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黄连功效与作用】小巴聪：华夏绿药的根源

论如何“献礼”的会上，肖培根大胆地提出：利用中药普查的成果资料，编写新中国第一部《中药志》。其与中药普查一样，依然是国家级的“第一部”，因为没有书让他们借鉴参考。

《中药志》采用了肖培根他们自己设计的体例，包括从全国的应用看，哪些属于常用中药，次常用中药，哪些是很少用的中药，目标是集中整理研究全国的常用中药，同时还要介绍它的本草历史。古代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应用的沿革怎样？它的原植物有多少？它的药材形状、组织、外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化学成分明确的还要介绍化学成分，还有它的传统疗效，最后还有一个附注，讨论相关问题。这样一种设计体例，都是以他们自己的实验工作为基础完成的。比如把采集的原植物一种种地加以整理、鉴定，每一种药材都要做成切片，描述它的显微组织特征，都是通过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手资料。1962年，4大本、100多万字的《中药志》全部出齐了，不但受到了国内药学界的高度重视，而且赢得了国际药学界的赞誉。

20年后，肖培根组织全国专家修订出版了《中药志》第二版；40年后，古稀之年的肖培根像重新梳妆打扮自己的儿女一样，于2002年完成了第三版《新编中药志》。四十余年，三个版本，滋润着几代中医药人才的茁壮成长，体现出肖培根等老一代科学家严谨治学、精益求精、有始有终的大师风范。

国家的“中药大使”

1963年3月，肖培根作为专家被派往西非的加纳、几内亚、马里和摩洛哥四国考察访问。这一年，肖培根31岁，第一次出国，职称是助理研究员。与其同行的是业界知名的蔡希陶和陈封怀教授。一行三人，由蔡先生任团长。那时出国的人很少，《人民日报》还作为重要消息发表。

这次出访，受到了我驻四国大使馆热情的接待。每到一个国家，大使都亲自接待。第一站是加纳。到达阿克拉后，黄华大使不仅亲自接待，还介绍了当地有名的医生安朴福与他们进行业务交流，使代表团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显然黄华大使做了很好的“功课”，这让肖培根非常感动，难以忘怀。

初访西非四国，代表团除了在非洲考察当地的植物资源和药用植物资源以外，还为我国南方的植物园采集了很多重要的药用和经济植物种子，如古柯、毒毛旋花子、萝芙木、猪油果、牛油果、奇异果等等，大约有200种。这批珍贵种子，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海南、云南试验站以及云南热带植物园等地引种成功，在南方各地落地生根，造福着亿万中国人民。

由于殖民主义的统治，非洲草药也受到很大的摧残。比如在访问埃及时，开罗只有一家比较大的草药店买卖草药，且兼给人看病。因为在英国统治时期，草医、草药是不合法的。在阿尔及利亚考察前，卫生部部长专门接见求助：我们现在的草医只剩下几个人了，而且年龄70多岁了。一旦这几位草医去世，我们国家草医的传统经验就要失传了。因此，请中国专家来是抢救他们国家草药草药的传统文化。其间，肖培根还曾肩负过两次“特殊使命”：

1974年，肖培根奉派埃及考察草药，同行有他的同事傅丰永教授。当时我国驻埃及大使是著名的外交家柴泽民。他亲自接待并为考察团做了周密的安排，使考察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回国的前夕，柴大使说：“你们代表团暂时不要回国了，在埃及待命，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让你们去做。”

几天后“特殊使命”下达——帮助坦桑尼亚整理研究该国的草药。一路上，肖培根备感压力。因为事前没有做一点准备，而考察后的报告是必须交的。“我就把当初在东北调查时采集标本的精神和干劲拿出来了，把坦桑尼亚有关草药的资料，进行了一次突击式的阅读和整理，很快就掌握了坦桑尼亚大致有些什么草药，接着就和当地的科学工作者分赴到各地考察。”

考察团深入到坦桑尼亚穷乡僻壤乃至撒哈拉沙漠边缘。那里温度高得鸡蛋放在外面，很快就能晒熟。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跟当地的陪同人员，详查每种草药的功效，还访问了许多草医，资料汇总起来后，收获颇丰。考察团提交的报告，被世界卫生组织分发到各成员国，说中国帮助这些落后国家整理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是南南合作的典范。考察团回国抵达北京时，他们的使馆参赞亲自到机场迎接。

第二次“特殊使命”是在1992年3月。当时中叙达成协议，由中国援建一个生产本地草药的小型制药厂。叙军方希望用本国的草药资源，解决部队一部分药品的自给。应当说肖培根是这项“特殊使命”的不二人选。除了他对北非、中东地区草药资源非常熟悉，他在“五七干校”时期，就已经是药厂制剂车间优秀的主任了。

“到大马士革后，接待我们的全是穿军装的叙利亚军方人员。考察任务由于叙方的有力配合，很快就出色地完成了。根据部队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我们选择了十来种产量很大的地方草药，用‘袋泡茶’的剂型来生产。”

叙方和我国大使馆对其工作十分满意。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特意指派他儿子，即现任的巴沙尔·阿萨德总统接见了他们，还特别给予代表团一个十分特殊的礼遇——去戈兰高地实地参观。

1979年，肖培根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技术官员，奉派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WHO）总部工作，负责世界药用植物名录编制等工作。1980年，他又被任命为WHO顾问，每年都去日内瓦WHO总部工作一段时间，主要工作是了解和整理全世界的药用植物的资料。

肖培根在日内瓦WHO总部工作，工资以“天”计算。包括旅馆费、交通费、伙食费、杂用费等等，每天至少有120多美元，月底到银行领取。按规定他可以住四星级宾馆，也可以每天往返乘出租车。那时我国驻外人员实行的报销制度类似“供给制”，支出凭发票可以实报实销。但他粗算在宾馆睡一个晚上，就等于花掉他在国内的数月工资。因此，他吃住都在使馆，处处节约，前后节省了四万多美元，全部交给了国家。这件事他受到了国家的表扬，《人民日报》等报刊做了专门报道。

药用植物亲缘学的诞生

药用植物亲缘学是肖培根历经50余年，创建、发展并日趋成熟的新学科。提起往事，他语重心长：“这个讲起来可以用四个字总结——感触良多，还有一句话叫‘任务带动学科’。这是我们现在不太讲的一句话，可是在我们那个时代，‘任务带动学科’是经常讲的。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物资禁运，凡是包含进口药代用品的一概不准向中国出口。怎么办呢？那时我们刚刚大学毕业，国家交给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能够替代进口药的国产资源。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寻找和进口药最接近的，成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以肖培根为首的年轻人，奔赴全国各地，风餐露宿，不舍昼夜的努力，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利血平的萝芙木，随后阿拉伯胶、安息香、胡黄连等等也找到了代用品。

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第一次疾病防治大会上，发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豪迈誓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正是利用萝芙木，冲破国外的封锁，研发出物美价廉、令几代国人难忘的降压灵。阿拉伯胶是一种安全无害的增稠剂，能在空气中自然凝固,曾是食品工业中用途最广、用量最大的水溶胶。胡黄连为玄参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与黄连名称相似，同为治湿热泻痢之良药。但胡黄连善退虚热除疳热，而黄连则善清心火、泻胃火。安息香主治开窃清神、行气活血、止痛。民间常用的苏合香丸、至宝丹等都离不开安息香。这些原产于阿拉伯、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常用药材，短短数年就被这批可爱可敬的青年才俊们，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寻觅到取之不尽的替代植物，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解决了全国人民的需求，他们心中充满了万丈豪情。“它给我们一个非常实际的概念、实际的体会：在药用植物界，相似的药材有相似的成分、相似的活性，从这里找到了最初的灵感。”

“半路出家”，既是肖培根的自谦之词，又是他思路开放、善于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写照。视野开阔、博采众家、触类旁通的性格，还使他成为最早将计算机引入中草药研究的药用植物专家，并且成功地在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上展开了亲缘学的研发。

“在长期的药用植物研究中，我发现在某一个植物类群中，它们的植物形态、化学成分和疗效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如果再通过计算机和数学模式加以整理发掘，就能够寻找出很多规律性的东西来。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我逐步地把重点，由放在一个植物上，转移到放在一群相类似的、有共性的植物上。我做过的类群有人参类、大黄类、乌头类、贝母类等二十多个类群，通过类群的研究就能够发现其中的规律，再用数学模式和计算机做聚类分析。当时，使用的还是国产第一代计算机（国产6912型），因此各个传统疗效数据的输入还必须采用打孔的方式。”

1978年, 《药学通报》终于复刊了。在第1期第1至第5页上，发表了肖培根重要论文《植物亲缘关系、化学成分和疗效间的联系性》。能够在复刊的首期首页上发表论文，只因四个字：分量质量。当然，它标志着孕育二十几年的新学科诞生了。

药用植物亲缘学是通过实践找规律，并且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应用性非常强的新学科。肖培根在这篇论文中论述的五个方面，如今已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检验：一、扩大药用植物资源方面的应用；二、在寻找进口药的国产资源方面的应用；三、对中草药的质量控制、鉴别和扩大药源的应用；四、帮助预测中草药中的化学成分或有效成分以及协助成分的鉴定或结构测定的应用；五、整理总结中草药的经验和指导新药寻找方面的应用。

2005年，由肖院士挂帅的“中国重要药用植物类群亲缘学研究”重点项目，通过专家评审和基金委的批准，并在2010年初国家基金委组织的重点项目验收中获得好评，取得“优秀”的佳绩。这个项目的圆满结束，标志着“药用植物亲缘学”作为一门新兴综合学科，具备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2015年，是药用植物亲缘学跨越发展之年——从形态分析转入分子遗传学研究阶段。7月，肖培根与郝大程、顾晓杰的合著Medicinal plants：chemistry, biology and omics，由英国著名的伍德海德出版社出版；9月，肖培根与郝大程合著的《药用亲缘学论纲——知识谱系、知识论和范式转换》，发表在《中国中药》杂志第40卷第17期上（3335-3342），阐述了药用植物亲缘学在现阶段更需要与“组学”结合，应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成果，探讨“亲缘—成分—疗效”间存在的规律性。

（作者先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院报、北京协和医学音像电子出版社任编辑，现已退休）

①1954年在河北张北地区野外采集路上，左二为肖培根。

②1965年在西藏调查藏医藏药。

③1974年与傅丰永教授在坦桑尼亚考察。

④1978年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学术讨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