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软和华晨宝马怎么选？终于找到答案了对话中欧丁远：外循环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存量和增量不能少 | 驭势2021

经济观察报记者高若英在我们见面的当天早上，郑源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了所有同事，另有3名教授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ampquot中欧& ampquot)加入了。

最近一段时间，这家亚洲顶级的商学院已经先后有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的11名教授加盟。

谈起这件事，作为中欧的副院长兼教务长，丁远的高兴溢于言表。在全球化遇阻的局面下，他更看到中欧作为“桥梁”可作为的空间。

采访丁远时，中欧即将在京举办以“聚焦变局下的全球营商环境”为主题的智荟中欧·北京论坛，北京的天气阴晴不定，一时间风雨交加。

而当下的全球营商环境就像北京7月初的天气，全球疫情防控正面临新一轮Delta变种带来的挑战；尽管中国吸引全球直接投资（FDI）的表现可圈可点，但中企仍深陷海外投资并购受阻的窘境。

这些“变量”给中国带来了更多挑战和机会。

在过去20年，中国吸引外资始终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这个趋势在全球新冠疫情尚未平息之际仍在继续。除去中国疫情控制有力的背景，在丁远看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阶段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丁远说，如今的跨国公司们希望实现“企业公民化”（Corporate citizenization）。这个概念背后的逻辑演变，始于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始建设全产业链的变化。

过去，很多跨国公司是“两头在外”，中国只承担制造环节；随着中国市场的发展和产业链优势的提升，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多的产业链环节放到了中国。

“很多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甚至有专门应用于中国市场的产品品牌设计，更不要说制造和销售环节。”丁远甚至观察到了这样的现象：中国正变成创新向海外溢出的高地，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完成实验，再拿到国外复用。

就在采访前一周，丁远刚刚拜访了位于沈阳的米其林轮胎厂。负责米其林中国研发的法国高管讲得十分明确，“总部关于电动车新型轮胎的设计，要由中国业务来引导”。

据丁远观察，这背后的动因是，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正成为全球最大的试验田，在中国以外都找不到这样的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投资项目的规模，比原来生产型、制造型投资项目的规模要更大，即资本投入密度（capital intensity）更高。综合反映下来，中国吸引外资的力度，按金额计算规模还是非常大的。”丁远说。

恰恰因为越来越看重中国市场，想做的事情也和中国产生更多交集，随着精力的投入、沉没成本的提升，这些跨国公司似乎开始变得“矫情”起来，更强调营商环境的持续性、稳定性和保护性。

“当他们要把最核心的部分研发放到中国，就会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有没有强制性技术转移等问题敏感得多。”丁远认为，在中国提出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重申“竞争中性”重要且必要。

早在2018年10月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就提出“竞争中性”原则。

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也两提“竞争中性”原则。记者会上，总理还特别提到，要按照竞争中性的原则，对所有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

中国过去曾有多次表态“内外资一视同仁”，而“竞争中性”这个词与之不一样的含义在于，它是一个更加量化、具体化的概念。国际认可的“竞争中性”概念，囊括了从商业回报、公共服务义务、税收、监管、补贴约束、政府采购等多方面的内容。

重申这样的原则，必然会彰显中国坚定推进全球化、融入世界的态度，也有助于缓解中国企业在海外遭遇的困难。

“中国的内循环未来确实能带来很大的增长机会，但外循环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存量和增量也绝对不能少。如果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认为他们没有得到所有制中性的待遇，可能会带来另外一个后果。”

丁远觉得，目前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局面仍然不明朗。“为什么中国一汽并购依维柯，意大利政府要跳出来阻拦？”在丁远看来，像中国化工以430亿美元收购先正达这样的案例，可能短期内不会再发生。

“如今全球化总体形势确实受阻，但对我们来说反而是有更多机会。”丁远说，近年来到中欧任教的教授中，有的毕业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有的已在乔治城大学、马里兰大学等拿到终身教职，他们纷纷来到中欧任教，既体现了中欧的吸引力，也体现了中国的吸引力。

丁远语气轻快，但却坦诚自己也有焦虑——如何找到中欧作为一所中外政府合作办学的商学院的常量，以及破除这个焦虑的巨大信念——塑造全球化变局下中欧的桥梁价值。

在智荟中欧•北京论坛的现场背景上，一座东方拱桥和一座西方桥相连的线条图案引人注意。

丁远在论坛上说：“中欧作为连接各界的平台，希望组织各方以建设性的态度来探讨全球营商环境面临的挑战和机会。”

此前，对于这场论坛主要探讨什么、请谁来探讨、以怎样的学术逻辑进行探讨，中欧在团队内部进行了多轮讨论，丁远本人也参与其中。最终，WTO原副总干事易小准、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就全球经贸治理发表主旨演讲，中欧和对外经贸大学的三位教授进行学术指导并主持圆桌论坛，与中国美国商会、英中贸易协会的中国区代表，多家跨国公司的中国区负责人，以及“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管理者们，共同讨论对外贸易和双向投资的发展。

在过去三四年间，基于国内服务业在本土与海外布局的发展前景，中欧与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EHL”）推出卓越服务EMBA课程；疫情前，中欧和哈佛商学院达成协议，哈佛案例库对中欧案例免检入库；全球经济震荡之下，中欧仍大力招揽顶尖人才……这些都是丁远眼中，中欧应该要把握住的常量。

当我们再次提及两年前那次专访未完待续的“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握手，丁远说，中欧作为一个跨文化的教育机构，一直在探索怎样把欧洲和中国的精华结合起来，这是所有中欧教授都努力在做的事情。

至于国人一直在意的海外“软实力”影响，丁远依旧保持乐观。这源于一些可能比较具体的事例，比如他看到巴黎、伦敦的中餐厅服务质量越来越高，又比如去年国际商学院联合会（AACSB）会选择在中国的中秋节给联盟学校群发祝福，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节日符号很好。

“当中国变成独当一面的世界经济体，我们的发展也让人家感觉到是善意的，自然而然会让他们对我们产生亲和力。”

丁远

对话：

跨国公司“企业公民化”

经济观察报：不管是贸发会还是经合组织，都报告说2020年全球FDI大幅下降，但中国还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上，中国能持续吸引外资的原因有哪些？

丁远：过去20年，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始终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这个数字一直比较稳定。相比全球，回看过去12个月，中国也是受疫情冲击时间最短、影响最小的国家，尽管疫情最早开始，但控制最快、最有力，而欧洲、美国都经历过好几波疫情。

基于复工速度比较快、强度大，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更显重要，不管是个人防护设备（PPE）等医疗防护用品还是其他居家隔离需要物资，从某种程度上说，全球的制造中心都搬到了中国。加上后来印度及其它东南亚国家又出现疫情，对于很多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增加在中国的产能是很重要的布局。

更重要的因素是，相比改革开放前20年，如今跨国公司到中国的目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总结称之为“跨国公司中国企业公民化”。这也代表了一种趋势，就是很多外国人跟我沟通时说，他们想变成中国的“corporate citizens”（企业公民）。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学东亚的外向型经济，谈得最多的是“两头在外、来料加工”。中国整体生产要素的成本比较低，还有税收、土地等各种优惠政策。对那时的跨国公司来说，他们在中国设立的机构主要负责制造环节。

今天，我之所以强调“跨国公司中国企业公民化”，概念背后的逻辑是跨国公司要在中国建设全产业链，不仅仅是制造环节。实际上，很多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甚至有专门应对中国市场的产品品牌设计，更不要说制造和销售。

甚至还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中国正变成创新向海外溢出的高地。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做实验，完成后再拿到国外复用。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有些东西最先进，新模式、新技术、新产品尝试迭代的速度很快；一方面则是因为市场规模大。

像中国的网络销售，很大程度上存在弯道超车的状况。原来，中国在销售和金融服务环节非常落后，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终端迅速发展，中国跳过很多迭代过程而直接跳到了最前面。比如手机支付的普及，但在国外，还大量依赖银行的支票、信用卡等等。

当这些技术和应用的覆盖率和市场渗透率很高时，加上快速迭代的金融产品，中国就跑到了最前面。过去几年间积累下来的经验，使中国拥有很多先行的技术能力，这些都有溢出效应。

此外，还有一些溢出效应跟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政府引导有很大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是电动车的积极推动者，加上企业的配合，使得这个产业在中国成为最大的试验田，这当中就带来很大变化。

上周，我们刚在沈阳拜访了宝马华晨宝马厂和米其林轮胎厂。米其林在中国负责研发的高管讲得很明确，法国总部要求关于电动车新型轮胎的设计由中国业务来引导。

为什么？因为中国市场的量最大、需求最复杂。欧洲那些传统整车厂的OEM配套，根本不需要做这些东西。当下的中国反而成为了先行者。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投资项目的规模，其实比原来生产型、制造型的规模要更大，即资本投入的密度（capital intensity）更高。这反映出中国吸引外资的力度，按金额计算规模还是非常大的。

过去跨国公司来中国的目的很多可能只是扩大产能，如今更多的是要利用中国市场，在中国进行真正意义上覆盖全产业链的商业活动。

因为如今仅是中国市场，就足够能撑起一个跨国公司30%、40%甚至超过一半的营收和利润，因此中国区的业务在跨国公司内部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经济观察报：但对外企来讲，做企业公民还要面临“How”的问题。

丁远：对，但你不能说他们做得不好，其实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案例。

这些外企是很认真地在做企业。像华晨宝马、米其林以及沈阳的东软集团，三家企业几乎撑起了沈阳50%以上的GDP。他们同时也在带动这些产业功能的升级。比如宝马跟辽宁省的大学合作，成立了技术学院。因为操作工人要看得懂英文、会用电脑，要求很高。

他们在中国做的事情，相比其他国企和民企的投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从社会公民的角度去评判其实并不少。

经济观察报：成为“企业公民”受到哪些现实因素的影响？

丁远：国务院很早就提出过“所有制中性”的概念，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会遇到问题。

这些跨国公司也是在中国注册的法人，在这里招收员工、纳税，但不能享受完全的中国企业的待遇，包括银行贷款融资机会、市场准入等方面。

我时常会碰到国内一些政策制定部门的负责人，他们现在也有困惑：为什么外国人现在变得越来越矫情？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跨国公司现在想做的事情，和原来想做的事情不一样。原来他们做的事情跟中国交集不多，所有零部件、原材料从海外供应链运进来，在中国加工完，通过自己的出口渠道送到外面。

但今天，他们要把最核心的部分研发放到中国，就会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有没有强制性的技术转移等问题敏感得多。此外，在中国投入这么大精力，沉没成本越来越大，更强调营商环境的持续性、稳定性、保护性也是正常的。

中国的内循环未来确实能带来很大的增长机会，但值得注意的是，外循环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存量和增量也绝对不能少，缺失对外经济现金流（cash flow）对中国经济的支持，中国将会遇到很大困难。

英文的Reciprocity，我们自己翻译成“对等”，这样翻译其实是不对的，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也叫对等。但其实reciprocity里面带有“友善”的意思，欧盟驻华大使郁白（Nicolas Chapuis）将其翻译成“互惠”。

如果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一致认为他们没有得到所有制中性的待遇，可能会带来另外一个后果，而且似乎已经开始显现。

经济观察报：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企业当下去海外投资将遇到更大阻碍？

丁远：现在，我们在这个结上越走越深，国内的外企或民企感觉都不太好，但最大的问题确实是我们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也不容易。

早些年，美国资本市场还很欢迎中国的央企去上市。他们或许也有自私的想法：中国的央企到他们的资本市场上市，最后也能改造成像他们一样市场化的企业。所以他们开门了。

但两年前，李嘉诚的公司在以色列竞标海水淡化处理项目，最后因国家安全问题被以色列否决了，从那时起，我就判断中国企业出海的形势将更加不乐观。

大家都在“捂口袋”。美国不想去维持所谓的全球市场，现在欧洲还在纠结，但似乎也在往那个方向走。

2019年初，当时阿尔斯通和西门子的高铁业务要合并，最后是被欧盟自己的反垄断委员会（anti-trust commission）否定的。原因是要保护欧洲消费者的利益，需要有同业竞争。

当时，他们也提到中国有中车，但当时中车在欧洲的市场规模不是很大。现在他们肯定后悔，为什么当时不合并搞一个欧洲冠军出来？

二战以后的趋势是全球的关税下降，投资门槛下降，在互惠趋势下，所有的曲线都是往下走；现在全部往上走，民族经济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经济观察报：长远看我们应该怎么做？

丁远：我们需要思考，中国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当我们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上的大国，处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中国人应该怎么样应对？

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也许还没有接受中国处在这么重要位置的现实。如果两者都没有想好，彼此就可能发生冲突。

但只要选择好沟通方式，这个问题就会得到缓解。

新兴企业家与中国市场

经济观察报：尽管海外投资局面不乐观，但反观国内，特别是在消费服务领域，正涌现新企业和企业家，从您的接触和观察来看，这些新兴企业家有哪些新特质？

丁远：其实包括我们中欧在内，这些年学员就有非常大的变化，这其中也反映出市场的变化，包括疫情也是加速器。

比如2015年以后，中欧的EMBA学员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民营企业为主，他们的资产越来越轻，很多都是从事新兴行业、服务行业，也有很多都有技术背景。

这批人的思维的活跃性，对知识更新的要求，对自己商业模式的解读，与以往学员相比有很大区别，这也是对我们教授和课堂的挑战。

经济观察报：这背后有哪些规律性的因素在发挥作用？

丁远：我觉得这背后是中国在消费领域和服务行业正面临一个巨大机会，而且可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间和机遇叠加出来的机会。

现在经常会冒出百亿、千亿市值的企业。为什么？首先，中国有上亿人突然变成了qualified consumers（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可能他们脑海中还并没有形成传统营销课上常讲的“reference brands（参考品牌）”。这样的消费者对于应该买什么没有定式概念。所以我们能看到有些品牌可能两个月前才创造出来，但靠投资机构砸钱、暴力广告等手段，两个月就变得很有名。

这样的场景只有在现在的中国才会发生。因为在社会阶层和市场相对稳定的格局下，暴力手段很难打破这个市场，消费者知道自己应该买什么。但我们现在刚好是一个消费阶层相对混沌的时期。

在移动终端和各种媒介销售渠道上，铺天盖地的广告刺激着还没有品牌概念的消费者，但刚好他们还能买得起。

现在，那些在消费领域已经比较成功的企业也很恐慌，比如国产化妆品牌就对国外品牌造成了冲击，他们往往资金实力雄厚，砸得起钱。然而跨国公司老总会说，我还有毛利考核。

这样砸钱会不会成？我想最终一部分会成，但大部分会死，因为产品差异化并没有多大。最后不过是潮起潮落。

中国的市场规模和迭代速度下，很多人有创新的机会。关键还是要找到自己的常量，这是最难的。

中欧的常量

经济观察报：中欧的常量是什么？

丁远：今年从1月1号到现在，我们已经招了11个教授，其中包括在美国名校拿到终身教职的教授，他们研究的像AI、消费心理学、消费者进化论，都是现在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领域。而且很多是三十多、四十多岁的年轻教师，对他们而言，能够去研究开发庞大而丰富的中国企业案例，也是非常好的成长机会。

此外，课堂内容的更新换代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过去几年，我们正以一年100个案例的速度在产出中国案例。入职第一年必须写一个案例，也是每位新教授的必修课。

去年3月，我们从美国招了一位韩国教授，她之前在美国研究了10个生物科技案例。我跟她说在中欧上海校区往南三公里的张江高科，就是中国最大的生物科技孵化器。张江高科的董事长、党委书记很快就同意我们写这个案例，去讲述中国政府究竟如何引导建立这样一个生态圈，把公司吸引进来。这样的案例国外的高管学员肯定也会很感兴趣。

我们还把上海地铁也做成了案例。上海申通地铁的董事长来为国外学员讲，上海如何用短短20年建成了世界最长、最自动化的地铁基础设施系统，又是如何管理的，学员听下来也都非常震惊。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中欧这些知识创造和理论实践，也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2019年夏天，我去了哈佛商学院访问。11月哈佛来回访时我们就签了一个协议，中欧选送的中国案例在哈佛案例库免检入库。2020年，中欧选送了40个中国案例，今年马上还要挑最好的40个选送过去。

中国有很多好东西，把这些好东西挖出来，中欧的课堂会更有趣。当我们强调“best practice sharing（最佳实践分享）”时，这句话本身是很中性的，人家也会很愉悦地接受，这对中国非常重要。外国人也许不喜欢听你讲“中国模式”，但对中国元素或中国做法，他们又很感兴趣，也觉得很有趣。

经济观察报：能否在当下这个语境里再聊聊“孔子和苏格拉底”？

丁远：从管理角度说，世界上有很多不同风格的领导力，无论是讲“德服”或是利益上的引导，背后都有很多层次。

中欧作为一个跨文化的教育机构，来自各个国家、地区的教授一直在探索，怎样把欧洲的精华和中国的精华结合起来，并以比较现代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是我们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

过去两三年，我始终非常乐观，中国肯定会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比如我发现像巴黎、伦敦那些中餐厅的质量越来越高。又比如去年，国际商学院联合会（AACSB）在中秋节时在群里发信息祝大家家庭幸福。他们说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觉得这个节日符号很好。

所以，当中国变成世界上独当一面的大经济体时，我们的发展也让人家感觉是善意的，自然而然会让他们对我们产生亲和力。

在这个过程中，中欧发挥的是桥梁作用。如今全球化总体形势确实受阻，但对我们来说反而是有更多机会，因为桥梁更为稀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