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艺术社团工作计划】采访|青葱节目理事长王洪伟：青年创作者要调整期待。不要着急

演的创造能力上尽量去择优。不能说因为市场的这个状况，就去盲目地选择有所谓商业潜质的项目。说某个项目比较有商业潜质，就选一个60分的商业而不选一个80分的文艺。

青葱的片子它的票房数据什么的不是太重要，对这个平台的意义来说，更重要的是能够让更多的观众能看到，以及业内能够通过这部片子建立起对青年导演的判断和信心，让他们有接着往前走的可能。

澎湃新闻：这些年电影节的创投平台很多都会和社会上的影视公司合作，设立一些奖项，同时也有一些“委培”意味在里面，现在这部分钱缩水了，对于平台的选择面会“变窄”吗？

王红卫：青葱的扶持资金是来自电影局的，有了这笔款项作为一个打底的钱，剩下的就是直接找市场的一些主体来投资制作。也就是导演协会这个行业团体，加上电影局这个国家机关一起去做的公益项目。在公益的程序结束之后，就变为一个市场化操作，项目和导演被哪家公司认可就哪家去做。

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所谓的“冠名”。也有找一些赞助方，但这部分资金我们会投入到整个前面的培训过程中，包括短片拍摄和所有活动部分的资金补充。确实是这两年这部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影响，大家都没钱了。那也就只能多吃点苦，勒紧裤带，但还是尽量去保证学员的短片拍摄。

而我参加的国内其他创投，在我的观察里也并没有因为环境而被迫调整标准。不会因为大环境钱少了刻意去做些什么，因为很多经验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奔着某些商业“卖相”去的项目最后也不一定会卖钱。过去红火的时候一些“象征性”的奖励，一些公司赞助的5万的奖金，10万的奖金，它对于实际一个电影能不能拍出来，并不会起实质性的决定作用。

李少红

澎湃新闻：整个大环境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年轻人会不会有一些专属于他们的优势？比如在投资方看来他们可能“更便宜”？

王红卫：如果说是在这三五年前，他们的唯一优势就是中国的市场很好，需要的电影数量很多，中国导演确实是有点供不应求，而他们年轻。那时一个导演可能仅仅过了40岁拍了两三部，但没有特别成功的话，投资方可能宁可转头去找一个20多岁的新人，也不再赌你了。新人可能没那么稳，但也有概率能拍出一个爆款。在一个泡沫时代，或者说高速发展时代，年轻人以及他们还没有拍过片子，这就是一种优势。但是在行业低落的时候，这个逻辑就会反过来，投资方宁可不赌那个“爆款”，而是需要相对的稳妥。

所谓的“便宜”的这个逻辑在我看来也很难成立。这不是一个“降低消费”的概念，说大投资没这么多了，我们去拍点便宜的电影。以前动辄一两个亿元，现在便宜点一两千万元就拍了。吃饭100吃不起吃50的，还是得吃，而所有的娱乐行业它不是刚需。拍不起一个亿的，我连一千万都不拍了；我拍一亿都没人看，拍一千万就有人看吗？连好看的都没人看了，去拍一个难看的会有人看吗？盘子变小并不是盘子里的电影成本等比例缩小，而是大部分项目直接就不投入制作了。

产业有明确需求，人才的输送就会水到渠成

澎湃新闻：这次影展也汇报了青葱的成绩，其中有几部电影是直接上了流媒体的，这部分的“分流”，你怎么看？

王红卫：流媒体这块，不光是我们青葱了，全行业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但这仍然是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如果他们有一个特别明确的需要，就是缺人，你们需要不管是电影教育界，还是这个行业输送人才，这事就会水到渠成。

前两年我们开过一个玩笑，说我们要改成电影学院改名叫“北京网剧学院”吧。就从刘畅《最好的我们》开始，包括吕行（《无证之罪》）、田里（《河神》）、沙漠（《你好，旧时光》）、李漠（《我在他乡挺好的》）……

“北京网剧学院”的优秀作品

这一批都是8分以上的网剧的导演，而他们面临的那时候确实是毕业几年之后，电影还轮不上你拍，但你要生存，剧集里有他们的发挥空间，他们就去了。网剧这一波用的人才，就是按照我们电影导演的目标培养出来的人才，但就把中国网剧的那第一批给带起来了。

所以说只要行业需求明确，从教育界和我们的产业扶持的道路都是自然发生的。流媒体作为一个电影的播放端口，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可能以后确实是大量的电影在网络上看的，反正我个人没有那个偏执。

澎湃新闻：今天在论坛上大家讨论电影创作的文学性的问题，过去几代导演电影中的文学性都是很重要的议题，到当下年轻人是在碎片化阅读和短视频观看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的时候，当下年轻创作者的文学素养在你的观察里是否会有不同？

王红卫：从青葱的导演这块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太存在。因为他还是经过了一个层层的筛选，这其中不仅仅是文学的素养，包括其他艺术媒介的素养，社会人文等等都会体现在你的创作里。我们所说的现在是碎片化阅读和流媒体短视频影响的这么一代，这个可能是针对的是受众、观众层面的，在创作的层面影响没那么大。包括我们学校的教育，依靠一套考试的选择机制挑选的这些人，如果只是看些所谓的短视频或者公众号长大的话，最后你考不上来。

澎湃新闻：这样筛选机制筛选出来的一批导演，是不是意味着本身还是代表一个更加精英化的创作方向？那么和前面所说到的被碎片阅读和流媒体短视频培养起来的观众之间是否会脱节？

王红卫：其实从青葱的筛选机制和包括我们学校的教学传统都还是一个比较精英化的东西。如果说精英化能够在保持传统上葆有优势，当然它会相对可能有副作用，就是对新的东西不够敏感。所以我个人希望出现的，是这孩子在思想意识、阅读量方面的底子都够，同时他的影像意识又是新的。当他开始进入电影的时候，能带着流媒体时代、网络短视频时代自觉的正面的影响。恰恰是这样的孩子现在还没有。我们这一代代学生上来的时候，你看他去构思和拍东西的时候还是比较传统的。

但电影学院，我们去做的还是一个基础教育，把基础打好，未来想做什么，都是可以的。我们有一门课叫电影阅读，就是教学生从专业角度去看电影。每次课我都是用“神龙士力架”（短视频UP主）的作品来结束。我认为在电影感上、影像感上，他可能是同时代中国目前最好的影像作者，他不算一个导演，他用网络真实视频去剪辑，但是他是一个作者，他的作者性可能比99%的中国电影都强。如果你能看懂了，你可能就明白电影到底是什么了。同时我也会和我的学生们说，我都这么老了，是应该我的学生来告诉我，一些新的东西。

澎湃新闻：你从教师的身份来观察，电影学院的学生们，这三年他们经历的电影教育过程，以及对于未来的预期和心态，会有一些不同吗？

王红卫：电影这个东西它确实线上教学会很难，我们有大量要拍的东西。这学期我自己带的本科班，还是用尽各种方法让他们一定要拍，不能坐那聊天，进行所谓的理论学习。我们学校和我们系在疫情这三年是用了最大的努力，保证按照我们传统的线下教学方法来教学。

心态上，老师都会灌输一个道理，就是你们出来不要想着你们两三年就能拍上第一个长片，或者就能怎么样。本科生做一个5到10年的计划，研究生做到一个3到8年的计划都是现实的和合理的。这种氛围在我们系内部是由来已久的，所以如果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小孩，尤其真的是在我们系泡大的，没有那么着急。二十五六岁拍出第一个长片，这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在世界影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案例。当然他们也听“波米”，也会自嘲，也有他们的态度和判断，但电影的创作、艺术的有它的特殊性，很多时候还是取决于具体的个人。

澎湃新闻：但确实前些年中国有很多的平台和资本提供了很多机会，很多90后甚至00后的导演，很年轻就能完成自己的处女作。经历了那种“井喷”后，现在青年导演的心态要做出怎样的调整？

王红卫：很多的青年导演拿着这个剧本拿着项目来找我的时候，反正我肯定会劝他们说这两年你不要着急，你不要急于求成给自己定什么“时间线”，类似一定是今年做完剧本，明年找钱，后年要开机什么的，可能就不太现实。确确实实由于这么一个大环境，青年导演的投资会非常地难找，这是一个现实。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行业复苏的速度会是怎样，中国的特色常常会有那种行业一复苏，有可能又有莫名其妙的一帮人和钱进来，转向的速度会令所有人惊讶，说不定现在大家都说我们是特困行业，突然哪天它把口气喘过来的时候，重新跑起来的速度也会是惊人的。所以我只是让他们要慎重一点，不要着急，也不要太悲观。

青年电影人，应该被放到万人经过的十字路口去

澎湃新闻：作为一个导演协会主导的扶植平台，未来的电影市场里，青葱培养的导演是否有望成为一股比较特别的储备力量？

王红卫：这个是从一开始从导演协会去设计青葱的时候就注意到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它是作为未来主流电影导演队伍的补充血液的这么一个概念。同时我们强调我们是做导演的第一部院线长片。这就是说，青葱从一开始定的就是很明确的主流的概念。我们希望未来这批导演里的大部分都是在主流和院线这两个标签下，真正进到这个行业当中的。以这么样一个标准在执行的这些年，我们还看到基本上这批导演会在艺术上、在专业尺度上达到一个水位线，在一个水准线之上的起步，去进入到一个主流市场。

澎湃新闻：在你的观察里面，上没上过院线，这件事情对导演的影响具体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王红卫：从这么一个动作和这么一个指标上，创作者会体会到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上至电影的审查，下到观众的抵达率，通过一部片子，就能明白很多。中国有很多导演，拍了很多片子，也参加了不少电影节，得到了掌声和奖项，但普通观众是完全没有听说过的。这是电影中的一类，院线对于一个导演的行业、产业是怎么回事，他的认识从出发点就完全不一样。

我们一开始也没有说刻意筛选哪些人，我们看的是项目和你的导演能力，而20多岁30出头的导演，并没有哪个会在拍第一部电影之前，就已经想定了我这一辈子要走哪条路。所以可能他如果没有进青葱他去了其他地方，他有可能成为任何一个导演，但是进来之后，我们奔着要拿标、上商业院线的方向，要让尽可能多的人看到你，那他们就要去考虑各种因素。只要这个动作发生了，他的意识、他的判断和参照系就开始建立了。可有些导演不愿意承认，有些导演会特别坦然的承认。靠走影展影业成长起来的导演，和一部电影是扔到院线每天去看票房数据的导演，确实是完全两个style。

打个比方，这些年轻导演被放在了一个上万个人都可能会路过的路口，你在这卖橘子，看你能卖给100个人，还是1个人，这看本事，但重要的是，你得给他放到这个路口，而不是那个根本没有人走的胡同里头。有些人经过选择，愿意躲到胡同里去，那是他的选择。但一旦你把它放在这之后，对他日后的在行业中做事就是会有影响的。中国电影也需要更多青年人路过这个路口。

《万里归途》和《流浪地球》

澎湃新闻：你还有一个身份是做电影的监制和顾问，面对像《流浪地球》《万里归途》这样的“爆款”，和青年导演文艺片的时候，具体要面临的问题会有哪些不同？“爆款”是事先有预兆的吗？

王红卫：我觉得判断一个作品能不能成，主要是两个维度，一个是导演，一个项目。《万里归途》如果不是饶晓志来导演，可能结果和现在会完全不一样。还有的是项目比较重要。但在我这，干所有的事儿，其实没有任何区别，我去带一个学生去拍一个几分钟的作业，和去帮一个青葱的项目去做监制，和帮一个行业内的文艺片做监制，还是去做一个所谓主旋律的“大片”，还是去做一个其他别人口中的“爆款”电影，真的没有任何区别，在我这都是做电影这件事，不管他三分钟还是几个亿，它底层的规律和逻辑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可能因为我掺和的事比较多，你能想明白这个项目你要盯的是什么，电影图的是什么，然后扬长避短就完了。

澎湃新闻：之前您有一个“著名言论”，说中国的创投活动太多了，应该砍掉一半，现在这个看法有变化吗？

王红卫：我其实不太记得那个话是在怎样的语境下说的了，我猜可能是2019年。现在三年过去，应该确实已经少了一半了，剩下还在的这些平台，就让我们珍惜还有这些的空间，尽力地能让它们都活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