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布里亚特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内部的一个自治共和国,有自己的国旗、国歌、议会、宪法和元首。这个总面积35.13万平方千米——相当于河北和山东面积之和的国家,在俄罗斯境内宣示着这支蒙古人的主权。

在十七世纪,东进的俄罗斯哥萨克,进至乌德河河口,在这里建立了叫做上乌丁斯克的要塞。这里正处在由俄罗斯通往蒙古和中国的茶叶之路上,逐渐发展成东西伯利亚地区重要商贸中心。

俄罗斯人对于茶有着独特的喜好。在十六世纪,俄罗斯在与蒙古大汗的交往过程中接触到了茶,随后的两个世纪里,茶在俄罗斯的贵族阶层中流行开来,被称为“城市奢侈饮品”,喝茶成了上流社会身份的象征。到了19世纪,随着中俄茶叶贸易的不断增长,饮茶成为俄国社会各阶层普遍的生活方式。在当时的俄国文学中,茶是频繁出现的事物。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就有名言:“茶炊代表着一家之安宁与祥和,更是兴味盎然的催化剂。”他在《战争与和平》中提到过俄国人饮中国普洱茶的状况,并且写道“在俄国人这儿,(饮茶)早已形成一种单独的、不可或缺的需求”。

中国的茶叶经恰克图进入俄罗斯后,乌兰乌德就成了重要中转站点。茶叶给这里城市建设和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在19世纪中后期,通过与中国的茶叶贸易,乌兰乌德这座城市开始兴盛起来,逐渐实现了从军事要塞向商业城市的转型。当时这里每年都要举办一次上乌丁斯克博览会,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茶叶展销。

反映中国茶叶畅销俄国的老海报(;wfr=spider&for=pc)

在我居住的旅馆,前台兼服务员的布里亚特大妈,有着蒙古人的典型面容:圆圆的脸庞,细细的眼睛,却把俄语作为母语。她用俄语回答我们的各种问题(尽管我们也听不懂),熟练地使用刀叉,穿着俄式大衣和皮靴,涂着口红画着浓妆,远看几乎就是一个典型的俄国妇女。每天早上她都给我们准备早餐,早餐除了面包、火腿、鸡蛋、奶酪,雷打不动的都有一杯茶。

这很符合当年俄国历史学家帕尔申在《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一书中的描写:“……所有居民,无论贫富、年长、年幼,都嗜饮砖茶。查实不可缺少的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做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好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无论你什么时候走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款待你。”

我看了一下茶的包装,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斯里兰卡。这让我想起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在南亚殖民地推广茶叶种植,在当时也冲击了中国茶叶对俄国的销售。而在饭店点菜时,语言不通的我们,也能听到服务员关于是不是要点茶的推荐。因为俄语的“茶”发音和中文类似,这多半也是茶叶之路的遗产。

茶叶贸易给这座城市留下了大量遗产。在十九世纪,大量的俄国和中国茶商云集在这座城市,茶庄和茶店最为集中的地方被称为茶叶街,这就是乌兰乌德如今最繁华的商业街阿尔巴特大街(也叫列宁大街)。这条街上的商场,当年都是经销茶叶的地方。

乌兰乌德阿尔巴特大街

在商业街里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建筑,红色墙体、白色廊柱,廊柱上刻着希腊神像。这栋楼是二十世纪初乌兰乌德著名茶商卡布莱曼的茶庄,被称为“红房子”,现在是一家商店。在茶叶街南边,还有黄墙白柱,有着许多拱门的建筑,曾经是茶叶批发市场,后来被改为中心百货。城市里最著名的圣欧吉特利大教堂,也是在茶叶街建造的同时,由茶商们集资建造的。乌兰乌德至今仍一年办两次茶业博览会,参展商中不乏中国商人的身影。

阿尔巴特大街上的“红房子”

曾经的茶叶批市场

乌兰乌德见证了茶叶之路的辉煌,也见证了茶叶之路的衰败。在阿尔巴特大街北段,有一个醒目的类似凯旋门一样的“欢迎之门”,拱门上刻着“1891年6月20至21日”这个时间——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尼古拉二世访问了乌兰乌德这座城市。尼古拉当时走的就是海上茶叶之路,这条道路的兴起导致随之而来的路上茶叶之路的衰败。

乌兰乌德的“欢迎之门”

在1891年4月20日,尼古拉二世首先造访了中国的汉口。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俄国茶商进驻汉口,随后在航运的贸易战中打败了英国茶商和中国茶商,并借助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操纵了汉口的茶叶外运贸易。据《武汉近代(辛亥革命前)经济史料》记载:“砖茶一项,几为俄国惟一市场。”“汉口之茶砖制造所,其数凡六,皆协同俄国官民所设立者,其旺盛足以雄视全汉口。”从那时起,汉口开始被称为“东方茶港”。尼古拉二世在汉口接见了俄国茶商,并随后会见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会见中,尼古拉二世用“三个伟大”来赞扬茶叶之路:“万里茶路是伟大的中俄茶叶之路;在汉口的俄国茶商是伟大的商人;汉口是伟大的东方茶港。”在他得意的赞美背后,是无数晋商被排挤出局的血泪。在1860年,从汉口运往俄国的茶叶几乎全部为晋商把持,到了1873年,晋商只占据半壁江山,到了1894年,晋商已经不足一成。

在造访汉口之后,尼古拉二世访问了日本,随后在海参崴登陆返回俄国,并沿着已经开工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一路向西前往莫斯科,途中就访问了乌兰乌德。“欢迎之门”是尼尔拉二世访问乌兰乌德的纪念,也见证了海上茶叶之路的兴起。自从汉口成为“东方茶港”之后,俄商在汉口垄断了红茶、砖茶的生产和运输。俄国砖茶厂采用机器制茶,价格更为低廉。同时俄商直接在汉口将茶叶装船,通过河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欧洲,最终到达俄国在黑海的敖德萨港。或者运输到海参崴,然后走西伯利亚大铁路到欧洲。海运在时间和运费上均显著优于张库大道的陆路运输,一下子将晋商的茶叶贸易份额抢去了三分之二。清代刘坤一在《议覆华商运茶赴俄华船运货出洋片》中就表达了对未来的担忧: “山西商人运茶至西口者,仍走陆路……以较俄商所运之茶成本贵而得利微。深恐日后,俄商运举更多,而山西商人必致歇业。”

在海上茶叶之路的冲击下,路上茶叶之路逐渐衰败,用驼队贩运茶叶的生意渐淡下来。到了光绪年间,沿张库大道进入俄国的商人开始逐渐减少。在二十世纪初,中东铁路(东清铁路)和西伯利亚铁路相继开通后,曾经的茶叶贸易重镇恰克图的地位彻底被乌兰乌德取代。这座城市全程目睹了茶叶之路的兴衰历程。

俄罗斯的亚洲脸

乌兰乌德是欧洲遇上亚洲的前沿,充满了神秘、混搭与魔幻色彩。与大多数俄罗斯的城市不同,乌兰乌德是这个国家的一张“亚洲脸”。在这座城市,布里亚特人和俄罗斯人基本一半一半。走在街上,随处可见欧洲人和亚洲人和谐共处,谈笑风生。让人时不时冒出“我究竟是在哪”的感觉。市区的道路两旁尽是苏联时期的建筑,让人充分感受到俄罗斯的味道。但许多建筑都在阳台、屋顶或建筑立面带有蒙古民族的一些装饰性元素,让人感觉这里又“很亚洲”。

乌兰乌德街头

乌兰乌德长期是一个神秘的工业城市,并不对外国游客开放。如今这里却依然看不到多少国际游客的身影。商业街看上去有些清冷,老城区大量破旧的建筑,将你拉到旧时光里。在市区,随处可见苏式的方盒子居民建筑。这种四四方方、颜色单调又缺乏修饰的建筑看上去粗陋,但成本极低,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被大量修建,因此被称为“赫鲁晓夫楼”。几栋楼可以围合成一片公共活动空间,许多单位大院、家属院都按照这样建成。在我国老工业基地,特别是东北地区,也有大量的这种建筑存在。

而在市区的南部,有一片老城区。这里保存着为数不少的俄式小木屋,一两百年前,俄罗斯人大量移民西伯利亚时,就开始建造这样的小木屋。当年旅居的茶商们,也多住在这样的木屋之中。如今这片木屋已无人居住,被当作历史遗产保存了下来。

在一百多年前,这座城市的亚洲面孔中,有不少都是留着辫子中国商人,尤以晋商居多。我们在乌兰乌德的向导高德——一个在中国留学过的布里亚特人告诉我,在一百多年前,有很多山西籍商人在布里亚特经商,常年独身在外的商人,很多都娶了俄国人和布里亚特人,在当地繁衍下来。布里亚特选秀节目中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女歌手的爷爷,就是当年的晋商,从她的姓也能看出她的中国血统。高德对于这些和中国文化有关的掌故都颇有了解,并且一路上还向我请教中国的情况,甚至还问我一些网络上的冷笑话段子。这些年随着中俄贸易的升温,他的翻译业务看上去也越来越红火。“中国商人还会像当年一样多的,”他说,“他们已经开始回来了。”

乌兰乌德火车站,苏式建筑结合了布里亚特蒙古的色彩元素

北地寻佛

最能代表布里亚特人文化传统的,还是喇嘛教。自从16世纪蒙古的阿拉坦汗将藏传佛教的黄教(喇嘛教)从藏地带入蒙古之后,蒙古人开始全民信仰喇嘛教。布里亚特人本信仰萨满教,十八世纪,喇嘛教沿着茶叶之路传入布里亚特。成为了布里亚特人的信仰。

喇嘛教在茶叶贸易商中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旅蒙、旅俄商人和布里亚特人打交道时,都明确表示遵守喇嘛教的教规,通过对宗教的崇拜,与当地人建立亲近感。宗教往往成为人际交往特别是商业活动的润滑剂。对佛教的理解,是中国商人相对俄商的独有优势。商人们会精明地利用投资修建寺庙来促成生意。在茶叶之路上,商人们和寺院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有时甚至让僧人出面帮助解决商务纠纷。

乌兰乌德市区最高处Rinpoche Bagsha寺是城市的宗教中心。在这里,眼前看到的红衣喇嘛、耳畔传来的佛教音乐,无不让人有回到拉萨的穿越感。大殿外的转经筒都有真人大小的十二生肖守护,也反映了茶叶之路带来的汉文化在历史上对其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长期被压制的宗教活动迅速得以恢复,人们纷纷重新信仰喇嘛教。现在当地人对宗教信仰极为重视,参观时就看到有人生了孩子来还愿。甚至一些俄罗斯白人,也开始信仰这种宗教。而在寺庙里面,甚至还有俄罗斯族的白人喇嘛。这种跨越地域和种族的文化交融,与当年茶叶之路颇有类似之处。

伊沃金斯克寺

在城区之外三十公里的伊沃金斯克寺,规模更大,是全俄佛教教育的中心。寺庙是一个大院围成的建筑群体。各个建筑的色彩鲜艳,饱和度高。在阳光的照耀下,让人迷失在异域感中。不少蒙古国的佛教信徒都来这里参拜。茶叶之路给他们带来了宗教,他们的民族文化,也依托寺庙而生生不息。俄国人改变了布里亚特人的语言,但宗教文化,让他们与蒙古兄弟们牢牢拴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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