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聃的拼音】李炳海：孔子去了周学力，老子在周进了楚

老子，孔子曾直接与两位并肩作战的文化巨人交往。《史记》的《孔子世家》和《老子韩非列传》分别叙述了两个人的生平。《孔子世家》的叙事比较具体，为考察孔子的人生经验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但是司马迁采用的疏忽笔法，也在后人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引起了一些歧义。对《老子韩非列传》的老子的叙述，疑点很多，过于简略，留下了一系列学术悬案。孔子去州向老人学习礼仪，具体情况怎么样？老人到底是超人还是主人？是先施后恩，还是相反？孔子和老子见面的时间里，老子藏在楚国的地方，在历史时期都是不可回避的学术议题。

除了《史记》以外，先秦的其他文献还记载了很多关于老子和孔子的事迹。将这些相关文献与《史记》对读，梳理老子、孔子人生轨迹中的重要事件，具有可操作性，可以对一些难点和疑点问题作出较为明确的回答。

孔子到周的具体时期。

孔子形象

孔子去过东周首都洛阳，对此《史记孔子世家》有以下记录。

而李子祖死后，李子和鲁南宫学习荆州礼燕。年龄、季武子毕业、平子对立。鲁南宫靖叔字鲁君说：“请孔子和适当的周。陆君与车一、二马、纵子俱在，适见周文礼，老子云。[1]1909年

文中所说的丽莎是指孟喜子。这里提到的椅子，南宫景淑均是孟熙子的儿子，对此司马贞《索隐》表示：“《左传》和《系本》，景叔和椅子都是孟熙子的儿子[1]1909司马贞所作的区分是正确的。”他说的《系本》是指《世本》，为了避开唐太宗李世民的禁忌，被称为《系本》。如果以《孔子世家》的上述记录来推测，孔子确定适当周的具体时间并不难。他在孟熙儿子、孟逸儿子、南宫景叔拜他为师时，去了周斗洛阳。因此，只要孟熙儿子去世的年份可以确认，那么，孔子去周的确切时间就很清楚了。但是，司马迁使用了叙事的叙事笔法，因此在上段文字中间插入了对孔子一生入信行为的交代，后面的叙事又从卢小公20年开始，孔子30岁开始，引起了各种猜测，使这个问题成为历史悬案。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老子辨》对此进行了系统整理，引用了清人阎罗镇《四书释地续》的以下文章。

《孔子世家》是老年人适当的周礼，小公20年，孔子30年。《庄子》云云：孔子年51年，南见老气，政工9年。《水经注》云云：孔子年十七适当周，为昭公的七年。《索隐》是孟熙子卒，南宫景叔开始孔子，实景叔对老君说，合适的周又是昭公的24年。你的人该做什么？俞曰：其赵公二十四年乎？封面《曾子问》孔子说：“从很久以前开始，我就在鲁肃被埋在胡同堂里，而且，每天都有吃的。”但是昭公24年夏天5月份的乙米萨克，一天有吃的，正好符合饮食限额。也就是说，孔子从老气那里问礼的时候。他如果透露20年，定9年，都不是日食。赵七年，尽管日全食，也正好符合饮食限制，但景叔还没有在孔子旅行，为什么在合适的州？[2]90

阎若根列举了孔子关于赤柱期间的四种说法，他承认是卢小公24年。他的结论主要有两个依据。一个是当年5月出现日食，《礼记曾子问》提到孔子在向朱诺者学习礼仪时遇到日食，两者是一致的。第二，孔子赤柱在南宫景叔拜他为师后，就在当年南宫景叔开始投降孔子门下。杨玉带在《史记志疑》反驳了廉若昭的主张。

京淑是小十一年级生。赵七年，孔子十七岁的时候，景叔不仅没有游泳，还没有出生。赵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岁的时候，不仅儿子一方去世，景叔也没能出师。而且出生才14岁，恐怕在郡里见不到面，所以连州都没去。还有明年赵公即孙玉智、安收入鲁君拜托？这都是疑心不足的事。[3]1116

梁某认为廉若愚的结论不能成立。因为当时南宫景叔在受伤期间不能和孔子一起去洛阳。除此之外，风景的《解舂集》、蚊子令的《毛氏经问》 12是在这方面否定廉若镇的话。问题的关键是南宫景叔是否和孔子一起去了州。

《史记孔子世家》是“鲁南宫景叔彦老君说。"请适当地给孔子。"说。这里的“请与孔子适当地给予”不是要求与孔子一起合股，而是请鲁昭公帮助孔子合周。这里的“和”一词不是指参与，而是指帮助。南宫景叔的建议被采纳后，老昭公说：“和一个人一起坐车，两只、一只、一只、一只、一只、一只、一只、一只、一只、一只、一只、一只、一只、《孔子世家》的记录是。”两次出现的“and”一词分别指帮助和给予，完全没有提到南宫景叔同行的事情。阎若根对《孔子世家》的这一叙事没有深入的辨析，杨玉行等疑问来自对《孔子世家》的误读，不能成立。

如果把孔子去周的时间断定为卢小公24年，就可以从《春秋》、《左传》的相关记录中得到

印证。《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孟僖子随君前往楚国，因为不能相礼而深感惭愧，在其去世前嘱咐两个儿子拜孔子为师。《春秋·昭公二十四年》记载：“春二月丙戌，仲孙貜卒。”这里所说的仲孙貜，指的就是孟僖子。他在这年二月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必然要遵循父亲的遗嘱，拜孔子为师。他们请求昭公帮助孔子赴周，可视为送给老师的见面礼。《春秋·昭公二十四年》记载：“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从孟僖子去世到出现日食，中间相隔两个半月。《礼记·曾子问》记载，孔子在周向老子学礼，处理丧葬事务时遇到日食。从时间上推算，这是完全可能的。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他能够从鲁地到达洛阳，并且与老子接触。

《孔丛子·嘉言》篇对于孔子赴周有如下记载：

夫子适周，见苌弘，言终退。苌弘语刘文公曰：“吾观孔仲尼有圣人之表，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脩股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然言称先王，躬履廉让，洽闻强记，博物不穷，抑亦圣人之兴者乎?”刘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诸侯力争，孔丘布衣，圣将安施?”[4]1

这里提到孔子与苌弘的会面，以及苌弘与刘文公的对话。苌弘、刘文公都是周王朝的大夫。苌弘始见于《左传·昭公十一年》，哀公三年被杀。刘文公始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卒于定公四年。孔子赴周的昭公二十四年前后，正是这两个人物最活跃的时期。当时周王朝出现内乱，王子朝与敬王争权，互不相让。苌弘、刘文公极力拥护周敬王，《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载苌弘对刘文公的勉励之词，断定王子朝必败。《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又记载两人的对话，苌弘还是鼓励刘文公，对王子朝应该无所畏惧。孔子是在苌弘、刘文公力挽狂澜之际到达洛阳，他与苌弘的会面是可能的，《孔丛子·嘉言》篇的上述记载有历史依据。由此看来，孔子赴周是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即公元前518年。按照《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推算，孔子当时三十四岁。《孔子世家》先是叙述孔子赴周问礼之事，然后按照时间顺序记载孔子的社会活动。其中提到他三十岁时与齐景公的对话，三十五岁在齐国欣赏《韶》乐的情景，而没有涉及他三十四时的活动。显然，由于前面已经记载孔子三十四岁赴周学礼一事，后面也就没有重复的必要。在司马迁看来，孔子赴周学礼与老子相见，是孔子一生最重要的事件，在后代引起的反响极大，因此，在《孔子世家》中把这一事件的记载提前单列，置于孔子重要社会活动的首位。司马迁没有完全按照时间顺序讲述孔子的行迹，有他自己的精心调遣，由此引起后代许多误解，使孔子赴周学礼一事成为学术悬案，以至于有的学者竞怀疑是否实有其事。

二 老子的藏室史之职与孔子的学礼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贞《索隐》写道：“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苍传》‘老子为柱下史’，盖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1]2140《史记·张丞相列传》称张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张苍在秦代曾经任柱下史，负责管理朝廷的典籍文献，因此，人们也把周王朝守藏室之史称为柱下史，老子曾任此职。按照通常的理解，老子在周王朝的职责是管理朝廷收藏的典籍文献，可是，从孔子赴周向老子学礼的相关记载来看，老子在周王朝所担当的职责又不限于典籍文献的管理。

老子像

《史记》的《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对于孔子向老子问礼之事俱有记载，叙述的均是老子对孔子的教诲之语。老子对孔子所作的开导，着眼于如何处事做人，劝他“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又劝他“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这些话语都是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至理名言，但没有涉及具体的礼仪。那么，孔子是否真的向老子问礼，学习礼仪方面的知识呢?《礼记·曾子问》的相关记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礼记·曾子问》有三个条目涉及孔子向老子问礼、习礼的内容，首个条目如下：

曾子问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

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

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患。’吾闻诸老聃云。”[5]545-546

曾子提出的问题很特殊：如果送葬途中遇到日食，该怎么处置?是否不再继续前行?孔子讲述他跟随老聃料理送葬的经历，回答了曾子的提问。当时是送葬途中遇到日食，老聃令把灵柩停放在道路右侧，停止哭声，日食消失后继续前行。葬礼结束之后，老聃向孔子讲述了这样做的道理：送葬一定要在白昼进行，不能披星戴月。如果发生日食，就可能有星辰出现，此时如果继续前行，无异于夜间送葬。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老聃不但熟悉葬礼如何处理遇到日食这种意外情况，而且能够讲出其中的道理，对丧葬礼仪具有专门的知识。

孔子讲述他与老子一道料理送葬期间出现日食的偶然事件，孔子赴周学礼是在昭公二十四年，这年确实发生日食，《春秋·昭公二十年》作了记载：“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对此，杨伯峻先生作了如下解释：

公元前五一八年四月九日日环食，起于西伯利亚西部，略偏东，即向西北而入北冰洋，鲁都不能见。诸家以为入食限，仅推算得之。参朱光鑫《历代日食考》及冯澂《春秋日食集证》。[6]1449

杨先生所给出的结论有充分的科学依据，是可信的。这次日食鲁国都城所在地无法见到，因为所处地域偏东。但是，周都洛阳位于鲁国都城西部，两地距离远达三百多公里，能够见到日食。《礼记·曾子问》的记载有力地证明，鲁昭公二十四年发生日食期间，孔子正在周都跟随老子学礼，而不是在鲁地。

《礼记·曾子问》还有如下记载：

曾子问曰：“下殇土周葬于园，遂舆机而往，涂迩故也。今墓远，则其葬也如之何?”

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殇也，墓远。’召公谓之曰：‘何以不棺敛于宫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岂不可?’史佚行之。下殇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5]549

曾子此次所问，是丧葬经常遇到的问题：古代对于夭折而死的人进行安葬，是把停尸之床运到墓地，然后殓入棺中。古代墓地距离人的居住区较近，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可是，到了春秋时期，墓地与居民区之间的距离已经很远，该如何处理呢?对此，孔子以老子讲述的历史故实做了回答。西周初年朝廷大臣史佚的儿子夭折，墓地很远。昭公建议他在宫中入殓，然后运往墓地下葬。征得周公的同意，采用了这种方式，是丧葬之礼的变通之举。老子熟悉这种处理方式的由来，把它讲述给孔子，孔子又向曾子作了传授。

《礼记·曾子问》末尾条目有如下记载：

子夏曰：“金革之事无辟也者，非与?”

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5]549

子夏的提问是针对当时丧礼的哀不足而发。按照古礼的规定，哭丧者在悲哀达到极点时要以手捶胸，即所谓的辟。子夏向孔子询问，哭丧者遇到战争之事而不再以手捶胸，是否属于违礼之行?孔子转述老子的话语，追溯这种变通性的由来：鲁国早期君主伯禽在哭丧之际由于出现战事，他在痛哭之后就未再以手捶胸，马上率兵出征，因为形势十分危急。随后，孔子补充道，现在的人都是以逐利为目的，征伐不止，哭丧而不再捶胸，我不知道怎么看待这种做法，实际是对此表示不满。孔子对子夏提问所作的回答，还是援引老子的话语为依据，再次表明孔子曾经向老子学礼，其中主要是丧礼。

《礼记·曾子问》三次提到孔子向老子学习丧礼之事，并且每个条目都援引老子的话语。关于《曾子问》一文的性质，孔颖达写道：

郑《目录》云：“名为《曾子问》者，以其记问多明于礼，故著姓名以显之。曾子，孔

子弟子曾参。此于《别录》属丧服。[7]1388《曾子问》主要是孔子与曾参之间的对话，涉及的均是与丧葬之礼相关的事项。孔子学说在传承过程中，曾参所起的作用尤为显著，《曾子问》的可信程度是较高的。虽然不是正史，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老子在周王朝担任守藏室之史，负责管理朝廷收藏的典籍文献。那么，他的这种任职是否有机会参与丧礼呢?这从藏室史的隶属关系中可以找到线索，得到答案。《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杨伯峻先生注云：“大史掌文献档案策书。”[6]1226鲁国朝廷藏书的管理属于大史的职权范围，由此推断，老子所担当的藏室史之职，是周王朝大史的下属。

大史，《周礼·春官》对于其职责作了明确标示，其中写道：“大丧，执法以莅劝防。遣之日，读诔。凡丧事考焉。小丧，赐谥。”[8]818大史在朝廷丧葬礼仪中发挥重要作用，带有督察的性质。对于其中的“执法以莅劝防”之语，孙诒让写道：“劝防本丧祝所管，大史抱丧葬之法以莅其事，备有遗失也。”[9]550大史对丧葬起督察作用，自然要全程参与。大史的下属有小史，还有府、史、胥、徒。老子所任的藏室史是大史和小史的下属。既然无论大丧小丧，大史都要全程参与，对礼仪起督察作用，那么，作为藏书史的老聃，当然有机会参与朝廷的丧葬活动，并且对礼仪很熟悉。从藏室史与大史的隶属关系，及大史的职能考察，《礼记·曾子问》所载老聃向孔子传授丧礼之事是可信的，熟悉丧礼可以说是老聃的专业特长。

老子在周王朝任藏室史，他的上司是大史。周代见于记载最早的大史是史佚，《左传》六次提到他，分别见于僖公十五年、文公十五年、宣公十二年、成公四年、襄公十四年、昭公元年。《礼记·曾子问》记载，老聃向孔子传授丧礼时提到史佚，可见他对这位周初大史是熟悉的。

老聃在周王朝的任职使他有机会参与丧礼，对丧礼很熟悉。由此而来，《老子》第三十一章也就以丧礼来阐发自己的理念：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众多，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10]126-127

《老子》一书总体上对礼持否定态度，对它多有批判，基本不对具体礼仪加以陈述。第三十一章属于例外，是由于反对战争而提到军礼和丧礼。他对军礼和丧礼的尚右指出其合理性，因为同属凶事。显然，这与老子在周王朝任藏室史时曾经参与丧葬活动，并且熟悉丧礼有直接关联。丧礼尚右，《礼记·曾子问》所载老子、孔子助葬而遇日食一事，老子令孔子“止柩就道右”，体现的正是丧礼尚右的规定。

老子所任藏室史的上司是太史，所以后代传说就把老子本人说成是周太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如下记载：

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1]2142

这里所引太史儋之语，还见于《史记》的《周本记》和《秦本纪》。太史儋见秦献公，是在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上距孔子去世一百一十九年。这里的周太史儋与老聃不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人物，但有人认为太史儋即老子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原因，那就是老子在周王朝所任的藏室史之职与周太史有关联，太史是他的上司。再加上聃、儋读音相近，因此，后人有时便把二者相混淆，误认为太史儋就是老聃。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开头写道：“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后面又写道：“老子，隐君子也。”把这两段文字相串联，很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老子是楚人，隐士，后任周守藏室之史，是从楚地到周王朝入仕任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无这种可能?清人汪中在《老子考异》中提出质疑，否定这种可能性。钱穆先生赞同汪中的说法，他写道：“汪氏疑楚人隐者不为周史，是也。”[11]7汪氏、钱氏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在整个春秋时期，见不到楚人入仕于周的记载，其他诸侯国成员在周室任职者也极其罕见。老子不可能是由楚国隐士而入仕于周，而他确实在周王朝任藏室史之职。合理的解释只有一种，那就是老聃乃周人，是在本地入仕。春秋时期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度，平民百姓的后代无缘到周王朝担当藏室史之职。老子姓李氏，从他的姓氏考察，应是周王朝贵族的后裔。李，有时指外交使者。《左传·僖公三十年》有“行李之往来”的说法，杨伯峻先生写道：

行李，古代专用司外交之官，行人之官也，亦作行理。昭十三年《传》“行李之命无日不至”是也。参顾炎武《补正》。[6]480

行李指外交使者，老子姓李，他的祖先可能充当过外交使者。《管子·法法》篇称，舜为首领阶段，“皋陶为李”。尹知章注：“古治狱之官。作此李官。”[12]93李，有时指法官或作理。老聃姓李，再加上藏室史所属的太史系统充当丧礼督察的角色，以及《老子》与后代法家的密切关联，老聃出自法官家族，是治狱之官后裔的可能性更大。

老子在后代被神化，成为道教的通天教主，因此，对于他的李姓也作了神秘的解说。《老子韩非列传》张守节《正义》引《玄妙内篇》云：“李母怀胎，八十一岁，逍遥李树下，乃割左腋而生。”[1]3139这是道教的附会之说，不足为信。

老聃应是生于周地，出自法官或外交使者家族，以贵族后裔的身份入仕于周，任藏室史。至于《老子韩非列传》称他为楚人、隐君子，那应该是他后来的居住地和身份。

三 老子的自周入楚而隐

老聃是楚地的隐居君子，不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明确记载，先秦其他多种文献也反复提及。由此看来，老聃确实曾经居住在楚地，隐居不仕。那么，他是在哪个时段，以何种方式由周入楚呢?这从《左传》的相关叙事可以找到线索。

如前所述，孔子入周向老聃学礼是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在此期间，周王室正发生内乱，王子朝与周敬王争夺王位。王子朝居于王城，周敬王居于王城之外。王子朝居于王城，因此，东周王朝的珍宝、典籍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周敬王借助晋国的军事力量与王子朝相争，原来拥护王子朝的朝廷大臣召简公亦反戈，驱逐王子朝：

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6]1475

王子朝奔楚是在鲁昭公二十六年，也就是孔子赴周向老聃学礼之后的第二年。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王子朝入楚不但有周王朝一大批高官及其家族成员相伴随，而且还把许多周王室所藏的典籍带入此地。对此，清人惠栋评论道：

周之典籍，尽在楚矣。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史倚相、观射父读之。而楚《梼杌》之书，颇可观。《周语》采之，流及屈、宋，而楚骚比于周《雅》，书之益人如是。[13]246

惠栋充分注意到周典入楚所产生的巨大文化效应。不过，他提到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方面的记载，见于昭公十二年，是在王子朝奔楚之前。观射父回答楚昭王有关祭祀方面的询问，见于《国语·楚语下》，是在王子朝奔楚之后。

王子朝入楚携带周王室的大量典籍和许多朝廷官员，由此推断，当时任藏室史的老聃也应该随从前往。王子朝携带周室典籍入楚，需要专门人员加以管理保护。老聃作为这方面的官吏，对于入楚一事无法推辞和拒绝。即使他不想前往，在当时的形势下也是身不由己。有些涉及这个历史阶段故实的早期典籍，透露出老聃由周入楚的信息。《左传·哀公六年》有如下记载：

是岁也，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当王身乎!若荣之，可移于今尹、司马。”

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毂不有大过，天其夭诸?”遂弗萗。[6]1635-1636

文中的楚子，指楚昭王。当时出现异常的天象，楚昭王派人向周太史询问其中的缘故。对于其中的周太史，服虔作了如下解说：

诸侯皆有太史，主周所赐典籍，故曰周太史。一曰：是时往问周太史。[13]275

服虔对于周太史的解释列出两种说法，一指楚及其他诸侯国执掌周室所赐典籍的太史，均是本地官员；二是指周王朝的太史。服虔倾向于前一种说法。对于服虔所作的解释，杨伯峻先生作了如下辨析：

周未尝赐典籍与楚，王子朝奉周典籍奔楚，亦不得谓之周太史。如宣二年《传》：“太史书曰”，襄公二十五年《传》“太史书”，皆晋、齐本国之大史，楚有大史，亦不得称周大史。一谓是往问周大史，沈钦韩《补注》举《说苑·君道篇》为证，是也。《说苑》云：“昭王患之，使人乘驿，东而问诸太史州黎。”且此时昭王在域父，距周室近，距楚反远，故至王城问也。[6]1635

杨先生称楚国朝廷任职的太史不能称为周太史，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至于承袭沈钦韩的说法，把周太史说成是周都王城任职的太史，则经不起推敲。《左传·哀公六年》记载“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将救陈。”并且于当月去世，向周太史询问异常天象之事就是在此期间。城父位于今河南平顶山附近，如果楚昭王派人向周王朝进行询问，应该是向西北行进，而不是像《说苑·君道》所说的“东而问诸太史州黎”，那与周都洛阳是南辕北辙。《说苑·君道》篇所说的太史州黎，并不是当时正在周王朝任职的太史，而是另有所指。

如前所述，王子朝携带周王朝一大批官员及许多典籍入楚，太史的下属有专门管理典籍的藏室史，太史对典籍的管理保护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由此推断，《左传·哀公六年》所说的周太史，既不是在楚国朝廷任职的太史，也不是周王朝当时在职的太史，而是随王子朝流亡到楚地的周太史。他在楚国朝廷没有任职，但楚王遇到灾异事象派人向他询问。如果《说苑·君道》篇的记载可靠，这位流亡到楚地的周太史之名为州黎，既然太史随王子朝流亡到楚地，作为他下属的老聃奉命相随是完全可能的。楚昭王卒于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上距王子朝入楚的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计十七年。当年流亡入楚的周太史在楚昭王去世那年仍然健在，故楚王派人向他询问，《左传》仍以周太史称之。

《说苑·君道》篇叙述楚昭王派人向太史询问灾异之事。“东而问诸太史州黎”。[13]23当时，楚昭王在城父，即今河南平顶山一带，从这里向东推移二百公里左右，就是属陈地的苦县，即今河南鹿邑。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记载，老子是“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从周太史所处空间方位判断，他与老子的住处相距不远，或者就在同一地区。造成这种巧合的原因，要从楚国对政治流亡人员的安置方面去寻找。楚国对于进入楚地，并且被接纳的政治流亡人员，不是安置在楚国腹地，而是让他们居住在淮河以北，即楚国的北部。《左传·定公五年》记载，吴国夫概王“奔楚，为棠谿氏”。杨伯峻先生对此作了如下解释：

《潜夫论·志氏姓》：“棠谿，谿谷名也，在汝南西平。”汪继培《笺》谓“西平”当作“吴房”，盖据《水经·濯水注》，实不必。棠谿在今河南遂平县西北，见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三十一《濯水》。与后汉之西平接界，王符时或属西平县也。[6]1551-1552

夫概王是吴王阖庐之弟，他在流亡到楚国之后向被安置在汝水流域，位于楚国北部要塞方域之外，所处纬度上与老子所在的苦县大体相近，两处距离二百公里左右。从楚国对夫概王的安置地域推测，王子朝率众入楚后，可能被安置在当时属于陈地、而实际上是楚国领地的河南苦县一带。周太史、老子均居住在这个地区，因此，楚昭王在城父可以派人东行而向周太史询问灾异之事。苦县应是老子入楚之后的居住地，而不是他的籍贯和出生地。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如下记载：

老子脩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

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1]2141

以上记载带有传说的性质，但是其中所说的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却是历史事实。这里所说的“周之衰”，指的是周王朝内乱。所说的“乃遂去”，指的是离开周地。关于老子“至关”，古代或把关说成是函谷关，或者说成是散关，司马贞《索隐》列举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李尤《函谷关铭》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为散关令是也。[1]2141

李尤是东汉人，崔浩是北魏人，他们把老子所至之关分别说成是函谷关和散关。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北，在周都洛阳西部。称老子过函谷关，由此衍生出老子入秦，西去化胡等一系列传说。散关位于今陕西宝鸡附近，断定老子经过的是散关，也是认为他从洛阳西行。对于关尹之称，黄瑞云先生提出如下质疑：

“令尹”是楚官名，其地位相当于秦之丞相。中原关隘的守吏根本不得称为令尹。[15]115

黄先生的质疑是有道理的。既然中原关隘的守吏不能称为令尹，而老子所经关隘的守吏称为令尹，所以，老子所经过的关隘不是函谷关，也不是散关，而是属于楚国管辖的关隘。关隘守吏而以令尹称之，反映的是楚文化的属性。章太炎先生在《訄书》重订本《官统》中有如下论述：

楚相曰“令尹”，上比国君；(尹即古君字。故《左传春秋》“君氏”，《公羊》作“尹氏”。上世家族政体，君父同尊。父从又持杖，君亦从又持杖。《丧服传》曰：“杖者，爵也。”)其君曰：“令长”，下比百僚。(楚官有“莫敖”，其君早殇及弑者亦曰“某敖”。敖本酋豪字，犹西旅献豪，今作“獒”也。此亦君臣同号之一事。)［16]255

楚国有君臣同号的情况，既然如此，楚国行政长官称为令尹，管理关隘的长官，当然也可以称为令尹。关令尹之称，表明老子离开周都之后，是经过楚国关隘而最后隐居于苦县。

老子由周入楚，在苦县隐居，那里在唐代时还有老子的宅和庙。《括地志》写道：“苦县在亳州谷阳县界，有老子宅及庙，庙中有九井尚存。”[17]137老子入楚之后隐居在苦县，因此，那里有他的宅及庙的遗迹。

四 孔子、老子在楚地交往传说的生成背景

老子自周入楚后居于陈地苦县，成为一名隐士。老子隐居之后是否还与孔子见过面，正史无明文，《庄子》一书则多次出现老子与孔子对话的寓言，有的还明显是以老子隐居之地为背景。《庄子》的寓言有许多虚拟成分，不能全都以实求之。但是，其中有些情节、场面并非纯属子虚乌有，而是有历史和现实的投影。

《庄子·天运》篇有如下记载：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18]516-517

这则寓言把孔子、老子相见的地点设定在沛，对此，《经典释文》收录司马彪的如下解释：“老子，陈国相人。相，今属苦县，与沛相近。”[18]516司马彪的注解是正确的，这则寓言是以老子的隐居地为背景。《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八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任中都宰，并且治理有方，政绩显著。孔子五十一岁并没有前往楚地拜见老子一事，这则寓言属于虚拟。令人深思的是，孔子在追述自己求道经历时，并没有从青年时期开始说起，而是只往前追溯十七年。先说十七年之中的前五年，其次再说以后的十二年。也就是说，孔子的追述是从他三十五岁说起，未涉及三十四岁以前的经历。如前所述，孔子是在三十四岁赴周向老子学礼，这则寓言是虚拟老子、孔子第二次相见的情节，所以，把地点锁定在沛，把孔子对学道经历的追述限定在此前的十七年。如果不是出自这种考虑，不会有五十一岁和十七年两个时段的设定，两人在周都的交往作为预设和铺垫潜藏在寓言的时间背景之中

《庄子·天运》篇所载老子与孔子对话的寓言不止一则，在上面所述寓言之后，又有孔子、子贡相继与老子对话的故事，再往后面又是孔子与老子相见的传说，是《天运》篇结尾的段落，开头如下：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18]531

这里出现的是老年孔子，是在游历多个诸侯国之后与老子相见。这则寓言提出一个问题，即孔子离开鲁国期间所经历地域与老子的隐居之处是否距离很近?两人是否有机会相见?

老子隐居于陈地苦县，孔子在离开鲁国期间确实在陈地有过较长时间的停留。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第一次驻留于陈国是鲁定公十四年开始，在那里长达三年，是五十六至五十八岁期间。孔子第二次入陈是鲁哀公三年，孔子六十岁，在那里停留一年。哀公四年，孔子困于陈、蔡之间。老子入楚是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下距孔子首次入陈的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二十二年。距孔子第二次入陈的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二十六年，相隔时间不是很长。老子是位长寿之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盖老子百有六十馀岁，或言两百馀岁。”这种传闻可信度很有限，但老子高寿则是事实。由此推断，孔子两次驻留陈地期间，老子仍然健在。陈都在今河南淮阳，再往东百里就是老子隐居的苦县，两地相距较近，孔子在陈期间有与老子相见的可能。至于这种可能是否成为现实，已经无法考证。先秦许多典籍都提到孔子、老子在楚地的直接交往，那是因为历史上确实存在这种机遇。在书写叙事过程中，两位文化巨人在楚地见面的机遇和可能性，作为缘分和事实加以展示。至于《庄子》书中出现的两人交往的频率很高，一方面是因为老子、庄子同属道家学派；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老子隐居的苦县与庄子的故里亳县相邻。对于庄子而言，老子具有前代乡贤的性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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