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别人的小孩死了】我的孩子得了抑郁症

林美芳退出了所有的“鸡娃娃”群体。她的生活还有另一个规律。每天提醒隔壁儿子吃药的微信两次，每两周在医院开一次假条。每三天在砧板上切一次药丸，放在有隔板的绿色药盒里，时间久了，药的末端散落在缝隙里。上班路上在地铁上穿校服的孩子偶尔会想起自己是高三学生家长。

是她的秘密。两年前儿子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经过休学、复学、复学失败，目前一直休假。除了母亲和丈夫，不能告诉别人“我的孩子得了抑郁症”。

能让她不孤独的是7 ~ 8名家长微信群体，几乎所有群体都满员了。和她一样，组里的朋友从中学生到大学生都有被诊断为抑郁症或双向情感障碍的孩子。孩子们患有失眠、悲伤、烦躁、胳膊上划伤疤、恶心、手抖、嗜睡、发胖等多种药物副作用。

医学界还不能提出青少年抑郁症的明确原因。抑郁症诊断没有生物学指标，参照心理评估量表的结果，医生的听诊器是眼睛、耳朵、嘴巴——依靠经验观察、听和交流。

诊所门口青少年越来越多，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医师裴双仪5年前注意到了这一趋势。去年他所在的系诊治了8000多名学生，住院治疗接近600人。2020年9月，国家卫健委公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学生是四大重点预防团体之一，将抑郁症筛查纳入高中及高中生的体检内容。

检测抑郁症只是第一步，药物的副作用、可能重复的病情、疾病污名化的影响、社会功能恢复的困难是大多数儿童和家庭必须面对的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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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开学两个月，儿子陈航告诉林美芳，不想上学。每天在教室里听不到，头晕头疼，很难受。他想在家自学，考试的时候再去学校。林美芳没有生气。“好不容易考上了市重点高中，怎么能不去呢？我的脸都会被你丢脸的！”

母亲和儿子达成的“协议”是，在他真的不方便的时候，林美芳帮他请假，“请半天假”。不久，林美芳被邀请到学校，她对面坐着四位“非常严格”的老师。她们分析了孩子的情况，年级组重申了“一个月只能请两天假”的规定，尴尬的场面仍然困扰着她。她坦言当时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是个软弱的妈妈。

林美芳观察儿子陈恒高入学后，每天6点多出门，公交车地铁1小时，7点15分前到达学校。晚上6点多回家，一脸疲惫地吃饭睡觉，凌晨2 ~ 3点起床写作业，直到天亮。儿子对自己在中游的成绩不满意，要竭尽全力向前追赶。周末，儿子请求辅导，对林美芳说：“不累，不找家教就累。”

“你想找心理医生吗？"她试探性地问儿子。"想要的东西。“陈航回答。抚养孩子的她不计较钱，心理医生上门辅导，900人民币有效期两个小时，决定继续到高三。

镇航心悸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情绪也越来越低。他说：“静坐时心跳也很快。刚跑完长跑，但没有呼吸”，晚上睡不着觉，早早醒来，精神非常疲惫，担任学校棒球队主力的他也对运动不感兴趣。在医院检查一圈，“与长期质量性的东西无关。”最终，在当地的精神卫生中心，陈航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

事实上，心理和情感异常可以牵引身体症状，裴双仪和同事在接受诊疗时看到了很多东西，医学上被称为“躯体化障碍”。来看病的青少年，头痛、背痛、频繁腹泻、来学校就失眠、手心出汗、恶心、呕吐。治疗经验也从——血液检查、MRI、内科、中医转战，有的“住进儿科，接受了40个旅馆血”。

孩子们的病历包里装着多家医院的诊断结果，几乎走遍了家庭条件好的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大医院。病例中大多写着“情绪低落，生活兴趣减退”、“重度抑郁症，自残行为”、“中度抑郁症复发，第二次住院”等。

“基本上发现了一段时间，学习能力差了很多，很多孩子不上学，已经回到家庭孤立自己了。”裴双毅说：“在学校里，他们大脑的接受性已经很低了。基本上是去睡觉或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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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人解释清楚“抑郁症是病”有时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是父母也很难和孩子产生共鸣。

陈航向朋友坦白了自己的病，对方嘲笑他，他以母亲“孩子心脏不好”为借口，不再提及自己不上学更合适。他自己一开始也不能被诊断为“抑郁症”。那可能是因为脆弱而不强的病。他一度伪装成“躁狂症”的方向。

浙江省康复医疗中心15层病房里住着40多名患有心境障碍的青少年，其中80%是中度或重度抑郁症。其中有从省重点高中休学的学霸，教师家长眼中的二流3354厌学、吸烟、酗酒、仇杀、网瘾、暴力行为。在医护人员眼里，“他们大多数人都很聪明敏感。”

大多数孩子胳膊上都留下了自我伤害的痕迹，伤口密集，像是红色的蜘蛛网。裴双仪在接受诊疗时首先检查孩子的手臂，大部分是自残，而不是自杀性。他认为，当孩子已经很难告诉别人痛苦的时候，可以刮伤自己，出血的伤口刺激视觉，制作内啡肽以缓解自己的不安。“搜索刀”是护士们的日常工作之一，总有一些孩子想通过外卖或快递将刀片转移到住院地区。

康复中心的病房不是封闭的病房。未成年住院需要家长陪同，孩子们穿着青色病号服，手上戴着黑色位置手镯。出院时，手镯要由护士用工具取下。有个孩子在网上买了磁铁，打破了打开手镯的方法，找到了医院的监视死角，在家长不注意的时候翻墙跑了出去。找到他的时候，他闷闷不乐地说自己只想回家。

病房里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孩子们的尖叫声，可能只是父母的某种话

怒了他；有追着母亲大打出手的孩子，也有忍不住教训孩子的父亲。需要暂时约束冷静时，身高一米九几的保安会进病房帮忙。

一间病房里，母亲听完儿子怒吼着的“指控”，捂着胸口背靠着墙蹲了下来，掩面哭泣。医生和护士进门调解，儿子冷漠地坐在一旁刷着手机，“没什么感受，她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我是这个家庭的累赘”。

“家长的痛你们是看得见的，但我们的痛你们看不到，也想象不到。你们只看到了那几分钟的家庭关系。”患病3年的李天冉形容，“生病时觉得活着很累，每天最痛苦的事就是醒来。”去年复发时，他站上了19楼的楼顶，给朋友家人打电话告别。

一名被确诊重度抑郁的高一女生在电话里告诉父亲，自己很累，顶不住了。父亲鼓励她，“再坚强一点，勇敢一点，顶一顶就过去了”。电话那头传来女儿的哭声，“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跟你说声再见，我真的不行了。”

抑郁症患者社群“渡过”的咨询师邹峰见过不少不理解、不接受孩子生病的父母。

一次，邹峰被一位“做事情很认真很努力，事业很成功”的父亲逼急了。不管医生和心理咨询师怎么解释，这位父亲坚持认为，孩子就是不懂事不听话，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碰触自己的底线，抑郁症不过是为逃避学习找的理由，“他根本没病”。

邹峰义愤填膺，忍不住回怼道，“这是你自己的孩子，他不是一个坏种，不是天生懒、不求上进的，他是碰到困难了、痛苦了，才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你觉得他天生是一个坏种，那也是遗传了你。”

遇到来咨询的父母，邹峰常说的是，他就是太努力、太懂事才会生病的，孩子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都已经抑郁了，不想活了，在自己伤害自己了。他只是生病了，不是变坏了。“家长一定要理解到这个程度，孩子才会觉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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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室是厚厚的木头门，李天冉亲身试验过它的抗击打性。那次，处于躁狂状态的他在诊室与母亲争吵起来，他突然站起来，转身挥起拳头重重砸向门。“门纹丝没动，医生见过大场面，只是平静地喝了口苏打水。”李天冉事后回忆。

穿校服的女孩子从坐进诊室时便开始小声哭泣，腿和脚忍不住地抖。“我刚刚还好好的。”她告诉医生，自己一个人时情绪很低，但是哭不出来，最近没有用刀割自己的手腕，“因为没有工具”。

“有没有吃很多饭？做心理治疗怎么样？有没有不好的想法，比如自杀的想法？”医生问。母亲抢答了大部分问题。

裴双义见过一些“不太说实话”的家长，为的是让孩子的病看上去稍微轻一点，能尽快回到学校。“但问题是，你这个病不弄清楚的话，孩子还是会出事情。”裴双义接诊的一个女孩，已经出现“命令性幻听”，爬到二楼要跳下去的时候被同学拦住。

“打假”是他和同事日常的工作之一。面对有所隐瞒的孩子和家属，他们靠经验、提问和观察反复验证。

一位父亲经常开很远的车程带孩子来看病。女孩心疼父亲，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人，是家里的负担，心里内疚。所以只要父亲陪她来，她就告诉医生，自己挺好的了，心情也很好，不用怎么治疗了。

裴双义看到孩子说话时眼神恍惚，有时候眼圈发红，而且她做心理测评量表时没有说谎。他继续尝试与女孩沟通。

“医生我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一点改变都没有，我感觉不到快乐，我还是觉得我是多余的，我是家庭的负担，所以我就真的不想再治了。”女孩告诉他。

几乎每天都有家长和孩子问出同样的问题。“没有一点好转，我想放弃，看不到希望”“他吃3个月药了，心理咨询也在做，我们不对的教育方法也改了，他怎么还不好啊！”“今年望明年，明年望后年，我都快和孩子一起生病了”……

大部分时间，裴双义和同事们都是在解决家长的问题，“因为家长太焦虑了，他总想让你给他一个肯定的回复，比如什么时候能好，他们想要看到希望。”邹峰见过一些帮孩子治病的家长，最后自己比孩子病得还重。

“没办法不焦虑，她生病就不能上学，不能上学就没有朋友，就更容易生病了，没有文凭将来怎么工作？”一名母亲试过很多“正的”“邪的”治疗方案，她向所有亲戚朋友封锁了孩子生病的信息，“救孩子是妈妈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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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寻找病因是父母在孩子被确诊后最着急做的事。

有的母亲反思，自己对儿子的控制欲太强了，指使、监督得太多。孩子告诉她，自己太想自由了，宁可生病也要自由；有的追溯到孩子婴幼儿时期，因为早产，孩子睡了6个月保温箱，从小没有安全感；有的对家庭进行剖析，夫妻俩感情破裂离异，女儿从不与父亲亲近，怕那样做会伤害妈妈，长大后，在交友特别是异性交友方面有很多困难；有的经历过家暴，自己被打，孩子也被打；还有的猜测是儿子换到新的学习环境，一时间接受不了成绩的落差，于是病了。

陈恒一度认为“爱这种东西很虚无”。童年时，他觉得母亲不喜欢自己，一直想摆脱教育孩子的责任。这是他根据自己“观察”得出的结论：比如上小学时，母亲要求他每天下午放学后，必须在学校自习到5点，再自己回家，爷爷奶奶想去接他也被拦下了；有一次他的手工忘记带到学校了，母亲给他送去，但是弄坏了；有一个暑假，他没被接回家，而是被送去了外婆家，“我那时也很难受”。

这些细碎的事，林美芳都忘记了。她记得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老师告诉她孩子总比别人慢半拍，别的小朋友排好队了，她儿子还在收拾书包，终于收拾好走到队尾，哗啦一声，书包里的东西全掉出来了。她带儿子去私立医院测过智商、情商值，也检查过是否有自闭症。孩子有时不听话，又特别犟，她脾气暴躁，会忍不住打骂孩子。

林美芳知道儿子恨她，在教育孩子上，她走过许多弯路。她想给儿子道歉，但话刚说到“以前妈妈哪里做得不好，你指出来”，儿子便摆摆手示意她不要再说了，“没有没有。”

“与青春期的孩子沟通本身就不易，特别是家里之前没有这种环境和基础的。”裴双义在诊室见过孩子呵斥母亲，让她“滚出去”；有父亲敲不开孩子的门，担心孩子在房间做傻事，从室外的阳台上爬进了孩子的房间；还有母亲揽下孩子生病的全部责任，一直跟孩子说对不起，你生病是妈妈造成的。复诊时，她很少描述孩子的症状，总在检讨自己哪里做得不对，或者说哪句话又说错了，又引起女儿的反感了，导致她的病复发了。

“我们对于青少年抑郁症，最关注的还是家庭。”裴双义认为，“孩子病了，情绪或者行为出问题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家庭‘生病’了。但家庭只是一部分的关系。”

但裴双义和同事们几乎不在孩子面前数落父母的不是，他们觉得那样对父母不公平，也不利于家庭关系的修复和孩子的康复。

他给家长的“通用”指导是，与孩子相处时，一定要从家长说变成孩子说，家长认真听，不要轻易去评判。

浙江省康复医疗中心主治医师曹新毅认为，近些年青少年抑郁症与生活环境、科技的进步、孩子的学业压力都有关系。“孩子参加中考，职高与普高录取比例1:1。有多少从农村考出来成为‘中产’的父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去学技术，将来可能成为一名蓝领这种出路？家长给孩子排满了课外班，孩子连出去跑一跑的时间都没有。”

“太（内）卷了（内卷：多指代非理性的内部竞争），”一名患有躁狂症的初一学生向记者形容他的班级环境。班上的部分学生，已经自学完初三数学。他的强项是哲学，最喜欢黑格尔，常读《近代哲学史》，这是他在班里与众不同的地方。

生病前，他经常进行自我哲学辩论，像周伯通的左右手互搏。他的打算是，“和他们一起卷，卷赢了再去改变。”然而计划还没开始，他被诊断为躁郁症——生病时，他两天没有睡觉，思路清晰，神采奕奕，但随后进入情绪低落期，没有动力做任何事，包括起床喝水。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7.4%，检出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数据显示，2017年，约9.4%的12-17岁青少年有一次重度抑郁发作。北京回龙观医院儿童心理科医生刘华清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儿童患抑郁的比例在澳洲为12.1%，瑞典为11.4%。

林伟的儿子生病休学两年，4次被强制送进医院。她直言，在当下，不“鸡娃”很难。在她和孩子姥姥的努力下，儿子20个月能背《唐诗三百首》，3岁时掌握的英语单词比6岁的表哥还多。儿子没读过儿童版书籍，书柜里的书比同龄人高出好几个档次。但现今，儿子又住院了，家里的冰箱、茶几被儿子砸碎了，新装修的地板上留着坑。

和林伟儿子同龄的一名病友回想起童年，印象最深的事是幼儿园放学回家每天都要认识字卡片。每错一个，母亲手里的小竹竿都在他腿上留上一条印。他现在看到“蝴蝶”两个字还会恐惧。

有家长对孩子童年时的经历不以为意，说“实在是给这病找原因”。孩子过于追求完美主义，达不到目标会失落，进入情绪的恶性循环。但在邹峰看来，大多数完美主义是从小培养的。有的家长在孩子两三岁时开始训练，“你不听话不认真，妈妈就不要你了，不喜欢你了”。对于6岁之前的孩子，“妈妈不要我了”意味着“我就要死了”。“所以这些孩子对不完美的恐惧跟对死亡的恐惧是一样的。”

“我儿子得这个病，其实一半的错误在我这里。”林美芳说，“包括我们微信群的家庭，好多都是孩子生病以后，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教育方式全部都改变了。”

最近，一部讲述“家长如何鸡娃”的电视剧正热播。林美芳和群里的妈妈们拒绝看，因为会在剧中“不停、不停地照见曾经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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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也“一直在找直接触发了生病开关的那件事”。

在他看来，没有哪一件具体的或是有指向性的事，“情绪一直积攒，恰好那个时候好多事情一起发生了。”

陈恒曾被送进当地一家戒网瘾学校，理由是他昼夜颠倒地玩游戏，眼神发直，脾气暴躁，打碎过家里的窗户，还殴打了母亲。

林美芳回忆，儿子暴躁打人时，他们想把他送进精神卫生院去住院，但是儿童病房的床位要等。她没想到更好的办法，在别人的介绍下把儿子送去了网戒所。这家戒网瘾学校登上过当地晚报，聘请了知名的教育专家，一年6万元。学校的几名教官假扮便衣警察，以“打了母亲要带去派出所做笔录”的理由带走了陈恒。

直到“豫章书院”曝光后，陈恒才第一次把在戒网瘾学校的经历自述出来，因为觉得“舆论终于站在了孩子这边”，他可以证明自己是“受害者”了。而之前，他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自己的这段经历，“因为这类学校被视作‘少管所’或是青少年进监狱前的最后一站”。

在戒网瘾学校里，他因为没有整理好内务，被体罚几百个深蹲，做到肌肉拉伤，坐都坐不下来。饭菜里有时会吃出虫子，难吃又不够吃，他经常做梦都是在吃零食。3个月后，才允许家长探视，见家长的时候会有教官陪着，他不敢告诉父母，因为担心父母不一定会信，如果不信就会被延长毕业时间。但远离父母让他享受到了自由，有时夜里一个人自学数学时，他甚至还会感叹生活美好。

戒网瘾学校只是破坏陈恒与母亲信任的开端，回到家后，他发现父母只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那一年他过得提心吊胆，很怕惹父母不开心，他的成绩也前所未有地好。第二年暑假，陈恒的母亲以他不努力学习为由，在暑假又把他送到网戒所，一直待到开学才回来。

“我觉得可能是曾经受过的伤害太大了，比如说跟父母的关系，跟学校的关系，还有对自我认知，就这样一种迷茫的感觉，然后‘腿’就断掉了。”陈恒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把自己的病比喻成“精神骨折”。

林美芳在多年后知道这段经历背后的故事。她手机里收藏儿子在网戒所时的照片，是当年教官发给他的，儿子晒得黑黑的，坐在操场边，咧着嘴笑。

第二次送儿子进去是因为看到前一年“教育”的成效，儿子看起来很阳光，每天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她想让儿子的这种状态一直保持下去，不要变。她也承认自己贪便宜的心理，网戒所曾承诺一年内不满意可以免费送来接受教育。

“那次我完全崩溃了，我再不想和我母亲讲话，我和她完全就不是一个频道的人，我和她说什么都没有用。我在我爷爷死时都没有哭过，在那时候哭了，我真的很伤心，真的很想离开这个家，第二次送我进网戒所的伤害延续到今天，这对我是彻彻底底的伤害。”陈恒说。

在北京安定医院网络成瘾门诊，副主任医师盛利霞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表示，就诊的70%-80%被家长认为是手机成瘾的孩子，最后都被诊断是抑郁状态，沉迷手机是孩子缓解抑郁症相关症状的行为表现。

陈恒表示自己不是很喜欢打游戏，“但打游戏能让我跟别人有连接，能跟别人交流”。

两年里，接触了上百个患病的孩子后，邹峰觉得，吸烟、打游戏、文身，某种意义上是孩子缓解焦虑的方式。“家长看到他们的这些行为也焦虑，那么为了消除自己的焦虑，就会粗暴地禁止，但孩子缓解焦虑的方式没了。”

曹新毅观察到，还有一些抑郁的孩子没有来医院，而是被送去了国学书院或者戒除网瘾学校等。“学《三字经》《弟子规》这些很好，但你有病要先治病。”曹新毅说，“抑郁症早发现早干预，预后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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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程长了，家长对不同药物针对的症状、使用剂量烂熟于心，他们相信“久病成良医”，试图控制孩子的“用药”。

李天冉在微信群里见过给别人孩子指导用药的家长，也有遇到被家长“断药”的孩子，孩子没有经济来源，只能硬扛着回到了学校。一位有着9年抑郁病史的患者理解着家长对药物的排斥——“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药物的副作用，看不到救孩子的一面。”

一些孩子像药物说明书一样展示着药物副作用，恶心、手抖、嗜睡、记忆力减退。李天冉吃过“直接给自己打趴下”的药，吃了那个药以后，自杀的念头被完全抹掉，他昏睡了两周；好奇药物里的金属味道，他把药含在嘴里，嘴麻到第二天早晨，还有病友直呼“那种药吃下去像吃屎一样恶心”；有的会麻木神经，有点像酒后微醺，还有的让人短时间长胖了几十斤。

家长焦虑的是，药物和心理咨询并没有让孩子立竿见影地好起来，甚至病情时有反复。群里的妈妈们开始读一些心理学、与孩子沟通方面的书，尝试“动物疗法”——照料宠物能够激发他们对于生活中的热情，减少负面情绪。

林美芳建议儿子养一只猫。陈恒欣然接受，猫很粘他，生病时，“喂猫以及起床看看小猫在干嘛”成了他起床的动力。一次和父亲激烈地争吵后，陈恒离家出走。母亲在微信上给他发了一张猫咪的照片，“家里还有小猫等你回家。”

猫成了陈恒回家的理由。“我感觉到小猫是需要我的，也是依赖我的。”“父母也是啊。”“但是猫不会评判我。”陈恒说。

没有什么“疗法”是万能的。有群友说，给孩子养了一只狗，现在感觉狗也抑郁了。

群里有家长找“大仙”算命，有的求遍了寺庙，有的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站在孩子房门外念经，3个小时，一分钟也不能少，还有的请道士来家里作法。孩子如果排斥这些，家长们大多悄悄进行，“迷信好像是一种必经之路”。

微信群里热闹爱发言的总是那么几个。沉寂下去不外乎几个理由：孩子痊愈了，孩子康复进入瓶颈期，孩子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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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芳看到一些“不建议抑郁症孩子复学”的观点会生气，因为“复学几乎是所有妈妈的希望”，但她也知道“那不是唯一衡量康复的标准”。

孩子复学，家长一下成为群里的“明星”，其他家长羡慕嫉妒恨的同时，更多是来“取经”——在哪家医院就诊的？吃了什么药？看的哪位心理咨询师？

休学一年后，陈恒回到了学校。觉得恢复得不错，他悄悄断了药。“我是特别想回学校，因为我想融入社会，想和老师交流，学习让我充实”。

儿子复学后，林美芳几乎每天接到老师的电话，内容大都是孩子在学校里的“异常”表现，比如上课迟到了两分钟、戴着帽子来上学了。老师告诉她自己要对孩子特别关心，“一下课我要去看他在不在教室，没在教室里的话，我就往高处去看，怕他跳楼。”

陈恒认为老师这样做就是在排挤自己。“老师可能觉得我们这类学生最怕的就是他们去给家长告状。”陈恒说，“老师首先是学校的老师，其次才是学生的老师”。

病友群里有不少家长是老师，她们劝林美芳要理解，“万一孩子在学校出现意外，都是要担责任的，学校和老师也有很大的压力。”有群友所在学校一名学生跳楼自杀了，家长来拉横幅，一位教师被开除。

“后来老师要求把病历带来、孩子做过的量表也带过来，学校要看相关的数据和病史”。林美芳翻来覆去一晚上没怎么睡，她改变了主意，这些东西都不带去学校了。她担心儿子的信息泄露。

家长与学校的信任一点点撕裂。“我给老师发了好多语音，我说我孩子没病，他之前是抑郁症。如果你们怕担责任，我可以写免责证明，只要学校给他供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我是真的千谢万谢了。”

几个月后，陈恒的病复发了，他再次退回到家中。但这次没有办理休学，学校默许他长期请假。

林美芳现在也不在意儿子是否能回学校学习，她请了一对一的家教，老师每周上门辅导。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恢复。半个月前，儿子回学校参加模拟考试后，发微信告诉她，自己很难受，心悸得厉害，“学校又勾起了我很多不好的回忆”，后面跟了一串“恐惧”的表情。家教老师已经站在门口10分钟，他不让老师进门，说取消掉，自己必须先去学校找老师评理。

“我一直跟他说你是最好的、最棒的，妈妈支持你。不要激动，深呼吸放松，你打车去学校给老师说清楚。”后来，儿子被学校的老师送回家，老师一直等到林美芳下班。“一出地铁我就忍不住哭了，我就想我们那么努力帮他康复，你们怎么又给搞坏了啊。”

群里的妈妈们也遇到关于复学的各种问题。林伟的儿子初二生病，持续请假在家，初三一天都没有去，没有出勤记录，中考也没有参加。令她意外的是，学校给儿子发了初中毕业证。儿子情况好转后，想回到学校读初三，但学校都拒绝接收，理由是他没有办理过休学，已经毕业了。林伟去找区教育局，得到同样的回复。

也有妈妈们组团去“考察”了国际学校，她们猜测那里压力小一些，换了环境也许对孩子有利。还有的抱着“坚决不能休学”的想法，“能上半天就半天，学校近的上学时间按小时算也行”。但这大多时候只是“想法”，她们逐渐学会尊重孩子的意愿，觉得“这病就得靠爱慢慢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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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双义见过很多中断学业的孩子，初三和高中学生最多。有的经过药物治疗、心理咨询，加上孩子与家庭关系、周边环境的改变，能够恢复到不错的状态。

“也需要老师和同学给他们一些支持，抑郁症只是心灵的一个感冒，是暂时的情况，会好起来的。”他希望学校能普及相关心理健康知识，消除孩子和家长的病耻感。

4月，裴双义所在的浙江省康复医疗中心将对浙江省内1万名学生做心理筛查，这是实现“医教结合”的尝试。住院区有孩子的病情是学校做心理量表筛查时发现的，被心理老师建议来医院检查，“心理老师就是历史老师”。

去医院就诊前，陈恒曾寻求学校心理老师的支持。他有些失望，“老师不太专业，还向我透露了我认识的同学的秘密”。

面对不同的患者，医生给出不同的治疗方案。“处于早期急性期的孩子，需要药物治疗。我们也会介入一些心理治疗的方法。”裴双义说，“父母要陪伴、倾听和支持，不挑衅、不激惹，父母双方的意见要一致，协助孩子就医。”

他建议家长在和孩子沟通时，少评判，别讲大道理，多给孩子表达的机会。另外，允许孩子在家里，适当地表达一些烦躁和愤怒的情绪。

“但是比如说孩子已经建立了情感屏障，拒绝家长靠近了，这个就是要花时间。家长不能说，我都已经改了，你怎么还不好，我都道歉了，你要我怎样？”邹峰反问道，“那不是新的伤害吗？”

“做60分的家长就好了，在养育孩子上，100分等于0分。”邹峰认为，在康复期，家长要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陈恒希望那些“健康的人”能理解，和抑郁症患者相处不必小心翼翼。“抑郁症的孩子不是易碎品，把他们当成健康的人交流情商不要太低就行。你和正常人交流，要多站在对方角度思考。”

林美芳记得，一次就诊中，医生问她，孩子有什么优点？她说没有，然后列举出儿子一连串的缺点。医生让她带孩子回家，“好好想想，然后下次带孩子爸爸一起来”。而现今，她觉得儿子浑身都是优点。

她逐渐向儿子靠拢。他喜欢的播客主播，林美芳也喜欢。儿子关紧房门鼓捣公益工作时，她有时会悄悄站在门外，听到孩子的笑声，她高兴，“希望这样的笑声多一点”。(记者马宇平)（应受访者要求，林美芳、陈恒、李天冉、林伟为化名）

来源：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