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商人鲍士臣是哪个年代的人请说的具体一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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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的历史古迹、历史故事有哪些？请说具体一些，作业要用

　　位于山东省淄博　　周村，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於陵邑，自古商业发达，明朝嘉靖年间已有“周村店”称谓，明末清初开始走向繁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这样描绘：“康熙乙亥间，周村商贾云集，趁墟者，车马辐辏”。 　　　　1775年，乾隆南巡时曾来过周村，并御赐周村为“天下第一村”。 　　　　1904年，周村与省府济南、潍县（今潍坊）同时被清政府批准为自开之商埠后，商业更加繁荣，“日进斗金”，“驾乎省垣之上”，成为辐射鲁中、跨江（长江）越河（黄河）的著名商品集散地，被誉为“金周村”、“旱码头”。大街、丝市街、银子市街等古商业街市作为周村商业兴旺发达的历史见证至今保留完好。 　　　　周村丝绸文化源远流长，历史上曾经“桑植满田园，户户皆养蚕，步步闻机声，家家织绸缎”，有“丝绸之乡”的美称。 　　　　周村人文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蒲松龄曾经在周村的毕氏尚书府教书33年，期间创作了《聊斋志异》。 　　　　周村花灯、民间扮玩、五音戏等民俗艺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民间扮玩的代表项目“周村芯子”已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上最早的“保税区”　　在周村大街的北首，立有一块六角形石碑，上刻“今日无税”，这就是著名的 “今日无税碑”。说起这块碑，周村人会自豪地告诉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保税区”！说起这个保税区，就不能不提起一位对周村商业经济有着巨大影响和贡献的历史人物———李化熙。

清朝乾嘉年间。棠樾鲍志道二十岁在扬州佐人业盐，后以积薪独立业盐，获巨利，并出任两淮盐业总商。棠樾鲍士臣，先贫，鬻田庐业商，轻财重义，“四方之人，闻士臣至，争先鬻其货，士臣由是能蓄其财，悉偿先人逋负，而赎归其田庐”。鲍士臣，字汝良，棠樾人，家贫走鄱阳，困于旅舍，为主人所雇而事舂臼，有客投宿未曙去，遗囊金于门，士臣见之持告主人，待客至而还之，客载拜并酬以金，士臣不受。晚岁携子归里，有故人为父赎罪，托士臣带上金银以纳诸官，渡洞庭狂风大作，士臣喟然谓子日，“吾与尔死，此命也；恨受人之托，而不能终其事，使其亲仍陷于罪，奈何?"已而士臣舟竞无恙。《歙事闲谭》有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文载：歙商鲍士臣某日拾遗金交主人以归还失主，失主拜谢酬以金，不受。于是，主人更加器重他，到处赞扬他。“其后纳交者日众，或贷 金于 先生而薄其子钱，先生始得时货之有无，兴贩四方。四方之人，闻先生至，争先鬻其货。”歙县棠樾人鲍士臣，5岁失母，甫冠丧父，贫无所依，徒步去鄱阳经商，到一旅舍已经资用乏绝，只得为旅舍主人舂米度日子。一天，有客投宿该店，未等天明即离店而去，结果把钱袋丢在门边，鲍士臣早起如厕捡到，但困厄之中的他没有昧下此钱，而是告诉店主人，等客人寻来还给他。果然不久，失钱旅客寻返，鲍如数归之，并不受谢金。店主由此看重鲍士臣，当地人也闻其名，从而借钱给经商，他也因此而起家。天理是明儒的最高理念，徽商“蹈道守礼”，旨在求得符合天理。歙商鲍士臣兴贩四方，以义制利，对人乐善好施，对己以勤俭自处，尝曰：“傥来之物，侈用之是谓暴天，吝用之亦为违天，惟其当而已矣。”徽商追求儒士之风雅还可以从聚古敛藏上得以验证。明清时期尤其清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而加强思想控制，士人为避其害而躲入故纸堆、遗迹遗物中去考证历史，从而兴起一股复古之风。“汉族文人不满清政府的文化钳制政策，维护现有的文化底色，抵制民族压迫和欺凌，同时出于对明政权覆亡的反思，许多人认为祸根在于明末对传统文化的反叛。鉴于此，清人有一种明显的向传统复归的心理态势，这种心理与当时整个时代环境相汇合，造成了清王朝持久而深入的一股复古潮流，文化风气由明末趋新陡然一变为尚故。”由此，自宋代开考古之端，历经元明，至清民间聚古敛藏之风大盛。“不管何朝何代，不管何种风格，或古朴，或典雅，或斑斓，只要来自古人，都受到清人的青睐和崇拜。”徽商余暇之际，博览群书，提高其文化知识水平，同时也客观上增强了他的市场经营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商人都是不识诗书、只知逐蝇头狡狎低俗之人。徽商好读书喜交友，喜好琴棋书画，精通音律，谈史论诗，追求高品位生活，自是令人刮目相看。徽商余光徽，“嗜学筹算，余闲恒坐书城”，长久以往，其见识风度自是过人。他曾手书谕其子说：“为学当修养身心，艺术为次。明清时期，不少徽商著有文集诗录，喜好收藏交友，聚会品题书画，“歙县自宋、元、明讫咸、同之乱，以居万山之中，藏书籍字画古今名迹，胜于江浙诸省，风俗以经商各省通邑，士人寄籍，恒多与同人博士交游，文艺亦有根柢。”这在中国商人史上是较少见的。徽商贾而好儒，提倡“义利并重”、“以义为利”、“诚信为本”等经营理念，更是令人刮目相看。徽商好儒，重视教育，积极靠近官府，特别徽商子弟科举入仕，扩大了商人在封建官场上的影响，从而使商人社会地位得以不断提高。另外，不少官僚士人纷纷经商，这样官商逐渐一体化。在很多徽商那里，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缙绅。”这也从侧面说明商人的社会地位在明清时期得到较大的提高。同时，徽商积极地与官僚士大夫交往，也扩大了商人在社会上的影响。不过，官商一体、士商合流却促进了徽商的封建化。而封建性是徽商最终走向衰落的最根本原因。不少徽商经营之余著书立说，为商人辩护，传播经商理念和经营之道，促进了商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明清时期出现了商人书，如徽商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明人陶承庆的《商程一览》、清陈其的《天下路程》、赖盛远的《示我周行》及《路程要览》等，成为商人远行和经营指南。雍正帝说：“……而奢靡之习莫甚于商人。闻各省盐商内实空虚，而外事奢靡。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 俳 优伎乐，恒午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佚，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为甚。”徽商花费大量金钱于狎妓游乐之上，却客观上促进了青楼文化的繁荣，徽商肯花钱于狎妓上，青楼经营者便投其所好，利用徽商附庸风雅的心理，大量培养艺伎，教之以诗书礼仪和琴棋书画，以供徽商消遣享乐。“正是在徽州盐商的刺激下，扬州青楼文化发展并繁荣起来。”也从而助长了社会上的奢靡之风，在徽商“ 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戏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生活之风影响下，富家子弟追风逐俗，生活趋向奢靡。一首扬州竹枝词唱道：“谁家年少好儿郎，岸上青骢水上航。犹恐千金挥不去，又抬飞轿学盐商”。徽商花费大量金钱于诗酒宴会、排场赏戏，尤其徽商狎妓不惜花费大量金钱，甚至于倾家荡产。这无疑耗费了徽商的经营资本。影响了商业扩大再生产。这是徽商追求奢侈休闲生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当然，这部分商人一般限于少数暴富的大商人。一般中小商人还是能坚持节俭的。经商是徽州人的习俗，还见证于一些志书。明万历《歙县志》载：“出贾既多，土田不重。”同时代的《休宁县志》亦载：“概邑中土不给食，大都以货殖为恒产。”清康熙《徽州府志》也说：“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明代大文豪王世贞更清楚明白地说：“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一年在内，十九在外。”业商已蔚然成风。徽州悠久经商传统的起源，当追溯到公元三世纪的东晋时期。东晋定都建业，使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方的大批世族豪强也携带宗族、部曲纷纷南迁，其中有不少士族慧眼识中了徽州这块离京城建业不远的土地。四面八方移民的迁入，也带来了比较先进地区的风俗、习惯与文化，打破了原先山越人的封闭，在靠山吃山、自耕自食的原始自然经济中渗进商业经济意识，逐渐孕育着外出经商的习俗。况且，唐代“安史之乱”骚乱中原大地，全国经济重心开南移，南方社会经济亦因此而得到发展，这给商人提供了施展的天地，被致富欲望激荡着心胸的徽州人投入经商也比以前增多。徽州虽然粮食不足以供，但土特物产却甚为丰富，这也为徽州人经商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徽州人因地制宜，首先选择本地特产为经营对象。他们把木材扎成排，沿着奔流不息的新安江，穿过一滩又一滩，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茶叶和漆也是经营的重头戏，早在唐宋，徽州即享盛名：南宋定都临安，大兴土木、广造楼宇，需要大量竹木和油漆，更为地处近邻的徽州商人创造了有利的商机。笔墨纸砚等手工业产品，在唐宋时的徽州也已盛产，澄心堂纸、汪伯立笔、龙尾歙砚，已成为天下文人墨客争欲得之的“文房四宝”。徽州“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的风俗的形成，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经商活动作为一种宗族行为来运作。歙县岑山渡人程且硕在《春帆记程》中写道：“徽州士夫巨室，多处于乡，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这说明那些入迁的世家大族不仅举族而来，且随徽州生存环境的安宁而旺盛繁衍，还因徽州土地被山陵分割面形成一个个较封闭的宗族空间。渐渐形成宗族的凝聚力，这是一股不可轻视的势力，他们的经商活动往往依靠这股势力去开展。徽商始于晋，自明代，尤其是在明代中叶，真正形成一个人从资巨、颇具特色的地方商业集团的徽商。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亦即15世纪中叶，中国东南城镇商品经济获得较大发展，城市日趋繁荣，曾为明初都城的南京，当时人口已达24万，四方商贾在此云集，商品货物堆积如山，街头巷尾人群熙攘。为推动商业经济的发展，明朝政府还特地盖建不少“塌房”，供商人存放货物，即使是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仍定南京为留都。此时南方已无战事，社会局面安定，自然促进了地处长江之滨、位居南北要冲的留都的经济发展，于是历几十个春秋岁月，到了成化、弘治两位皇帝时，这留都南京更上一层楼是呈现一派“五方辐辏，万国灌输”，南北商贾争着来此贸易的景象。徽州与长江三角洲相毗邻。有悠久经商传统的徽州人，也因时乘势，际会风云，加入到这商贸大舞台上，一展才智，大显身手。杭嘉湖地区的丝绸棉布，扬州两淮的食盐，景德镇的瓷器，徽州的竹木茶漆和文房四宝，华北的棉花大豆，江西、两湖的稻米，以及长江中上游的木材等等，都架上了“徽骆驼”和“驼峰”，在四处流通交易，在这流通交易中，肯吃苦、有算智的徽州商人便大获厚利，并迅速涌现出一批手握巨资历的富商大贾。徽商经营的行业，可谓包罗万象，只要有利可图，几乎“无货不居”。尤以盐、典、茶、木等行业为大。是徽商经营最主要的行业。明万历《歙县志》说徽商经营的行业“特举其大，则莫如以盐荚之业贾淮扬之间而已”。盐商实际上构成了徽州商人集团的主体，对徽州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都很大。明嘉靖、万历年间，徽州在扬州业盐的商人，主要是黄、汪、吴诸族，他们拥资多达数十万两乃至百万两。如歙县竦塘黄氏家族便在那鹊起于两淮盐场。明朝的黄五保，黄豹，黄崇敬，歙县竦塘黄氏，还有黄存芳、黄莹等，他们成功经营，使竦瑭黄氏获得“业盐甲两淮”之誉。早在唐末宋初，徽州即有茶树栽培，而经销茶叶也便成为徽商赖以发迹的主要行业之一。宋代，徽州人为经营茶业已行贾四方，明清时期，徽州茶叶的销售大增，茶叶贸易成了徽商经营上仅次于盐业的“巨业”。那时，徽人中已有不少“世守其业”的专业茶商。许承尧的先世早在明正统年间，即已远赴居庸关从事贩茶活动。此后，徽州茶商在北方日趋活跃。据《歙事闲谭》载，清乾隆时，仅歙县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就有7家，茶商名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中，也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尔后遍及东北、鲁、豫等地，据民国《乌青镇志》载，浙江乌青镇的茶叶店全是徽商开设的。徽商经营茶业，有茶号、茶行、茶庄、茶栈等多种类型。徽商的内销茶经营，谓之茶庄。徽商的外销茶经营，则谓之洋庄。明清时期，茶叶就是我国一种重要的出口物，徽州茶就是广州外商采购最多的茶叶之一。徽州茶商在同广州商人的交往中，吸收他们的建议，改进制茶技术，以歙县、休宁茶叶为主体的屯溪绿茶便成为畅销海外的名茶。徽商木业，据专家考证，徽人做木材生意“至迟始于宋代”。尤其是南宋，都城南迁至临安时，大兴土木，建造宫阙，所需木材甚多，这里与徽州近在咫尺，自然给徽州商人经营木材带来了天时与地利，故南宋时，徽商的木业经营颇为兴隆。不过，与其他行业相比，做木材生意是一种更担风险的买卖。清乾隆《婺源县志》上写道：“木商以其资寄一线于洪涛巨浪中。”在古徽州6县中，经营木业的商人之数当以婺源为首，休宁次之，祁门、歙县又次之，许承尧《歙事闲谭》载道：“徽多木商……然皆婺人，近惟歙北乡村，偶有托业者，不若婺之盛也。”明清时期，徽商木材生意越做越火，各地对木材的方式量也越来越多，单凭徽州山中那点木材资源，难以满足了，头脑灵活的徽州人把目光传向了江西、湖广、四川等地，去开拓新的货源，扩大木材贩运活动。徽人经营木材的气势颇为宏大。在湖南沅江流进洞庭湖的入口处，有个德山镇，是湘西沅江上流所产材质优良的辰杉木外运的必经之地。镇上徽商往来不绝，长年聚集在这里的徽州运木排夫不下数千人。杭州也是一个重要的木材集散地。清乾隆时，徽州木商曾在杭州候潮门外徽国文公祠创立“徽商木业公所”，也就是“木行”，杭州“徽商木业公所”创自婺源人江扬言，其子江来喜又加以发扬光大，于江干购置沙地，上至闸口，下至秋涛宫，面积共计3690余亩。典当业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最古老的一种信用行业，也是徽商经营仅次于盐业的行业。人们称徽商是“徽州朝奉”，实际上这是徽州当铺掌柜的代名词。追求溯源，朝奉本是一种古老的官职，秦汉时期就开始设置，到宋代才定为从六品、正七品。明末南京的当铺总有500家，大多为福建、徽州两帮所开设，福建帮单兵作战，本小利重，取利高达三分四分，徽州当铺则并肩经营，凭恃雄厚财力，降低利率，取息仅一分，至多不过三分，结果，人们不愿上福建当铺，而愿去徽州典家，福建帮遭人忌恨，徽州人却博得“有益于贫民”的声誉。徽州典当业的兴盛，其次在于他们注意改善经营方法和态度，明万历时，歙县人汪通保在上海经营典当业，就一改典铺石库形式，四面开门，令其宗族弟子分头接待顾客，藉以提高营业效益；他还严格地约束诸弟子，贷出的银子一定要成色好，重量足，计算利息要公道，收回银子时分文不和多取。徽州典当业的兴盛，还在于他们颇具特色的内部管理，他们的分工精细，制度也严明。据清末民初老当铺客介绍，明清时期，一般规模的徽州当铺里，都设有“柜台先生”二三人，坐镇鉴别顾客典当的货物，评估价钱；“写票”2人，专写当票；“中班”6人，有正有副，负责制货物打包；“挂牌”2人，“学生”10余人，按能力大小把他们依次排成序号，序号1—6的学生分别协助各管事料理业务，序号7以后的学生则负责跑包楼，送包取包；还有“管事”若干人，分管包房、钱房、首饰房和帐房，人人各有所司，各司其职。徽商经营除盐、茶、木、典四大支柱行业外，还有粮食、布帛、文房四宝、刻书等众多行业。粮业，徽商经营粮业，起源同茶业、木业一样早。主要是将外地粮食贩入徽州，其规模还不算很大。徽州粮商经营形式很多，且讲究效益，他们或是在产粮地区设库囤购粮食，再传卖给客商；或看丰歉行情直接抛售市场；或将甲地粮贩往乙地，脱手再将乙地商品运往甲地或其他地区，通过对流循环提高利润。许多盐商也兼营粮食贸易。他们的盐船在汉口卸货后，往往把粮食作为回头货满载而归。布帛业。这也是徽商经营的重要行业，明清时期，我国棉布的加工、集散，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徽州布商也主要在这些地区活动。他们把棉布的收购、染色和运销大部分操在手中，或走街串巷，从农家织妇中零星收购棉布；或开设牙行、布庄，把持市场价格。清康熙三十二年，仅苏州城内81家布庄号中，属徽州汪、程二姓开设的就有30多家之多，还有徽州朱姓、金姓、吴姓等开设的布号，占据了大多数。清代后期率先兴办“胡仁泰布号” 和汪怡兴色布号“的胡朗甫、汪锦咸，即是在常州的徽州布商的代表。在那些不产棉却棉织业发达之地，徽商便开设以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谓之“花布行”。如无锡就有许多徽商从事这种活动，他们把换来的布运往北方发卖，获利甚厚，遂视无锡为牟利的好地方，称之为“布码头”，与所谓的“汉口为船码头，镇江为银码头”相提并论。棉布贩运使徽州布商牟取了更大的利润。造就了许多家产百万的徽商们。徽商还经营许多行业。如文房四宝业，自唐末徽墨、歙砚创制以后，到南唐、北宋又涌现澄心堂纸、汪伯立笔，成为文房四宝贡品；明清时，徽墨、歙砚继续发展，尤以墨业发展更盛，明代有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等制墨名家，清代则有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四大家。而徽州则成为闻名遐尔的砚乡墨都。又如新安刻书业，在明万历至崇祯年间，一跃而居全国出版业之首，他们在刻书方式方法和雕版技术上大胆革新，大量编缉出版丛书，在图书内大量刊刻插图，通过四色五色彩印，使图书精美清丽动人，出现了书肆林立、书商足迹遍于全国的局面。还有陶瓷业、饮食业、药业、珠宝业等等，可谓百业俱备，异彩纷呈。因此，完全可以说，徽商的多行业经营，是他们能够称雄中华商界达数百年之久的重要因素之一。

　　位于山东省淄博　　周村，春秋战国时期属齐国於陵邑，自古商业发达，明朝嘉靖年间已有“周村店”称谓，明末清初开始走向繁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这样描绘：“康熙乙亥间，周村商贾云集，趁墟者，车马辐辏”。 　　　　1775年，乾隆南巡时曾来过周村，并御赐周村为“天下第一村”。 　　　　1904年，周村与省府济南、潍县（今潍坊）同时被清政府批准为自开之商埠后，商业更加繁荣，“日进斗金”，“驾乎省垣之上”，成为辐射鲁中、跨江（长江）越河（黄河）的著名商品集散地，被誉为“金周村”、“旱码头”。大街、丝市街、银子市街等古商业街市作为周村商业兴旺发达的历史见证至今保留完好。 　　　　周村丝绸文化源远流长，历史上曾经“桑植满田园，户户皆养蚕，步步闻机声，家家织绸缎”，有“丝绸之乡”的美称。 　　　　周村人文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蒲松龄曾经在周村的毕氏尚书府教书33年，期间创作了《聊斋志异》。 　　　　周村花灯、民间扮玩、五音戏等民俗艺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民间扮玩的代表项目“周村芯子”已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上最早的“保税区”　　在周村大街的北首，立有一块六角形石碑，上刻“今日无税”，这就是著名的 “今日无税碑”。说起这块碑，周村人会自豪地告诉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保税区”！说起这个保税区，就不能不提起一位对周村商业经济有着巨大影响和贡献的历史人物———李化熙。

吕峰：答：棠樾鲍士臣,先贫,鬻田庐业商,轻财重义,“四方之人,闻士臣至,争先鬻其货,士臣由是能蓄其财,悉偿先人逋负,而赎归其田庐”。鲍士臣,字汝良,棠樾人,家贫走鄱阳,困于旅舍,为主人所雇而事舂臼,有客投宿未曙去,遗囊金于门,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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