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诂】高敬亭社《经籍纂诂》室，13庆州对齐(1份)

干隆被任命为浙江学政60年，学政这一官职似乎不大，但根据政府的规定，不管学政有什么品质，他在任职期间都可以和省长、纯武平级一起任职。也就是说，可以看出清政府对科学考试的重视程度。在学政任期的3年里，都是文化人担任这个职务，所以能够成为学政，在那个时代也是很光荣的。

阮是大学文学家，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校正学非常兴盛，阮以他的出色能力对赣家学术，特别是古文经学做出了巨大贡献，胡外楼这样评价他。"阮起到了总结十八世纪汉学思想的作用."据统计，这句话出版了更多的经学著作，共有3千多本，其中《经籍纂诂》本超过106本。对于这本大书的编写，元元27岁就已经着手了，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完成这本书。事实上，这本书也是一部总结性的著作。在此之前，很多大学者编写了著作的训诂学著作，但这些著作散布在各种书籍中，那个时代连百度都没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很难洞察，阮元认为应该编纂这样的书。人的编纂方式是“以字为经，以运气为安慰，取汉地堂经典”的86种书。

《春秋公羊注疏》清嘉庆20年版《十三经注疏》份，书单

《春秋公羊注疏》清嘉庆20年版《十三经注疏》份，卷轴

显然，他编纂的这本书的体例太大了，开始容易，但结束很难，现在成了浙江学庭，当地的很多文人也团结在他身边。进行这种洞察洞察，当然是人很有力量的事，所以阮请从这些暴虐的人中选拔30多人，共同编纂《经籍纂诂》。这件事始于嘉庆两年。在原稿的基础上，这些人调查了相关著述，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编纂了这本书，速度远远超出了圆院的想象。事实上，他是海宁陈仲鱼等30多位西藏作家，为《经籍纂诂》名编辑提供了大量信息。选拔了几名轻生，进行了分册编纂训练，根据运气归还了文字，颁发了反例，作为导游，分年编纂。特别是十个人，每两个人编辑一个。" "

《经籍纂诂后续》清嘉庆20年版《毛诗注疏校勘记》份

事实上，在编纂《十三经注疏》的同时，圆院也在编纂另一本书，即《经籍纂诂》，这本书在历史上也很重要。由于某种原因，古代中国对科学技术的重视比较差。针对这种情况，元元想编纂自然科学家的传记，书中收录了中国从古代到清代共有243名科学家的传记，另外还包括37名外国科学家(如哥白尼等)。

这两本著作完成后，阮已经因他三年的学政任期满而回到了京书岗位，但他又被任命为浙江巡回，再次回到杭州。总裁当然属于地方队员。当然，带着比学情更多的实权回到杭州，使袁媛高兴。他认为可以利用权力实现教育出版的理想。这次他回到了当初编辑《畴人传》的地方。这是西湖边白沙寺行宫的东道。他自己出钱在这里盖了房子。

《经籍纂诂》清嘉庆20年版《附释音毛诗注疏》份，卷轴

关于这件事，阮元在《十三经注疏》中说：“然后抚摸浙江，选择过去的藏书集50间，选择良渚生物学高中，其中，题目是考察庆政寺。”贞子家，韩学生弟子的名字；高庚子，不忘老职业，掌握新知识。“也就是说，高庚正史是过去几年要求编辑《西湖诂经精舍记》的地方。从他的话可以看出，当时他请人编书的时候，竟然动员起来了。

50间房，这么说来，当时编辑《经籍纂诂》的人恐怕不止是历史上记录的那三十几位，在这里阮元解释了“诂经精舍”名称的来由。阮元也同样说“诂经”一词就是接续当年的编书之业。

《经籍纂诂》书牌

《经籍纂诂》卷首

关于这件事，张鉴的《雷塘庵主弟子记》中录有孙星衍的说法：“扬州阮云台先生以阁部督学两浙，试士兼用经古学，识拔高才生，令其分撰《经籍纂诂》一书，以观唐以前经诂之会通。及由少司农巡抚兹土，遂于西湖之阳立诂经精舍，祠祀汉儒许叔重、郑康成，禀给诸生于上舍，延王少司冠昶及星衍为之主讲，佐抚部授经学于经舍焉。”阮元对诂经精舍的建立很看重，他请到的教师都是那个时代很有名气的学者，比王昶、孙星衍等等。

尤为重要者，阮元建立的诂经精舍不是培养考试性人才，他在这里更重要的是想培养出一批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古代的书院到了元明之后，虽然也有做学问者，但大多数是为了一定的实用，而阮元想恢复宋代书院的那种讲学风气，张崟在《诂经精舍志初稿》中说：“有明以来，专尚制艺，主讲师长，复以四书文、八韵诗为圭臬，并宋人建书院意而失之。近时贤大夫之崇古者，又思矫其失，而习非成是，积重难返，不得已别筑讲舍，选高才充其中，专肆经史辞赋，一洗旧习。若吾浙江之诂经精舍，广东之学海堂，其较著者也。”

《畴人传》书牌

《畴人传》卷首

实践证明，阮元的努力没有白费，诂经精舍最终培养出了一大批致力于汉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其为汉学研究所做出的贡献，陈居渊在《焦循阮元评传》一书中说：“……但是这些书院虽然有重古学的倾向，但是仅仅是增加了讲习的内容而已，整个书院还是安于旧习，变化不大。直到阮元的诂经精舍，才真正敢于力矫积习，提出摒弃宋学恢复汉学的理想，为培养青年汉学家设立专门机构。”

嘉庆四年，《经籍纂诂》刷版发行，到了第二年，诂经精舍建成，阮元就将编纂《经籍纂诂》的大多数学者全部转入诂经精舍之中，其中有著名学者四十多位，故而宋巧燕在《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两书院的文学教育研究》一书中称：“概而言之，诂经精舍是阮元在编纂《经籍纂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诂经精舍除了刊刻几部大书之外，是否还有自己的藏书呢？

国立艺术院匾额

后期的记载较为详细，而阮元主持诂经精舍的时代却未见史料记载此事，故宋巧燕猜测称：“阮元非常重视杭州的藏书建设，对他自己捐俸建立的诂经精舍，也应该是厚爱有加。诂经精舍是在阮元聚焦众学者编辑《经籍纂诂》的旧址上建成，《经籍纂诂》是众学者汇集十三经和唐以前的史、子、集部中重要著作的旧注以及汉晋以来的各种字书共约一百余种而成，修书时，应该是购置了数量庞大而种类繁多的书籍。诂经精舍是阮元在修书原址上建成，精舍应该也继承了修书时所购置的这些图书。”

我觉得宋巧燕的猜测颇有道理，因为编辑《经籍纂诂》需要有大量的书籍做参考，所以那里如果没有数量众多的藏本，编这部书几乎不可能。道光年间，黄鸣杰所撰《诂经精舍移建三祠碑记》中的说法印证了宋巧燕的判断：“颜曰诂经，庋置群籍，偕郡人士讲贯其中。”黄鸣杰明确地说诂经精舍内藏有一批书籍，但可惜没有说出具体的书名及数量。相比较而言，诂经精舍还是以刊刻书籍更为出名。

正前方绿树后面就是西湖岸边

嘉庆六年，阮元想编辑一部更为有价值的大书，那就是重新校勘《十三经注疏》。我们多次提到经学是中国学术界，甚至是思想界的主干，因此，对十三经的修订历来是官学和私学均极为看重的一件大事。然而在宋代之前，十三经的经和书都各自单行，到了南宋绍熙年间才有了合刻本，而后几经翻刻，使得《十三经注疏》有了不少的错讹，因此阮元发誓要搞出一部新的《十三经注疏》来，并且要写出校勘记。而后，阮元请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校勘家集于诂经精舍来校这部著名的大书，段玉裁在《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中称：“（阮元）集诸名士，授简西湖诂经精舍中，令详其异同，钞撮会萃之，而以官事之暇，乙夜燃烛，定其是非”，当时顾千里也参与了此事。因为校勘方法的不同，阮元跟段玉裁还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而黄丕烈作为调解人想平息此事，但没想到却产生了更大的误会，为此顾千里与其绝交，这其中的故事待到顾千里一文时再细聊吧。

停车场后的祠堂

总之，阮元动用了一批学者，历时五年将《十三经注疏》彻底地梳理了一遍，但不知什么原因，《十三经注疏》和校勘记当时并没有在诂经精舍刊刻出来。嘉庆二十年，阮元任江西巡抚，他在诂经精舍校稿的基础之上又组织了一批学者，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将该书重校一过，于嘉庆二十一年末刻成《十三经注疏》416卷，同时也刊刻出了校勘记，使得该书成为《十三经注疏》体系中最重要的版本之一。

祠堂的正门

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攻占杭州，将诂经精舍烧毁。同治五年，江西布政使蒋益澧个人出资重建诂经精舍，并且聘请著名学者谭献出任诂经精舍的监院，同时蒋益澧还购买了一千三百册书藏于诂经精舍内，这件事在谭献的日记中有记载：“蒋芗泉布政买书弆精舍，凡千三百册。诸生能读，经史具在，欲为通儒，何待搜奇访秘哉！”关于这件事，谭献在日记中还有这样一条：“二月初二日，蒋方伯来。方伯买四部书存诂经精舍，欲予禀设工役典守。”从这句话可以推断诂经精舍当时的藏书恐怕不仅仅是这一千三百册，因为蒋益澧还准备聘请专人来管理这些藏书，即此可以推断，重建的诂经精舍当年的藏书量并不少。

介绍牌上没有提到诂经精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