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玫瑰该用的什么花盆】明初官钧玫瑰紫葵花式花盆鉴赏

明初 官钧玫瑰紫葵花式花盆

明初 官钧玫瑰紫葵花式花盆

「三」字款

钧瓷绚烂奇妙之色彩，绝非世间丹青妙手心思所能及，因其色其形皆为天成，所现窑变尤象，妙景竟生，引人遐思无穷，观其漫无崖际之变化，皆自以为独有心领神会之境界，陶然自乐，情悦性怡，斯则观赏钧瓷之独特乐趣也。

本品诚为钧瓷之佳美者，形制为六瓣葵花形，侈口出沿，沿边凸起一道细棱，器身、圈足皆随形而生，婉转而不失刚健。釉色厚润，色泽依器型的转折而丰富多变，口沿与外壁为玫瑰紫，灿若晚霞，绚丽夺目而变化无穷，内壁则是天蓝色，静穆湉谧，与外壁的炽烈瑰丽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此冷暖色泽的搭配符合美学的原则，折射出工匠们的巧思和皇家审美的品味。内壁的每一处转折均见釉色浅淡，以致黑褐坚硬的胎骨若隐若现，使得造型轮廓鲜明，釉质的温柔婉约和器型的刚健硬朗合二为一，别见一番古朴典雅之风韵。平底挖五孔，敷涂褐色护胎釉，周缘存支烧痕，隐约可见凹印“三”字款。

此类钧窑宫廷陈设器，底部各刻一个从一到十的数目字，基本规律是数字越小，器物尺寸越大，若如本品式样者，底部刻“三”字，存世稀少，检视目前公私典藏资料，同类仅见四例，前二例皆为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第三例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第四例为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典藏，其中以出光美术馆藏品之釉色与本品最为接近。

此类花盆深得清宫珍视，特别雍干二帝独具好古情怀，将其融入清宫日常生活当中，妆点和提升生活情趣，例如清雍正《十二美人图之对镜》当中钧釉花盆一套安放在窗台，发色瑰丽一如本品，其上水仙绽放飘香，极得幽静之趣。此情景为后宫真实生活的写照。同时，不少同类器皿底部刻有宫殿、斋堂名号，表明陈设的位置，如出光美术馆藏品当中一个就见后刻“重华宫”、“高云情用”款。重华宫是乾隆时期才出现的名称，高云情则为漱芳斋内的一厅室，皆是乾隆时期设置的，可见这些刻宫殿款的花盆在乾隆朝被广泛的使用，装饰清宫里面最尊贵的场所。因为富具情趣的乾隆皇帝对盆花艺术非常钟情，若以前朝古物与奇花异草相搭配最见雅致，自然不容错过。另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述，乾隆皇帝曾不止一次谕旨制作各类金属盆景之后安放在此类钧窑花盆之上。因此，钧窑花器在清宫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甚为独特，融陈设与实用于一体，在清宫花道艺术方面占据异常重要的地位。

此类钧窑陈设类器皿，质精式雅，备受世人珍视，近年对其年代归属问题上颇多争议，传统北宋说遭受国内一些学者质疑，认为此类编号钧窑精瓷应出自元末明初（公元十四世纪后叶至十五世纪初）。2004年河南钧台窑遗址出土一批与本品时代特征一致的钧窑陈设类器皿瓷片，它们皆与传世实物一一对应，另有数件钧釉方流鸡心扁壶标本混杂其中一同出土，此式鸡心扁壶为明初宫廷始创的典型器皿，时代明确不容置疑，从而成为推翻“北宋说”的核心证据。同时“北宋说”缺乏文献支持，因为中国元代以前的文献中从未提及钧窑及此类精瓷，但在明代后叶的著作中却频频出现，其中渣斗式花盆、鼓钉式盆托亦在明代早中期写实绘画中反复出现。若将之与其它瓷窑的制品包括景德镇明初官窑出土的文物作一比较，便可发现，这类钧窑精瓷器物归入明初宫廷用器是符合史实的（具体论证详见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编《“官钧”瓷器研究》）。故新学术观点在翔实的实物证据支持之下立即为海外学术界、鉴赏界广泛认可与采信，各大重要博物馆与著名拍卖公司在对此类器皿界定年代之时，皆从新说。但无论其年代归属如何，只是学术之争，只是让我们对其真实历史情况有更合理的了解而已，毫不影响其作为内府御物之性质，更不会降低其故有的艺术价值和美学内涵，毕竟珍稀程度一直客观存在，不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