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人送什么最好】万平南路600号这家诊所，每年有1.5万人前来就诊。但是他们不应该被误解。

体的治疗并不能回避认知障碍的特殊之处，也就是情绪等各方面控制能力的减弱，表现在临床上，则有各种各样的表现，这对医生的诊断提出了挑战。

李霞的门诊里，曾经来过一位60岁左右的病人，患病前，病人在生活中是很体面的人，如今却常常找人要吃的，甚至会把地上的垃圾捡起来放进嘴里，老伴拿她没办法，又不放心她一个人在家，便带到自己单位，没想到有一次，老人上完洗手间出来，裤子都没提，场面一度很尴尬。

“这位老人记性不算差，也可以和人正常沟通，属于认知障碍中人格先改变那一类。”李霞解释说，所谓人格改变，是指患者原先建立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已被疾病破坏，有的人格改变比较麻烦，比如患者表现为自私自利，行事以自我为中心，在各种场合说不合适的话，做不合适的行为。

“这种人格改变的出现，在临床诊断上常属于额颞叶痴呆的一种。”李霞说，认知障碍分为好多种诊断，最常见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占比高达50%—60%，还有一种血管性痴呆，是由脑血管疾病引起的认知损害，也相当常见。还有一些大家很意外的类型，比如神经梅毒引起的麻痹性痴呆，往往10-20年才发病。

门诊里会采用一些辅助治疗方式

认知障碍引起的行为改变多种多样，有的人甚至会产生幻觉妄想。李霞遇到过一位被诊断为路易体痴呆的病人，这是一种和帕金森病有关的认知障碍，其病症很有“戏剧性”。

这是一名78岁的老人，除了总是忘事，最让家人担心的是，有一天，老人突然说，“家里有很多小人，只有半尺高，到处都是”，可家中明明只有老人和丈夫两个人。看到患者比画着小人的高矮，家属着实感到有些瘆人。每天天一黑，老人就抓紧上床，她说：“那些小人睡在我的床上，我就没地方睡了！”

让李霞感到棘手的是，对这类患者的治疗需要十分小心。一方面，用抗帕金森药本身就有许多不良反应，也可能引起幻觉，而如果采用对抗幻觉的药物，小剂量就可能引起过度镇静，从而加重副作用，所以调整用药通常非常缓慢。“治疗就像踩着高空的跷跷板，小心翼翼地维持平衡。”

和大多数病症一样，认知障碍因其成因复杂，不存在万能药，而必须采用一对一的模式，甚至部分认知障碍及其相关联疾病的成因和联系依然不明。“只能说，怎样的身体状况和性格特点，对应了怎样的处理方式。”

除了针对不稳定的情绪进行用药，门诊里偶尔也会采用一些辅助治疗方式。曾经有一名老人，从门诊收到病房住院后，成天在病房里大喊大叫，医护毫无办法。“老人离开家庭，就像小朋友离开家庭一样，是个很大的打击。”

通过和家属了解情况，医生发现，老人在家中有一个很喜欢的娃娃玩偶，平时经常在一起玩，便要求家属把娃娃带来。遇到老人哭闹不讲理的情况，护士像哄小孩一样把娃娃放到老人身边：“你不吃饭的话，娃娃就要哭了，你看她都快流眼泪了。”老人的情绪这才安静下来，乖乖吃饭。

我们和他们的距离

8月的一个周三中午，李霞结束上午的门诊，如约出现在宛平南路600号旁的一家咖啡馆，她身穿白大褂，手上拿着一位病人的病历记录，那是一位通过个人途径辗转找到她的病人——李霞的门诊号太难挂了，她的电脑上，10月份的号已经被抢空。

在进入老年领域前，李霞在江西做了4年内科医生和5年普通精神科医生。1999年，她来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学习，第二年留在上海攻读精神心理研究生，毕业后，她正式进入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一直工作至今。

咖啡馆里声音有些嘈杂，环绕着我们的顾客中，有些是提着病历和片子的病人家属。但李霞并不在意周遭，她说话不疾不徐，身上有种安静的气质，或许是多年的精神研究，让她对人类心理有了更多理解和体谅。

虽然严格来说认知障碍并不是精神分裂症，但我们的谈话依然无法绕开精神病这一话题。研究了好多年人类大脑，李霞的回答有些出乎我意料：“其实大脑的问题没人能完全理解。”后来我才意识到，这话的意思是，自诩为心理健康的人，不要对自己过于自信。

众所周知，上海话里，宛平南路600号具有特殊意味。在李霞看来，公众简单粗暴地将未知的精神状态与自身进行隔绝，以证明“我”和“他”是不一样的人，并不符合实际。“我们每个人和精神疾病状态之间，都有一条路。”李霞说，在某个时点或者应急之下，我们和他们是差不多的，医生所要做的，就是阻止大家走上那条路。

对人脑复杂性的认识让李霞对精神疾病有更为平常的态度。“认知障碍同样如此，人衰老以后，大脑功能出现紊乱，就是会出现各种问题，就像普通人醉酒后也会出现异常的精神行为，但我们不会因此而完全与其隔绝。”

道理归道理，社会对认知障碍的认知，显然还没有达到李霞的预期。10年前，李霞遇到过一位早发的轻度阿尔茨海默病老人，在社区里经常会有一些不妥的言行，没想到，有一天老人从小区走失，竟走上高架跳了下来。居委和社区居民炸了锅，一致坚持要把这位“神经病”老人强制关进医院。

病人的妻子是护士，知道自己的老伴并不是精神病，但顶不住周边施加的压力，只好一遍遍打电话给李霞，几乎是哭喊着：“医生求求你，告诉他们我爱人不是精神病”。“作为医生我也很无奈，在社会眼里，病人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是必须隔离起来的，社会的不理解，造成了家属的崩溃。”

按照当时评估，这位病人并不符合需要入院的指征，最终，妻子顶住了压力，在家中将爱人保护起来，没有强制入院。“家人是这个疾病最好的药，医疗不能让疾病逆转，但家人配合医生，可以让老人开开心心地带着疾病生活。”

面对压力，更多的家属选择自己承担。李霞最近新收的一位病人，晚上不睡觉到处游走，妻子只能跟在身后，白天，丈夫把大小便全洒在妻子身上，有的子女为了照顾父母，只好把工作辞掉，还有老人因为这一疾病把名下公司经营得破产，还有老人被身边的骗子骗走大量钱财，家属无可奈何。

我问李霞，对于认知障碍患者来说，究竟什么是好的家庭支持？她说，家属首先要努力理解患者，其次，寻找专业医护和资源的支持，愿意听取专业意见。第三，细微处维护老人的自尊心，不强迫其做不喜欢的事，甚至主动放手让老人上手做些家务，根据老人的能力不断调整照护策略，给老人的帮助不可过多，也不可过小。

走出记忆门诊

早在2003年，李霞就已经意识到家庭支持和专业照护的重要性，这源自门诊上的医疗挤兑。当时，李霞刚接手工作，家属看到老人住院后能立刻安静下来，可以好好吃饭，身体也有了保障，但转念又担心回家之后再次发作，于是很多人不肯出院，导致床位无法流转。

一筹莫展之际，李霞只好走出门诊，与其他专业人员一起，呼吁建立专业的认知障碍照护床位，缓解医疗挤兑的同时，提高对患者的照护水平。经过各方通力合作，到“十四五”末，上海的认知障碍照护床位将从5千张增加到1.5万张。

李霞的办公室和住院区就隔了一条走廊，走廊墙壁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患者送来的锦旗。以前，老年科每年能收治的病人只有30人，现在，每个月进出的病人可达到80人，视病情程度可短期住院，或回家，或去往照护机构，流转性大大增强。

随着人们对认知障碍的认识不断加深，门诊之外的变化也折射在就诊数据上。李霞所在的记忆门诊，每年认知障碍相关的就诊可达1.5万人次，以往以中重度病例为主，现在轻度认知障碍病例占比不断增加，每两年上涨40%，甚至没有认知障碍的市民也会前来咨询。

“10年前遇到一个轻度病例，大家都当个宝贝，说是凤毛麟角一点都不夸张，现在，我每20个病人中，就有4个是第一次来，其中一半是轻度病例。”李霞说。

但李霞依然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仍在于很多轻度患者没有前来就诊，目前，我国轻度认知障碍规范诊治率仍然很低，仅约5%左右。这些年，李霞积极与各类公益机构、社区医院合作，通过组织培训和提供技术指导的方式，提高社区的筛查覆盖率，尽早介入干预。

现在，她和团队每年做大型培训两次，每次培训对象近300人，其中一半来自医院，在上海其他医疗机构内，越来越多的记忆门诊开了出来。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前来取经的医生也越来越多，远至东北广东，近至长三角，派出精神科和老年科医生前来研修。

和很多医生不同，李霞乐于和媒体打交道，并通过各种渠道对认知障碍进行科普，因为她清楚，没有社会的支持，这一疾病永远无法得到最有效的治疗。她曾参与两部关于认知障碍的纪录片的拍摄，片子里的主人公都是她的病人。

其中一部叫《我只认识你》，另一部叫《往事只能回味》，两部纪录片都获得了大奖，李霞更喜欢前一部的片名，因为呈现出更积极的意味。在那部纪录片里，年逾90岁的树锋担负起妻子味芳的照料之责，两人依然保持着平静、乐观却又不乏尊严的生活态度。

采访最后，我问李霞，作为一名治疗认知障碍的医生，会害怕自己患上这种疾病吗？

“不会。”李霞说，65岁之前患病的概率很低，哪怕真的得了，无非是生命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小朋友。需要他人照顾和照顾他人，也是我们的人生意义之一。

“那你对衰老持怎样的态度？”

“哪怕一个人能力再弱，他也有权利好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