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櫆怎么读】李合轨迹：听者赋予“古文”概念的混合兴趣。

内容摘要：在清代文史中，“古代文史”是一个富有时代气息的重要概念，自古以来学者们几乎保留了它。清初文坛反思了明七子派的失实，使“古代文史”与“古文”的对立意义得以消除。清代，特别是中期，对文坛各种分散力量的对立融合在一起，在青人用“古文史”来指文体时，产生了特有的混合意义。这方面的思维成果不仅反映了清认知感文体的理性和智慧，还可以证明文坛分散的各派形成不同轨道的方向也是重叠的。

基金项目：本文是为南京大学中国文学和东亚文明合作创新中心提供资金的项目。

作者简介：赵宏，女，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专著《阳湖文派研究》等。

唐宋以来被称为“古文”，南宋以后开始被称为“散文”，与“饲养”对抗。“饲养”这个名字在清代以前相当通行，“文文”这个名字在清代通行。在各种文体概念的使用中，清人对“古代文史”的概念也使用很多，但意义与明代前后的七字派不同。这与清初古文反思的时代起点有关。清代文坛主张比上一代散逸兴盛，散逸体理论也很丰富，并发出了生生融贯散的自觉探索。特别是中期，随着文坛的分散，教化的局势汹涌澎湃，学术或文学背景不同的文章家有意无意地将“古文史”指为更宽松的文体。即使东城派很好地遵守“顾问史”体统，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要通融。这一点似乎没有指出明论或明论，但当他们涉及到“古文”术语时，其模糊混合的意思却只是既成事实，值得收藏。

“古代文学”与“古代中国”

“古文”是文体概念的成熟，与被称为韩有娜“韩流”标志的文章战犯的设立有关。韩愈对创立新的文章范式的使命感可能最强。“酷刑”这个名字的出现与韩愈的积极使用有关。据罗联组老师的统计，韩愈之前只有王通和柳关分别使用过一次“古文字”来指代山体。韩愈的文章下出现了6次“酷刑”的名字。从这个意义上说，姚贤《唐文粹序》把《古文的第一首歌》的球归到了韩楼，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韩立秀杰出的团体流，只有高树谷、两位皇帝三王、六经邪教、凌轸、第一首歌古山门、抑制交叉流模糊的垫子，为李舜臣提供了正确的道路。因此，刘子厚、李元彬、李敖、黄富邦和结果，我与先成者的道路、日月并列。因此，文退可以在阳、孟、斯进行。 《新唐书文艺传》甚至说他们实现了《党的文婉一王法》的格局。汉、流的成就，不仅归因于朱秒对文坛文风改革的各种努力，也意味着古文这种解构分散的文体形态可以散发出极度的艺术性，可以与六朝以来占据文坛支配地位的女文体相抗衡。这种开江的王岐国被苏轼称为“文气八代衰落”。韩愈要求顾问承担“鸣人”的任务。这个理念并不是他的发明。但是《道》经过他的阐述，已经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并作为一种文化承受的人格力量内化，成为古文内涵和风格的根本。宋人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强化了门多论的理论模式，韩愈的《鸣笛》也赞成为苏轼“道帝天下之溺”。

文体的诞生和使用可以成为中立事件，但文学的典范不一定不转移变迁。到了明代，对唐宋古文的战犯有大推翻之势的，有战后七子派的出现，这一派又叫“秦汉派”，又称“古文史派”，甚至在日本也传播文坛。如果七子派的“古文史”是反对“宛万一王法”的“古文”，我们可以从听证复兴的历史起点稍微考察一下清初段落在使用“古文史”的概念时有什么时代共性。

《四库全书总目尧峰文钞》这样指出。“顾问一脉，明代皮肤滥发七子，纤维从三元到启蒙，非常广泛。国初风气还很淳朴，一度学者们重新开始谈论唐宋以来唐宋以后的瞬间。”在唐宋谋求自立，成为清初文坛的某种共识。正如钱谦益指出：“近代的伪善是古代文人，其病有三种，廉、剽窃、奴。”在这里，古文与“伪古文”的对立是对明代前后七子学进行考证和反省伪善的结果。秦汉派虽然鄙视用高自称读唐朝后书，但如黄宗熙所说：“古今书，去那三分之二吧。”说了。引领文坛结果的反而是“不学”。代表清初文坛方向的“三个人”，即后防站、虞姬、王婉，基本上在唐宋选择了道路，展示了才华。也就是说，以最优秀的才能的后防站来说，他并不为追求苦求者所迷惑。“高高的人又抛弃了八个地方，穿越《史》 《汉》走向先进，不用筏子不问，没有翅膀就嚣张，不是很奇怪吗！”“胡文当时有‘第一’的目的，他的朋友徐林堂在《壮悔堂文集序》中这样回顾了胡文诞生的背景。”明朝300年的文章，义迈东、义班古，因此，张章、列、义官、汉、0名左右的前后七子坚持“文笔镇”，从而导致了“唐宋武文”的语杀论倾向。后方站对这一风气提出了抗议，过了一会儿，少将队评价了那篇文章，说。“铭文很广，连网都结束了。“操纵提倡韩、欧，学习世界不思考的日子，开始用高文雄看待一世。”不难感觉到明朝前后七个儿子所标榜的“古代文史”是反对“酷刑”的。但是，清初文坛舆论将七子的好旧意古视为“伪古文”，唐宋古文的传统再次得势。那么，以原来明七子派标榜的“古文字”的名义，其发明权被剥夺，可以说是清初文坛的理论成果。这样，“古文史”和“古文”的对立意义就消除了。在主导清初风会的文家眼中，明七子派被赶出了“古文史”领土，并以“古文史”的名义回到了“古文”，因此两者往往可以相互对称。例如，薛元史徐林堂歌颂东道后勤站的文学经验等，有很多例子。“后者出版的数百篇古文，士兵被烧毁，那本书全部毁了。乙刘秋在江南开始归利，悔悟旧文史的美利坚法，如果运气好的话，会盖住卒。(幸运谚语。)(11)此外，活跃在康熙初年的常州系陈玉珍、董怡宁、空白药、曹操毛4人，同时浙江东、文家、李贤士很高兴承认这是一个集团。“辣椒峰与同学郎河、郑村、文宇三君子共勉，意思是古文史、古文史、古、古、古、古、高、高(12)陈玉根《听证集》。”

序》述及自身的文坛理想，则曰：“吾邑自荆川先生而后，鲜有以古文名者。十余年来，予与程村、文友、琅霞三子以振兴古学为任，朝夕切劘，尝合刻四子文，质之当世。无何，邹、董相继死，琅霞稍涉二氏，吾道不无孤立之叹，今得子湘而大振，讵不快哉!”(13)四家之盟在后期又引邵长蘅为同道，志在接续荆川古文之学。由此不难感到，在当时文家的话语中，“古文辞”或“古文词”与“古文”之命义可以从容对应。

二 桐城派怎样立足于“古文辞”？

清初以来，取法唐宋、崇尚醇雅的古文意识渐成主流。桐城派应时而起，在清代前中期声势渐壮而颇具规模，且绵延久远，几与清朝国运相始终。桐城派先驱可推至戴名世，他与名列“桐城三祖”的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桐城人，趣味趋近，奠定以古文开派的基础。桐城派对“古文辞”概念的使用，步骤稳健，显得顺理成章。

从开派时序的角度看，桐城派宗师自以方苞为首，而与方苞关系深厚的戴名世也有其先驱之功。戴名世立志于振兴古文，其人生经历中却富于从事科举时文教学之经验，他所最为致力的，也许是如何将“时文”纳入“古文辞”之中。戴名世对于讲章时文之徒汲汲于名利的危害大加批判，称“讲章时文不息则圣人之道不著”(14)。戴名世由此亦找到明文败坏的症结，并重建时文规范，其《归熙甫稿序》曰：

(余)惟好学问文章，时时访求先辈所为古文，而怪明氏以三百年太平远过前代，而著述之家不能有矫矫如古人者，何其难也!岂真当世无才耶？抑无乃殚精于科举之业，而遂不暇及欤？久之得一人焉，曰震川归氏。夫震川要亦为科举之业者，而未尝累其为古文。盖科举之业，号为时文，其体不列于古文辞之中，而圣贤之绪言在焉，安见不可为古文，而必区区于分别也？震川之时文，一以古文之法为之者也。……余不敏，窃不肯稍自废弃，而于文章之事，一奉震川之绪言。今所录若干篇而附于其古文之后者，震川无时文也。(15)归有光是桐城古文上接唐宋八家的桥梁。发掘归有光的长处，并提示以古文辞统领时文，戴名世作出了切要示范。

方苞深于古文之学，以“义法”标宗，使之成为桐城派的核心概念。“义法”一词最早出自《墨子·非命》。此后，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阐明孔子编次《春秋》要旨时指出：“(孔子)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司马迁所说“义法”即孔子笔削《春秋》所定的义例、书法。作为古文倡导者，方苞更有意识地援“义法”论文，悬之为衡文准的。他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16)从来的文家对内容与形式的含摄关系都不如方苞概括凝练。他又称：“古人叙事，或顺或逆，或前或后，皆义之不得不然。”(17)立言的技法与态度也是共生的。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时，替和硕果亲王允礼编《古文约选》，为天下士人提供了一部“义法”示范书。在方苞看来，“义法”是对古文艺术标准的凝练概括。一旦把握其精神，就可沿流溯源，获取六经奥旨，这是明“义法”的根本所在。此外，“义法”还可促成文辞之术，即古文家所称“因文见道”之“文”，亦可施之时文等。

方苞在光大古文事业之际，赏识提携乡人刘大櫆，刘氏因之文名大振。刘大櫆“性喜为辞章”(18)，虽认为义理等属“行文之实”，但“行文自另是一事”(19)。其《论文偶记》专论极尽其妙的文章“能事”，研讨辞章之术。方苞《与双学使庆》称：“刘生大櫆不但精于时文，即诗、古文词，眼中罕见其匹，为人开爽，不为非义，为学幕中最难得之人。”(20)在揄扬时用了“古文词”的表述，也许更符合其擅辞章之术的特点。

清代中后期桐城古文向东南各省流布，大有传衍全国之势。姚鼐及其后继者守成创变，使桐城古文传统得以壮大。如前所述，清初以来不时可见“古文辞”与“古文”的互称兼通，桐城派也是如此，不过，曾国藩于咸丰八年(1858)撰《欧阳生文集序》，郑重描述“桐城派”之开宗立派：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21)此一表述广受重视，且具总结意味。这里将姚鼐所擅长之文体，出之以“古文辞”的名义，令人感到是非常贴合姚鼐用心的。

其标志，当然要推姚鼐编纂《古文辞类纂》。姚鼐自乾隆四十年(1775)离开四库馆之次年，至嘉庆二十年(1815)八十五岁终老，一直任教书院。他立足书院，造起文章之士。应教学之需，姚鼐掌梅花书院当年就着手编选古文学习范本，开示文章作法，冠名《古文辞类纂》。此书以唐宋八家为正宗，近取桐城方苞、刘大櫆，借归有光直承八家之绪，揭明桐城文统所在，堪称桐城派的文学法典(22)。此选不仅作为姚门教材教授生徒，且“风行海内，学者多有其书”(23)。清末王先谦编《续古文辞类纂》三十四卷，以补姚书所止乾隆至咸丰间文。黎庶昌又编《续古文辞类纂》，扩展选文领域，补先秦至清初姚本选目之不足。近人蒋瑞藻又有《新古文辞类纂》，仿姚书旧例以录晚清民初散文。“古文辞”系列的成功推广是文学流派史上的盛事。

这个法典式的选本为什么在“古文”下多一个“辞”？抑或重在“古”之“文辞”？虽难断解，但这个选本没有理所当然地叫做《古文类纂》，这种命名仍让人感觉不是无意味的。

姚鼐于“义理”“考据”外，甚重“辞章”，标举三者统一。关于其“辞章”之学的结构性的意义，姚鼐作出了适应时代且度越桐城先贤的阐发。当方苞编选《古文约选》时，为“古文”下的定义是：

太史公《自序》：“年十岁，诵古文。”周以前书皆是也。自魏、晋以后，藻绘之文兴，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肄也。突出了古文“质而不芜”的本性。到了姚鼐所处的乾嘉之际，学界不乏鄙薄辞章、视之为“等而末者”(24)之说。无论是汉学家因忽视辞章之术导致行文“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还是“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都让姚鼐为之痛感。他提出：“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25)姚鼐适应学界文坛的新形势，对桐城派的发展方略作出规划，添加“考据”固是一法，突出“道与艺合”也是一法，追求“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他检讨方苞“义法”说，肯定其重要性，但指出以“义法”论文，仅得其一端。以其论《史记》为例，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等精深妙境难有体现(26)。凡此都可以看出姚鼐对“辞章”之学所给予的思想高度。那么，从《古文约选》到《古文辞类纂》，其中的承变之意，于“古文”之变为“古文辞”，似乎不难理解。

姚鼐对“辞章”之学所给予的思想高度，在亲炙弟子那里每多心领神会。例如，姚门四杰之首梅曾亮编《古文词略》，其《凡例》谓“姚姬传先生定《古文词类纂》，盖古今之佳文尽于是矣。今复约选之，得三百余编而增诗歌于终”。此书体例悉依姚选，稍作增并而已，分十三类：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赞颂、哀祭、词赋、诗歌。《凡例》认为六朝“子建、叔夜之文”“未尝非古文也”，在文体上较有通达气度。

再如对光大姚门不遗余力的陈用光，对姚鼐于《古文辞类纂序目》所拈出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之间的关系，深有领会。姚鼐称：“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诚然，为文应遵循精粗二阶，由粗至精，直至“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不过，陈用光以辩证眼光看待“格律声色”与“义理考据”的关系：“姬传先生尝谓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缺一，义理、考据其实也，辞章其声也。”(《与鲁宾之书》)他以本末相即的理论来阐释“无格律声色，不足以言古文辞”：“夫天下之道，有本有末，有浅有深，局于末且浅者，固不足与语矣。求其本与深焉者，而遗其末与浅焉者，此高语性命之学而不究诸事物之失也。为古文辞乃亦类乎是。格律声色，古文辞之末且浅者也，然不得乎是，则古文辞终不成。自韩欧而外，惟归震川得此意，故虞文靖、唐荆川皆莫逮焉，本朝则桐城之文非他人所能及，亦惟在于是尔。”(27)这一认识，恐怕来自于姚鼐的秘传。

《古文辞类纂》标举“古文辞”的辞章之术，在桐城派内外都产生了若干积极的影响。既非桐城传人，且自认为“非推重桐城派者”的胡蕴玉，在《评点笺注古文辞类纂序》中曰：“《古文辞类纂》，桐城姚姬传先生所选，为桐城文章所自出，后之从事桐城派者，皆奉为准绳。其所选之文章，虽自有弃取，然尽多炳炳麟麟之观，不仅以呼应顿挫、转折波澜见长，而亦时有江海之势。”(28)所谓“江海之势”的比喻，正可说明其超越流派之限的审美意义。具体来看，在文类上收罗较为宽博，如特辟辞赋一类，书中录赋达78篇，约占全书收文11％。宋以来古文选本如《古文关键》《文章正宗》《古文雅正》乃至《古文约选》等，皆选录辞赋极少，而姚选则姿态较为宽朗，姜亮夫认为这一选编策略“盖承唐人古文之说，而犹有容与之态者”(29)。

姚鼐重视辞章之学的姿态也影响了“古文辞”系列以外的选本。如姚椿所编《国朝文录》八十二卷，刊于咸丰元年(1851)，收作者近两百家，规模较大。大抵以桐城派为圭臬，于陆陇其、汪琬、朱轼、方苞、刘大櫆、朱泽法、姚鼐、张士元、朱仕琇、王昶、管同诸家文，录之最多。在体例上，大致遵循姚鼐《古文辞类纂》而略有变化。其选文宗旨“曰明道，曰纪事，曰考古有得，曰文章之美，有一于此，皆在所采”，但对于“言理而涉语录，述事而近稗官，与夫专尚考据琐屑不复成篇者”，一概不选。这种对义理、考据、辞章的趣味与姚鼐相承，标举“文章之美”也是理直气壮。

三 “古文辞”是古文家的专享吗？

如果认为“古文辞”之概念从此成为古文家的专享，则未必尽然!尤其是清代中期以降，一方面是古文家特别是桐城古文家乐于使用，一方面是这一概念也渗入了骈文派或其他派系的文章家的趣味。“古文辞”的文体指涉变得大于“古文”了吗？什么样的文坛背景和文坛力量为“古文辞”的混成意趣提供了支撑？

不可否认，姚鼐是一位自有执守的古文宗师，但他使用“古文辞”概念时，似乎并不强调传统古文的那种文体界划。姚鼐给以汉学与骈文名重于世的孔广森的信中自荐《古文辞类纂》曰：“鼐撰录古人文字七十余卷，曰《古文辞类纂》，似于文章一事有所发明，恨未有力即与刊刻以遗学者。”(30)这里故意说成了“古人文字”，而不说是“古文”，对文体边界留有一定的含混空间。而这样的语感，用“古文辞”一语则约略可以传达!

不妨设问的是，为什么姚鼐与骈文家孔广森通信时，在文体意识上能够不刻意于崖岸之感，甚至显得不乏混融之趣？除了古文家的文章策略上的某种从容，还应看到清人致力于复兴骈文，且依托于崇尚宏博的汉学氛围，形成了以东汉六朝为“古法”的骈文主导视野，这样的文体趣味便于引发骈散混融的古意，既有效地积淀了骈文尊体意识，也疏浚了骈体与古文的通道。有一些标志性的人物与事件是值得举证的：康熙十七年(1678)，毛际可为陈维崧《俪体文集》作序，享有“清初骈文第一”之誉的陈维崧的创作实绩，促使他从“骈体中原有真古文辞行乎其间”的角度认可了骈文。汪琬评价陈维崧的骈文成就为“自开宝以后，七百年无此等作矣”(31)!陈维崧导源于庾信、泛滥于四杰的文风，为乾嘉骈文的主流趋向奠定了基调。晚清李元度《金粟山房骈体文序》指出了这种联系：“国朝骈体，旧推迦陵，厥后吴山尊论次八家，穀人、稚存、渊如、顨轩诸君，各辟生面，其于东京、六朝皆寝馈而渔猎焉者也。”(32)此外，如毛奇龄不赞成一味地“夸八家而抑六季”(《王西园偶言集序》)。又如胡天游的创作引发了程晋芳对骈体流别的思索，其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所撰《胡稺威文集后序》曰：“盖自东汉魏晋以来，文字间趋于对偶，唐初四子以纵横岩轶之才，发为骈体，其工整秀异虽未能突过孝穆、子山，而气足以举词，词足以殚意，不规规于翰墨尺度，而人自不能胜之。厥后义山出而组织典雅，间作大篇，如檄刘稹文指事切情，陈琳、祖君彦之流勿能过也。迨宋以降，惟以明白晓畅为宗，遥遥七百年，余乃得吾樨威。”将胡天游骈体成就的“独绝”，接续到六朝三唐一脉延传的统绪。所谓文丧“七百年”的表达，也即对唐五代以下骈文衰变的超越，这在清中期已然形成共识，如张文虎《大吉芊室遗稿序》引到时人的一个说法，即所谓“五代下无骈体”；嘉庆十一年(1806)，曾燠辑《国朝骈体正宗》，序中明言：“有如骈体之文，以六朝为极则，乃一变于唐，再坏于宋，元、明二代则等之自郐，吾无讥焉。”(33)

居于乾嘉骈文高峰地位的“国朝八家”，无论在其理念还是实践中，大都灌注了对“六朝”古意的张扬，如邵齐焘《答王芥子同年书》称：“平生于古人文体，尝窃慕晋宋以来词章之美，寻观往制，泛览前规，皆于绮藻丰缛之中，能存简质清刚之制，此其所以为贵耳。”(34)如果说古文家如方苞等人擅长清简之风是其本领所在，那么邵齐焘在骈文缛丽的当行本色中还强调“简质清刚之制”，其内在的融通骈古之趣是耐人寻味的。对应于邵齐焘将“绮藻丰缛”与“简质清刚”相结合以论骈体，孔广森认为：“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阖，一与散体文同也。”(35)彭启丰为邵齐焘文集作跋时赞其“上追李唐，远攀晋宋”；王太岳撰序对邵齐焘其人其文的精神颇相知许：“吾友荀慈邵先生，豪杰士也。其学一本六经，其文章一禀三史，顾犹慊慊自以为未至，于是降其心手以为六朝博丽之辞，而行之以淳深重厚之气，高者出入魏晋，下犹浸淫乎王、杨、燕、许，要于两汉息相属声相和也。其视韩、欧阳氏，可谓异辕而合轨，俱雄而两峙，蔚乎各极文章之盛者也。”乾隆五十二年(1787)孙星衍为孔广森遗书作序，谓：“今代为文有六朝风格者，惟邵叔宀、袁简斋，两君既有集行世，顨轩尤致力于此。”将邵齐焘、袁枚、孔广森视为践履“六朝风格”的代表文家。汪中“称今之人能为东汉、魏、晋、宋、齐、梁、陈之文者，曲阜孔顨轩、阳湖孙渊如也”(36)。在此一时期的骈文名家之间，这样的交相赞誉反映了骈文复古创新的新气象。从文坛形势看，尽管某些主导性的骈文家群落以乾嘉汉学为支撑，不乏“土苴韩欧”的趣味，但各派最有见识的文士之间犹贵在未有判若鸿沟之意。曾燠《国朝骈体正宗序》中的名言为：“岂知古文丧真，反逊骈体；骈体脱俗，即是古文。迹似两歧，道当一贯。”文以有体为常，体式是有一定的封略和制限的，但“文辞封略，本可弛张”(37)。曾燠的明通之见就在于看到了骈体与古文的沟通潜能。如果以孙星衍的骈文理想而论，他欣赏吴燕的骈文“泽于古而无俗调”，吴鼒记录了两人的共识，即不满于“后生末学入古不深”，于是“体制遂卑，不足俪于古文词”(《八家四六文钞·问字堂外集题词》)。也许可以说，乾嘉时期的骈文高才也以臻于“古文词”自励。

或许由于清代前期渐成规模的骈散并兴互竞之局，有形无形中也促成了“古文辞”指代文体时的便利。例如，乾隆时代著名学者卢文弨以“抱经”为堂号，他在江阴掌教暨阳书院时，与笃学擅才的赵曦明结为“莫逆交”。在《与赵敬夫书》中，抱经先生曰：

观足下所注徐、庾诸人集，皆能直探事始，深究词源，本隐以之显，睹指而知归，元元本本，殚见洽闻，于此服足下之学。既又读足下诗古文辞，皆有法度。其志节超夐，风规清峻，脱然自出于尘埃之表，千百世下当想见其为人。诗格矫健有风骨，《书义山诗后七截句》，阐幽发潜，议论特精，当不可易。序记根极理要，能肆其醇。骈体文清丽流转，佳处于宋人为近。夫此数体者，或不能皆工，而足下又能兼擅其长如是，则岂流辈中所易得乎!(38)赵曦明字敬夫，别号瞰江山人，文章方面有《中隐堂四六文》《瞰江赋抄》。寻味这封书信，“古文辞”一语实包含赵氏所写的“序记”(可能是散体)和“骈体文”。

再如，孙星衍《平津馆文稿自序》回忆自己与阮元交流了对古文家的臧否：“理或能文之士，究心古文，又务以虚矫为气，诘屈为古，议论空而无意以贯之，《文选》中散文固不尔也。”(39)这里的“《文选》中散文”的概念指涉也是颇可玩味的，可包容于“古文辞”，却不容于“古文”。

与孙星衍并称为“洪、孙”的常州人洪亮吉，其《吕广文星垣文钞序》称：“吾里中多瑰奇杰出之士，其年相若而才足相敌者，曰孙兵备星衍、杨户部芳灿暨君，而二三人者皆肆力于诗古文辞，而各有所独到。孙君能为说经辨驳之文，以匡稚圭、刘子政为宗；杨君能为梁陈初唐之文，尤以徐孝穆、王子安为宗；君之文则不名一体。”(40)如果“古文辞”概念没有相当的包容性，那么像这样的词语就不会用得如此自然。

总之，由于这时期骈文的“古”意盎然，才会称得上与古文家韩、欧“异辕而合轨”，或干脆可以说实现了“骈体中有真古文辞”的理想。骈文家大力实践“泽于古而无俗调”(《八家四六文钞·问字堂外集题词》)，且在文体形态上追攀六朝，骈散有所交融。所以，这些复兴骈文的成果，阑入“古文辞”之阃域也未尝不可。

在清代文坛，包容骈散的文体观是“独具清朝特色”的一项理论成果(41)。清中期以降，选家在使用“骈体”“古文”等概念时，也有人兼顾骈散，这在别的时代是少见的。例如，李兆洛《骈体文钞》旨在宗法汉晋的不拘骈散之文，不过他以“骈体”命之，稍失生硬，其文章挚友庄绶甲就建议他改换书名。再如，杨彝珍所编《国朝古文正的》，有光绪六年(1880)独山莫氏刻本，选录清初顾炎武至咸丰年间姚谌等共计77人的四百余篇文章，选文较多的十位作家依次是：方苞19篇，吴敏树19篇，潘咨15篇，胡天游14篇，姚鼐14篇，曾国藩14篇，梅曾亮10篇，魏禧8篇，刘大櫆8篇，朱琦8篇。他推崇以骈文名家的胡天游、汪中，亦显示清朝包容骈散的古文观之积淀。

综上所述，至少在清代中期，当姚鼐择用“古文辞”名义之际，对当时骈文界而言，是存在某种亲和容与之感的。换一种眼光来看，姚鼐也是相当敏锐，他这样做，岂不是妙用了清初以来文坛各方对“古文辞”概念的“共建”!清人赋予“古文辞”概念的混成意趣是各种文坛力量抗衡协调的结果，也反映了清人识鉴文体的理性与智慧。

注释：

①参见罗联添《论唐代古文运动》，《唐代文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上册，第8-10页。

②参见姚铉《唐文粹》卷首《争臣论》，清光绪九年(1883)江苏书局刻本，第2a页。

③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26页。

④苏轼《苏轼文集》卷一七《韩文公庙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册，第509页。

⑤关于前七子及之前“古文辞”概念的内涵沿革，参见陈广宏《“古文辞”沿革的文化形态考察——以明嘉靖前唐宋文传统的建构及解构为中心》，《文学遗产》2012年第4期。

⑥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册，第1522页。

⑦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校《牧斋初学集》卷三二《郑孔肩文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30页。

⑧黄宗羲著，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册，第21页。

⑨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二《与任王谷论文书》，《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5册，第650页。

⑩邵长蘅《邵子湘全集·青门剩稿》卷六《侯方域魏禧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8册，第198页。

(11)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05册，第601页。

(12)李邺嗣《杲堂诗文集·杲堂文钞》卷二《学文堂集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28页。

(13)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卷二《青门集序》，《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126册，第384页。

(14)戴名世《戴名世集》卷五《赠刘言洁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7页。

(15)戴名世《归熙甫稿序》，[法]戴廷杰《戴名世年谱》，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2页。

(16)方苞《方苞集》卷二《又书货殖传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17)方苞口授，王兆符传述《左传义法》，台湾广文书局1977年版，第9页。

(18)刘大櫆《刘大櫆集》卷二《徐昆山文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19)刘大櫆《论文偶记》(与《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合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页。

(20)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一《与双学使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01-802页。

(21)曾国藩《曾国藩诗文集》卷三《欧阳生文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85页。

(22)此书版本众多，最基本的有嘉庆间康绍庸刊刻姚氏中年订本；道光间吴启昌刻姚氏晚年订本；光绪间李承渊据姚鼐晚年传其幼子姚雉圈点本，请桐城萧穆参校康本、吴本，刻成求要堂本。康刻本名“纂”，吴刻本及求要堂本名“篹”。

(23)李承渊《古文辞类篹序》，姚鼐《古文辞类篹》卷首，清光绪间求要堂刻本。此文实为萧穆代李承渊而作(参见萧穆《敬孚类稿》，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44页)。两版文字略有出入。

(24)戴震《戴震集》卷九《与方希原书》，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下册，第34页。

(25)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卷四《述庵文钞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1页。

(26)参见姚鼐《惜抱先生尺牍》卷五《与陈硕士》，《丛书集成续编》，第130册，第932页。

(27)陈用光《太乙舟文集》卷五《答宾之书》，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孝友堂刻本，第30a-30b页。

(28)胡蕴玉《评点笺注古文辞类纂序》，姚鼐纂，徐斯异辑《名家圈点笺注批评古文辞类纂》卷首，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广益书局印本，第1a页。

(29)姜亮夫《文学概论讲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页。

(30)《惜抱先生尺牍》卷四《与孔约》，《丛书集成续编》，第130册，第915页。

(31)参见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一○“陈维崧”条，清咸丰八年(1858)有嘉树轩刻本，第31b页。

(32)关于陈维崧与乾嘉骈文“八家”风范之关系，参见拙文《毗陵星象聚文昌——清代常州骈文家之分布》，《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127页。

(33)曾燠《国朝骈体正宗序》，清同治十三年(1864)重刻本，第1a页。

(34)邵齐焘《玉芝堂文集》卷五《答王芥子同年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81册，第504页。

(35)孙星衍《仪郑堂遗文序》，王重民辑《孙渊如外集》卷四，民国二十一年(1932)刻本，第2a页。

(36)吴鼒《八家四六文钞·问字堂外集》题词，清嘉庆三年(1798)较经堂刻本。

(37)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38)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一八《与赵敬夫书》，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58页。

(39)孙星衍《孙渊如诗文集·平津馆文稿自序》，《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299册。

(40)洪亮吉著，刘德权点校《洪亮吉集·更生斋文甲集》卷一，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册，第977页。

(41)[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论“骈体文及骈散不分家”时指出：“如通观清朝各个时期，要说独具清朝特色的文体，那就是这种骈散不分家的文体。”([日]内藤湖南著，钱婉约译《中国史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下册，第5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