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仲】他对怀素《自叙帖》《三浦本》的傅深辩证法

臣跋是伪造的，则以《契兰堂帖》中《自叙帖》刻本为依据来复制“流日半卷本”的时间范围为照相锌版印刷术传华（1876）后到1935年的六十年间。）

傅先生自己也认为，这一问题极为重要，他说“在清代末期这一卷就流传到日本了，不可能是某一个人看到珂罗版以后做的高仿，这一点非常重要。”（《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页）但他仅仅根据1901年石川节堂跋和1902年谷铁臣跋这两份连书迹都没有见到的排印文字材料，就断定“此卷至晚在20世纪初年已流传至日本的事实”、“流日半卷本绝非近人复制品”，实在是太轻信了。

在“确证台北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一文最后，傅先生自问自答给出了五个问题“检讨”。其中的检讨1：“流日半卷本”有无可能是近代人依据台北故宫本所作的复制品？答：不可能。因为此卷在清末的1901年已经传至日本，远在任何台北故宫本的影印本出现在民间之前。且有两则不同台北故宫本的南宋人题跋，后人无由复制或无中生有。（大陆版《书法鉴定》第327页）上面我已给出了“流日半卷本”是近人复制品的两种可能性。下面再谈谈对两则未见于台北故宫本的南宋人题跋的意见。

关于南宋人的两则题跋

目前，这两则南宋人题跋只有影印本黑白图片可供参考。从影本看，这两则题跋的装裱顺序先后倒装。一则是滕仲因写于嘉定乙卯（1219年）的题跋，说黄庭坚曾收藏过此卷，传至他的第四代孙黄存之；另一为倪祖义写于绍定改元（1228年）题跋，谈到“建业文房之印”、“佩六相印之裔”、“四代相印”、“许国后裔”、“武功之纪”等都是苏家之印，云云。

嘉定乙卯（1219年）滕仲因题跋

绍定元年（1228年）倪祖义题跋

傅先生认为“两者都是典型的南宋书风”、“颇可确定这是两氏真迹。”他还说到：“这卷只存三十行的流日半卷本，就纸幅长度而论只是《自叙帖》全卷的五分之一，是否在山谷卒后，为子孙割裂分藏不得而知。奇怪的是自南宋中期之后，并无元明清的题跋，其原因亦不可晓！或许此卷的分割时间更晚，故其他题跋随各段自叙残本散失不存了。”（大陆版《书法鉴定》第292页）

流日半卷本《自叙帖》珂罗版影印本后明治三十四年石川节堂跋中也说到，“倪滕二氏跋，纸墨分明宋物，书法亦佳，洵是当时所题者矣。衡山刻时无是跋，而三纸离析后有是跋，事实终不可考。”

我接受石川节堂和傅先生对两则题跋确为南宋人真迹的判断，但即便如此，也存在移配的可能性。题跋字迹的来源和移配时间“终不可考”。两则南宋人题跋的真伪与“流日半卷本”是否是复制品并无必然关系。

另外，傅先生在书中还说到倪、滕“二人姓名均不见于《宋人传记资料》”、“目前并无其他资料”。其实只需稍加检索，即可发现倪、滕二人均有不少文字传世，事迹也可考。陈书国撰有“怀素《自叙帖》流日半卷本南宋人两跋考述”长文（刊于《荣宝斋》2014年第9期），考证甚详，此处不赘引。

“三胞本”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性

穆棣在2012年发表“《自叙帖》台北故宫本前六行暨流日半卷本确系钩摹”长文，并配发多张比对图版（《中国书法》2012年第8期），认为“流日本为地地道道的钩摹本，其种种仿造证据晰然可鉴。”陈书国在2017年发表“由狂草技法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怀素《自叙帖》之真伪——兼与傅申、张紫石等先生商榷”（《荣宝斋》2017年第11期），也配发了多张比对图版，认为“《流日半卷本》少飞白，很多粗细笔画飞白都是以墨填实，临仿者由于要照顾到各种细节，行笔不自信，小心翼翼，速度必然慢下来，因此出现很多死墨，死笔。”对于穆、陈两位学者的看法，笔者认为大多可接受，现再举一些新例证，并略作申说。

1.书写速度问题

从下图“仞峰”二字比对可见，台北故宫本的多处飞白，在“流日半卷本”中均被填实；“流日半卷本”行笔犹豫迟疑，台北故宫本的书写速度明显快于“流日半卷本”。

“流日半卷本”（左）和“台北故宫本”（右）的“仞峰”二字

2.字形问题

2.1 “曾”字。“流日半卷本”与“契兰堂刻本”一致，但这样多一个圆圈，使得“曾”字误成“为”字草法。

“契兰堂刻本”（左）、“流日半卷本”（中）和“台北故宫本”（右）的“曾”字

2.2 “瑶”、“旭”字。“流日半卷本”与“契兰堂刻本”一致，但都多一个圆圈。

“契兰堂刻本”（左）、“流日半卷本”（中）和“台北故宫本”（右）“瑶”“旭”字

2.3 “郡”字。“流日半卷本”与“台北故宫本”一致，但其“君”第一笔迟疑；中部多写一笔；右半包耳旁的最后一笔轻忽，不似台北故宫本此处笔画肯定。“契兰堂刻本”此字的“君”误刻。

“契兰堂刻本”（左）、“流日半卷本”（中）和“台北故宫本”（右）的“郡”字

2.4 “永”字。“契兰堂刻本”和“台北故宫本”字形准确，“流日半卷本”草法有误，行笔犹豫。

“契兰堂刻本”（左）、“流日半卷本”（中）和“台北故宫本”（右）的“永”字

傅申先生对《自叙帖》台北故宫本、流日半卷本及契兰堂刻本仔细反复比勘后，认为三者难分优劣真伪，这一看法笔者不敢苟同。经过对三者大量字迹的比对，我认为台北故宫本的书写速度快于“流日半卷本”，字形准确度亦高于“流日半卷本”。契兰堂刻本无法判断其书写速度，但在摹刻过程中，存在极少变形的现象。如果上文所述“流日半卷本”可能是近代复制品的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它的参考材料既包括台北故宫本，也包括契兰堂刻本，甚至可能还有某一件或者某几件我们尚不知道的材料。《自叙帖》台北故宫本、流日半卷本及契兰堂刻本不是“三胞胎”，而是一母（台北故宫本）两子孙（流日半卷本、契兰堂刻本）。

结语

傅申先生在“确证台北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一文中有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即使这些复本不能完完全全地套叠在一起而略有参差，对这样纯熟精准的掌握度，足以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因为人手究非机器，而这种近似度，已经是机器一般了！”（大陆版第318页）的确，我也认为，《自叙帖》台北故宫本和流日半卷本之间的近似度，只有借助机器复制才能够做到。傅申先生提出的“三胞本”、“映写说”，或许几个字、几行字能够做到如此雷同，但如果是几十行、几百字大草书，几乎没有可能。

“流日半卷本”的出现，是库恩（Thomas 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谓的“难题”（puzzle）。面对这样的问题，是坚持原有的理论修补之，还是另起炉灶改头换面，傅申先生选择的是后者。我非常敬佩他的勇气，也认为他提出的“三胞本”、“映写说”依然是一种可能性。但我认为他轻易放弃了台北故宫本是“写本”这一最为重要的理论“硬核”（hardcore，此处借用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说法），轻易相信1901年石川节堂跋和1902年谷铁臣跋这两份连书迹都没有见到的排印文字材料，没有想到“流日半卷本”是近人复制品的两种可能性，进退失据，是研究中最重要的失误。我同时还认为，“流日半卷本”是近人复制品的可能性，较之“三胞本”、“映写说”，更具合理性，更可被接受。

最后简单重复一下笔者想在这篇文章中表达的两个主要观点：

一、《自叙帖》台北故宫本是写本，既不是李郁周认为的“摹本”，也不是傅申提出的“映写本”。它是不是怀素的真迹，不知道。

二、《自叙帖》“流日半卷本”可能是近代复制品。《自叙帖》台北故宫本、流日半卷本及契兰堂刻本不是“三胞胎”。

历史留存下来的各种材料中，总是存在诸多的缺环，我们只能凭借现有材料，并运用逻辑和想象去补充那些缺环，提出种种可能性。我希望能看到研究者提出更多关于《自叙帖》的可能性解释。这些可能性仅仅是合理程度不同而已。或许，它们都是对历史的“误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