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田锋范中间位置怎么打开？终于找到答案了三联书店90年｜在上海发轫，“为社会服务，谋读者便利”

为了庆祝生活阅读新知三联书店成立90周年，位于北京美术馆东街22号的三联书店专门举办展览，再现90年风雨，回顾“一本书的诞生”，向三联书店先贤和历代同事致敬。谢谢您支持和鼓励三联书店的广大作家和读者。

展览共四个展区——图书档案陈列区（陈列区的专题报道请看文末链接）、店史馆区、观众互动区、视听展区。

夜色下的三联韬奋书店。作为城市的精神地标，用不眠的灯光陪护守夜读者潜心前行。

近日，澎湃新闻记者探访美术馆东街22号，呈现展览现场。当年同三联书店原总经理、原《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先生（1931年9月26日—2021年1月10日）做访问时，这位在京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上海，曾饶有兴趣地提出过一个名词，“在京海派”。而忆三联书店90年往昔岁月稠，发轫起点正是上海。

1932年7月的一天，浦江涛涛，海风习习。在陶尔斐斯路48弄弄口（今南昌路东段）一栋民居的门前，多出了一块不太显眼的铭牌——生活书店。这家由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共同创立的出版机构，正式名称是生活出版合作社。邹韬奋说，要“努力为社会服务，竭诚谋读者便利”。之后他再次强调，“本店以促进文化、服务社会”为主旨。1935年，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等创办了新知书店。1936年，李公朴、艾思奇、黄洛峰等创办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它们和生活书店同属三联书店前身，创立之初都带有鲜明的红色出版印记。

上海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生活书店

从此次展览的图书档案陈列区右转不远，书店将一段回廊布置得静谧而肃穆，作为店史馆区。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书店创始人邹韬奋先生（1895年11月5日－1944年7月24日）的铜像——明亮的灯光投射下，愈发显得先生天庭饱满锃亮。他戴着圆边眼镜、面容庄重而坚毅，平视着前来观瞻的读者诸君——不由得令人先就想起先生生前的一句名言，“不满烦闷，只应该使我们更坚决地向前奋斗；不应该使我们逃避困难，一瞑不视。”

邹韬奋先生铜像 摄影 王诤

韬奋先生温文尔雅，毕生谦逊练达。曾记得，他还说过一句话，“我们要能多得到深挚的友谊，也许还要多多注意自己怎样做人，不辜负好友们的知人之明。”

生活书店招牌、证章

身陷囹圄，“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

从邹韬奋先生的铜像右侧顺次参观，观众可以看到先生当年所用的名片：竖体“鄒恩潤”。原来“韬奋”是邹先生的笔名，取“韬光养晦”和“奋斗”之意。名片素雅，背面还印着先生的英文名“ANSON CHOW”，亦可见彼时上海一地东西交汇的社交风范。

邹韬奋先生曾使用过的名片 ，以及邹韬奋先生和沈粹缜女士的结婚照。

名片一旁的木匣子上放着的是邹韬奋先生和沈粹缜女士的结婚照（题赠杨玉卫夫妇，1926年1月，图片由韬奋纪念馆提供）。照片中的一对璧人，先生一身晨礼服、手托礼帽；夫人则头戴花环、手捧花束，一脸幸福。

据介绍，就在婚后当年，邹韬奋便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他全力以赴，毫不马虎。沈粹缜后来回忆当年办刊情况时曾深情地说，早期的《生活周刊》几乎是夫君一人唱独角戏。“刚接手《生活周刊》时缺钱缺人，连他在内总共只有两个半职员，又因稿费过低，向外面约稿不易，稿件大半都得自己撰写。起先，他不得不以六七个笔名轮流撰写各式各样的文章。既要握笔写文章，还要收发、看信、复信。有时因为刊物包封寄发来不及，他还要搁下笔帮助包封的工作。因此常常每天干到夜里十一二点钟，事情还干不完。”

1937年，因“七君子事件”而系狱的邹韬奋，在苏州监狱中也曾回忆起这段生活，“我的妻子有一次和我说笑话，她说：‘我看你恨不得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其实后来纵然‘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也是来不及的。”

“七君子”，右一为邹韬奋

展柜中陈列的是生活出版合作社第一届理事会会议记录（1933年7月10日），以及“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的《生活周刊》扉页实物，栏头上标注“民国十四年创始”。起头“小言论”篇，登载文章《教育部的军阀手段》。言论虽“小”，锋芒毕现：“但教部自己没有充分力量对付私立学校，专与在私立学校求过学的无辜青年做死对头，必置之绝路而后快，这实在是全无心肝的举动！”

展柜中陈列的生活出版合作社第一届理事会会议记录（1933年7月10日），以及“中华民国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的《生活周刊》扉页实物

一旁展柜中展示的，则是半月刊《读书生活》杂志的第三卷、第五期“青年特辑”，据封面下端出版日期“25年1月10日”推算，正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期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当年。再看封面，果不其然，刊画的正是海员、工人、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一道，高举着“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条幅的游行队伍。

《读书生活》杂志的第三卷、第五期“青年特辑”，以及《资本论》1938年一版一印三卷本实物

看展墙，1934年11月，《读书生活》半月刊在上海创刊，由《申报》“读书问答”原有人员编辑。以大众化、通俗化为方针，号召读者要“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同时，怎样仿照生活书店办一个出版社？不仅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使出版社成为作家之家、读者之家，提到了李公仆、柳湜、艾思奇的议事日程上。经过一年筹备，1936年3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在斜桥弄七十一号正式开张。

艾思奇

李公朴

在党领导下，“一卷书雄百万兵”

回首往昔，生活书店成立于1932年7月，读书出版社成立于1936年，新知书店成立于1935年。这三家书店积极出版进步书籍和杂志，大力宣传先进思想理论，广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勠力推进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运动，堪为中国现代进步出版事业的楷模。据统计，三店共出版图书2000余种，先后共编辑出版期刊约50种。包括《资本论》《大众哲学》等在内的书刊在当时产生过巨大影响。

生活周刊社全体工作人员（1932年）

“一卷书雄百万兵”。1936年，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大众哲学》，就备受毛泽东的青睐，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导许多人走上革命道路。多年以后，一位幕僚转述蒋介石对这本书的评价：我不是败给了中共军队，而是败给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1936年，读书生活出版社推出艾思奇的《哲学讲话》，一时纸贵。因屡屡遭国民党政府查禁，后改名为《大众哲学》，依然畅销。

展柜中还摆放着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出版的《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译，这也是国内首次出版该书）。三卷本的书页早已泛黄，无声地在诉说着那激情燃烧的年代：1936年2月，脱胎于早期《申报》副刊“读书问答”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在李公朴的主持下正式成立。1937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在制定远期规划时，就决定有计划地推出一批马列主义原著和高、中级理论书刊，分期逐步出版马恩全集，打头阵的就是《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此时正值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初稿完成，投稿上海几家大出版社无门后，经人介绍找到了时任读书生活出版社总编辑的艾思奇。

经过商议，出版社决定接纳这部巨著的全部译稿。为了支持两位译者继续工作，出版社还早早同二人定下合同，每月预付版税八十元以保证其生活，且为避免这项支付受业务资金周转影响，特意提出两千元在银行设立专项账户，专用于版税支付。须知，此时的出版社刚刚经过一场动荡，经营正紧张。

《资本论》全译本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座里程碑

1938年，孤岛时期的上海出版审查制度出现松动，读书生活出版社“趁乱”在租界突击编印《资本论》，于8、9月间一举出齐全三卷，《资本论》的完整面貌第一次展示在中国人民面前。可以说，《资本论》全译本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座里程碑，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发展提供了必备理论资源，也为1949年后中共中央编译局重新翻译修订《资本论》提供了重要参考。

据1947年2月20日、26日，重庆《新华日报》广告栏中刊载：“《资本论》的产生，正像一个新社会的产生一样，它的一切经过都是斗争的、革命的，它虽然受到一部分人的嫉恨，但也受到更多人们的欢迎和拥护。它的理论是像钢铁那样坚密，利刃那样锋锐；它的内容是像海洋那样渊深宏福，它的文章又是那样健全，美丽、动人。译笔极严谨忠实，而又熟练流畅，早有好评赞誉。本书于廿七（1938）年初版瞬即售罄，颇多向隅，迭接读者来信，建议再版，终因战时种种条件所限，未能如愿，今兹勉印出版，以应需要，用答读者之盛意。”（黄洛峰、范用撰写）

除了出版进步书籍、刊物，三店先后在上海、汉口、广州、西安、香港等地开办过百余家分店。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这三家出版发行单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场一致，战线统一，互助合作，无论遇到何种困难，都努力并肩战斗。而据有关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国内共出版‘红色读物’ 四百余种，而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就出了二百种左右，其余为解放区的出版社所出。”

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联书店机构名单（1932—1950）。足见解放前三联书店在全国分布版图。

1948年10月，三家书店全面合并，在香港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管理处。1949年5月，总管理处迁至北京。同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确认：“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领导下的书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等，做了宝贵的工作。” 在这一侧展区的最后，呈现了庆祝三联书店成立时，员工们喜气洋洋的文艺演出照片。黑白照片中，一条醒目的条幅挂在四壁的书架上：“团结就是力量”。

1948年，庆祝三联书店成立，员工们喜气洋洋的文艺演出照片。

迎接新的使命，“为书籍的一生”

1951年，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保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出版名义。1954年，在中央指示下，人民出版社内单独设立了三联书店编辑部，下设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地理等六个编辑组，以出版“党员和非党员作者的各种虽然尚有某些缺点，但有一定用处的作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之外的社会科学其他古典著作的译本为主。

迎接新的使命

这一时期三联书店的出版围绕两个重点方向展开：一是有计划地整理出版老学者们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另一个出版方向，则是酝酿、制订一份规模庞大的“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规划”。这份计划由陈原主持，史枚起草，动员了当时学术界和翻译界各方面专家，最终由陈原定稿，形成了《外国名著选译十二年（1956—1968）规划总目录》，共收书1614种，计划翻译出版一亿两千万字的世界学术名著。虽然，1958年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恢复业务后，这一翻译计划即被转走，但在这一时期里，三联的出版物结构和读者结构在不知不觉里开始蜕变，学术出版的基因始终内在地传承不变。

《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目录》（草稿）的内页原件

在展区另一侧的展柜中，放置着《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目录》（草稿）的内页原件。“说明”开门见山，“我们制定这个长远翻译规划的根本方针，是为了继承世界各国的历史上形成的悠久的和优秀的文化遗产。”“以欧洲来说，就是要着重文艺复兴、特别是产业革命以后的著作。”“在地域上不应该只见西欧，还应该普遍地注意到世界的各个领域。”

这期间，三联书店出版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历史哲学》、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上古篇)》、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等一大批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在其后的几十年间，这些著作一再重印，在新中国学术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小逻辑

著名学者王元化，在自己的著作《读黑格尔》序文中就曾提及，“我读的第一本黑格尔的书，是一九五四年三联书店初版印行的贺麟译《小逻辑》。这本书我现在还保存着，纸已发黄，封底业已脱落……”

他还饶有兴趣地介绍了自己啃下这本书的历程，“在读《小逻辑》的开头几天，我完全气馁了，几乎丧失了继续读下去的勇气。可是我想我应该像许多开头并不懂黑格尔的读者一样，无论如何应该把这部难读的书读完。我打算反复去读，先通读一遍，然后再慢慢细读或精读。这个决心一下，我驱走了失望情绪，耐心地去读第二遍。我在第二遍阅读时，开头很缓慢，每天早上只读书中的一节。我要求自己尽量读通读懂，对书中的某些疑难问题，有时一直从早上考虑到下午。这样一点一点去消化，使我养成了一种钻研的习惯。后来我从一些艰深著作中得到了读书之乐，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展柜中陈列着《清代科举考试述录》（1958年）和《为书籍的一生》（1963年）的实物

展柜中还陈列着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1958年）和《为书籍的一生》（1963年）的实物。前者为清末科举最后一名探花商衍鎏所著。作者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对中国科举制度，尤其是以亲身经历，对清代科举制度做了全面记叙，开研究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之先河。书中的那句自况与控诉，今日读来依旧令人唏嘘，“本书以童试始，而以老年人应试终，可见封建时代之科举，实为束缚读书人之工具。”

《为书籍的一生》是十月革命前俄国著名出版家绥青写的一部回忆录，生动再现了他怎样从一个农民、学徒成长为一名杰出出版家的传奇历程。书中不仅叙述了他有趣的身世，介绍了从业图书出版的经验，并且记录了同时代的作家逸闻，提供了与俄国文学史有关的材料。

1961年末，时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范用得到该书，先请懂俄文的朋友帮忙看了一下，了解大概后即寄往上海，请与三联书店有多年合作关系的叶冬心审阅并翻译。1963年1月译毕后，范用接读译稿，肯定了“尽可能把书籍装潢得漂亮一些，是绥青的工作特色”，因此特意将封面和彩色插图均照原样印制，还在几个方案中选定书名。绥青先当书店学徒，后做出版，晚年帮助苏维埃政府同各个西方世界国家的出版商打交道，也培养了一批出版人才。范用的经历与他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大时代里勤奋自学、追求进步文化、与作者交朋友、为普通大众出版价廉质良的图书，都是他们“为书籍的一生”绝好写照。

《为书籍的一生》亦是范用先生一生写照，其中“做漂亮的书”更成为他日后的一句口头禅

风云际会，“读书无禁区”

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两年，改革开放的帷幕徐徐拉开，三联书店的学术和文化“基因”开始萌动。三联书店积极冲破“文革”的极左思潮，解放思想，抖擞精神，与时代同行，在社会发展大潮中搏击的同时，致力于为变革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思想、文化、学术资源——这种良性的互动，自《读书》杂志创办起，一直延绵不绝。

《读书》启蒙 （1977—1985）

1979年，《读书》创刊号以《读书无禁区》开篇。《读书》也一路开拓，成为四十余年来数代读书人的精神家园。展柜中陈列着这份刊物创刊时的部分文献，其中《关于<读书>的一些情况》中写道，“它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提高全民族的科教化水平服务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解放思想，敢于大批打破条条框框……”

读书创刊号

对于许多《读书》的读者来说，拿到最新一期刊物，往往会照例翻开封二——不为他故，就是“陈文丁画”念兹在兹。两位上海老乡陈四益和丁聪，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每期封二都是他们俩在栏目《绘图新百喻》中各擅胜场。说起来，画家丁聪的笔触十分个性化，一幅作品即便不署“小丁”大名，读者也可以一眼认出，而他同《读书》结缘也要更早些。展柜中还陈列着他为《读书》一百期所绘的“气象记录”真迹，细观之下不禁令人会心一笑。

《读书》创刊时的部分文献以及画家丁聪为《读书》一百期所做的漫画

对于这一时期尚是人民出版社一个“编辑部”的三联书店，一方面利用在文化人中广泛的人脉，出版“大作家的小作品”，推出了风行社会的《傅雷家书》《干校六记》《随想录》以及多卷杂文家专集等（包括夏衍、柯灵、聂绀弩、唐弢、柯灵、廖沫沙、胡风等人的杂文集）作品。另一方面，则译介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优秀文化读物，畅销一时的《情爱论》《欧洲文化的起源》《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异端的权利》等共同构成了三联书店的“文化生活译丛”。这些图书以及《第三次浪潮》等书在市场上的不俗表现，反映了当时社会全方位吸纳人类社会优秀文明成果的风气。而稍后三联出版的《宽容》，同样风靡一时，“宽容”一词本身亦成为那个时期的标志性精神症候。

《情爱论》一经出版，三年后总印量就达到百万册。它的畅销不单纯属于一本书，也为一个阅读饥渴的时代留下了冲破禁忌的记忆。

1986年，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成为一家以出版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图书为主的综合出版社。一批新的中青年著译者为三联带来了两套重要的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在出版界和学术界都引起极大反响，为我国此后的学术发展和理论建设铺下了重要基石。这两套丛书旨在承接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引进先进文化、“译书强国”之理念，其中“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意在继承前人的工作，扩大文化的积累，使我国学术译著更具规模、更见系统。文库所选，以公认的现代名著及影响较广的当世重要著作为主，旨在拓展中国学术思想的资源。自1986年底至1989年，三联书店在短时间内集中推出了萨特、弗洛伊德、弗洛姆、本雅明、亨廷顿等著名学者的名作，在出版界和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

《悲剧的诞生》等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第一种是《悲剧的诞生》，于1986年出版。这是“文革”后首次批量译介西方现代学术名著，随后陆续出版了《存在与虚无》《存在与时间》等一系列著作，许多品种销售近十万册。“新知文库”则从世界各国著名的介绍人文科学新知识普及读物中精选精译，体现了在知识迅速新陈代谢的时代对新观念和新思想的积极引介。虽然三联书店在改革开放后的西书中译潮中并非捷足先登者，却仍能携这一系列丛书在“文化热”大潮中脱颖而出，有赖于其独到的选题眼光、对文化的独特担当、灵活的经营方式以及优秀的出版质量。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版协每年组织书市。初期都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的小树林里设摊，三联的书摊是书市上的亮点。看到读者如此踊跃，时任总经理沈昌文高兴坏了。

这些目前已经泛黄的丛书，以其优良的内容和出版质量，直至今日仍然在学术界发挥着光热。在不断推出面向中高层读者的图书的同时，三联书店还推出了一系列面向大众的读物，包括“蔡志忠中国古籍漫画系列”（1989年）、“中华文库”（海峡两岸共同策划，同时出版）和“经营智慧丛书”等，影响最大的当属“蔡志忠中国古籍漫画系列”，各版本累计销售超过1000万册。

蔡志忠签名售书

一主两翼，“力争领先别人半步”

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崛起，在80年代曾经引领思潮的书籍出版活动，在90年代展现出鲜明的商业竞争特性，整个社会阅读风向也发生转变——更为多元，进入读图时代。三联书店以“力争领先别人半步”的理念，对自己的出版方针做了调整，逐步形成了 “一主两翼”的发展战略。

独立建制后的发展壮大（1986年至今）

所谓“一主”，即以学术文化图书出版为中心——在这一阶段，三联确立了以“人文精神、思想智慧”为核心的出版理念，面向不同层面的读者，推出了大量一流读物。而“两翼”，则以三联分销店的形式建设通道，确保三联出版物渠道的通畅，培养自己的忠诚读者；建设以《读书》、《爱乐》（1993年创刊）、《三联生活周刊》（1995年创刊）等为主干的期刊群，丰富三联文化，培植各个层面的作者和读者，为三联的全方位发展和增长做出贡献。

展柜中的《三联生活周刊》试刊号（右）

在中等知识读物方面，三联书店同样秉持“新锐一流”的出书原则，在“文化生活译丛”之外，“乡土中国系列”“二十讲系列”“经济学家手札”“大众经济学丛书”“近距离看美国系列”“考古人手记”“科学人文系列”等图书，以学者专家深入浅出的笔触，为普通读者解读人文、艺术、政治、社会、经济、科学等诸多领域的问题。而在大众读物上，最受瞩目则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奇侠倚碧鸳”，《金庸作品集》这套文学殿堂级通俗读物的引进。

金庸全集

近年来，传媒环境急遽变化，面对传统内容产业的新挑战，三联书店在坚守自己出版理念的同时，积极谋求调整与创新。2014年4月初，开启了24小时营业模式，为城市打造别样的文化生活空间。

三联中读，是三联在2017年5月正式推出的一个综合知识服务平台，打造线上知识服务产品。经过四年的尝试探索，“中读”于2021年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产品线结构布局，并首次实现盈利。

为了让传统的读者服务项目有更多的选择和发展机会，三联书店还借助新媒体技术，面向大众推出“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和“三联·新知大会”等系列活动，向公众深入浅出地呈现相关领域的新动态、新观念和新方法。

展柜中陈列着，1947年毛泽东同志为邹韬奋先生的题词，“纪念民主战士邹韬奋”（右图，图片由韬奋纪念馆提供）。以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为三联书店八十年店庆致贺信（2012年）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主题出版上围绕“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三联书店推出了一批党史大家、名家的重要作品。众多周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现代化道路，有着自身的历史基因和文明逻辑，亟待从学术的角度阐释其内在的原理和意义价值。《金冲及文丛》《逄先知文丛》《读毛泽东札记》《毛泽东的阅读史》《中国的1948年》《北上》《中共党史十二讲》等书，则用学术的语言展示了一个百年大党的历史演变进程，深刻阐述了中国现代政治道路和国家道路形成的历史逻辑和内在肌理。它们不仅拓展了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空间，而且受到了读者们比较热烈的欢迎。《金冲及文丛》已销售数十万册，《中共党史十二讲》销量近15万册。

2020年6月，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原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著作《星火的启示——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之际，时年90高龄的作者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文字专访，回忆自己在2010年接受三联书店聘请，担任书店首席专家的经历，老人感慨道：“对三联书店，我一直怀着一种难忘的强烈感情。”

“金冲及文丛”八种

“我生在上海，先后做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学生，生活书店在上海重庆南路我家附近，新知书店在上海北四川路上（现在的四川北路），是我从家到复旦大学读书的必经之处，便成为我经常去读书和买书的地方。生活书店比新知书店的门面大得多，你坐在书柜边看半天书也没人阻止你。说实在的，我自己看这三家书店的书比学校里老师指定的参考书要多得多。特别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启蒙教育方面。这三家出版社的出版物给我的影响，比学校的课堂教育要大得多。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环境下，有我类似的经历的知识青年是不少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很难见到，但比较系统地读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读物，又受到现实社会生活的强烈刺激和日常中为数不多秘密党员的影响，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中国共产党一边了。”金冲及说。

邹韬奋先生其子邹家华在2019年4月题写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店史”，下方摆放的一本留言簿，早已被前来参观的读者书写了大半。

【服务信息】

展览时间：8月31日至9月30日

每日展览时间：9:30—21:00

展览地点：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主题明信片领取地点：一楼收银台

（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为三联书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