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字名字古风】天地和日月辉煌的——中国古代乐器上读。

[读者说]

作者：冯卓辉(中国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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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音乐是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文人修养的重要内容。它跨越了历史的浩浩荡荡急流，见证了中华文化的不断存在。乐器是中华艺乐文明的有力证据。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写的《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精粹》本书最近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书中作者们通过一种乐器叙述了笛子、哨所、首演、钟车佑、丝竹合、锣鼓辉煌的中国古代乐器的发展过程。今天，《光明悦读》向中国艺术研究院专家写文章，承诺为读者开展中国民族乐器的源远流长之旅。

编钟9件(春秋)，通高78.7厘米，最低48厘米，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庙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西藏人民音乐出版社提供

2020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展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展览以“天地洞和——中国古代乐器展”为题，展出了200多件中国古代乐器。借助国家博物馆丰富的馆藏资源、故宫博物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20多个文博单位的支持，展出的200多件展品涵盖了乐器、乐用、形象等多种形式，时代涵盖了中华文明的各个阶段。2022年，国家博物馆选定了具有代表性的展品，出版了名为《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精粹》的图画书。

画册以继续展览为宗旨，集中展示了中国古代乐器的文化特征。136家(套装)艺术精品分为“学名GOGAGO声音从天上传来”、“钟高音GOLAN”、“沙竹合妙音秘画”、“云间岬果里日月东辉”、“高山宋风清音”。这是代表性的中国古代乐器的集中展示

远古的声音像天泽，前人拿着笛子，打开了东开建坤。国家大事始于祭祀、戎、青铜，礼乐显而易见。铃响天朝，茶音如神，丝竹水，鼓雷.在绝妙的绘画和解说的组合中，中国礼乐文明的生命力朝向脸。

jiuxiao环佩金(钱)，总长123.5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西藏人民音乐出版社提供。

船民的快乐

收录在《天地同和》本书中的第一件乐器是1986年在武阳子号遗址出土的七孔骨笛。该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7500 ~ 9000年前。我们常说华夏文明5000年，文献记载的神社有3000多年。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的迅速发展，这一认识逐渐得到证实和大大突破。武扬子号骨笛的陆续出土证明，早在9000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制作和使用乐器的技术。

这种骨笛的突出特点是正面，特别是手指洞打开的位置有明显的刻印痕迹，表明骨笛的制作过程经过了细致的测量和计算。在另一个骨笛中，可以看到一个音孔旁边有一个控制音高的小洞。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那个遥远的时期，贾浩人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音程观念和制作骨笛的技术标准。回顾相关研究显示，1987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和武汉音乐学院组成的测试组曾测量过M282: 20号骨笛。测试结果表明，该骨笛音质较好，音阶结构为6音系或7音系下正音系，也有前调演奏的可能性。

紫虎骨笛在工艺美术层面上表现出的高度及其在遗址上的生产。

出土书(西汉)，通长116厘米，宽39.5厘米，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都一号汉墓。湖南省博物馆西藏人民音乐出版社提供

生活用品、体角符号、农业畜牧业信息都可以追溯中华文明的历史到前所未有的阶段。类似的器物多出现在不同的文化遗址或国家，对于这种器物的性质，学术界仍有不同的认识。贾湖骨笛的乐器身份得到普遍认可的原因是，我国中原、新疆、西藏等地仍在使用类似的材料或演奏方法的乐器。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和绵延的生命力可以由此看出。

学术界普遍认为金属工具、文字和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摆脱野蛮蒙昧进入文明社会的象征。这些符号出现在各个古代文明的早期阶段，都属于人类意识和观念的创造性实践。音乐艺术也可以看作文明的标志物，是人类摆脱生存需求的一种情感表达方式。那个

产生的过程今人有多种解释。无论是模仿、劳动、巫术、表现还是求偶，都意味着人类对声音的使用已经脱离了自发阶段，成为有目的的自觉行为。音乐最初的表现形式应为人声。随着可发声器物的加入，音乐行为步入更加高级的阶段，乐器也从此成为音乐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物质形态的角度来看，乐器由粗简到精密，从单一材质到多种材料的结合使用，映衬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舞阳贾湖骨笛的发现，改写了对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认识，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类文明诞生标志物的认知。

《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精粹》王春法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提供

黄钟大吕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中如是说。《礼记》，便是此书书名“天地同和”的由来。

《礼记》是记录先秦时期社会情况、典章制度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著作，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对后世的政治制度、社会伦理、文化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关于礼仪制度的详尽论述，对华夏礼乐文明的传承起到了奠基作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逐渐进入阶级社会。这一时期因为青铜礼器的大量使用而被称为青铜时代。周王室为了维护统治权力，推行了一整套等级鲜明的制度体系——礼乐制度，而青铜礼器便是此制度的物化形态。以编钟为代表的青铜乐器，因其具有发声功用而成为礼器中独特的一类，甚至成为礼乐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

《天地同和》收录有青铜钟类器物二十余件（套），形制涉及铙、镈、甬钟、纽钟、钲、錞于、铎、句鑃多个类别，均为殷商至战国期间的典型器。虽然这些器物形态各异，应用范围不一，件数多寡不同，但均由青铜铸造而成，堪称人类青铜文明的巅峰之作。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组13件战国编纽钟，1957年出土于河南信阳长台关，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第一套完整的楚钟。由于保存情况完好，音乐性能优良，其演奏的《东方红》曾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播曲响彻中华大地，并随着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而进入太空。在录制《东方红》的过程中，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专家在钟体侧上方找到了五正声之外的一个偏音，由此完成了全曲的演奏。正是这样一个发现，揭开了认识合瓦形编钟历史之谜的序幕。

合瓦形的称谓最早见于《梦溪笔谈》，意为钟体形似两个瓦片扣合，这一形制是华夏先民独有的智慧创造。在青铜被称为吉金的时代，同样的原材料既可以制作武器、货币、生产生活用具，也可以制造象征身份的礼器。持有青铜器数量的多少，往往代表着国力的强大与否。如何高效地利用“祀与戎”活动中必需的原材料，是礼乐器的制造者面临的问题。合瓦形编钟天然地具备一钟双音特性，即正鼓部和侧鼓部可以发出两个独立的乐音，由此可以在相同的音列内减少编钟数量，达到节省材料的目的。

当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黄翔鹏先生提出这一理论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直到1978年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他的看法才被无可辩驳地证实。在曾侯乙编钟3700多字的铭文中，绝大部分记录的是各诸侯国的音高关系，其正侧鼓分别标注着以三度音为基础的乐律学体系。当近世外国学者以“中国音乐基本由五声音阶构成，处于七声没有齐备，更遑论十二律”为主流观念的时候，青铜编钟的陆续发现，揭示出中国的乐人们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具有了12个半音的音高观念，并成功付诸实践。需要强调的是，中国音乐常见的以五声音阶为基础的音乐，只是“以简御繁”理念的产物。

在《礼记·乐记》中，“礼辨异，乐统同”的观念被反复提及，强调了以礼乐器为代表的物质形式体现的是等级差异，而音乐的使用是为了强化统一的观念，通过文化的统一来实现政权归属的认同。因此，青铜乐器在这一历史时期不仅仅具有艺术审美的价值，其在凝聚民族精神、汇聚民族情感方面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华夏正声

如果只能选取一种乐器，作为中国传统音乐代表的话，我个人认为，当属古琴。《天地同和》一书，为古琴独立一章，即体现了其独特的地位。

古琴，又称七弦琴，别称“绿绮”“丝桐”“焦尾”等，这一历史悠久的乐器直到上个世纪还被称为“琴”。只是之后因众多外来乐器被冠名为带有修饰词的琴，如扬琴、胡琴、小提琴、钢琴等，才更名为古琴。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古琴在传统音乐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古琴的文献可上溯至周代，如《礼记》《世本·作篇》中都有伏羲制琴的记载。周代以后，儒家“士无故不撤琴瑟”的观点深入人心，并成为文人四艺之首。正是在文人的拨弄下，古琴艺术形成了华夏艺术独特的审美品格，寄托着文人不流于尘俗的情感追求。出土于南京西善桥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生动地刻画了魏晋文人的风骨，其中古琴的形制已与现今的古琴完全相同，这在全世界的旋律乐器发展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唐代中期，古琴艺术发展到最为繁盛的阶段，记谱法与斫琴技艺的发展，为古琴艺术提供了更为宽阔的挥洒空间。特别是减字谱的出现，对琴曲的广泛流传贡献卓著。与其他传统音乐多用工尺谱标记音高与节奏的方式不同，古琴谱记载的是弹奏时的定调、弦序、徽位，以及左右手指法、奏法。这样的记谱方式是无法视唱的，观者无法从中读出乐音。脱离古琴，以汉字偏旁为元素的减字谱就是贾宝玉所说的“天书”。为一种乐器创造一种记谱法，一种记谱法只适用于一种乐器，这在人类的历史上同样是罕见的。也正是因为这一份长达千年的坚守，才保证了古琴乐器形制和古琴艺术品格的持久稳定，成为华夏正声的代表。

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九霄环佩琴，为唐代雷氏所斫，是现存同名四器之一。琴体保存完好，通发牛毛断纹，整体风格浑厚圆润、精致内敛。不同于日本正仓院的偶然性封存，国内的唐代古琴能够传承至今，且大多保有优异的声音品质，得益于千百年来不断地弹奏与修缮。历代琴人通过弹琴与“知音”，完成超越时空的心灵沟通，并不断地将人文精神和情感内涵赋予古琴，将每一处结构、每一份尺度、每一次抚弄，都视作自然与生命的浓缩。在传世名琴的琴腹、琴底等处，多见题款刻印，借以寄情喻志，也体现着文人对古琴所特有的、非一般乐器所能比拟的文化情感。

乐器承载着文明，印证着历史，蕴含着情感，伴随着中华民族一路走来。骨笛、编钟与古琴，体现着中华民族于不同历史时期在音乐艺术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而言具有特殊的价值。然中华音乐文化博大精深，远非这些典型艺术形式所能涵盖。通览《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精粹》，可以感知，这些乐器精粹，来自丰厚文化积淀与丰富艺术形态的给养，也可以感受到，中华文明之浩如烟海，奔腾不息。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05日08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