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报告一定要交给领导吗】什么是文学？罗伟章：将分散的脆弱情感升华为宽广而深沉的情感|研究

>后来，他又做报纸编辑。1995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但一直没有发表机会（直到2004年才在《小说界》首次全文发表，2008年首次出单行本），他也没太在意。但他的内心深处，隐隐有一种时间的荒废感。

促使一个人以写作为职业，契机往往不需要很宏大，有时候一个声音就足够了。

1978年4月1日下午1点半前后，还是一家爵士小酒馆老板的29岁的村上春树，在神宫球场的外场观众席上，一个人躺在草地上，一边喝着啤酒并不时仰望天空，一边观看棒球比赛。棒球发出悦耳声响的那一刻，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仿佛有什么东西静静地从天空中翩然落下：“我可以写篇小说试试。”虽然此时他连写小说的具体构思都没有，但被这个念头击中的村上春树，开始认真写作，把小酒馆卖掉，走上职业小说家的人生道路，直到今天。多年后，罗伟章在书中读到村上春树这样的“棒球时刻”，一点都不觉得惊讶，“因为我有过类似的经验。”

罗伟章的人生转折点发生在2000年8月。一个平常的工作日中午，单位同事们都回家吃饭了，天很热，只有罗伟章一个人在办公室，“盛夏的阳光照进室内，照在桌子上，那个斑点显得非常寂寞。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罗伟章，再不写作，你就老了！”这个声音如此清晰，以至于像命令一样，吓了罗伟章一跳。“我马上就写了辞职报告，下午交给领导，第二天就走人了。”

这一年，罗伟章33岁，当过中学教师、报纸编辑，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好好写小说了。为换个环境，他全家搬到了成都，爱人也因此辞去在达州的教师工作。“当时在成都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儿子才5岁，没有户口，连幼儿园都难找。”

20多年前，严肃文学创作没有此前那般火热了。一个已是而立之年的人辞掉工作，全职写作，这不是人人都有勇气做到的事情。罗伟章能如此坚定，理由很简单：“我真是太想写了。那个催促我的声音，我不能无视，也不想再给自己找借口不写。”

他也不是没有自我怀疑过，“到大街上看，什么都不真实。觉得大街不是大街，只是大街的影子。”没有固定收入，家里实在缺钱，他在成都又找了个工作。工资不低，但上了半天后，他又觉得不对劲，心里一直在讨伐自己：“你来成都不就是为了好好写作的吗？为什么又来上班了？这里上班比在达州还忙呢，与其这样，不如不辞职。”半天后，他把自己骂回了家，继续写作。

就这样，罗伟章把自己变成了“专业作家”。几年后，他的作品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等多处发表、广为转载。有一年，《小说选刊》就转了他的4个中篇小说。2005年，达州市作协创作办公室将他收入编制，成了真正的专业作家。一年后，他被调入四川省作协，成为巴金文学院的专业作家。后来，他被调入《四川文学》杂志社，现任社长、主编。

【对话】

罗伟章：文学大于文学奖

罗伟章著有小说《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谁在敲门》《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等，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

他的作品多次进入全国小说排行榜，入选新时期中国文学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曾获人民文学奖、凤凰文学奖、万松浦文学奖、梁晓声青年文学奖、《当代》长篇小说五佳、《长篇小说选刊》金榜领衔作品、《亚洲周刊》全球华语十大好书等。他是四川省天府文化领军人才，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封面新闻：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在他的文学随笔集《透过窗户》中写道：“比起任何其他形式的写作，小说更能阐释并拓展生活。当然，生物学也能解释生活。传记、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生物力学和生物心理学也能解释生活。但所有的生命科学都没有小说来得高超。小说告诉我们生活的终极真理：什么是生活，我们如何生活，生活何为，我们怎样享受和珍视生活，生活是如何走入歧途的，我们又是如何失去它的。”对您来说，小说意味着什么？

罗伟章：巴恩斯说得非常好。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小说是最具张力的文体。”这里的“张力”，不是就文体本身而论，是指小说能够呈现的宽度。生命科学是给出唯一解释，是消除可能性，小说正好相反，是挖掘和发现可能性：我们有怎样的可能，又是怎样丧失了那些可能，走上了一条逼仄的路；我们遭遇过怎样的生存和精神困境，又是怎样在克服困境中奉献了我们爱、勇气和牺牲精神，或者怎样在臣服于困境中显露出我们的脆弱与无奈；我们怎样被实用主义深深捆绑，又是怎样超越实用主义看见了美与大义；我们经历过痛苦，承受着痛苦，因而我们有理由呻吟或歌唱……这些，既是小说存在的理由，也是我们热爱小说的原因。

封面新闻：您在读大学时的文学氛围很浓厚，能否谈谈您的亲身体验呢？

罗伟章：那真是一个热火朝天的文学年代。我们年级两个班，百来号人，大部分同学不是在写诗就是在写小说，仿佛不这样，就不配读中文系。别的系从事文学创作的也非常多。

每到周末晚上，我们五六个特别能谈得来的（其中不只是同年级的，还有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就拎着水壶，去学校草坪上，就着路灯，把自己的新作念给大家，念了就听批评。批评得毫不留情。当然也可以辩解。一批评，一辩解，就形成争论，这样往往就是一个通宵。

封面新闻：除想象文学那种外，就算是在现实主义题材领域，也似乎存在两种类型的作家（ 这两种都出了很好的作家）：一种是比较多的依靠自己的人生、生命经验写作，会写一个故事，让人一看就能知道，这件事离他的生活很近；另外一种是不太依靠自身的实际生存经验，而是靠一个想法，虚构一个跟自己的现实生活离得比较远的人和事件，把自己的观念、想法包裹起来。我觉得您属于后者。您觉得呢？

罗伟章：倒不那么泾渭分明，某些时候经验的成分重些，某些时候想象的成分重些。但不管怎样，作家的生命体验都会成为文学最独特和最光彩的部分。生命体验具有轻和重的两种特质，重的是人生，轻的是想象。也就是说，提到生命体验，就自带想象。如果只有经验，文学少了翅膀；只有想象，文学没有根。所以我们不谈经验，谈体验。体验能力和感受能力，是最重要的。许多时候，深入生活之所以无效，原因就在于只是“看见”了，缺失了体验和感受，更没有把看见的与自身命运联系起来。

封面新闻：您得了不少文学奖，也入围了一些文学奖，怎么看待文学奖？

罗伟章：文学大于文学奖。但我们的具体现实是，文学界关心文学奖，远远大于关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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