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会儿,我感到欣喜若狂,坐在我面前的这位82岁的老奶奶像英国女王。

一头饱满的白色卷发、一身深紫色长袍、配上白色珍珠项链、说话时自信的神采。哦不对,她说的是山东话。

我把我的感受讲出来,老太太的女儿张爱玲介绍,有一次在一个国际作家写作营,她和母亲一同与获奖的英国诗人在一桌吃饭。母亲通过翻译说,“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我是文盲。”

诗人说,“不,你是女王。”

姜淑梅和女儿张爱玲。文中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澎湃新闻记者于亚妮 图

老太太叫姜淑梅,今年82岁。60岁学习认字,75岁学写字,人生从此开挂——到今年8月,已经出版了五本书,第一本《乱时候,穷时候》加印了八九次,印了近8万本。

光是央视的节目,姜淑梅就上了好多次,最近一次是《回声嘹亮》。她告诉我,自己在节目上已经吹出去了,要当“四大家”:作家、画家、书法家,最后一个卖了个关子——“老人家呗”,说完哈哈大笑。

老人家上节目从不怯场。她讲述自己的故事,都不用准备,在台上开口就刹不住,有时候女儿踩刹车,老太太还撒个娇:我还没讲完呢。

起初她告诉亲人们要写作,平时不苟言笑的三哥啥也没说,哈哈大笑。二女儿说,“写吧,东边茅楼(茅厕)没纸了。”

姜淑梅是个要强的老太太,身边人不抱希望,她反倒来了劲。如今她把写作当成心爱的玩具,玩着玩着,有奔头了。“现在又玩出稿费,玩出书,玩上瘾了。”

“大美女”、“老顽童”

姜淑梅的早晨有时从两点就开始了。睡不着,起床写写毛笔字,这是她的新爱好。

凌晨四点多钟,她约上邻居81岁的老太太,一起去体育场锻炼,拉拉吊环,回家路上顺手帮同伴捡瓶子卖钱。

姜淑梅做拉伸锻炼。 受访者供图

上午姜淑梅出门和老太太们打会儿扑克。电视可以不看,扑克不能不打,她怕得老年痴呆。

姜淑梅是个自来熟,刚搬到女儿家小区时,看见邻居们凑一块儿,过去打招呼,“大家好啊!姐妹们你们都好吗?”唠热乎了,“你们谁会讲故事,我可爱听故事了。”

没人开口讲。

“你们不会讲故事,咱们坐下来,我给你们讲故事吧。”姜淑梅很快为大伙解了围。

有人受了启发,“啊呀,这故事我也有!”老太太便开始“上货”——收集故事了。

邻居们喊她“大美女”“老顽童”,不太熟的叫她“白头发老太太”,读者们称呼:“姜奶奶”。这些都成,她受不了“姜老师”,听了脑瓜儿疼。

她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学生,跟着老师——大女儿张爱玲学写作。

此张爱玲非彼张爱玲,但也是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绥化学院的老师,今年五十出头,声音像电台主播一样清亮亲和,钟爱旗袍、围巾和帽子,配一个手包,优雅端庄。

这娘俩都不像各自年龄的人。今年5月,张爱玲发了个朋友圈,“飞奔回家,陪娘吃晚饭,看见桌上留言。小女生,下次不要丢字落字,好不好。”桌上留言写道:“爱玲我(去)完(玩)了 去人家玩了 我代(带)手机了”。

老太太认字不多,阅读有限,但阅历丰富。她第一本书《乱时候,穷时候》的编辑陈亮感叹:在读者见面会上,老太太和各种知识分子对谈完全没有障碍。

北京开见面会时,有一个女孩提问,刚叫了一声奶奶就哭了。

姜淑梅看她哭得伤心,觉得挺对不起她,“孩子,今后看我的书不要哭,没有那些苦难,我也写不出这本书来。”

姜淑梅画的“点天灯”——她老家过去对犯下命案的犯人处以酷刑。

“他爱我,但不惜我。”

姜淑梅1937年2月出生于地主家庭,家里三个哥哥,她是“四妮儿”。父亲和几个哥哥都是读书人,姜淑梅六七岁时被送到学校。

学校里就她一个女孩,后来被送到女校,她去得晚,没有书。哥哥大概觉得她聪明,让她直接升二年级,她听不懂,天天挨打。

在学校待了4个月,赶上了战争。

17岁,姜淑梅结婚。去登记前,父亲让她先和男方见面。那时候哪儿有先见面的呀,丢死人了,她不肯。登记时,看不上对方,“那个时候我就认命了,我封建得很,小傻子似的。”

姜淑梅当年和丈夫在民政局登记结婚的场景。

她谨记母亲的嘱咐:公公婆婆一千个一万个不对,也不能有你的一个不对,后来觉得母亲这句话把她坑苦了。她在婆婆家受了委屈也不回娘家说,发了公粮,婆婆都拿走,她和儿子饿得差点跳河。

那之后,她要求分家。公公婆婆拣着难听的骂她,她想着母亲的嘱咐忍下,小叔子也骂她,她实在忍不住了,通通骂了回去。

23岁随丈夫闯关东,在丈夫打工的砖厂做了20多年临时工。怀了孕也不敢说,怕被辞退。一千多斤的湿坯子,照样用车子推。

公公和婆婆后来也到东北投奔他们,一起生活了20多年,养老送终。

姜淑梅一共生养了6个孩子。“那个时候你不想生孩子也没有什么好招儿啊,女人就生孩子机器。”

丈夫重男轻女。前三胎都是儿子,怀第四胎时,孕期状态不一样,丈夫让她去做流产。医生说,“孩子四个月了,不能做,昨天刚做死一个。”

姜淑梅回家叫丈夫一起去医院,丈夫不愿意,“做个人工流产还得去那些人?你自己就在那做了呗。”“做死了你得收尸去。”她吓住了丈夫,生下大女儿张爱玲。

张爱玲印象中,她因为学习,逃避了很多家务活。母亲觉得学习是正事。

二女儿张爱芝记得母亲说,“我这一辈子没文化啊,我希望你们以后都学习,都出去。”姜淑梅承诺孩子们,“想学我就供着你,砸锅卖铁都供着你。”

几个孩子中,张爱玲最有出息,成了作家。

姜淑梅回想那些年,就觉得有文化的人好,愿意听有文化的人说话,也想着学字,但要照看孩子、洗衣服、做饭,没有时间。

丈夫好客,没钱也死要面子,碰到老乡就带回家吃住,有时还借钱。家里三间房,除了过道,全是炕和床。家里六个孩子,亲戚家的孩子读书也送来,光女孩就有七个,姜淑梅叫她们“七仙女”。

姜淑梅的三个女儿,结婚前都不会做饭,她不让女儿进厨房。自己做了一辈子饭,女儿们结婚前能清闲就清闲。

出名后,有记者问姜淑梅和丈夫之间有没有爱情。姜淑梅说,“有,他爱我,但不惜我。”记者问是哪个惜,“惜护的惜”。

老妈的巨额财产

张爱玲在很多年后,写了一篇《老妈的巨额财产》,她觉得母亲在她18岁之前给她影响特别大。

初中毕业那年,张爱玲没报考重点高中,报了小中专。她觉得自己考大学希望不大,不如考小中专,早点工作,给家里减轻负担。

结果没考上,只能去一个几年都考不出一个大学生的高中。回到家,母亲在锅边贴大饼,她烧火,一边烧火一边叹气。“诶?咋叹气了呢?”母亲问女儿。

女儿说了烦心事,母亲告诉她,“你知不知道为啥考不上小中专?你说你笨吗?不是。是老天爷想让你考大学,你要是考上小中专了,还有机会考大学吗?”

张爱玲手上烧着火,心里的火也一下被母亲的话点燃了,越烧越旺。

高三,学校没敢报大学生指标,母亲又给她“添柴”,“没事,你们校长肯定不知道,学生里还有你这样的学生,(要不)至少敢报一个。他不报拉倒,咱没压力,你好好学,考自己的。”

张爱玲最后如愿考上了大学。她多年后才明白,母亲在她成年之前,送了她一笔巨额财产——让她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乐观面对。尽管在她陷入困境时,母亲总自责:“妈真是没用,妈要是有文化、有收入,是不是还能帮你一把?”

这笔财产或许来自她的姥爷。姜淑梅一辈子都记着父亲的两句话。

“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向困难低头,多动脑筋,想办法解决这个困难。”她问父亲想不出办法怎么办,父亲说别往心里去。

“不可挽回的,不要去想。”啥叫不可挽回?父亲举例:一个碗挺好看的,摔碎了,再心疼也装不上。什么东西毁了,什么东西做错了,你再想也不会好的时候,你就不要管。

侄子张传森从小在她家长大,觉得大娘明事理、能压事。张爱玲印象里,母亲不像有些农村妇女说闲话,她总组织大家一起讲故事,说笑话。

除了做家庭妇女,姜淑梅还做过砖厂临时工,也跟着丈夫做过买卖。1996年,六个孩子都结婚了,家里翻盖了房子,之前欠的债都还清了,什么心事好像都没了。

丈夫却出了车祸,突然离世。

母亲成了“补丁”

这一年,姜淑梅60虚岁,生活突然失去重心。

她先想着宽慰孩子。张爱玲在北京读书,家里瞒着她,瞒不住,姜淑梅一个人去北京安抚女儿。

她在路上劝自己,千万别掉眼泪。见了面,女儿抱着母亲哭,姜淑梅劝女儿事情都过去了。

女儿担心母亲。她知道母亲内心一直渴望学习,为了让母亲转移注意力,她劝母亲学认字,母亲答应了。

离开北京,姜淑梅又返回秦皇岛处理车祸的事。她住在旅店里,为了让女儿放心,写了封信。她想说什么,就让店员写在纸上,她回房间照着“画”,画成形了,再写进信里。

一页纸的信,写了一个多月。

姜淑梅学认字后,给女儿写的第一封信。

在孩子面前装坚强,回到家里,姜淑梅不愿接触人,拿着小板凳到后院坐着。

后院有地,别人家的地里有很多草,她家的干干净净。姜淑梅整天守在那里,看见草就薅。

老伴去世两年半,她第一次去了公园。一听见别人笑,她就难受。又隔了三个月,再去时好一点。

那三年,她学不进去。心里难过,谁劝都没有用,谁都帮不上忙。后来自己想开了,“我想爹娘最疼我,我爹去世了,我娘去世了,我都没跟着走,那老伴走了,我能跟着他走吗?”

之后,用大女儿张爱玲的话说,母亲成了“补丁”:帮女儿看孩子,帮照顾生病的儿媳,哪里需要去哪里。

姜淑梅学写字前,帮忙带小孩时的照片。

这种日子过了十多年。期间,她没停止识字。自己说个“小唱”,让外孙女帮忙写下来,对着一个个字学,街上的路牌、广告也都是学习的资料。

2010年,张爱玲儿子上大学,家里空出地方,她商量母亲搬来住。母亲不答应,觉得自己在别人家还能帮上忙,在大女儿家没事做,是个没用的人。

丈夫过世后,姜淑梅的收入一度只有每个月50块钱的遗属补助。再后来可以领家属工资,为了领钱,每年5月和11月都得去证明自己还没去世。

孩子们都愿意给她钱花,但她觉得花孩子的钱不得劲儿,自己宁可没钱也不愿意要。

2011年,张爱玲让母亲必须跟自己走。她说服母亲,这辈子活到现在,都是为父母、子女、丈夫活着,都没为自己活几天。她让母亲从此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都不知道我喜欢啥”,74岁的母亲不知所措。“我小的时候听见你哼歌,你不是挺爱唱歌的吗?”女儿鼓励她,给她在网上找歌词、曲调。

母亲和婆婆住在一起,每次喊妈,两个老太太都要抢答。张爱玲从此称母亲为“娘”。

婆婆是东北人,两个老太太有时一块儿喝酒,张爱玲说你们这两个老人呀,好像还有一肚子花没开呢。她觉得两个老人没接受过教育,没有正儿八经的职业,没有展示的机会,把她们给耽误了。

“老妹儿,你有多少花没开呢?”姜淑梅问亲家。

“落了。你呢?”

“我还有一大嘟噜花儿没开呢。”

这些花怎么办,姜淑梅想来想去,唯一能为女儿做的,就是给她提供写作素材,自己有一肚子故事。

张爱玲没空写,让她自己来。女儿最初的期望是,母亲能发表一个豆腐块大的作品。她从没想过母亲会成为一个作家,一个名气超过自己的作家。

“有滋有味,有名有利”

74岁的姜淑梅写自己的故事,一天也写不出一句话。

写写就用橡皮蹭,“蹭得那个纸黑得呀”。一个“树”字能写成三个字,写得咧咧巴巴,手还哆嗦,打了退堂鼓。

张爱玲哄她,说小学生刚学写字时都这样,“你不学干啥去?学一个字儿是一个字儿呗。”

写到第五天,小学生问老师,“你看看我写的字是不是好了?”老师夸她越来越好。

一鼓励就来劲。姜淑梅一天比一天写得多,“有趣儿了,一天我就睡四个小时觉,没觉了。”

她写字不懂笔顺,写“淑”字,写完三点水,先写一个大竖。隔了好久她才知道,写完竖还要勾一下。写“姜淑梅”,拿来一看是“姜淑海”。

除了一天睡四个小时,剩余时间都在写作。写战争时代的生活,闯关东时的“购票证”,她和没见过面的丈夫去领“结婚证”,她丈夫如何过世,她的父母双亲……

写父母的时候,姜淑梅像着了迷,跟女儿讲,“我想起你姥姥、姥爷活着的时候了”。女儿说,“他们在你的文字里重新活了一次。”

写挨饿差点跳河、老伴儿出车祸时,姜淑梅写写停停,到楼下小广场绕圈儿,两篇各写了半个多月。女儿知道母亲难受,也知道她只有把这些事写完,才能在心里画一个句号。

姜淑梅写后辈们不知道的事,写自己深埋心底的事。她原本只想把这些文章订成本子,给子孙们看,让他们知道老一辈的苦。没想到女儿把这些文章整理发布到博客,被有心人关注了。

最先关注的是《读库》特约审校马国兴。他知道挨饿年代的历史,但他从姜淑梅的故事里看到了更生动的细节——在山东因为挨饿,四年没来月经。在东北吃饱了,三个月就来了月经,生了二儿子——集市上大公鸡和榆树皮价钱一样,没人会买公鸡,因为买后去毛去骨头,损失大,榆树皮可以多吃几天。

在马国兴看来,历史需要个体的感受,而姜淑梅的记忆是带着体温,甚至血泪的。他把姜淑梅推荐给了《读库》。

2013年《读库》发表了文章,付了3000块稿费。老太太高兴得几乎一宿没睡觉,“我写的东西还能发表?”

“还能出书。”女儿鼓励她。有一天,女儿回到家,母亲自已在玩扑克,“我刚算了一卦,这卦一点都不好,说我出不了书。”

两人在沙发上聊了会天,女儿回房间打开博客,出版社图书编辑陈亮留言,想给她母亲出书。

张爱玲赶紧打电话过去,放下电话后,张开双臂,和母亲紧紧拥抱。那天,她忍不住哭了,想起母亲过往70多年的不易,百感交集。

图书编辑陈亮觉得,在中国那个年代,切身体验底层生活,并以女性视角写作的人,极其珍贵。草根阶层没有办法,也没有机会表达,很多经历过那些事的人,都默默离开了这个世界。

2013年,第一本书《乱时候,穷时候》出版,老太太在这一年,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化妆、第一次上节目、第一次进照相馆,第一次被身边人知道——她叫姜淑梅。

接受采访前,女儿给姜淑梅画眉毛。

她嫁人前,家人叫她“四妮儿”;嫁了丈夫张富春后,变成“老张儿”;生了孩子后,成了“来顺他娘”,或者“婶子”“大娘”……

侄子张传森知道大娘姓姜,大娘出书后才知道她的全名。有些故事大娘之前在饭桌上也讲过,通过看书,以前不清楚的事能串上了,比如家里人怎么闯关东。

他刚开始听说大娘学认字、写字,非常惊讶;再后来看到大娘上了电视、报纸,觉得震惊。和大娘聊天,以前都聊家长里短,现在发现大娘开始关注国家大事,上次过年见面,还聊到中美贸易战。

姜淑梅说,如果她70岁前死了,这辈子就算白活了。“怎么不叫白活?”“就是自己得挣钱,出名不出名都无所谓,挣钱能养活自己。”

她如今评价自己的生活,“有滋有味,有名有利。”而且没啥成本,还都玩得挺高兴的。

八十岁:“等我老了”

出了几本故事书后,出版社希望姜淑梅画插图,老太太从80岁那年又开始练画画。后来知道画上要配毛笔字,82岁又练起毛笔字。

她的书桌,是一个厚沙发垫,上面铺着捡来的硬纸壳板,其中一块裹着花布——蓝玫瑰开得绚烂——那是她的旧背心。

姜淑梅的“可移动书桌”。

写作绘画用纸,有张爱玲用过的A4单面打印纸,有药盒的纸壳背面,也有作文本纸,格子上下也密密麻麻写满。还有鲜花包装纸、生日蛋糕盒……

姜淑梅写作的稿纸,最上面一张是药盒的背面。

姜淑梅起初不会画画,照着画册临摹,试了几天。

有一天,张爱玲看见母亲皱着眉头在沙发上躺着,“给他(出版社)打电话,告诉他爱找谁找谁去,我这么大年纪了,让我着急上火干啥呀?”

张爱玲按兵不动。第二天回家一开门,母亲站在门口,“爱玲,我想好了,我画不好,顶多出版社不用呗,反正我没事儿,我就开始画呗。”

“那你昨天跟我怎么说的呀?”

“张老师,我错了,我给你鞠躬吧。”

张爱玲有天下班,刚进门母亲就让她跪下,她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母亲让她先别问那么多。后来才知道要画一个上坟的小媳妇,不知道怎么画跪姿。

姜淑梅为了画跪着上坟的小媳妇,让女儿演示怎么跪下。

姜淑梅画小时候养的小猪,画集市上唱花鼓戏的、卖白菜萝卜的、跪着要饭的,画自己小时候穿着小红褂儿、梳两个小辫子……

“干啥指望啥,卖啥吆喝啥。看见自己用得着的就记下来”,她看到我本子封面的画,也要拿起来观摩一番;她听说唱歌对肺好,就跟着电视学歌,还挑男高音,比如蒋大为的《骏马奔驰保边疆》。

第五本书,姜淑梅写的是民谣,有些是她从小会背的,有些是她回山东老家“上货”收集来的。

她偏爱一首《菜成精》:闲着没事去正东,看见一园子菜成了精。白菜那里称王位,红萝卜头顶绿纱坐正宫……小葱长枪往上迎,白脸冬瓜当大炮,土豆只把炮弹充……吓得葫芦上了吊,辣椒立时身发红。大蒜呲牙又咧嘴,豆角胆小身发青。白莲藕看着败局定,一头扎进污泥坑……

老太太写作后最大的变化是,花钱不心疼了。来客人她要请客,用稿费请客,吃的滋味不一样;她还觉得日子变短了,以前一天没事儿干,日子很长,现在写写画画不知不觉就天黑了。

张爱玲觉得母亲变得自信了,她翻看父亲刚过世时母亲的照片,那时帮忙照料外孙,和普通农村妇女无异,如今最大的不同是——眼里有光。

侄子张传森过去总帮大娘张罗生日,八十大寿那年,大娘却一分钱没收,还自己掏钱请十几桌贺寿的人吃饭,告诉大家下次生日等100岁再过。

张传森觉得大娘穿衣打扮也变化很大。刚从山东来的时候,穿得很土气,穿些布鞋。如今穿旗袍多一些,穿皮鞋,戴礼帽。

家里人也受老太太影响。张爱玲的嫂子、婆婆也学写字,妹妹也要写文章。只不过,大多数人坚持几天就放弃了。

姜淑梅鼓励来找她取经的人:“不怕起步晚,千万别偷懒。”她自己的座右铭是:“不怕起步晚,就怕寿命短。”

到了这个年纪,姜淑梅担心两件事,一是痴呆,二是瘫痪在床。女儿张爱玲逗她130岁时还有道坎儿。

姜淑梅常念叨,“等我老了……”,什么时候算老?她说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现在的她,天天给女儿做饭。

姜淑梅做饭。

女儿说自己年轻时,像一个黄瓜扭儿,好奇地打量世界,看见那些中年人像老黄瓜一样,很怕自己变成中年妇女。

后来母亲来到她身边,她不仅觉得中年不可怕,80岁也就那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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