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梦见在打点滴】从农民工子弟学校跑出来，我和他们渐渐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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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孔浩粉丝投稿。作者是国内某知名高校的学生。她记录了从农民工子弟学校到重点高中的求学经历和思考，可以看到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对人的影响，以及乡村小学——这个熟悉冰冷单词背后的人和生存状态。

文|孟竹柱编辑|萧晓明

校对|陆爱英郭力金

我出生在南方某省会郊区的一个村子里，妈妈是村里的小学老师。

我的人生轨迹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读完村里的小学，被分配到普通中学，不能上大专，也不能上大专，然后毕业谋生，结婚生子。

但我幸运地走了另一条路。我进入了重点高中，通过高考进入了国内著名高中。

2015年暑假的时候，妈妈无意中说：“我要拆除小学，你想去吗？”说。我突然想起记忆中不断变淡的这座母校，脑子里好像只剩下在学校门口跑来跑去的渣车飞扬的黄色灰尘。

这所乡村小学建于20世纪30年代，原是祠堂小学，解放后成为公立小学。起初，学校的所有学生都来自本镇。

随后，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大量外来工人涌入，它成为了“农民工子弟学校”。

面对穷困的师资力量和贫穷的打工岁月，同学们首先学到的是生存，不是学习。

几年后，我很好奇人们所谓的“分层”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研究结果表明，我是高中出身，但对我和我的同学来说，小学可能就已经定好了。

我一度认为有可能和同学们再次见面，但后来发现，从我们选择另一条人生道路的那一刻开始，离别的种子已经埋下。

(一个)

从2000年开始，村里打工的孩子正在增加，村里小学的班级数从最初的6个班增加到了2005年的12个。2008年，我小学毕业一年后，这所小学成为了全区农民工子女指定学校之一。

最多的时候，小学达到62人1班，学生们没有地方出入。桌椅之间只有狭窄的缝隙，必须侧着身子小心地通过。甚至讲台旁边也放着书桌和椅子。就像老师的“保镖”。

我们班近40人，只有10人左右是当地学生。每学期我都会迎来新同学，有一天，因为同学的转学，我会失去以前的同学。他们大部分来自偏远地区，和父母一起进城漂泊战斗。

要求入学的学生，学校没有选择的权利。村民们负责把房子租给外来工人，解决房客子女的在校问题，村民们经常带外地家长去找学校老师。因为平时不会低头抬头，学校也很难拒绝。

学校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授课教师大多毕业证书不高。我们的语文老师也可以教我们美术、音乐、自然、体育。体育老师偶尔也能教数学和音乐，但只告诉答案，不告诉方法。他们戏称自己是“万金油”。

到了四五年级，一开始奋斗在一线的老师们由于年老和体力不足，不能带着这些调皮的学生一个个退休。

最多的时候，学校有669名学生，12个班，在职教师只有19名。按照师生标准，要按照1933601的比例安排35名教师。

结果，与代理教师统一分配的城乡交流教师承担了很多教育任务。他们的工资都很低，每月只有一千多人民币，比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高一点。

但是代课老师和城乡交流老师很不稳定。对代课老师来说，这所学校只是跳板，劳动合同对他们没有任何限制，想去就可以去。

城乡交流老师都只呆了两年，他们要想升到小学高级职位，就必须去教育资源薄弱的学校锻炼，匆匆赶来，又匆匆离开。

一位女代理老师当班主任后上了两个月的课，因为其他学校提出了更好的条件，所以她离开了。

同学们总是看到不同的新老师。年轻漂亮，穿着时尚，但与整个学校的氛围不相称。这注定了他们要离开到更干净优雅的校园里去。

小时候的我。

(两者)

陈玲、陈丽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姐妹，回忆起小学时给人印象最深的场景，陈丽拿起一瓶废弃的可乐，说是在建得不好的加油站装满了水。陈玲说，记得两个男孩在体育课上打架，班主任来打架，男生实际上会用砖头打老师。

我二年级的时候从学校带来了一个男人，五官有点奇怪。听说父母是近亲结婚，不到一周了。因为女生们的讨厌和男生们的欺负，所以又转学了。

同学李小花把“贫困”这个词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瘦得皮包骨，身材黝黑

皮肤，她足足比我矮了一个头。

我曾去过她的“家”，石棉瓦搭起来的养猪棚，还没有一个成人高，我看到李小花在一堆恶臭的猪潲中麻利地切着青菜，那时，母亲都会把我不穿的衣服送给她。

这便是我们班上的情况，基础层次不齐，家长没时间管，老师们有心无力。我们没有所谓的起跑线，起跑线本身就划得不公平。

母亲给我报了城里的补习班。班上其他孩子的家长很不理解，“小学补什么补？”

那时，我不太明白这些补习的意义，为什么我在班上考第一，还要去上补习？到了补习班，我才发现，补习班的题目我大都不会做。

每一次公交车经过那些“城里的学校”，我都会艳羡又自卑——那里孩子的父母都说着标准的普通话，穿着时髦的衣服，那锃亮的黑皮鞋我从来也没有穿过。

对于外来务工的父母，学校不过是在父母忙碌之时的托儿所，成绩怎么样并不重要。

我们学校小升初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一些优质初中的招生考试被提前录取，一种是通过毕业考试之后的微机派位分配到各个初中。

我们的小学80%的人都会被分配到一所很差的中学，学校名声也不好，群架不断。我开始拼命上各种培训班，这是通过自主招生考试跳入好学校的唯一途径。

在补习班，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不敢往前靠；那里，一个认识的同学都没有；每次下课我都一个人走。我像一只孤独的“丑小鸭”在奋斗。

那时，与一所省重点高中刚刚建立合作关系的初中开始招生，名气还不大的它竞争也小，我幸运考入了它。

陈伶、陈俐还有其他大多数同学被分派到了那所很差的中学。

张鑫等一些同学没能留下来，回了家乡。

而就在我们六年级小学毕业那个夏天，李小花淹死了，一个活生生的同学就这样死了。我站在龙舟声喧嚣的盛夏河堤上，眼前熟悉的那条河，竟是如此陌生。

童年的我和母亲。

（三）

初中一次回家，我又听到了学校学生死亡的消息。

有个学生放学后在去河里玩，结果溺水了，老师们都赶过去施救，找人通知家长，可想尽了办法也联系不到家长。

年迈的老校长拔掉正在输液的吊针头急忙赶过去，跳进河水中将孩子乌青的身体打捞上来，并带着老师们在河堤下守着孩子的尸体。

家长直到晚上近十点才闻讯赶来，悲痛欲绝。

进入初中，那里的教育资源超出了我的想像。

当年的总体师资情况已经无从查起，但100%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还有很多是研究生。

我第一次用到校园卡和校牌。

学校食堂有很多吃的，我第一个月就长胖了15斤。

原来学校除了教室、办公室、厕所，还可以有那么多其他可以自习的地方。

中考时，考试就在本校，在考试的人群中，我看到了三年未见的小学同学，我问他的近况，他只是说还好，接着补了一句：“你们学校好大啊。”

去年暑假，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告诉我，他当时也在人群之中，他看到了我，但没跟我说话。

他在光荣榜上看到了我的大头照。他说，没有想到我在那么好的学校还能如此优秀。

在中考前几天，我突然接到乡里中学校长的电话，他是我母亲同事的丈夫。他要我到学校门口见见他，我跑到校门口，看到了他被保安拦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问我：“你们老师压的哪几篇文言文阅读的文章啊？”。

他面带尴尬听我说出了两篇文章的题目，说，我们压的不是这个诶”。他记在纸上，快步离去。

（四）

我顺利考入一所省重点高中，享受最好的教育资源。

比如，联合国前副秘书长给同学们讲座，比如我的同学们能经常参加电视台活动，甚至可以获得与主持界大腕同台主持的机会。

我想起我的一位老师偶尔“抱怨”说，这个周末又坐了很多小时的车去乡下讲课，泥巴路很难走，讲座现场满满当当全是人，坐在地上的都有，“就是为了听我讲一堂课，孩子们你们要珍惜啊，你们上的课是别人做梦都想上的。”

我听到这些内心很难受。不过这就是现实的残酷。高三，全国自主招生考试的人数，我们学校名额为165人，全省第一。

在为自主招生而参加的培训课上，我遇到了来自偏远地区的吴勇。他和同学们自己来参加培训，住在补习点旁边的宾馆里，两个人一张床。

吴勇基本上是自学成才，在题海战术里奋斗。吴勇的疑问老师往往也难以解答。老师直接把大学的教材给了他，让他自己去寻找答案。

而我的小学同学很多已经辍学，进入了社会的滚滚洪流。

他们并不是没有读书的愿望。他们读书了，也努力了，但依然考得不好，依然被分配到差的学校，成绩越来越差，他们主动或被动地走到了教育边缘。

最终，我通过高考，进入了一所全国TOP5的大学。

吴勇后来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原本我以为，通过他一个人的题海拼搏终于实现了鲤鱼跃龙门，但他说，他现在什么也不想干了，就想玩，他已经用两年半的时间将大学所有学分学完，每一门都是打擦边球过的。

他说，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也不愿意去想。

现如今，我读书的高中更加强大了，已经成了一个教育集团，在全省建立了六所分校和近20个社会实践生活基地。

很多类似教育集团会说，这是为了化解“提高教育质量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进行集团化办学，是为了促进优质教育向普及化、平民化发展，让更多的学生接受更好的教育，最终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但我时常会想，这究竟是资源的垄断还是开放？

（五）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小学时没上补习班，没能冲破地域之间的资源失衡，挤入原本不属于我的教育资源下，可能我早已嫁人，成为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

从初中到现在，我和小学同学彼此消失了9年，这9年，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生活。

与此同时，我生活的村庄也进入轰轰烈烈的城镇化大潮中。

很多人家中房子被征收，突然间就有了几百万的收入。

拆迁政策是，多一个人头就能多拿钱多分房，因此很多人放弃读书这条路，快速结婚生子。

经济收入也从农业为主逐步变为“租房为生”、“拆迁款为生”。小学同学的成长正好伴随着收入来源大变迁，家庭收入剧增，建了厂房，每年不需要劳动也有白花花的银子进账。

人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但是在教育资源两极分化与中国变化速度超乎常态时，很多人看不到知识与未来，或者说与财富的必然联系。比如，对于我的小学同学而言，读书真的会有一个比现在更好的未来吗？

村里的大路也修好了，大人孩子们能更快捷地奔向都市繁华地带。

而外来务工者子女，依旧沉浸在帮父母分担压力的生活琐事中，家庭的争吵、父母之间的抱怨，让他们一有空闲就与其他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放松，更没想过走出这个地方。

小学也面临拆迁，已经搬空，如今变成了拆迁指挥部。去年夏天那次回校，我见到了小学的同学。

他们大都穿着成熟的衣服，有几个男生还戴着金链子，一排人浩浩荡荡闯入空无一人的小学。曾经比女生都矮一个头的瘦小男生长高了变胖了。

我们笑着说着曾经丢脸的事情，他们说着工地上的生意与爽事。

陈俐现在在大专读旅游，还没毕业也已经做了一年多的导游，去了一些地方，见了很多土豪。

张鑫还在读大专。他说：“感觉变了，不是人变了，是生活变了。每个人一路走来，总有人离开你的生活，也总有新朋友走近自己的生活。”

还有同学去当兵、做淘宝模特、做生意。他们的面庞在我的脑海中变得很模糊，也许下一次人群中相遇，只会感觉面熟，但却叫不出对方的名字，然后礼貌地笑笑，分道扬镳。

（陈伶、陈俐、张鑫、李小花、吴勇均为化名）

END

剥洋葱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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