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玉草可以开中透花

中国古代能工巧匠辈出，留下了许多的稀世珍宝。这些宝贝不仅有文物方面的价值，还展现了我过古代的先进技术。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些传世珍宝。

散氏盘：此为西周晚期青铜器，康熙年间出土，嘉庆年间被进贡上京。盘高20.6厘米，腹深9.8厘米，直径54.6厘米，地盘直径41.4厘米，重21312克。上刻西周晚期土地契约，共19行，357字。所刻文字线条婉转灵动，是研究西周金文的重要材料。早在商朝中期，青铜器上便已出现铭文，比甲骨文的时代还早。但是在西周之後，在铜器上铸刻铭文的风气才大大风行，举凡祭祀、战争、赏赐等大事，甚至是契约，都被纪录在青铜器上。散氏盘在康熙年间出土，嘉庆年间被进贡上京，作为庆贺嘉庆皇帝寿辰的贺礼，从此成为皇室收藏。盘上的铭文共 357 字，记载的是西周晚期的土地契约。位於今日西宝鸡凤翔一带的散国，被西北方的国侵占了土地，两国议和，戡定国界，国割地赔偿，过程与合约均铸在盘上，作为证明。散氏盘造形与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的风格，文字线条宛转灵动，是研究西周金文重要的材料。

汝窑天青无纹椭圆水仙盆：汝窑为北宋徽宗朝的官窑，以天青釉色著称于世。此盆高6.7厘米，深3.5厘米，长23厘米，宽16.4厘米，是精品中的精品。汝窑传世作品不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约20件，水仙盆盆体简雅大方，由於重复施釉的关系，釉层略具厚度，并带有流动性。口沿处釉层较薄，隐约透出胎土色泽；而四个云头足的转折部分，又有釉层堆积，柔腻如脂。釉层的厚薄，造成全器釉色与质感的细腻变化，扣人心弦。存世汝窑器多有开片，独此件光洁无纹，益发显得匀净端庄，充分展现北宋制瓷工艺对於如玉釉质的无上追求。

镀金镶珊瑚松石坛城：高：14.8公分径：32.4公分，坛城（Mandala）是藏传佛教用以象征宇宙结构的法器。这件坛城是达赖喇嘛五世于清朝顺治九年（1652）送给顺治皇帝的礼物，高14.8厘米，直径32.4厘米，通体镀金，并以绿松石镶嵌，极为珍贵，由此可见清朝与西藏在政治宗教上的密切联系。

松山行旅图：范宽是北宋中期著名画家，此图是他传世的惟一真迹。这幅作品为设色绢本，高206.3厘米，宽103.3厘米，由上而下分为三段，分别代表前、中、后的距离。主体是气势雄浑的主峰，高不可攀，中景有一队商旅奋力赶路，在巨山的衬托下显得极为渺小。此画原本不知作者是谁，后来被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霖灿发现画右下角树叶中有范宽的签名。据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员透露，该隐藏在树叶中的签名最先是被一个工友（清洁工）首先发现的。范宽出身於关地区，因得饱览北地的雄浑景致，笔下山水气势磅礴。《溪山行旅图》是范宽传世的唯一真迹，右下角树丛中有范宽的名款。《溪山行旅图》的画面由下而上分三段布局，分别代表前、中、後的距离，这也是中国早期山水画中常见的空间表现手法。画中传达着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以天地为万物之逆旅，人类只是其中短暂的过客。

早春图：据说这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现任馆长石守谦最喜欢的一幅画。这幅作品属于设色绢本，长158.3厘米，宽108.1厘米，作者为北宋时期著名的宫廷画师郭熙。郭熙是北宋神宗朝的宫廷画师，这幅作於1072年的《早春图》，充分体现他的绘画成就，画上如蒸云般充满动感的山石，以及蟹爪般的枝，是主要的特色。画面中央的主山之外，两侧有舟子、渔人、妇人、童子在水边劳动。这是春雪乍融的时节，草木才刚开始发枝，自然界与生民百姓都正开始新年度的生命循环。北宋画家对於四季节气与自然律动十分留意，郭熙本人即曾观察四季山水，说：「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冬山惨淡而如睡。」这幅《早春图》表现的正是如笑的春山。不同於范宽迥然三段的严峻构图，却多了一股微妙的气氛，柔和了物象，也统合了全画远近、深浅的空间感，塑造出可游可居的理想山水。

万壑松风图：此画长188.7厘米，宽139.8厘米，是宋朝另一位著名画家李唐的作品。李唐横跨南北宋两代，是中国画史上承上启下的人物。这幅作品是李唐在北宋画院时期的作品，李唐表现石面质感的用笔称为“斧劈皴”，是其笔法的一大特色。李唐（约 1049－1130 後，另一说约 1070－1150 後）於宋徽宗朝任职於画院，靖康之难後南渡到杭州，高宗重建画院後，再度入画院任职。李唐横跨了南北宋两代，是画史上承先启後的人物。《万壑松风图》是李唐在北宋画院时的作品。图中是粗砺嶙峋的石质山壁，松树林於乱石中拔起，表现了旺盛的生命力。两侧的溪涧流水沿石而下，观者彷佛可感受到水流的速度与声音。比起范宽、郭熙两位前代的大师，由於主山的比例缩小，且去除了雾气的使用，山水看来格外清晰，亦令观者产生如临其境、如在目前的感受，翻出了不同的山水气象。

藏文大藏经：藏文佛经的装帧形式不同于汉族人习惯用的佛教经本，而是以经叶、经版和经衣组成。经叶呈长方形，一张张叠成一摞，上下以经版夹住，然后用丝带扎紧，并附上白色哈达，最后以黄绫经衣包裹，成为完整的一函经箧。这种经本形式源自印度，为西藏佛教沿用，称为“梵夹装”。此为清朝的收藏，泥金写本藏文甘珠尔经的经叶，正反两面均以金泥正楷书写，每函300～500叶不等，经叶依次序叠放后，边缘即呈现金泥彩绘的法螺、法轮、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吉祥结等8种图案。

国子监刊本《尔雅》：此刊本由南宋最高学府——国子监刊印，保存完整。国子监自五代开始刊刻经籍，但如今五代与北宋的刊本已不多见。这部南宋时代的《尔雅》是孤本，也是研究五代刻书规模的重要物证。值得一提的是，古书的字体与刊印形式也如艺术品一般有其风格演变的历史。这部《尔雅》的字体端庄有力，版面宽大疏朗，又称为宋刻大字本，是难得一见的精品。

帝鉴图说：这是张居正为当时年仅10岁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所编的教科书，每段故事先录一段简短的史传记载，再翻译成当时通行的白话文，于文末提醒为政之方，通俗易懂。“台北故宫”所藏《帝鉴图说》共两册，是清代内府的图绘写本，色彩鲜艳，制作精美。依制作人员的年代判断，应该完成于咸丰十一年（1861）之后。

这个是北京故宫的翠玉白菜与台北故宫的翠玉白菜比较起来，就显得稍为差一些，给人的感觉是不嫩！似乎是老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毕竟是玉制品，也算是件不多见的珍宝。

大雁玉带饰：长11厘米，宽6.4厘米，正面以多层次镂空技法，呈现大雁穿梭于河塘苇丛间的景况，塑造出线条层叠的丰富空间。背面则由铜制带扣，供穿系革带之用。这件作品既有元朝带饰的椭圆造型，又只呈现大雁而无猎鹰，可能创作于元明风格交替的时期。辽、金服饰中，常见猎鹰捕雁的纹饰题材，称为「春水」，与北方鲜卑、女真族在春日纵鹰捕雁的习俗有关。明代以後的匠人承袭了这个传统，但淡化了游牧民族的狩猎特质，因此构图不见猎鹰，只见大雁。本作品既有元朝带饰的椭圆造型，又只呈现大雁而无猎鹰，可能创作於元明风格交替的时期。

清明上河图：此为清院本（北宋张择端原作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设色绢本，长1152.8厘米，宽35.6厘米。“清明上河图”历代有很多画家相继模仿，清院本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仿本，雍正皇帝下诏绘制，乾隆年间完成。此版本广采各家所长，并增添了很多明清时代的特殊风格，如踏青、戏剧、猴戏、特技和擂台等。

掐丝珐琅天鸡尊：为18世纪后期文物，铜胎，仿古铜器天鸡尊形制，高25.8厘米，宽9.0厘米，最长处21.0厘米，重约3535克。　铜胎，仿古铜器天鸡尊形制，凤首与背部「T」形脊镀金，馀施浅绿及蓝地满饰各式羽纹，腹饰兽面纹，喇叭式口饰缠枝花及拐子龙等变饰，双足蹲在车轴上，以内卷的尾羽和镂制的车轮为座，器形庄重，釉色鲜明丽，是上好的陈设器。根据粉红、紫红等釉色，应属十八世纪後期的文物。⑥快雪时晴帖。与专家评选相同。

清高宗夏朝冠：这是乾隆皇帝的夏朝冠，又称为凉帽。冠高14厘米，直径28厘米，冠顶高12.4厘米。帽体以一种出产于东北的“玉草”编织而成，凉爽舒适。夏朝冠帽顶需系上「冠顶」、正面饰上「金佛」、并於背面缀上「舍林」，现以故宫院藏的冠顶、金佛、舍林等配饰搭配，大致还原为当年的样貌。这些帽饰均嵌有东北出产的名贵珍珠「东珠」。在清朝的制度中，只有皇帝王才能享有在「冠顶」与「金佛」上嵌入十五颗东珠的特权。

乾隆香山九老：这件清朝木雕是广东宫廷匠人杨维占所作，高18厘米，宽9厘米。这件比一本书还小的沉香木上雕刻出9位老人在危岩壁洞边的活动，形象传神，岩壁间还刻有乾隆皇帝的诗句和印章。其中一人於壁题字，两人旁观，後方四人绕几相谈，再往外又有两名立者倚石而望，角落有童子烹茶。根据题识可知是香山九老的题材，即唐代诗人白居易与八位老友聚会吟诗的情景。

多宝格：这是清宫内专门收藏各式珍玩的百宝箱，常被称为“皇帝的玩具箱”。

铜器（商代早期－兽面纹觚）——觚属礼器中的酒器，盛酒用。本觚的腹部，饰有带状而前后相同的兽形纹，其形中央作兽面，躯干左右平张，如一头双身状，上下作二分法，其上是背脊及上卷尾，其下是腹部与足，整体平雕式图案化的简单形动物纹饰，可能是牛的变形。在三五○○年前的艺术家，能将动物的形态，经过写实的描绘，再予变形简化成图案纹饰，其创作求美的心路历程，诚非一蹴可几。

殷墟中期／蟠龙纹盘高——圆腹圈足，足下有外凸圈足座。盘面饰龙纹蟠绕于中心，蟠龙外围有鱼纹、夔龙纹及鸟纹围绕。盘外面上层饰夔纹，上有如棱脊的平面纹饰；圈足上饰俯首夔纹，下有如棱脊的平面纹饰。纹饰在盘面的布局与母题基本上与妇好盘 (M5:777)近。盘外有一小环及二小环，各对准盘面大龙首的上下鼻梁，共形成一中轴线。与之相交的另一中轴线，左右上下有兽首。考古资料显示，商代墓葬出土有水器盘者并不普遍，在殷墟中期时它似局限在稍大型且铜容器较多的墓葬。

西周晚期／毛公鼎——毛公鼎是中国二千八百多年前的一件宗庙祭器。它的内壁铸有五百个字的长铭，是现存商周两代七千多件有铭文的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大意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又令毛公族人担任禁卫军，保护王室，最后颁赠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由内容推测，毛公鼎应铸于周宣王元年（公元前８２７年）时，其铭文是可凌驾于〔尚书〕的一篇西周真实史料，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也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举世的瑰宝重器。

西周晚期／宗周钟——商代，钟形乐器大多数是口部朝上，钟体用长柄支起后再敲奏；西周开始，渐渐改为钟口朝下，钟柄加环悬挂而奏，成为惯见的「甬钟」形式。宗周钟便是甬钟的代表。宗周钟外形上最大的特征，是钟身两面共装饰３６枚高突的长形乳丁纹，极尽华丽醒目。此钟音质浑厚宏亮，有宗庙庄严气概。

西周晚期／散氏盘——散氏盘的造形、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端正的风格，而它最吸引人注意的还是铭文。散氏盘的铭文共三百五十七字，全篇记载西周时，散、(ㄘㄜˋ)两国土地纠纷的事。大意是说：国侵略散国，后来议和。和议之时，国派出官员十五人来交割田地及田器，散国则派官员十人来接收，于是双方聚集一堂，协议订约，并由国官员对散人起誓，守约不爽。人将交于散人的田地绘制成图，在周王派来的史正仲农监交下，成为散两国的正式券约。

宋／汝窑／莲花式温碗——汝窑，为冠绝古今之中国磁器名窑。汝窑曾为宫中用器，因采覆烧的方式，故口有缺陷，因而有「宫中命汝州烧造青瓷」之举，汝窑之入选，支烧满釉应是原因之一。支烧另一用处为防止器底塌陷，汝窑所用支钉细小，所留钉痕状似芝麻，器底五支钉痕即是，也就是俗称的「芝麻钉」。釉面细碎纹路，更有「蟹爪痕」之美名。莲花温碗，以其典雅造型，温柔不透明釉色，在传世不多之汝窑器中，更显珍贵。

宋／定窑／婴儿枕——宋、金时小瓷枕广为流行，有最简单的长方形，亦有动物造型的，如虎形枕，及状似如意云状，取其吉祥意的如意枕，本件婴儿枕为其中造型较为繁复者。宋代婴儿纹样极为流行，传世宋瓷中，北方青瓷系、景德镇影青瓷、技法繁杂的磁州窑系以及本件所属的定窑系，均可见以婴儿或孩童嬉戏为纹样的作品。院藏同型婴儿枕两件，北京故宫亦有一件，三件造型一致，均以模印成型，除在细部纹饰技法、纹样、部位及尺寸略有差异外，在面貌、衣饰皱褶几乎一致，想当时应有一共同样本，提供模制。

元／钧窑／天蓝紫斑如意枕——瓷枕作如意型，器内中空，胎骨厚重。通体罩施天蓝色釉，天蓝釉层中则浮现似变形虫的紫色斑纹。陶瓷枕的烧造隋代已出现，瓷枕有作为寝具及丧葬的用途。宋朝留传的诗文也透露触之冰凉的瓷枕适用于夏季，文人常互相馈赠以传递友谊。

明／永乐／青花蟠龙天球瓶——青花在中国元代中期，也就是十四世纪左右，已达精美地步。但元末明初一度衰退，色彩变的灰暗。直到十五世纪的永乐、宣德，青花瓷艺又再度回复鲜艳的色泽，广受好评。因此，永、宣的青花磁遂成后世仿制对象。同形器在故宫博物院共藏四件，其中一件隙地为朵云纹，而土耳其TopkapiSaray Museum亦有类似藏品，不同之处在其龙纹留白而背景为青色的波涛纹。TopkapiSaray藏品上那种主纹留白的作法，俗称反青花。

明／成化／斗彩鸡缸杯——成化瓷品，胎薄釉润，娇巧玲珑，青花色淡平实，用笔柔和，与前期相较，前强劲，后柔丽，各具风韵。而以青花描绘轮廓，和谐套配各种釉上色彩，即所谓「斗彩」。有鸡纹二组，以奇石花卉间隔。一组公鸡在前，昂首护卫，母鸡在后低头觅食，三仔鸡围绕在旁，张口展翅，似为妈咪觅得食物而欢呼。另一组亦采二老三少组合，母鸡振翅低头，正奋力与猎物搏斗，前立一小鸡为母加油，并作充分准备，随时可加入战阵，也许母鸡振翅奋战，惊动了在前护卫的公鸡，蓦然回首，关爱之情不言可喻，另二仔鸡则嬉戏于花丛下，怡然自得。釉上色彩有红、黄、褐、绿等，浅染深描，或是二色重迭，搭配巧妙，架构了一幅活泼生动，祥和乐利的天伦图。

明／万历／五彩龙凤大盘——明神宗万历时期，官方手工业喜爱制作五彩缤纷的作品，以寓意吉祥为要，而题材琐碎。以本件开光中的穿花龙凤为例，龙凤都只是形式化的外型，缠枝番莲也只拘谨的勾描外廓再填色，笔致柔弱稚拙，似乎只是依样葫芦，虚应故事；但其仍尽量保持官样的原貌，官土轻薄洁白，釉色莹亮，色料淘洗匀细，其繁复多彩、色调喧哗，以及细碎的填染，反而成为此时期让人惊艳的特色。

清／雍正／珐琅彩蓝料山水把壶——珐琅彩瓷，始创于清康熙，以铜胎珐琅器为蓝本，式样单纯。雍正六年后，珐琅彩料由原本从国外进口，转而开始自制。由于彩料的关系，珐琅彩瓷的纹饰取材得以不受拘束，除花鸟、人物、山水外，画面还刻意留白以加题诗句、闲章，将「诗、书、画」的韵味汇集于器物创作中。本件以繁密娇艳的百花为地，衬托宁静、素雅的蓝色山水，「闹中取静」的视觉效果，似乎在阐述以简驭繁的美学观。器底以蓝料书宋体印章式款「雍正年制」四字，此种形式亦成尔后瓷器写款常用的模式。

清／乾隆／粉彩图案花卉镂空大盘——此件以红彩书「大清乾隆年制」篆字款。应是乾隆帝退位当太上皇时仍使用乾隆款特别烧造的器物。这段时期一方面以书「乾隆年制」红款作品进呈乾隆，另一方面也以红款书「嘉庆年制」进呈当朝的嘉庆皇帝，因此有时往往有造形、画风、色彩、风格相似的二个不同年款的作品产生。

新石器时代晚期／红山文化／带齿动物面纹玉饰——青缘玉，尚称温润莹透，器表因久埋于土中，略显粗涩。近年来，在分布东北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三件带齿动物面纹玉饰。综合出土器、流散品等资料可知，这类玉饰的「牙齿」多作尖锥形，只有在较晚期的墓葬中，才出土方扁形牙齿的面纹玉雕。本作品不但牙齿完全扁薄方平。且大眼两侧的横出部份，也发展的比较方平，肯定出自有意识的经营设计，才能创造出如此协调而有整体感的造形，应是红山文化晚期的作品。

(另说：商／玉鸟形佩——由文献资料可知，古人在祭典上，常持拿着上端饰玉器的「玉梢」来歌舞，这件玉鸟纹佩，或即是玉梢上端所的玉饰吧！龙与鸟都是古人信仰中的神灵动物。由神话资料可知，东夷族群相信，上帝派遣神玄之鸟，来到世界降生了他们氏族的始祖。所以东夷族群的玉雕上，常有各种玄鸟─凤、鹰、枭、燕的花纹。商王朝的统治者，本属东夷族群。院藏的这件玉鸟形佩，可能是商代贵族所用的玉饰。它既可点缀华丽，烘拖富贵，又象征贵族们具有神灵动物的禀赋。)

战国／龙形佩(一对)——为典型的战国风格。考古出土以及流散或传世的，成对战国玉龙形佩为数甚丰，但鲜有尺寸如此长大，而品相端庄，雕工精致的佳品。这应为当时最高级的贵族，始能拥有的，象征身份的玉佩。

宋／真宗／禅地玉册及玉嵌片——「封禅」，在中国政治制度中，可说是最盛大，但也争议最多的一项典礼。民初疑古派的史家认为，这纯粹是战国至秦汉间，齐儒凭空杜撰，并为好大喜功的君主利用来巩固政权、夸侈政绩的活动。「封禅」最令人质疑的，还是祭典中的祝祷文，在唐玄宗以前的历代史书内，均未见记载。唐代名臣贺之章将此现象解释为，封禅帝王所求不外为长生登仙等私欲，故外人莫知之。民国二十年，马鸿逵将军率领军队驻扎于山东泰安，无意间发现一座五色土坛，并从其中得到两套玉册。玉册上分别镌刻着唐玄宗及宋真宗禅地之祝祷文。两套玉册的出土，正可以补足刊正史籍的阙如与错植，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宋─明／玉荷叶杯——此设计与浙江衢洲南宋史绳祖墓出土的一只白玉荷叶杯相似，只是本器的手法更见成熟。本器的附件紫檀木座，以多层次镂雕作一把莲状，花叶秀美清雅，益添玉杯之风采。文豪苏东坡曾谓晨饮为「浇书」，婉转而幽默的表达出知识分子不得志时，惆怅但又不放弃理想、希望的心态。或许是心有戚戚，明代的陈洪绶遂在其「画隐居十六观册」〈现藏本院〉中安排了「晨饮」这个主题。图中东坡先生坐在木根椅中，手持的正是一只与此件展品相似的荷叶杯。在此，荷叶杯具有文人不向恶劣环境屈服的象征意义。

清／玉罗汉山子——清代苏州、扬州等商业大城中的达官贵人，喜好收购玉器。究其缘由，固然有个人喜好或附庸风雅的因素存在，但也常常是为了要入贡，以讨好爱玉的皇帝。由乾隆晚期的御制诗可知，当时民间玉作坊的「新样」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玉图」的盛行。所谓「玉图」，从字面上就可以了解它和绘画有所关联。这类玉器大多是插屏、笔筒或山子的形式，通常选择山水名胜或文人掌故为主题，呈现一种较为清静雅致的韵味。由于「玉图」获得皇帝的认同，以致几件大形玉山子制作时，皆有宫廷画家特别参与绘制蓝图。玉在当时成为一种统合性的艺术媒介。

清／翠玉白菜——以一块半白半绿的翠玉为原材，运用玉料自然的色泽分布，琢碾出一棵鲜活欲滴、叶片上还停留了两只螽斯的白菜。此件翠玉白菜原是永和宫的陈设器，永和宫为清末瑾妃所居之宫殿，据说翠玉白菜即为其随嫁的嫁妆。白菜寓意清白；象征新嫁娘的纯洁，螽斯则象征多产；祈愿新妇能子孙众多。自然色泽、人为形制、象征意念，三者搭配和谐，遂成就出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