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沃尔玛购物者、职员、经理们,”她大声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开始提名“种族主义”、“恶臭”、“懒惰”的同事。她说商店的一些职员是“变态”,她希望他们“不要像对我说的那样对自己的女儿说”。她感谢其他同事在她需要的时候让她做这件事,然后大声地说:“去他的经纪人那里。

去他的公司,去他的工作……我不干了。”

布莱克威尔拍摄了自己说这段话的视频,并发布到TikTok上,目前播放量超过3600万次,并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让辞职潮中的人找到了发泄的方式,如今#quit my job标签下的视频累计观看次数超过1.24亿次。

“你一直听到的辞职潮真的是一次‘大洗牌’。”今年10月,领英的首席执行官瑞安·罗斯兰斯基 (Ryan Roslansky)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道。

而这场洗牌是由Z世代和千禧一代引领的。罗斯兰斯基的团队对领英会员资料进行跟踪分析,发现在疫情期间,Z世代换工作的人数增加了80%,千禧一代增长了50%,X世代为31%,婴儿潮一代仅增长5%。

这样的模式都是有道理的——30多岁的千禧一代和20多岁的Z世代特别倾向于换工作,因为这两个群体都经历了不同的经济衰退,前者经历过2012年全球经济危机时萧条的就业市场,而后者则迎来了新冠疫情时代。

西北大学教育与社会政策学院助理教授汉内斯·施万特( Hannes Schwandt)指出,经济衰退期的毕业生大都从“质量较低”的工作开始做起。对于Z世代来说,从一个雇主到下一个雇主的流动性更大,跳槽能帮助他们爬上梯子,获得更高质量的工作。

与此同时,根据《哈佛商业评论》,由于雇主不太愿意雇佣经验不足的员工,反而为千禧一代的辞职者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疫情让各个年龄段的人重新考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最终导致劳动力发生转变。

罗斯兰斯基说:“全球各地的员工都在重新思考他们的工作方式,还有他们为什么工作以及他们最想在职业和生活中获得什么。虽然这种人才重组很可能会持续一两年,但我相信它最终会安定下来。”

2021年7月21日,伊利诺伊州的一家零售店前,一名购物者路过招聘标志。图片:CBS

2 陷入困境的职业女性

随着疫情的持续,“辞职潮”正在引发就业市场的动荡,没有哪个群体比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领英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女性换工作的次数激增。与上一年相比,男性换工作的人数增加了46%,女性则增长了54%,创下历史新高。

疫情爆发近两年,职场女性评估职业的基准条件也在发生变化,除了薪水之外,工作的灵活性、公司的防疫规定等也被纳入考虑。领英在对2000多名上班族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大约有40%的受访女性表示她们正在经历职业倦怠期,而三分之一的女性则表示她们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家庭开支。

领英首席经济学家卡琳·金布罗 (Karin Kimbrough) 指出,在换工作的问题上,女性往往考虑的更多,比如既要为育儿保留足够时间和精力,又要考虑收入问题。“‘和得到的工资相比,我牺牲的时间值得吗?’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金布罗说。

26的前谷歌员工伊丽莎白·摩根(Elizabeth Morgan)正是因此决定加入了这波辞职潮。疫情开始前,摩根是谷歌的一名HR,每天在住处和谷歌园区的通勤往返时间达到5个小时。

“我每天有一半时间在公交车上度过,”她回忆道,“我已经感到精疲力尽了。”

当疫情来袭时,她改为线上工作,省去了漫长的通勤时间。于是摩根在空闲时开始了制作耳环的副业,并在网络电商平台Etsy上开店出售她的珠宝作品。

在意识到她更喜欢远程工作后,她最终辞职跳槽到一家小公司,负责社交媒体方面的工作。虽然跟谷歌的工作相比,新工作有小幅减薪,但她因此有机会从旧金山搬到了丹佛,可以跟家人离得更近。在她看来,疫情让她有机会重新考虑自己的目标并改变自己的职业生涯。

摩根并不是唯一一个改变职业方向的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她一样可以为了“追求热爱”而换工作,更多人是被现实所迫,这场流行病已经给许多职工母亲造成了沉重打击,在工作保障、薪酬公平和长期职业发展等方面带来限制。

在家远程工作对职业女性的帮助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图片:CFP

与单身人士不同,在家远程工作的妈妈可能是最容易陷入挣扎,甚至被迫退出劳动市场的群体。美国人口普查局经济学家米斯提·赫格内斯(Misty Heggeness)说:“她们特别容易变得疲惫。因为除了要搞清楚怎么在远程办公的情况下完成好工作,还要照顾孩子,像这样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是非常困难的。”

赫格内斯担心,新冠疫情的长期影响可能会使女性在职场中地位倒退,像缩小男女薪酬差距等几十年来取得的进步就此受挫。

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玛丽安·米利肯 (Marian Millikan)今年37岁,疫情之前,她的目标是成为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她已经在这家事务所工作了14年,几乎马上就要坐到合伙人的位置时,疫情爆发了。

2020年3月,学校和日托中心被迫关闭,米利肯8岁和6岁的两个孩子只能居家学习,她在跟客户开视频会议的同时还要随时盯着孩子们的情况。当时正是事务所最忙的时候,白天经常被孩子们分散精力,她在晚上和周末不得不加班加点。

米利肯的丈夫提供了一些帮助,一个半月之后,她仍然感到精疲力尽,情绪低落。与事务所协商无果后,她辞职了。之后,米利肯加入一家小型事务所,赚的少了很多,但终于有时间陪伴孩子。

赫格内斯指出,在家远程工作对职业女性的帮助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尤其对于母亲来说,“她们一生的职业发展都受到阻碍,并且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因为如今她们的职业地位正在后退。”

2021年5月28日,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一家餐厅前的疫情安全指南旁边张贴了招聘标志。图片:NPR

3 ‍‍‍‍‍‍‍“辞职潮”只是过度简化现实问题

实际上,媒体报道的故事只是辞职潮的一小部分,而且其中大部分的主人公是那些有退路的人,这导致公众对辞职潮的真实情况有一定误解,人们很容易将大辞职吹捧为一场彻底改变劳动条件的大事件。

加拿大安大略省西部大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玛莎·马兹涅夫斯基 (Martha Maznevski) 表示:“辞职人数比平时略多,但我认为头条新闻都讲述的是那些有意辞职的人的故事。只有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你才能辞职。”

创造“辞职潮”一词的德州农工大学梅斯商学院管理学副教授安东尼·克洛茨 (Anthony Klotz) 补充道:“这是一种奢侈品,更富裕、职业生涯发展更高的人才能做出这种选择。”

换句话说,人们只能通过那些有权辞职的人来看待“辞职潮”,比如玛丽安·米利肯这样的高管或是经济有保障的人,而TikTok上的#quit my job风潮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只是热衷模仿的表演者。

现实情况是,人们很有可能被鼓励大胆辞职,并认为“一切自有解决办法”。克洛茨指出,媒体更多谈论的是白领,但在疫情期间,服务行业出现的辞职潮更为严重。

在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报告中,截至2021年8月,离职人数最多的行业是餐饮和酒店业,在 24.2万人的总辞职人数(非裁员和解雇)中占15.7万人。所有行业中离职率最高的是餐饮服务业,达到6.8%,第二高的是零售业,离职率为4.7%。所有辞职者中,40%来自餐厅、酒店、旅游、酒吧、仓库、制造和医疗保健行业,这些人要应对长时间工作、不断变化的工作时间、粗鲁的客户行为、低工资和高压力。

辞职潮中,离职人数最多的行业是餐饮和酒店业。图片:CFP

37岁的希瑟·林恩·史密斯 (Heather Lynn Smith) 从事酒店服务行业,她在休斯顿地区一家全国连锁经济型酒店的前台工作了大约十年。疫情期间,她曾经多次申请将自己的时薪增加1.5美元,但一次又一次地被店方拒绝。

去年5月,酒店恢复营业后,只给工作人员提供过一次手套和口罩,并没有其他防护措施,而且拒绝向员工保证不会随意辞退感染新冠的员工。

史密斯觉得,自己无法再忍受这种“有毒的环境”,最终选择了离开。她并不是个例,在线求职平台Joblist对3万名求职者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酒店从业人员中,有38%的人正准备离开这个行业,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没有任何激励措施可以吸引他们回来。

康奈尔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教授罗斯玛丽·巴特 (Rosemary Batt) 认为,对雇主来说,“辞职潮”是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疫情告诉我们所有人,健康和家庭是第一位的,许多人选择了这一点,而不是赚更多的钱,”她说,“雇主需要关注工作质量和日常工作条件:首先是健康和安全、带薪病假、可预测的工作时间表——这些是一线服务人员很少有的。”

对于白领来说,疫情提供了许多此前几乎闻所未闻的新福利:能够在家或长期远程工作、减少通勤、更大的灵活性、能够花更多时间与朋友和家庭。如果公司不提供这些条件,更多人可能会更频繁地跳槽。

但每个人的状况不会得到同样的改善,蓝领工人不得不面对被疫情放大的不平等现象。重要的是,人们需要避免陷入“辞职潮”的炒作。“大辞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克洛茨说,“事情没那么简单——我认为它只会变得更加复杂。”

作者|李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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