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建投辞职报告】谁杀了张超？贫困大学毕业生天津求职误入传销致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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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一整天家人没有与张超联系。

到了7月13日，罗梅把手机落在工厂里，她下班后拿丈夫张国华的手机给儿子打电话。这次儿子没接电话，到20时38分给他俩回了短信，“跟项目上的人吃饭呢，一会给你回过去。”

夫妻俩觉得孩子既然在忙，没好意思打扰，也就早早睡去。

等到7月14日，罗梅打了无数次电话给儿子，都无法接通。到张国华下班回家后又打了几次，直到最后打通了，对方说是天津西青区张家窝派出所的，接着告诉他：“你孩子被害了。”

夫妻俩起初以为是诈骗，还特地跑去镇上的派出所询问状况，对方确认后他们就带着几个家属连夜奔赴天津。

父亲出门之前告诉张迅，哥哥在天津跟朋友喝大了，家里人要去接他。

7月15日，在天津市人民医院，张国华夫妇见到了儿子的遗体，他们颤抖的手把孩子从头到脚抚摸了一遍。16日，夫妇二人带着儿子的遗物回到郓城，车票、电脑、衣物、唯独丢失了儿子之前戴的眼镜。7月18日，张超父亲和亲属返回天津处理验尸事宜。家人置办了张超生前没穿过的西服作寿衣，把他放在家里的另一副眼镜给他戴上。当天，张超的遗体在天津火化。

回郓城的路上，有人告诉张国华不能在火车上哭，他就憋着，憋了一路。

寒门子弟

7月19日，张超因为生前还未成家，不能进祖坟，最终被埋在了村外的自留地里。

下葬那天，家人担心张超母亲罗梅情绪失控，全都拉着她，只让她远远看着孩子下葬，罗梅心怀愧疚地哭道，“把孩子晒地里了。”

她清晰记得，儿子出发去天津的前一天还在这片地里干了一天农活。张国华则抱着骨灰盒说，“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了，下辈子好好投个富贵的人家，让你过上好日子。”

张超的家在山东郓城县郭屯镇农村西边，父母是“地里刨食”的农民，为了供两个孩子念书，父亲在外接些装修的散单，母亲则在离家一小时车程的制板厂打工。

曾居住20年的南边土房门口。

张超曾睡过20年的床，旁边是书桌。

张国华夫妇在南边土房里的卧室。

南边土房的房门口，张国华在开锁。

张家在村子里是比较困难的一户，几户邻居家的房子都盖到三层，他们家还是一层平房：一家人住在南边的土房里长达20年。老房子已经破败，院内长满杂草，屋内有张超曾睡了20年的床，床单下垫着散乱的草席和枯槁的高粱，床边摆着与人等身高的缸，用以储存粮食。

张超家翻新后，除了冰箱是新添置的，其他家具还是原来的。

直到五年前，张国华废弃了南面的土房，花几万块钱把北屋扒了翻新一遍，粉刷了墙面，做了吊顶遮盖住斑驳的老屋梁。北屋内都是老家具，只新添置了一台冰箱。

去年张国华出钱新修的大门。

去年，张超工作有了收入，一家人的日子才稍微好转些，张国华给家里换上了暗红的仿铜大门，“万一孩子带媳妇回来，可以认认门”，他说。

张超曾是张国华光宗耀祖的希望。

他小学读了七年，“当时我们觉得他小，中间给留了一级，”尽管如此，张国华不无骄傲，“孩子上学是一年一个奖状。”

张超读书时获得的奖状还贴在已废弃的南屋墙上。

张超获得的证书。

张超的同村好友张国阳还记得，他10岁时还对大学没概念，当时张超就告诉他中国有一所很好的大学，叫哈尔滨工业大学。“张超是那种目标性、纪律性很强的人，暑假作业每天都做一点，不会像我们那样到最后突击完成。我们常在他们家南边的土房放一个八仙桌，他爷爷会看着我们三四个孩子一块做功课。”

尽管是一群孩子中的“学霸”，“他的性格不属于那种组织者，属于追随者。他一般不会主动组织活动，不问他的话他不会主动说，但朋友喊他帮忙，他都是有求必应的。”张国阳说。

初中就读镇上最好的郭屯中学，张超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而后顺利考上当地最好的重点高中郓城一中。

与张超同村的发小张锐在上大学前与张超的轨迹同步。他还记得，张超上学时生活拮据，恨不得一块钱掰成两半花。两人在高中住宿时去食堂吃饭，常常一起点五块钱一大盘的青椒土豆丝，再各花一块钱要三个馒头，均摊下来一人3块五毛就能解决一顿饭。

内蒙古科技大学2016届土木工程1班毕业合影。

高考是道坎，张超第一年考了515分，他选择复读一年，第二年考了563分，过了二本分数线，被内蒙古科技大学录取。

张国华一个人陪张超去大学报到，他俩坐车先到北京，再坐一趟夕发朝至的火车到包头，两人坐了一晚上硬座，好在学校就在火车站的两里地外，因为张国华怕晚了回不去，在学校逛了一两圈后他就往家里赶了。

张超填报了土木工程专业。“孩子自己定的主意，当时上那个专业很好找工作，但毕业后又（变得）不好找工作了，”张国华说，“我孩子不愿意上研究生，想快挣钱，他还有一个弟弟，像我们农村找个对象要好几十万，彩礼二三十万，像我非常害怕，两个儿子要六十万，我一辈子都赚不到那么多钱。”

张超上大学后似乎在学业上有所松懈，大三才过了大学英语四级，在大学毕业前夕参加过公务员考试，但无奈失利。

父母隐忍的打工生活让张超显得比同龄人成熟，他看在眼里，也急在心里——母亲罗梅一天12小时工作下来，有时候累得碗都端不动，索性就不吃饭了。他尝试劝说过母亲不要工作了，“妈，别干这活了，你照顾好弟弟就行了。”

父亲张国华原来在外省的工地干活，睡过大街，吃三五块的面。偶尔会奢侈一把买三块钱一瓶的啤酒。“他不跟孩子说这些，永远只会跟他说，只要想上学，家里砸锅卖铁都会供他。”张超的表姐杨柳说。

张超也从来不跟家里人诉苦，报喜不报忧、逆来顺受好像已成为他的习惯。

上大学期间，有一年放暑假他和发小张锐去老家县城打工，每天在一家烧烤店从下午四点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客人不走，我们就得陪着。”

张锐回忆，收工之后，他俩和另外一个男生就住在烧烤店二楼，在迈不开腿的房间里摆着三张小床，每天累得倒头就睡。

初一时，张超考了班里前十名，学校帮其拍摄了佩戴大红花的照片留念。

没有春秋的故乡

“踏上火车的那一刻，我没有意识到，从此故乡没有春秋，只有冬夏。”张超的朋友圈的这句签名永远定格了。

从他离家上大学开始，他再也没见过故乡的春秋。

2016年7月毕业后，他与云南建投第六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六建”）路桥分公司签约。“当时孩子去云南也是看就业情况不好，着急签了约。”张国华解释说。

今年春节回家与朋友相聚，对生活鲜有抱怨的张超说起工作的地方没什么人，快递特别慢，或者天天看山看水也无聊。

回家后的张超第一次被催婚了。他第一次感受到与乡村文化的疏离，内向的他又躲不过亲戚朋友的好奇。

表姐杨柳问他，“啥时候带个媳妇回来？”他有些腼腆地说，“姐别担心了，会有的。”

8月12日，在云南六建负责招聘的段丽梅告诉记者，“张超刚离职一个月，他很能吃苦，工资涨得很快，领导和工友都喜欢他。”

云南六建路桥分公司总经理张宝曾在张超递交辞呈后找他谈心，想挽留他，辞职前张超每月的工资已达到5000元。

张超或许是回乡心切，编了话说自己是家中独子，父母希望他回乡成家，解决个人问题。张宝见劝说不动，也就在辞呈上签下同意二字。

6月29日，张超因早已联系好北京一家公司的面试，他从云南坐火车到北京。张国阳对此印象特别深，他五月就知道这个信息，但恰好29日当天他从北京去杭州出差，与好友擦肩而过。

他问张超为什么没有早点来北京相聚，张超答说前一天和之前的工友喝酒喝多了，当地的白酒度数高，平时酒量挺好的他也没招架住，所以迟了一天出发。

“我劝过他坐飞机来，虽然我知道他不可能坐飞机的，除非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张超唯一一次坐飞机是去年赶着去昆明的公司报到入职。

但张超到了北京之后，很快识破那家公司并不靠谱，“让他先交钱去朝阳区办证才能面试。”张国阳还劝张超，“别这么早出去工作，回家即使找到（工作）也不用着急去，难得回趟家。”

张超6月29日晚就上了回老家的火车，还让发小张锐隔天去郭屯镇上接他。

发小张锐在杭州做老师，正值暑假期间，他在家里照顾生病的母亲。6月30日早上五点，张锐如约骑着电动车来接张超回家。下午三点左右，张锐又跑去张超家里，跟他聊到将近六点。

在那次谈话中，“我能感受到他压力挺大的，但是责任心又特别强。他弟弟马上要上初中，父母都过了五十岁，还要照顾年过八旬的老奶奶，父母做起农活已有些力不从心，他知道养家的担子早晚都会落在自己身上。”张锐说。

西张楼村里住有1600余人，分成七个生产大队，张超家所属的二队有不到300人，“二队能出高材生，重孝，重仁义，否则在村里待不下去。”据张国阳介绍。“村里人的见识是读书人的工资肯定不能比在外打工的少。”

根据他好友们的回忆，张超有三份工作可选，一份是在济南，工资两千多块，但需要等一个月才能面试；一份在滨州，工资四千块，据称上海在滨州有个投资项目；还有一份就是“烟建”，介绍称有项目在天津，转正后工资六千块，有五险一金。对于张超来说，第一份工作等待太久，回报不高；第三份工作虽然不像第二份在本省，但好在满足离家不远的条件，工资相对高也成为最大的诱惑。

张锐在近三小时的谈话中特地提醒了他关于传销的事情，但他们对传销的认识不过是熟人拉熟人、亲戚拉亲戚骗钱，“张超从来没想到传销会害人命，也从来没有怀疑过通过网络平台投简历会不安全，或者说大学生群体普遍认可通过网站投简历的求职方式。”

7月1日，张锐陪母亲去济宁的医院动手术。他没想到，再见张超已经是和张国华一起手捧他的骨灰盒，“有点沉”。

张国阳也耿耿于怀，为何张超没在临行前告诉他们这个决定。他只要想到好友在被传销组织的人围困时无人搭救，内心就会泛起一阵阵痛楚。

在家十日，张超除了在网上投简历找工作之外，他还会帮父母下地干些农活。

张国阳说，“在村里人看来，年轻人就该出去，尤其家里那么穷的话，在家多待一天都是一种奢侈。”

“穷啊，小孩就是想赚钱。”张国华这样解释孩子急切去天津面试的原因。

无奈的抗争

“法律援助是什么……我看不用请律师，可以找人写个状子。”8月8日上午，张国华蹲在静海区刑侦大队门口的树荫下说。

“不成。”张国华的姐夫在一旁断然反对，他劝张国华，请了律师就不用来回跑了，否则不懂还瞎忙活。

早在7月23日，张国华就知道了李文星的事，两个孩子的情况有些相似，出身农村、求职心切、身陷传销、同天身亡。

亲属中有人将张超的案件爆料给山东本地的媒体。起初，张国华很是抗拒。但来人都说能帮助儿子讨回公道，他就变得半推半就起来。

他听从一家媒体的建议，给张家窝派出所打去电话询问案件进展，并录了音提供给媒体。“这些话其实警方之前也跟我说过，只是之前没录音，也是警方提供给家属的案件信息。”

8月7日，他到天津先后去了西青区张家窝派出所、静海区刑侦大队和经侦大队，一一问询。到他8月8日下午离开天津时，还没有得到答复。“据说把派出所接电话的小同志害得挺惨。”张国华有些内疚，也因而有了推论，“媒体知道越多，警方会说得越少。”

然而，他一边说着拒绝媒体的采访，一边还是忍不住跟电话那头的记者多说几句，“别人也不容易，都是关心咱孩子。”

更关键的是，他放不下对案件的诸多疑问，“到底是哪家信息平台让我儿跳进了坑？”、“为什么不送他去医院？”“为什么我儿一米八三的个子，之前身体好好的，会在短短三天里因‘中暑’身亡？”“他平时戴眼镜，为什么眼镜不见了？”

“我就想要个说法，”一转身他却又战战兢兢起来，“我也知道咱给政府添麻烦了……”张超的遗体停放在太平间时，原本要收一万六七的费用，西青区的一名法医找人给他减免了七千多，他心心念念让记者一定要在稿子里感谢那个法医。

张国华不愿白受人恩惠，也不愿占人便宜。从天津回到郓城的那天晚上，他到镇上面馆吃饭，老板了解他家情况，结账时没要他的钱，他坚持要给，两人就这么推让了半天。

当了一辈子老农民，张国华没想到半身入土时却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觉得儿子冤屈，自己憋屈。

从天津回郓城，他买了人生第一次的卧铺车票，但一刻都没有躺下，他老惦记着孩子念高中时的一件事。

那次郓城一中的老师打电话给他，说张超在宿舍里玩手机，他知道孩子是冤枉的，但他没有打电话给老师证明这个问题。他现在觉得有些后悔了，不该让孩子带一点点冤枉离开。

（文中张国华、罗梅、张迅、张锐、杨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