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初,据国家质检总局官网报道,质检总局就燃气发生器破裂问题集体协商奔驰、大众、通用三个品牌,要求企业履行法律义务,召回装有缺陷气囊的汽车,解除安全风险。

然而快两个月过去了,大众、通用、奔驰仍未就安全气囊问题有任何召回动作。

一方面在各种公开场合高呼中国市场乃未来成败之地,极尽宣传促销之能事;另一方面对于召回隐患气囊车型拖沓滞后,将成绩和利润置于中国消费者安全之上。三大车企的所作所为频遭国内消费者和业内人士的指摘。

汽车召回常态化

事实上,近年国内汽车召回愈发常态化。统计发现,截至今年6月底,共有24家车企实施召回102次,涉及车型97个,数量达到1059万辆。

历进数百年发展的燃油车频频发生召回事件,更别说处于起步阶段的新能源汽车。

电动车领军企业特斯拉今年4月下旬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5.3万辆Model S和Model X电动汽车,解决手刹出现的问题。特斯拉称,这一问题没有造成交通事故或人员伤害;在被召回的汽车中,真正存在手刹问题的比例可能不足5%,更换问题手刹用时不到45分钟。

而这并不是特斯拉第一次召回已售电动车。2014年1月,特斯拉召回2.9万台Model S车型,原因是充电器、电源线或者壁式插座可能会因为电阻的加热而融化,从而导致火灾;2015年11月,特斯拉又召回9万辆Model S车型,原因是车辆前排安全带有可能没有被正确固定到外侧膝部预紧器上。

在中国这个最大的新能源车市场,召回事件也是屡见不鲜。

2016年10月,比亚迪召回759辆腾势纯电动汽车,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由于供应商高田制造原因,导致碰撞传感器工作异常。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气囊报警灯点亮、安全气囊自爆或车辆达到起爆条件时不起爆等情况,存在安全隐患。

2017年2月,一汽召回154辆红旗H7混合动力汽车,原因是燃油喷射泵可能有渗油风险,极端情况可能会自燃。本款车未正式向公众销售,召回的车型都是供给政府部门的。

在日本,2017年2月,丰田召回2800辆Mirai氢燃料电池车,原因是燃料电池系统存在隐患。丰田Mirai的动力由氢氧化学反应的燃料电池组、储氢罐以及交流电机组成,这套动力系统的最大输出功率达到155马力,续航里程可以达到482km左右。

强如电动车领军企业特斯拉也存在需要被召回的安全隐患,人们不得不担心新能源汽车是否能挑起未来的大梁。而事实上,虽然电动汽车召回频繁,但引起重大事故的并不多见。考虑到电动汽车仍在高速的发展,我们不妨多一点耐心。

新能源汽车法规不够严谨

有人会发现,不管是新能源汽车,还是燃油汽车,自主品牌的召回率比合资品牌要低得多。有行业人士认为,“现在国家在汽车召回方面管得不是很严,不能说因为召回少,自主品牌的产品质量就比国外品牌的要好。”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国内和国外主要市场的国情不同,法规不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国内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一项政治工程,而且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一方面地方政府都在保护地方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在市场准入等方面设卡设限;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的地方补贴都是地方政府支付,所以对这些企业也是特别保护。一旦新能源汽车出了事情,都是地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另外,一旦出现大规模新能源汽车召回事件,就会将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暴露和公开化。有人认为,“本身国内许多消费者就对国产汽车不太信任,尤其是对国产新能源汽车,都是靠政府补贴(给钱给牌)才促使许多消费者购买。”一旦新能源汽车召回信息扩散,加之许多消费者对汽车召回的事情不太了解,不少消费者会产生恐慌心理,打消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想法。

当前我国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法规还不严谨,缺乏统一和经验。“即便是出现大事故,都是企业和消费者自己私了,而不是走相关登记流程。”的确,之前国内新能源汽车也出现过多起自燃事故,包括众泰、比亚迪等品牌的产品,但最后基本都是企业与消费者私了解决。

而在美国,特斯拉的每一次自燃事故,都会受到美国全国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委员会的调查。

汽车召回不一定是坏事

2014年2月,丰田宣布召回“普锐斯”,本田宣布召回“飞度”,这两个车型均与混合动力系统有关。这表明完全保证需要复杂电子控制技术的汽车不出问题是极其困难的。

在环境发生了上述变化的情况下,汽车召回所具有的意义也在变化。一家汽车部件公司的社长指出,“现在应该把召回理解为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一。”

对于车企来说,发现错误后进行改正,以确保安全。如果消费者或媒体不理解不断变化的“召回”意义,不分青红皂白地抨击,从而导致汽车厂商对创新犹豫不决,这样谁都得不到好处。

三年前通用汽车的“召回门”就是一个例子:2014年,隐瞒量产车缺陷长达10年之久的通用汽车引来众怒,该缺陷造成13人死亡以及31起车祸。拖延大规模召回时间不免有担心舆论力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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