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偶尔嘴里自言自语几句：“跟做梦一样，怎么就被人用炮炸，用枪打了？”刘朴生说他心里怦怦直跳，踩着油门，一路都没敢停车。

到了昆明，先去军区总医院做了个检查。郑春云担心有人追过来，他叫刘朴生直接拉他去省公安厅。16点多钟，两人来到公安厅门口，郑春云独自进去报案。刘朴生一人在车里等着，左等右等不见人出来，19点多钟进去问，原来是泸西的警察到了。一直折腾到21点多，刘朴生自己开车回泸西，郑春云被警察带走。当晚，王建福也被控制。

跟陈涛一样，王虎说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当天下午了。仍然躺在县医院的20多个伤员，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有那一声突如其来的爆炸。王虎肺部受伤，现在一说话还疼得厉害；陈涛的耳膜被震伤，我们非得高声喊话他才能听见。出事后，当时拉他去的同学一直没露面，他到现在也不知道“上山玩一下”是干什么，当然，更不知道郑春云是何许人物。

还有9个再也没有醒过来的人。25岁的张俊，平时开车拉煤，老实巴交的父母从乡下赶到县城，第三天才在殡仪馆里见到儿子的遗体。“除了一个枪眼，浑身没有别的伤口。”我们的见面约在县城一家宾馆，为了躲避乡镇干部催他们火化儿子遗体，无奈躲到了这里。他们从柜子里拿出两件沾满泥土的上衣，那是张俊当天穿的外套，背部左侧有一个不足1厘米的圆形弹孔，衣服里层浸出一片血迹。子弹正中后心，但没有从前胸穿出，直到尸检时才取出来，一枪毙命。俩老人已经没了眼泪，只是不断地念叨着儿子的壮实：“1.87米，90公斤。”

在医院采访，都是当时已经昏迷的伤员，枪声不在记忆之中。但是，仅就9位死者看，大部分都是死于致命枪伤——何海军，34岁，头部1枪；李永其，21岁，后背1枪；小张俊，19岁，前胸1枪……死者中还包括郑春云的干将马俊伟，颈部1枪，胸口1枪。

泸西警方对这起血案的定性是：“预埋民用炸药，人为引爆，同时发生枪击并致人死亡。”

那一月，纷争

山里阴湿寒冷，案发现场小松地煤矿现在还被警戒线围着，3辆警车旁边，用木头生了一堆火。民警说侦查还在继续，虽然已经刑拘了20多个嫌疑人，但诸多疑问还没有完全解开，炸药如何埋伏？怎么引爆？谁开的枪？一共有多少枪？……爆炸点就在老井口旁边的一个小棚子，矿上的工人说是用来存放水泥的。现在只剩下木棍搭成的架子，爆炸产生的冲击力把塑料布吹上了七八米高的电线。虽然已经停产，但还有几十个矿工没有离开，留守的小刘告诉我们，他们是在等着发工资，“每月20日发钱，没想到差两天就发生了爆炸”。

这只是小松地的一个副井，旁边更大一片产煤区才是小松地的主井，现在的法人还是王元华。按照王元华自己的说法，2005年，经营洗煤厂的王建福需要从小松地煤矿购买煤炭，他认为当时煤炭供不应求，就提出将一个水平煤层承包给王建福开采，最后将南头一片区划给了王建福。但另有知情人告诉我们，名义是承包，实际上是王建福花了1200万元直接买下了这口井，“承包是允许的，但通风用的副井不能私自买卖”。

1公里外山上两个大烟筒的地方，就是被盗采的耀进煤矿。在泸西，这算是一个明星矿，秧田坝村的副村长王丛华告诉我们，村里的十几个煤矿，其他的都以“小松地”这样的山头或山坳命名，只有耀进不同。它诞生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曾叫跃进煤矿，是泸西仅有的几家国有矿之一。1987年国有改私营，跃进煤矿是全国第一家，买家正是秧田坝村村民王元华。早年在生产队搞采购的王元华，“社会关系广，胆子大”，自此成了泸西县第一个被称作“老板”的人，虽然“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老板是什么意思”。

看上去，“老板”干得不错，很快开回一辆红色的苏联轿车，“跟现在的夏利差不多”，但在当时却是泸西第一人，所以一直到现在泸西人说起王元华，还记得“县长没坐轿车时他就坐上了”。1996年，王元华从跃进煤矿辟出0.35平方公里，开办了小松地煤矿。有知情者跟我们解释其中缘由：“跃进是大矿，年产9万吨，王元华拿下来的价格很低，可能担心日后生变故，索性再开一个小矿，为自己留条后路。”之后，2001年，跃进煤矿转手给钱老三，又于2007年转给另一个煤老板李世国。其间，跃进改名为耀进。

郑春云进入这片煤区的时间，与王建福差不多，也在2004年左右，承包的是小松地另一边的斗凹子煤矿。这样，在同一条煤层上，耀进、小松地、斗凹子一字排开。李世国告诉我们：“虽然早就听到巷道下面有放炮的声音，怀疑是小松地盗采，但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更不敢找王建福理论。”按照李世国的观察，王建福不敢盗采郑春云的斗凹子，只好向这边的耀进下手。而今，郑春云也拿下了耀进，夹在中间的王建福捂不住了，“冲突难免”。

煤老板们之间的关系微妙复杂，郑春云与王建福几年来一直相安无事，演变成现在的江湖仇杀，也不过短短1个月的时间。

到了今年10月15日，李世国觉得自己再也撑不下去了，从9月底就有高利贷的债主派人24小时跟着他。48岁的李世国，父亲和叔叔都是泸西最早的煤工，初中毕业后也加入了煤炭行业。2006年，他花4000万元从钱老三手里买下耀进煤矿50%的股份，第二年，钱老三又作价8000万元，把另一半股份也转给了他。

虽然煤价一个劲儿地涨，但李世国的经营却不顺利。先是2008年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死了5个人，停产了5个月；紧接着，自己的尿毒症加重，管理跟不上，李世国开始靠借高利贷勉强维持。两年下来，已经积攒了2.6亿元的债务，“其中只有2000万元是银行贷款，光利息每月就五六百万元”。

这一天（10月15日），李世国在郑春云的虎城宾馆会议室，招来了71个债主。他提出将耀进作价1.8亿元转手抵债，“否则，再干一年，就一文不值了，只剩一条命”。其他债主都出不起这个价，“更不敢招惹王建福”。会开了一天，最后郑春云答应接手，虽然也有些不情愿，“他说要是有人接，自己愿意拿出1000万元补贴，作价1.7亿元，但仍然没人要”。李世国这样向我们解释他与郑春云的关系，早在当年郑春云买下斗凹子煤矿的时候就找他帮过忙，“这次也算两肋插刀了”。

李世国说，第二天，他陪着郑春云去矿上看地界。这也是他第一次踏进小松地的矿区，“煤老板有不成文的规矩，相邻的井水不犯河水”。他说，这一看，吓了他一跳，王建福两年前新开的一口井，巷道直通耀进的中心采煤区，“不是打擦边球，而是明目张胆了”，于是马上报告了县国土局。10月17日，郑春云与李世国正式办理了交接手续，全权接手耀进。

秧田坝村的村民都记得，那天，耀进矿上放了很长时间的礼炮，那是郑春云在庆祝。李世国回忆，当天中午在矿上杀了几只羊，晚上郑春云在县城摆酒，但他并不记得曾经邀请过王建福。

郑春云接手后加快了处理进度。10月25日，书面上报国土局；第二天，双方在小松地煤矿会议室碰头，请来王元华调节，郑春云要求收回越界煤层，但因为王建福已经在郑春云接手的当天晚上炸封了巷道，谈话不欢而散。10月27日，双方在国土局监督下下井勘察，巷道果然已经炸封到了井口，只能根据双方的图纸判定王建福越界660米。王建福没有辩解，承认超采了耀进5个采区，“每个采区160米，双方彻底摊牌了”。10月28日，双方又在国土局碰头，郑春云提出由王建福修复炸毁的巷道，然后由政府部门出面做安全测评，并要求王建福赔偿盗采损失。李世国向我们分析说：“5个采区两年至少能出10万吨煤，现在每吨按500元算，就是5000万元，但他把耀进巷道下面挖空了，中间的部分因为安全不过关已经不能再采，由此带来的浪费又得10万吨。”未经证实的消息，郑春云曾提出过3亿元的赔偿额，王建福没有回应。

双方约定的期限是20天。到了11月15日，郑春云去小松地查看，没有修复的动静，给王建福打电话，对方说在昆明看病，一直没联系上。11月18日，约好的日子终于到了。每周做两次透析的李世国现在向我们回想起来还很后怕：“要是那天早晨郑春云给我打个电话，我肯定跟着上去了，命就没了。”万幸，他那天没有接到郑春云的电话，但是很快接到了郑春云的助手打来的电话：“炸死人了！”

那十年，江湖

在泸西县城采访，郑春云也是“名气大过县长”的人物，当然，外号“小老五”的王建福更不好惹。“煤矿纠纷很正常，大多是双方坐下来协商，超采的一方退出，赔点钱了事。自己谈不成的就找调节人，或者找政府出面，一般弱的一方就认输，大家忙着赚钱，没心思闹事。”有煤老板跟我们分析说，“只是，这次双方实力相当，又都不是正宗的煤老板。”

我们采访的诸多煤老板，在历数泸西县的煤炭圈子时，郑、王二人还都排不上号。与那些“正宗”的煤老板不同，郑春云与王建福的发家史，都是因江湖而煤炭。

38岁的郑春云是泸西县金马镇人，小学读到三年级就出来打工了。有了解其发迹史的知情人告诉我们，上世纪90年代，郑春云纠集了一帮人，在昆明“拿玻璃当玛瑙，专门诈骗退休工人”，开始混社会。回到泸西后，染上了赌瘾，混迹于各赌场。后来干脆在老家自己开起了赌场，靠“放水”收钱，从中抽头渔利。

积累了第一桶金后，郑春云进入煤炭行列，除了旧城镇秧田坝村的斗凹子煤矿，还在隔壁的师宗县买下一座小煤矿。不过，这些还不足以确立他的江湖地位。2005年，已经在泸西县城小有名气的郑春云，迎来了自己的转折点。接连两天晚上的赌局中，他赢了虎城宾馆老板陈建喜600多万元。为了偿还赌债，陈建喜将虎城宾馆作价2700万元转给郑春云。

知情人士向我们分析泸西的江湖圈，处于最上层的几个大哥都有个共同特点，要么有宾馆要么有KTV娱乐城，“不仅是身份的象征，关键是可以养小弟，有个据点”。拿下虎城宾馆的郑春云牢牢确立了自己的江湖地位，甚至迈入了“泸西三大哥”的行列。

不过，如日中天的郑春云很快就遇到了麻烦，把家底输光的陈建喜去省公安厅告了他的状，说是“虎城宾馆值4000万元，只是迫于郑春云的恐吓才不得不低价转让”。这个案子，现在还能查到当时媒体热闹的报道，成为当年公安厅挂牌督办的赌博大案。现在县城里很多人说起郑春云的势力，都会感慨抓捕他那天的场景，据说，郑春云被省公安厅来人直接带走，手下的小弟们知道后，马上召集了十几辆车，一路追出了泸西地界才罢手。

后来的结果，充当保护伞的县公安局副局长被贬到蒙自，成了一个普通民警。郑春云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缓刑四年，很快就回来了。有了这变故，联想到当年有恃无恐的追击，郑春云的名头在泸西更响亮了。不过，接近郑春云的一位知情人告诉我们，处于缓刑期间的郑春云收敛了很多，“对外做事比较谦让，只对手下小弟凶一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泸西以及郑春云的老家金马镇白石头村采访时，听到对他的评价大多正面的原因，有村民说：“郑老板每年过年都会给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发东西，还帮村里修路修桥。”获释后的郑春云，为了戒掉毒瘾，在老家办起了养牛场，专门饲养了30多头斗牛，“斗赢一场奖金从几千到几万块不等，刺激程度不亚于赌博”。

不过，这并不能掩盖他的江湖势力，我们去陈建喜家两次，他都回绝了采访，他老婆给出的理由是：“郑春云是被袭击一方，将来肯定还会放出来，我们不敢惹麻烦了，只想过太平日子。”这个理由，后来也在另一位煤老板那里被提出。

与郑春云的跌宕起伏不同，王建福的发家史似乎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是他后来的江湖名声却是“更狠、更疯狂”。老家旧城镇督捕抚村的王建福兄弟五个，他排行老小，才有了“小老五”的外号。也是早早退学打工，先是开拖拉机，后来开东风车拉煤。李世国与王建福的大哥曾经共事，他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王建福开了个农机销售点，还只是个小娃子，有事经常来找大哥，李世国的朋友要买拖拉机，打电话要王建福优惠一下，他都热情答应。

但是，过了没几年，王建福就不是那么好说话了。知情人士告诉我们，王建福真正的起家是放高利贷，他纠结了一帮社会无业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其中以来自昭通的“镇雄帮”和混迹昆明的“东北帮”为主，很快建起了自己的洗煤厂。做了一辈子煤炭生意的李世国向我们分析，洗煤本身赚钱有限，“一吨不过三五十元”，但如果跟高利贷挂钩，结果大大不同。王建福专门从那些向他借过钱的煤老板进货，“本来一吨380元，他只给人家200元，算上利息，等于一年白吃三四万吨煤”。如此一来，势力如滚雪球般壮大。

与其他大哥一样，有了钱的王建福也在县城买下一座娱乐城经营，不过规模不大，现在圈里人说起来，一致的看法是，“就因为他没有什么大产业当据点，更加肆无忌惮，不按常理出牌，不讲江湖规矩”。

证明王建福“更疯狂”的例子，是那些被他打过的人。县城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王建福的座驾是一辆“指挥官”越野车，挂了个“空K”的白色军牌，“谁要是不识货超车时晃了他一下，不管三七二十一，拉下来就打一顿”。李波（化名）就是其中之一，2006年开着自己的小QQ在路上堵了一下王建福的车，被当即扇了两个耳光，尽管他们还有亲戚关系。李波不服气，一路跟到王建福的小松地煤矿说理。“他什么都不说，就掏出一把手枪顶在我脑壳上，旁边的保镖又掏出一把。”李波说。结果很自然，李波被痛打一顿，还被派出所以闹事为名带走。至于枪嘛，李波跟派出所长说了半天，得到的答复竟然是“污蔑也是犯罪”。李波跟我们聊起王建福，只一个劲儿地摇头说：“那人无聊，真是个疯子。”

类似的劣迹，随着王建福的被捕，终于给了受害者开口的勇气。已经退出煤炭圈的赵家模现在是金马镇爵册村的村支书，我们去见他的时候，他给我们搬来一大摞材料，有口供笔录、伤情鉴定书、诉状等等。他在2005年被王建福的人打成了十级残疾，还被抢去12万元现金和一块劳力士手表，从此就成了状告王建福的带头人。但是，5年过去了，公安部门一直没有回应，进去的几个小弟也很快被保释出来。王建福与当地公安局多位领导的“亲家”关系，在当地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实。

王建福高调得很，讲派头，出门时常常拉上公安局的领导随行。身边的小弟更是形影不离，因为仇家太多，甚至上厕所都要差保镖先去查看一番。秧田坝村的村民对这位“古惑仔大哥”一样的老板印象深刻：“每次来矿上，身边至少4个人，穿着统一的黑衣服，只是发型都稀奇古怪，有黄的有红的。两个保镖，一个提包的，还有一个专门提茶壶的，喝一口赶紧倒一口。”

虽然每逢过年也给村里老人发苹果发毯子，但“小老五”的名声还是以“恐怖”著称。我们去他老家督捕抚村采访的时候，在那个满是土坯房子的破旧村庄里转了三圈，竟然没有一个老百姓敢指认他家大门。“你们找小老五？”一个正在打牌的中年人刚要说，立刻被旁边的老头呵斥住：“认不得，认不得，你们去问别人。”4个哥哥中，只有三哥还在村里务农，不过，即便有村民帮我们指认，那个矮矮的中年男人还是断然否认自己是“小老五”的哥哥。据说，因为利益纠纷，“小老五”甚至曾带人提着刀打到自家四哥的门上，兄弟交恶。

富饶的煤炭资源看上去并没有惠及这里的百姓，泸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去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988元。即便煤矿最多的秧田坝村也是破败不堪，村里唯一一条柏油路2004年才修成，现在已经被压烂。社会分化极其明显，县城里的车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奔驰、保时捷以及悍马这样的大越野车，另一类就是无处不在的微型面包车。“前者拉老板，后者拉小弟。”出租车司机跟我们开玩笑说。“摆造型”是这里的流行词，“就是打架时双方喊人来摆架势，谁的人多，对方就服输了”。前两年声势最大的一次，甚至用大巴车拉了16车小弟去“摆造型”。所得红包也不一样，“冲在前面打架的300块，后面造势的100块”。至于武器，除了常见的木棍、钢管、砍刀外，最受欢迎的是那种在钢管一头绑上砍刀，人称“关公刀”。

一直到2005年，这个40万人口的中等县才有了第二所高中，但仍有80%的初中生没法继续上学，每年有三四千小伙子进入社会。夜幕降临后，灯火阑珊的娱乐城里，到处是不足20岁的毛头小青年。我们去医院采访的时候，进到一个烟雾缭绕的病房，这里住了3个在此次爆炸中受伤的男孩，都不足20岁，正好有朋友来看他们，一屋子小伙小姑娘们围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看警匪片，头上、胳膊上、腿上缠着绷带并没有让他们沮丧，他们大声说笑着，对于我们的话题没有任何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