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属什么生肖】南征北战的老兵和他的军队日记

“第一次发现这几本日记的时候，有几本被老鼠咬了，我差点扔进废品里。”

住在浙江省绍兴市的杨伟林在整理东西的时候把家里的阳台收拾好了。"否则，这些珍贵的日记可能再也见不到天空了。"

杨伟林小心翼翼地从一个铁箱里举起父亲杨伯城的日记，那个笔记本大部分是手掌大小的，里面字迹工整，字迹秀丽。

图1:年轻时的杨伯城。

杨伟林的父亲杨伯成出生于1927年，17岁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纵队金小智队，抗战胜利后沿军北撤退。从1946年到1949年，他进入20军政治部前锋报社，担任惩教资料院战地记者，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杨伯城军马经过半生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从孟良战、淮海战、都江战、朝鲜回国后，参加了解放日江山岛等战役。从1945年到1979年，杨伯成写了近100万字的军队日记，但他从未在家人面前提及此事，只是把自己南征北战的光辉岁月封在了家的角落。

最近94岁的杨伯成住进了养老院。儿子杨伟林整理东西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爸爸的日记。

黄脆的纸，被老鼠咬的页角，证明了这些日记过去的时间。旧册子上密密麻麻的小字，好像带着当年珍贵的军队记忆和战斗经验向我们走来。

图:杨伯成写的日记短篇。

士兵早期的成长有“烦恼”

据说人民军是一所大学校。一名年轻军人如何在军营中“锻炼”？我想可以在杨伯城的日记中找到答案。

杨伯成翻开在山东丁涛写的日记，写道——

“1947年11月5日的日记在开河。今天从大理庄出发，这段旅程跑了约70里，足足跑了9个小时。

“早上起床后，下午4点吃晚饭，冷的时候出发，整理行装，一共叫了13斤……到了50里，最后受不了了，接连三次掉队，这时我想减轻负担。 轻轻的，我没有重装，现有的衣服，被子，毯子，不能再少了，所以我又想向丁可同志报告，要求公共承担5斤，想想各种理由，相当有决心。但是到了营地，背包也放下了，行军时受不了的东西好像又记不起来了，看着也变得漠不关心了。”

1947年，杨伯城以20岁的年龄入伍，已经三年了。杨伟林说，爸爸入伍的时候身高不到1米65，体重不到70斤。即使当了3年兵，背负着13斤的行军，行军70里，对杨伯城来说仍然难以承受。尽管如此，伴随着心中的苦恼，杨伯城坚持下去，把分担行李的请求吞进了船里。

杨伯成在另一篇日记中也记录了以下心情。" ".在被选为候选人的自我检讨中对同志们很有帮助，对我也起到了很大的启发作用。在他们的深入探讨中，也暴露了我的很多缺点(其中很多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激发了我自我检讨的决心。

杨伯成就是这样。行军的同时，在记录日记的瞬间不断地进行自我检讨，充分反映了自律、善于自律的作风。

图:杨伯城14本军队日记。

战场上苦中也有快乐

杨伯城和志愿军20军60师一起奔赴朝鲜战场。在炮火纷飞中，他没有失去写日记的习惯。写在朝鲜李天军王幕上的约47000多字的日记就是最好的证明。

杨伟林翻阅了他令人印象深刻的日记本。“这段时间，8月，半夜经常冻醒，下的空气在被子上结了一层霜。”

杨伟林由此想起了父亲经常被母亲埋怨的那个“坏习惯”。一到冬天，爸爸睡觉的时候不脱袜子，总是把棉裤盖在被子上。“看了爸爸的日记，好像理解了一些。当年在朝鲜，天气冷，这样睡觉是最暖和的，也是应对突发情况的最佳方法。只是没想到这个习惯会伴随父亲的半辈子。”

写在王幕上的另一篇日记进一步加深了杨伟林对父亲的理解。这本日记写于1951年，杨伯成记录了“有趣”的夜晚。

当时连队正在坑道放映苏联电影《攻克柏林》，美国人的轰炸机突然在坑道上空盘旋，两个音似乎形成了“共时”。“彼此

成趣，一时间分不清哪一个是电影里的声音，哪一个是现实中美军轰炸的声音。”杨伯成如此写道。

杨威林觉得，这是父亲作为“文艺青年”的独特浪漫情怀，“父亲没有抽烟喝酒的习惯，日记记得这么全，想来当时一有空余时间，他应该就掏出小小的日记本来记录。”

图④：因为工作的原因，杨伯成拍摄了很多战斗场景。这是他拍摄的朝鲜战场上战友们分发土豆当饭吃。

悼战友 笔端寄哀思

1951年10月16日，在王幕里的日记中，杨伯成密密麻麻写下一篇悼文，寄托了他对牺牲战友深深的哀思。

“昨日接到盛永祥同志的来信，告以陈科长在12日晚遭敌机袭击受重伤而牺牲，使我感到突然而不敢相信。但事实究竟是事实，陈科长能力较强作风较好（曾被选为模范候选人，差一票落选），在军政治部是一个威信较高的团级干部，我过去在他那里工作时对他印象也较好。他对工作负责细致，生活作风朴素，待人真诚，是我们学习的模范。

“记得今年一月初，他曾带病坚持行军。到达王幕里附近的安西里时，体温高至40度（摄氏度，编者注），那时邱主任决定用吉普车送他至20军医院，我曾扶他上车，替他盖被，离开时还互相打招呼。后他转至大连休养，至三月底时返回秘书科。那时我已调至教导团学习，我到这里工作后，也曾与他通过信。想不到那次送他上车的一天成最后一次见面！这多么使人难受！

“陈科长与我一起工作时，也曾有过不高兴的事，但他已牺牲的今天，我把这些都忘了，脑子里映出一连串他的好处，他对我的帮助。陈科长是有十余年战斗经历的老干部，除拥有高尚的品质之外，还有丰富的经验与工作能力，是德才兼备的好干部，对总部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如今，他再也不能工作了，他的牺牲无疑是党的损失。”

日记外 还是那个兵

逐字逐句翻看了父亲的日记后，杨威林发现，父亲经历过的那些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变得清晰，每一处细节都跃然纸上，带他回到那个年代，感受父亲的军旅生活。

“父亲平日里很少跟我们讲他打仗的事。”杨威林1965年出生在军营，随父亲在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度过了童年。“有时父亲高兴了，会在饭桌上讲一些当年在战场上的趣事。有些事我们不信，只当他在开玩笑。”

杨伯成说过，一次行军时，他一顿吃了7缸饭，是那种1斤装的缸子。他还不是吃得最多的，吃得最多的战友吃了12缸饭。当时杨威林不相信，一个人饭量再大，也吃不下那么多饭啊！杨伯成还常说一句话，“走路不会睡觉的话早就死了”。每次家人听到后都是哈哈一笑，并不当真。

然而，这些家人曾经以为的玩笑话，杨威林在父亲的日记中都找到了“出处”。他终于明白，当年行军，父亲和战友很可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遇到能敞开吃的时候，就要为接下来的几天“储存能量”。他们行军也一定很紧张，敌人在后面追赶，丝毫不能松懈，没办法停下来休息，只能是边走边“睡”。

杨伯成总和家人讲他很幸运，福大命大。一次，部队在防空洞里开会，敌人一个炸弹扔下来，除了他，防空洞内的其他战友都牺牲了。“父亲说他要好好活着，替战友好好活下去，为党和国家奉献一生。”在杨威林看来，父亲后半生的所作所为，都是对这句话最好的印证。

1979年，杨伯成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转业回到浙江绍兴，在一所学校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副校长。退休后，他在绍兴新四军研究会从事扶贫工作，帮助贫困山区群众，帮助困难退役军人，为《东南烽火》《大江南北》等杂志撰稿。

一次，杨威林在家中翻出一本很厚的书，书名是《诸暨抗日战争史》。打开一看，他发现父亲的名字在编辑那栏的第一个，“我们才知道父亲参与编辑了这本书。”

《诸暨抗日战争史》一书非常详细地列出了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诸暨烈士生平，包括出生年月、出生地区、牺牲时间，以及那个时期诸暨各县各村的损失统计明细和重大事件，编辑工作量很大，“也不知道父亲他们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杨威林说。

杨伯成今年94岁，记忆力减退，有时意识已不太清楚，连妻儿都认不出来。但瘦小的他，每天都会记着一件事，把儿子买给他的一顶“红军帽”端正地戴在头上。

为了时刻“提醒”父亲，杨威林写了一段话贴在墙上，帮助父亲记住自己和家人的名字，记住他17岁参军，打败了日本鬼子和美帝国主义，要“多活动、多说话、多读报纸，脑子不糊涂”。最后一句这样写道——

“我要好好活着，我要看祖国兴旺发达，我要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杨伯成经常一个人坐在床上，念着念着就笑起来。

“现在常说‘不忘初心’。对于父亲来说，他对党和国家自始至终只有一颗红心。”说到此处，杨威林有些哽咽。（倪梦萍 何鸿凌 石晓雨 摄影：袁依凡、袁 媛、张章璐，制图：扈 硕）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